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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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參考阿格諾爾(Agénor)的研究，在一個包含政府和私人兩種健康投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分析兩種健康投資對健康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結論:一是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在不同的階段存在差異，公共健康投資和私人健康投資要保持適當比例，經濟增長率才會達到最優。二是兩種健康人力資本投資的產出收益均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政府公共健康投資相較于私人健康投資滯后期更長，但產出效應也會維持更長時間。

關鍵詞:

健康人力資本；經濟增長；公共健康投資；私人健康投資

在現代經濟的發展進程中，人力資本不僅表現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作為人力資本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形式，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從個人和家庭的角度來講，健康是個人從事勞動、學習等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而對于一國整體經濟而言，良好的健康人力資本積累是國家經濟增長和長遠發展的后盾。從投資主體的角度，健康人力資本可分為私人健康人力資本投資(簡稱為“私人健康投資”或“私人健康支出”)和公共健康人力資本支出(簡稱為“公共健康投資”或“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資主要包括家庭營養保健支出、醫療的私人支出部分、居住環境改善以及一切維護健康的私人投資部分;公共健康投資主要包括公共醫療衛生設施建設和完善、公共衛生環境建設和維護、醫療工作者的薪酬支付以及居民醫療補貼等政府支出部分，也包括政府為私人醫療和健康投資提供的相關基礎設施環境的投資。兩種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可能不同，在不同經濟階段其產出效率也可能存在差異。

一、相關研究

二戰后，伴隨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國家間的競爭出現以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健康問題。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健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格羅斯曼(Grossman，1972)通過將健康納入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從微觀角度建立健康需求模型考察最優健康人力資本存量的決定因素［1］。巴羅(Barro，1996)建立了一個包括健康、教育、物質投資的三部門模型，并且依次將健康當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從宏觀層面重點考察了健康人力資本對教育和物質資本的影響［2］。穆斯肯(Muysken，1999)通過將健康積累方程引入拉姆齊模型中同樣分析了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宏觀作用，并考察了經濟的動態均衡增長路徑，得出了更豐富的結論［3］。佐恩和穆斯肯(Zon＆Muysken，2001)將健康同時引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建立一個擴展的盧卡斯(Lucas)內生增長模型，從而展開對健康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詳細討論，最后得出結論:一方面健康投資的增長會通過生產函數正向作用于經濟;另一方面因為健康投資提高了消費者的效用，會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不斷增加，當投資量達到一定水平時，就會反向作用于經濟［4］。還有很多學者從實證方面研究健康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宏觀數據研究，如梅耶(Mayer，2001)利用時間序列數據驗證了健康可以通過延長居民壽命而間接發揮經濟效應［5］;第二類是微觀數據研究，如斯特勞斯和托馬斯(Strauss＆Thomas，1997)利用身高作為健康指標與個人的工資收入進行回歸，發現身高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身高對收入的貢獻度為0．03［6］。

二、基本模型和理論分析

(一)基本模型假定經濟體中所有家庭都是同質且具有無限壽命，每個家庭都只有一個個體，且不存在人口增長。健康既是消費品又是投資品:一方面，健康消費能提高個人的幸福指數，因而可作為消費品進入效用函數［1］;另一方面，健康投資可以提高個人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未來收入，因而假設健康也可以進入生產函數。家庭的效用來自自身消費和健康狀況，參照阿格諾爾(Agénor，2008)［7］的研究框架，設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數。

(二)家庭的效用最優行為1．家庭的最優化行為可表示為:其中，控制變量是消費C和私人健康投資比例m，個人物質資本存量K和健康人力資本存量H為狀態變量。建立漢密爾頓函數如下。式(4)表明，均衡條件下家庭健康投資占家庭總投資的比例m對健康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正效應，政府公共健康支出比例n和稅率τ的增加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正效應相對更高，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張芬等(2012)通過建立公共健康投資模型指出健康人力資本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溢出效應”，因而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相對貢獻較私人健康支出要大［9］。式(12)表明政府公共健康投資和私人健康投資之比應該與它們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程度之比保持一致，這也符合客觀實際。通常來講，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對產出的貢獻度β滿足β＜1－β，因而上述式(7)和式(9)右邊均小于0。這說明經濟增長率γ與τ和n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即當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比率或稅率處于較低水平時，n或τ的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而當n或γ已經處于很高水平時，n或τ的增加就會降低經濟的增長率。考慮到現階段，中國政府對公共健康的投資比較欠缺，即n＜n*，因此其對經濟增長具有很明顯的正效應。接下來，再考慮兩種特殊情況，即當m=0和m=1的情形。當m=1時，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健康投資，這時不存在物質資本積累，因而經濟會萎縮，直至停止生長。當m=0時，表明家庭收入全部用于物質資本積累，即健康支出完全由政府承擔。此時，因為家庭沒有健康支出，那么政府勢必會加大對健康的投資，在有限的財政預算中，基礎設施的投資只能減少。這種情況下，再計算消費的增長率會發現比存在私人健康投資時的增長率明顯減少，甚至可能出現增長率為負的情況。

(三)政府社會福利最優行為沿用上文的方法，此時τ和n成為控制變量，由漢密爾頓函數對最優化問題求解，得出政府公共健康投資比例和稅收的關系。

三、實證分析

根據前文的模型推演分析，健康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值得關注。下文將轉向實證分析，試圖通過中國1980—2012年宏觀時間序列數據來檢驗上文模型推演結果。

