消費需求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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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體育消費需求發(fā)展

一、前言

在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期，無數從前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中國老百姓，如今也開始尋找運動鍛煉的機會和方法。期盼身體狀況的改善和擁有延年益壽的健康成為當今社會生活的時尚需求。當我們慶幸體育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之際，欣慰于人們把運動與“娛樂”和“玩”相連時，我們也不無憂慮地看到老百姓鍛煉的隨意性、盲目性和無奈性。也許只有體育人更明白體育鍛煉的頻率、時間和強度與鍛煉效果之間有多大的必然聯系，體育消費需求希望得到科學健身的原理與知識，便于更好地享受體育運動的快樂與益處。若能把數億中國百姓體育鍛煉的興趣與他們的的實際健康利益聯系起來，其體育商機何止是一個“多”字？其市場容量又何止是一個“大”字？

二、體育消費需求的分析

體育消費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消費現象，是一個社會發(fā)展到特定歷史時期的必然產物。體育消費需求是指特定的消費人群在特定的區(qū)域、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市場環(huán)境和特定的市場推廣計劃下對某一個特定產品的總體消費需求。體育消費需求總量是由三個重要變化分量決定的。這三個變化分量是：體育消費行為人數的數量(n)、每個消費者的平均消費量(q)和消費者對體育產品價格的承受量(P)，即Q—nqP。

體育消費需求的大小決定了體育市場發(fā)展的速度、規(guī)模和效益。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或者只有少量的、潛在的和不規(guī)則的體育消費需求．那么，這個社會中體育市場的存在和發(fā)展都將受到嚴重的制約；如果這個社會中呈現規(guī)則的、遞增的和可預測的體育消費需求，那么，這個社會中的體育市場則會成為有規(guī)律可循的興旺市場。以一項2000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的調查研究為例，這項調查研究的結果顯示，中國城市居民家庭月均收入與1996年相比增長了49．93％，個人月均收入增長了58．34％。有76％左右的城市居民參與了560元左右的體育消費。與1996年中國城市居民體育洧費的情況相比，其消費額絕對值增加了190元左右。這項報告還指出，中國|城市居民的體育消費在四年內增長了70％左右，年增長率為17．56％．中國|城市民眾體育消費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城市第三產業(yè)GDP的增長指數，高于中國GDP的增長指數，也高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和個人收入的年均增長率。

我們從這項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盡管中國城市居民家庭體育消費占家庭年收入(2.01％)和家庭年支出(3．56％)的比例與發(fā)達的西方國家相比還仍然相對較低(美國為20％左右)．但體育消費的高增長速度已使得體育市場在中國提前成為事實，并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消費點和經濟增長點。

對新時期體育消費需求趨勢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地把握體育市場的發(fā)展動向，并有效地滿足已經存在的市場需求。對體育消費需求未來趨勢的研究則可以幫助我們提前發(fā)現體育市場的潛在需求，并創(chuàng)造未來的市場需求。

三、體育消費需求的發(fā)展趨勢分析

“九五”后期，我國經濟增長暫時進入相對緊縮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相應的社會整體消費增長速度也隨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體育消費需求保持了比GDP更高的增長速度，達到10.9%，（同期GDP長速為6.7%）。由于體育消費零售額的持續(xù)增長，體育消費需求的發(fā)展與前期相比，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并形成了新的發(fā)展趨勢，其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1.消費結構趨向于高級化

(1)整體消費的高級化過程

在體育消費形態(tài)上，解決溫飽之后的我國居民，在奧林匹克熱潮和全民健身運動的推動下，整體消費水準上趨向于它的高級化過程。從90年代中后期起，居民的整體體育消費結構，已從“初級型”向“小康型”轉變，相當一部分高收入的居民群體開始向“貴族型”轉變。體育消費者的各類消費意向正在發(fā)生變動，消費的重點由傳統的實物性消費開始逐漸轉向高檔次的參與消費；由單一的體育消費轉向包括服務在內的綜合消費；由大量的普及性體育消費轉向追求時尚、個性化消費。隨著體育消費需求重心進一步向高檔化轉移，價位在百元級、千元級，甚至萬元級的不同檔次的體育消費品，逐漸成為各類消費者的主流消費趨勢。

(2)消費領域得到發(fā)展

近年來，我國城鎮(zhèn)居民整體消費支出中食品消費的比重（即恩格爾系數）連續(xù)下降，90年代以來已經下降了14個百分點。由1990年的54%，降至1998年的44%，到2002年，降到40%，在部分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比重已降至30%以下。根據這一指標，說明我國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消費已接近小康水平，居民消費已開始由基本生活消費過渡到發(fā)展性和享受性的消費，在體育消費領域中的范圍也大大拓寬，體育消費成為了社會消費的新熱點。

80年代至90年代城鎮(zhèn)居民體育消費的重點可分為基本的實物性消費、一般的體育欣賞消費和廉價的參與消費3大類。這些基本體育消費隨著時代的進步，在消費質量上發(fā)展變化很快。在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部分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或收入較高的居民群體體育消費重心發(fā)生了轉移，消費需求發(fā)生了3個方面的重要轉向，一是基本體育消費逐漸向高檔化、貴族化項目等領域擴展（如旅游、打高爾夫球、打保齡球、自駕車外出游等等）；二是用品類消費進入更新換代時期（如名牌服裝、鞋帽、器材等）；三是體育相關產品的消費比重明顯增加（如體育保健食品、藥品、體育保險等），反映在支出結構上明顯上升。

2.農業(yè)人口體育消費觀

體育消費與農村經濟整體發(fā)展水平相適應，部分富裕農民生活正處于由溫飽型向小康過渡階段，體育消費也由此向數量型、質量型轉變，并且向多元型轉變的趨勢日益明顯。（如參加健身俱樂部，娛樂休閑，觀看民俗傳統體育表演等等。）筆者曾對福建閩南富裕村鎮(zhèn)居民進行過體育調查，發(fā)現當地農村人口的體育消費觀念，由于長期受華僑經商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體育消費價值觀，并影響至今，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許多鄉(xiāng)村每逢春節(jié)期間，各自舉辦一定規(guī)模的籃球聯賽，邀請省內外高手獻藝，有力地推動了閩南地區(qū)農村體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繁榮，提高了農民的體育消費。

3.個人運動服裝的發(fā)展趨勢

居民家庭的運動服裝、鞋帽、襪、盔、手套、擴膝（腕）、背包等（統稱體育服裝）擁有量動態(tài)度化，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體育消費需求的高級化變化趨勢。80年代至90年代，居民對這些產品的消費還較低檔，甚至大量劣質產品充賜到消費市場，流入體育消費者手中。90年代后期，中高檔的名牌體育服裝作為新的消費產品，成為體育消費者物質消費選購的主流。這些年來，表現出持續(xù)增長的勢頭。安徽省體育局高維嶺副局長率研究組曾對合肥市社區(qū)居民體育服裝消費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發(fā)現名牌產品擁有量順序為“李寧”、“耐克”、“阿迪達斯”、“康威”、“銳步”、“雙星”等等。說明現在相當部分體育消費者對名牌產品能夠接收價格，依賴性也較大，并且社會普及率提高較快。4.中高檔家庭健身器材消費熱潮居高不下

隨著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大空間的商品房已逐步在市民家庭中實現，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新一輪的家庭型昂貴健身器材消費熱潮開始形成，并有普及性的發(fā)展趨勢。據南昌市某健身器材商家介紹，近年來，家庭用跑步機、劃艇機、固定自行車等器材銷售呈興旺勢頭，每年的銷售額都在增長。

5.高檔體育消費將成為時尚

21世紀以后的中國居民體育消費，隨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及家庭收入的增加，體育消費將在原有消費的基礎上向更高層次轉移。特別是以體育報刊雜志和名牌體育服裝為代表的物質消費；以健身娛樂和提高運動成績?yōu)橹鞯呐嘤栂M；以觀看高水平精彩體育表演為主的欣賞消費；以旅游和自駕車出行為主的觀光消費；加上體育各類彩票消費，這5個方面將保持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從現有情況和發(fā)展趨勢看，可以預測，它將于國際體育消費保持同步增長勢頭，其實現持續(xù)的時間也將更長。