(一)計量模型盡管前文理論模型中并未提及教育人力資本，但考慮到作為人力資本的一種重要形式，教育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也具有重要作用，且為了盡可能提高實證結果的合理度，參考前文的生產函數，并結合盧卡斯(Lucas)內生增長模型，得到如下擴展的產出決定方程:

(二)數據處理經濟增長指標(GDP):以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人均GDP來表示。物質資本指標(CI):采用固定資本投資率，即歷年固定資本的形成總額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來表示。勞動力指標(L):選用就業率來代表，即歷年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教育人力資本指標(EDU):選用小學畢業生升初中的升學率作為度量教育人力資本存量的代表變量。健康人力資本指標:參考現有的文獻研究［8］，選用衛生總費用中的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和私人醫療衛生支出分別作為公共健康投資(GW)和私人健康投資(PW)的代表變量，并以1980年為基期進行調整得到實際值。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14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以及《人口普查資料》等，涵蓋1980—201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均為筆者整理計算得到。

(三)結果分析1．單位根檢驗為了研究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將前文計量方程作為實證模型，首先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以避免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因此，本文對6個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然后運用軟件Eviews6．0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在選擇滯后期數時依據AIC準則，結果顯示，人均GDP(lnGDP)、物質資本投資(lnCI)、普通勞動力(lnL)、教育人力資本(lnEDU)、政府公共健康投資(lnGW)和個人健康投資(lnPW)6個變量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其對應的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都不是平穩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ADF檢驗值都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都是平穩序列。因此，上述6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2．協整檢驗本文選用Johansen檢驗方法對多變量系統進行檢驗，考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根據ADF檢驗結果，六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建立VAR模型，通過AIC和SC最小準則得到模型的滯后期數p=3，故協整檢驗應該選取的最佳滯后期數p=2。表1給出了協整檢驗的結果。從表1結果可以看出，跡統計量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拒絕了至多存在兩個協整關系的零假設，因此，六個變量間存在著三種協整關系，政府和家庭健康支出、物質資本投資等與經濟增長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3．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根據ADF檢驗和協整檢驗結果，確定五個解釋變量和經濟增長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為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將上述六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利用差分回歸描述，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首先定義誤差修正項ECM，對六個變量的時間序列做OLS回歸，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查判斷解釋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通過逐步回歸法剔除不顯著的變量物質資本投資(CI)，就業率(L)①。再次回歸得出殘差項，發現殘差項不存在自回歸，于是令ECM的值等于殘差項的值。將誤差修正項ECM納入回歸方程。協整系數下面括號中的數字表示t統計值，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的t統計值均為較顯著。誤差修正項系數為－0．44，顯著小于零，符合模型的反向修正機制。因此，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經濟意義解釋，健康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均存在長期正效應，而健康人力資本的兩種投資中，政府公共健康投資和家庭私人健康支出對經濟的正效應大小存在差異，公共健康投資的效應更大，其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就上升0．34個百分點，而私人健康投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上升近0．243個百分點。4．格蘭杰因果關系通過協整檢驗，確定五個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關系，但不能說明它們間的因果關系如何。為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來考察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可看出，當滯后1期時，在10%顯著性水平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資、私人健康投資、教育人力資本投資與人均GDP之間均存在單向因果關系，經濟增長能顯著影響政府和私人的健康投資水平以及對教育的投資，而不論健康人力資本還是教育人力資本的投資都不能顯著影響經濟增長。當滯后4期時，私人健康投資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當滯后期為5時，政府公共健康投資才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因，而此后經濟增長卻不再是家庭和政府健康支出的格蘭杰原因;此外，當滯后期為2以后，教育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再存在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綜上所述，本文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健康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長期正向的作用，且公共健康投資的正效應大于私人健康投資，這一結論與前文理論模型相符，基本達到研究目的。

四、結論

本文在一個包含政府公共健康投資和私人健康投資的內生增長框架下進行數理分析，探討兩種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路徑，運用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論文的理論結論，得到基本一致的結果。理論研究的結果表明:首先，家庭健康支出比例在較低水平時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隨著該比例增長，家庭對物質資本的投資就會被擠占，當家庭因增加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物質資本投資降低所帶來的負向作用時，就會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阻礙其增長;在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情況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資比例對經濟增長始終存在正的效應;要使經濟增長達到最優，政府公共健康投資與私人健康投資各自的比重應該與他們對健康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程度相符合。其次，針對家庭效用最大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最優公共健康投資比例進行比較后發現:當稅率較高時，家庭效用最大化下政府健康投資比例小于社會福利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時，政府的健康投資能力充足，且投資效率也更高;當稅率較低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健康投資比重低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時家庭健康投資的效率更高，收益也更好。

本文還采用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ADF檢驗、協整檢驗和ECM模型等一系列計量分析方法，驗證了中國健康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政府公共健康投資、私人健康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誤差修正模型給出了兩者對產出的貢獻度，公共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于私人健康投資。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在短時間內就能增加投資，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對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度在日漸提高;健康人力資本投資的產出收益存在一定滯后性，短時間內較難實現。相較于私人健康投資，政府公共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可能需要更長期方能實現，但這種產出效應會維持更長時間。

作者：封巖 柴志宏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