6.區(qū)域經濟差異導致消費需求多樣化

中國區(qū)域經濟的不平衡發(fā)展，導致了體育產業(yè)間、不同區(qū)域、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而地區(qū)收入的差異又進一步導致了居民實際體育消費水平的不斷分化。據江蘇學者律某調查發(fā)現，我國東、中、西部地區(qū)的體育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存在著顯著差異：從體育消費水平看，1997年全國平均水平為332.10元，其中，東部地區(qū)為462.50元，中部為313.00元，西部為279.70元，東部地區(qū)明顯高于西部；在消費結構方面，90年代中后期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東南沿海地區(qū)）服務性體育消費與實物性消費的比例為4∶6，而經濟欠發(fā)達的中、西部地區(qū)的這個消費比例為2∶8。說明東、中、西部地區(qū)居民的整體收入不同，產生了不同的需求結果。

7.家庭收入差異導致消費需求多樣化

體育消費需求的多樣化，還表現為同一區(qū)域居民不同收入的社會階層，具有很不相同的消費需求偏好和購買能力。對較高收入的富裕家庭，高檔次的、貴族型的體育消費已經成為經常性的內容，特別是由高收入群體形成的新消費群體，具有追求高檔體育消費的需求特征，對其他體育消費者產生了有力的示范和引導作用。而對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的體育消費者來說，實惠、耐用、經濟的體育消費品仍是當前體育消費的主流。

8.消費者需求的理性程度在增加

形成體育消費多樣化的又一個表現是，消費的理性程度增加。較90年代以前，目前居民的體育消費檔次提高了，對體育消費品的選擇也更為慎重，人們在對體育消費品品質方面（如產品質量、欣賞檔次眼光）追求的同時，也注重對體育消費品外在品質方面（造形、色彩、服務質量）的精神選擇，諸如對體育消費品的適用性、服務可靠性，以及其他服務項目等要求都明顯比以往更加強烈，不再表現為輕易接受的心理。如，在旅游市場中，各種出國游、生態(tài)游、歷史文化游等，如果商家不能提高游覽品味和服務質量，不能贏得了消費者的認可，選擇出行的路線太少，那么，商家就不能占領自己的市場。

在體育服裝和器材市場中，服裝的休閑化、品牌化、個性化傾向日益受到商家的重視。品牌消費逐漸成為潮流。但經濟實用，價廉物美的一般運動服裝和輪滑鞋、飛標、乒羽球拍、游泳圈等一般器材，也受到理性消費者的歡迎，具有廣泛的市場基礎。

四、小結

體育消費需求與自身所處的環(huán)境有密切關系。其中體育消費環(huán)境和所處的社會群體環(huán)境起重要作用，地理環(huán)境和體育設施建設環(huán)境也會對消費起到相應的影響。我國居民的體育消費需求受政策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和個人因素的影響較大，具體的說：社會制度、國民收入、國民文化素質、體育資料消費價格、體育價值觀、體育文化教育水平、體育產品結構、個人收入水平、群體環(huán)境等因素的變化，對未來體育消費將起決定作用，顯然，只有不斷改善提高消費環(huán)境，才能引發(fā)更多新的體育消費需求。

參考文獻:

[1]李明:中外體育產業(yè)比較與思考[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68-220

第2篇

[關鍵詞]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中存在著嚴重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是此次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疲軟、大量企業(yè)尤其是外貿型企業(yè)倒閉的根源。在我國內需的基本構成中，投資需求的長期主導性導致消費需求成為經濟發(fā)展與增長的附屬物。事實上，投資拉動是特殊歷史時期為防止經濟非正常減速而采取的政府強制行為，不反映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國，投資卻分別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經濟繁榮時期的“助燃劑”和經濟衰退時期的“興奮劑”，居民消費對生產供給的拉動作用不斷走向邊緣化。西方發(fā)達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歷史表明，要維持經濟體的正常與繁榮，內需就不能讓位于外需，居民消費需求就不能讓位于投資需求。

一、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特征：經濟在持續(xù)高速增長，而消費增長速度卻遠遠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21萬億元，但同時內需嚴重不足；物價在低位徘徊。大多數民眾則不斷感嘆生活負擔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艱辛。目前，我國內需不足，就是發(fā)生在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現出某些獨有特征：

1經濟高速增長，物價卻長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貨緊縮的措施，終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這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作為宏觀經濟景氣指標之一的物價卻回升乏力，長期處在低迷狀態(tài)。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盡管說法不一，但從大的方面來看不外兩條：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我國從1998年以來絕大多數制造業(yè)部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二是從需求的角度看，則是需求明顯不足。城鎮(zhèn)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及農村市場啟而不動，即收入增長緩慢造成物價低迷。比如，2005年，我國GDP在實現9.9％的增長時，全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5萬元，實際增長為9.6％，雖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經濟增長水平。農民的收入情況就更不樂觀。2005年，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產146億公斤，達到4840億公斤，增長3.1％，但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實際增長了6.2％，不僅遠低于GDP增長水平，其增幅還比上年回落了0.6個百分點。2005年之后，上述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而且隨著收入與GDP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2物價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卻深感生活負擔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價低迷雖然就經濟本身來說反映了緊縮的一個層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卻可以享受到物價低迷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生活負擔的減輕，因為低迷的物價意味著人們可以為同樣的消費品支付更少的貨幣。但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在物價低迷的時候，很多人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這是因為幾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大宗消費品價格呈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比如教育、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等。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市場物價連續(xù)下降的同時，壟斷或弱競爭性行業(yè)的價格卻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漲。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卻呈現高儲蓄率。盡管21萬億元的儲蓄相對于13億人口的平均儲蓄額并不多，但這并不能否定我國經濟生活中高儲蓄現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統計，當時世界上國民總儲蓄率超過40％的只有新加坡，我國國民總儲蓄率當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28.8％，刷新了過去有記載以來的最高記錄。因而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存在一種“超儲蓄”，即儲蓄增量不僅來自于居民增收，還來自居民減少當期消費和投資。盡管東亞國家和地區(qū)都曾出現高儲蓄的現象，但應該看到我國高儲蓄現象形成的獨特原因，特別是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是與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來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儲蓄，另一方面卻高舉債。與高儲蓄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開始出現的居民高負債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已經高于歐美家庭。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兩地居民的整體家庭債務比例已經分別達到155％和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債務比例也平均達到了90％左右。而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個人平均負債比例則只有115％。對于這組數據，我們至少要注意到兩點：一是如果將居民的債務考慮進去，目前的高儲蓄現象將會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消費疲軟”與“消費過度”并存的現象；二是儲蓄和負債的主體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疊。二、導致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曾一度面臨短缺經濟的困擾，十幾年后卻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問題。促成這個轉變發(fā)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這些制度性因素從根本上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鄉(xiāng)居民相對收入增長緩慢，實際收入水平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我們剔除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數據加以對比說明。

上表說明，我國長期以來居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斷下降，從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自1995年到2007年，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國稅收收入就超過了日本。稅負高，國有壟斷企業(yè)及外資企業(yè)擠壓吸納70％就業(yè)人口的民營中小企業(yè)，直接壓制了工資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房價、學費、醫(yī)療費用大幅上漲，嚴重擠壓了居民消費支出。2007年我國商品房銷售收入2.96萬億元，而我國2007年職工工資收入總額才2.82萬億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國與發(fā)展中國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糧食出口政策，導致我國糧價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雖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漲，但犧牲了農民利益，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消費能力長期不足。農民收入總額和收入增幅遠低于城鎮(zhèn)居民，而農村CPI漲幅又長期高于城市。

2城鄉(xiāng)二元分割體制，拖累了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被甩在消費市場之外。我國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xù)不振，顯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失衡。農民工——步入了工業(yè)化進程的廉價農村勞動力，用雙手創(chuàng)造了巨大供給卻不能融入城市化作為市民去消費，因而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約1.5億離鄉(xiāng)不離土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所離散出來的若干萬億元需求缺口，過去主要是通過外部需求來彌補的。本來，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存在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國計劃經濟建立和遺留下來的城鄉(xiāng)二元分割體制即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強化和僵化了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阻滯了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逐漸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居民的過渡，從而在農民成為產業(yè)大軍的同時，鎖閉了這個經濟起飛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而我們知道，農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實質和現代化的主要標志。

從統計上看，我國的城鎮(zhèn)人口比例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有了很大增長，即從1978年的約18％到今天的約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這個比例雖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鎮(zhèn)人口比例，但相對于我國經濟發(fā)展階段來說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國家現代化發(fā)展的一般進程，我國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發(fā)展的高峰階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達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勢頭才會逐步放緩。這意味著每年都會有1000多萬農民進入城市，今后30年內將還有5億左右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國城鄉(xiāng)二元隔離體制下，目前已經進入城鎮(zhèn)的約1.5億農民工的絕大多數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為離鄉(xiāng)不離土的農民工游離在城鎮(zhèn)生活邊緣。他們不但不能將其贍養(yǎng)的父母移入城鎮(zhèn)，甚至子女也多數作為留守兒童遺放在鄉(xiāng)村。按能夠享受城鎮(zhèn)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應當是今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鄉(xiāng)隔離二元經濟體制導致我國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嚴重阻礙了內需增長。本來農民大量和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產業(yè)，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供給和經濟爆發(fā)性持續(xù)增長的源泉。相應的，農民市民化和其贍養(yǎng)人口的城鎮(zhèn)化提供了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平衡發(fā)展態(tài)勢。但我國1.5億農民工及其贍養(yǎng)人口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鎮(zhèn)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攏，這種低端收入的提高會大部分轉化為消費需求，我們就根本不必憂慮貿易順差形成的約2萬億元人民幣外需缺口的萎縮。農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這是我們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市民化，也進一步扭曲了產業(yè)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削弱了企業(yè)競爭力，使低端產品過剩，而滿足國內外高端消費的產品嚴重缺失。由于農民工絕大部分是在第二產業(yè)就業(y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企業(yè)基本上不考慮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訓費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賴和滿足于對中青年勞動資源的近乎掠奪性開發(fā)和使用。廉價勞動力在一個長時期內近乎無限地供給，阻礙了企業(yè)和產業(yè)的技術提升與升級換代。工業(yè)化初期的成本優(yōu)勢沒有隨著城市化發(fā)展、人力資本的相應提高而逐步轉變?yōu)榧夹g優(yōu)勢和品牌、渠道優(yōu)勢。同時，由于農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勞動就業(yè)極大依賴于制造業(yè)和建筑業(yè)的行業(yè)景氣度。第三產業(yè)的發(fā)展受到嚴重阻礙，而后者本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吸收勞動就業(yè)的主要領域。失業(yè)率的上升加劇消費需求的緊縮程度。(3)造成了資源的逆向配置。由于農民工不能市民化，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是匯回原籍鄉(xiāng)村，贍養(yǎng)父母子女以及在鄉(xiāng)村建房置業(yè)，以備失業(yè)還鄉(xiāng)。這樣，在億萬農民已經、正在和必將逐步離開的地方在不斷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們已經就業(yè)和還會不斷進入的城鎮(zhèn)卻無房可居，導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費的地區(qū)結構性失衡。同時，1億多農民工及其后續(xù)者離鄉(xiāng)不離土、離家不移家，影響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規(guī)模經營，阻礙了減少農民、富裕農村的現代化進程。(4)導致城市化建設的畸形發(fā)展。由于城市發(fā)展并不考慮已經就業(yè)的農民及其家屬，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圍繞少數城市居民自我循環(huán)的高端化趨勢。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fā)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由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真正離土從而放棄鄉(xiāng)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國家為?；巨r田紅線不得不嚴格控制城市化和工業(yè)化對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進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價和房地產價格。這樣導致在高房價面前，不僅農民工望洋興嘆，就連城市中下層居民也望而卻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門檻越壘越高，龐大而分割的消費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5)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逐步融入城鎮(zhèn)，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倫理道德問題，給啟動內需帶來了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農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在長期的城鎮(zhèn)生活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返回鄉(xiāng)村生活。他們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離，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鄉(xiāng)文明交錯的沖擊和夾縫中長大，教育環(huán)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tài)，是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最大隱患。

三、擴大消費需求的對策和思路

從根本上解決消費需求問題，就必須以增加民眾收入、擴大保障范圍為中心，進行城市化戰(zhàn)略的創(chuàng)新型設計，要盡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力啟動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

(一)增加城鄉(xiāng)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能力。如前所述，我國城鄉(xiāng)統算的全體居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遠遠小于政府收入和企業(yè)收入的增長速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必須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結合部門特點和行業(yè)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門、行業(yè)和地區(qū)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合理確定并不斷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切實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問題，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規(guī)范和拓寬稅基，合理調整稅率和級距，降低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負水平。各地政府應根據本地物價及工資水平，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標準，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3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繼續(xù)加大對糧食主產區(qū)的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在當前農業(yè)生產資料價格持續(xù)上漲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持續(xù)高于城鎮(zhèn)的情況下，大幅度增加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

4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城鄉(xiāng)低保范圍，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失業(yè)保障、優(yōu)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等，繼續(xù)提高企業(yè)退休人員基本養(yǎng)老金水平，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要建立健全對低收入群體的長效補貼機制，完善補貼制度、補貼標準、補貼經費來源、補貼時間和補貼對象，把補貼制度長期化、規(guī)范化，使低收入群體能夠共同分享改革和發(fā)展的成果。

(二)對城市化進行創(chuàng)新型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長期消費需求問題。我國今后30年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過去30年成果的基礎上，能否抓住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線，分步廢除對進城農民的身份歧視，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從而開啟另一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平衡發(fā)展的樞紐。這個樞紐，就是農民工市民制的機制設計和創(chuàng)新，它將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樣，啟動和激發(fā)連鎖式的制度變遷和社會演變，成為推動下一個30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引擎。因此，應當從現在起，就立即著手規(guī)劃和全面啟動農民工市民制國家行動計劃或綱要。

1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zhàn)略。一是考慮城市布局和發(fā)展階段戰(zhàn)略，在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幾個層面上避免城市的無序發(fā)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標準，制定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總體規(guī)劃原則，如致力于解決城市環(huán)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huán)境質量差等問題。這些是為了使中國城市化良性發(fā)展，為消費增長奠定基礎。

2將消費因素加入區(qū)域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中，創(chuàng)建相關政績指標。地方政府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應該逐漸把消費問題納入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中。這就要求重新考慮當前的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不僅考慮到投資的增長、城市面貌的改善、工業(yè)布局的優(yōu)化，而且要考慮城市化應有的消費增長指標，避免對居民消費造成過多的擠出效應。

3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縮小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應注重統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yè)支援農業(yè)，形成城鄉(xiāng)經濟一體化。促使更多的農業(yè)剩余勞動力向城鎮(zhèn)轉移，從而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轉變。

4財政引領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費環(huán)境。目前，我國政府的財力與福利性支出比重嚴重不符。在居民消費的關鍵領域，往往出現“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產品與勞務的缺乏，影響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因此，政府有必要適當壓縮投資性支出，控制購買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勞務。一方面為居民消費創(chuàng)造“硬件”環(huán)境，即指為城市居民消費規(guī)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yōu)化而創(chuàng)造更好的空間與對象。所謂創(chuàng)造更好的購物空間，就是通過對商業(yè)設施分布、構造、環(huán)境、配套等的綜合考慮，使得居民的潛在消費意愿能被充分發(fā)掘，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資活動，及其對民間商業(yè)投融資活動的引導和調整。另一方面創(chuàng)造“軟件”環(huán)境，如安排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

第3篇

1.1農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消費能力弱我國人口眾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農村，而農村的消費僅占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只有提高人口眾多的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才能使我國整體的消費水平得以提升。

1.2消費品供給結構調整緩慢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也悄然發(fā)生變化，從過去的滿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向著今天的更高層次的需求邁進，人們漸漸地更加關注于居住、出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消費結構的升級必然影響到居民的支出結構。

1.3現存的消費政策和環(huán)境不完善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質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住房、轎車、信息、旅游、教育、醫(yī)療服務成為現代人關注的焦點，然而這些方面的消費環(huán)境還不夠成熟，相關的政策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消費的增長。

2刺激消費需求的對策

2.1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壯大保險產業(yè)當前，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處于不合理的狀態(tài)，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們對社會保障的信任感，使經濟周期性波動減少，發(fā)展保險行業(yè)，提高未來收入的預期，穩(wěn)定職工調整到正常合理的收入與消費心態(tài)，促進消費傾向的提升，延緩儲蓄傾向的上升。

2.2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層階級

2.2.1積極提高各行各業(yè)人員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差距調整得更加合理。兼顧效率與公平，拉動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傾向。推動服務行業(yè)的發(fā)展，減少社會失業(yè)人口，保持收入的相對穩(wěn)定，使中等收入群體得以擴大。

2.2.2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應加強這部分群體的稅收管理。充分發(fā)揮稅收制度的導向和促進作用，依據“限高，促中，提低”的原理進行調控。加強對于個人所得稅的稅法完善和征繳工作，通過征收遺產稅，改善收入過高的現象。

2.2.3推動市場的有序發(fā)展，鼓勵人才和勞動力的公平競爭，積極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平均主義，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使收入分配關系得以規(guī)范，處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進行初次分配時，要以市場為導向，遵循經濟規(guī)律，防止人為因素以及各種行政、計劃手段的干涉。進行再分配時，則應該增加力度對初次分配進行調節(jié)。

2.3確保農民增收，啟動農村消費市場

2.3.1當前，農民收入呈現收入增幅下滑的趨勢，為此，應建立長效機制以增加農民收入。采取利民措施，如取消農業(yè)稅。還要使農民獲得穩(wěn)定的收入，提高糧食收購的價格，農民收入穩(wěn)定了，自然種糧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形成良性循環(huán)，帶動農村消費市場蓬勃發(fā)展。

2.3.2采取轉移支付體系的方式使農民消費負擔得以減輕，推動城鄉(xiāng)的穩(wěn)步健康發(fā)展，構建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

2.3.3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或非務農時段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推動實行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戶口登記制度和居民身份證制度，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

2.4改善消費結構斷層，實現消費結構升級目前，我國消費市場結構出現了斷層現象，且表現較為突出。以住宅、購車、旅游等為重點的新的消費熱點還沒有形成規(guī)模，而舊的消費熱點卻已經漸漸退出舞臺。解決消費斷層問題，克服疲軟現象，是當前工作的要務。政府應在金融體制、社會保障等方面予以扶持，實現消費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消費結構的變化和升級體現在兩個方面，即消費領域的拓寬和消費檔次的提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升華，非商品性消費在總的消費支出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重，人們的消費熱點向著文化、教育、旅游、娛樂、體育等方向發(fā)展和拓展。消費檔次的提高表現在人們購買能力的提高，從過去的“萬元級”向“十萬元級”過渡，如住房與汽車。然而，高消費能力的形成是漸進的過程，因此，需要應采取各項政策，使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使其消費能力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新的層次，促進新消費熱點的形成，完成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

2.5完善消費信貸政策，發(fā)展信用型消費過去的量入為出的消費模式，人們已經逐漸習慣，為了改變這種根深蒂固的低消費的觀念，應建立和完善消費信貸政策，積極發(fā)展信用型消費。使消費信貸的貸款消費對象和范圍得以增加，推進個人信用制度的實行，積極開展消費信貸，鼓勵收入穩(wěn)定的消費者進行提前消費。發(fā)展和完善消費信貸政策時，要注重人性化和個性化，采用科學合理的方式、滿足不同人群的信貸需求，進而刺激人們的消費需求。

3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