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經濟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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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是指由民營企業運作和發展所形成的一種經濟格局。民營企業，是指自然人投資持股量達到控股程度以上的企業，包括自然人獨資企業。在中國，就政策角度來說，在1978年以前的相當長時間內，民營企業從而民營經濟是作為國有企業從而國有經濟的對立面而嚴加限制甚至禁止的。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對民營經濟認識的逐步深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相關法律和政策逐漸放松。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于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1條明確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對民營經濟的認識還主要停留在“個體經濟”范疇。

1988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決定的。只有這樣做，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同年4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寫到：“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從此，民營經濟的范疇不僅擴展到“私營經濟”，而且以私營經濟為主要內容。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健全財產法律制度，依法保護各類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1999年3月1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16條中指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由此，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由“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

市場經濟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隨著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進一步成長，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將進一步提高。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將逐步成為中國民族經濟的主體力量。

二、發展民營經濟與深化體制改革

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要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客觀上要求解決政府部門職能轉變、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形成、國有企業改革深化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問題。在民營經濟不發展的條件下，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會遇到種種困難，換句話說，民營經濟的充分發展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機制。

第一，轉變政府部門職能，在直接關系上，需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政府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行政性產權關系，二是政府部門的職能定位、行為邊界和約束機制。行政性產權既是傳統計劃經濟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經濟基礎，也是政府部門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職能定位、行為邊界和約束機制難以完善的經濟原因。國家所有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制。由于政府不是一個機構而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龐大行政系統，所以，每個上級行政機構都是財產的所有者，每個下級行政機構都是財產的管理運作者，而相對于整個政府系統而言，國有企業又只是財產的經營運作者。這種格局決定了國有企業從而國有財產不僅是政府行政部門的經濟基礎，而且是政府行政部門運作的主要內容。由此，一方面各級政府部門運用各種行政機制直接監管國企運作以保障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國企也努力通過行政機制從政府部門爭取資金，技術、人員、債務減免、市場準入等一系列“優惠”，由此，形成了行政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誰也離不開誰”的復雜聯系，也決定了政府部門職能的轉變是一項極為困難也極為艱巨的系統工程。

政府部門是整個經濟社會的行政主體，其政策和行為本應面向全社會各種經濟主體，在堅持“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的基礎上，一視同仁地對待各種經濟成分。但是，在行政性產權嚴重存在的條件下，政府行政部門的法規政策既不協調又時常相互矛盾，由此引致了一系列不符合“三公原則”也不利于職能轉變的現象產生：

其一，一些主管經濟的政府部門，立足于為國企服務，或者將由此形成的法規政策貫徹于非國有企業，或者忽視公平地為其他經濟成分服務。例如，投資項目的立項管理本來是面對國有經濟部門的，但因沒有出臺非國有經濟部門的這方面制度，所以，非國有企業的投資也需按照行政審批權限劃分，由政府行政部門層層審批，又如，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應經省級政府批準本來是針對國有企業的，但是，因缺乏對非國有經濟部門的相關規定，所以，非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也需經省級政府批準。

一些主管部門的設立，只服務于國有經濟，不服務非國有經濟，結果給非國有經濟部門的相關活動設立了制度障礙，甚至使非國有財產“流入”國有經濟部門。90年代初，在政府系統內新設了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現已并入財政部門)以確認并維護國有資產的權益，隨后該部門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方面的法規政策，使非國有資產權益的確認和維護處于缺乏政策保障的境地。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根據當時中國證監會的規定，企業發行股票的申報材料中必需有一份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出具的資產確認文件，由此，民營企業上市面臨一個制度障礙——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只負責國有資產的確認不負責非國有資產的確認，而民營企業因沒有國有資產又無法取得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資產確認文件，所以，無法申請發股上市。為了繞過這一制度障礙，取得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資產確認文件，一些民營企業只得將一部分非國有資產“轉為”國有資產。又如，我國憲法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但在現實中，作為土地管理的行政部門——國家土地管理局只為國有土地辦理確認等各種手續，不為非國有土地辦理這些手續，由此形成了國有土地的權益可以由政府行政系統予以維護、而非國有土地的權益缺乏維護機制的格局。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城鎮建設擴展中，城市政府可利用行政權力以征用費的低價從農民手中將原屬集體所有制的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然后，再以遠遠高于征用費的價格將土地使用權(征用費與土地使用權出讓費二者的價差可達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工商企業及其他法人，而農民集體既無權將土地所有權轉讓給除國有以外的任何主體，也無權在未將土地所有權改為國有的條件下將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中國證監會規定，企業發行股票的申報材料中必需有一份由土地管理部門出具的土地產權文件，而鄉鎮企業要取得這一文件，就必需先按照征用費價格將集體的土地所有權轉變為國有，然后，再在國有土地估價入股、購買土地使用權和租賃國有土地這三種方式中選擇獲得這一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在這些現象中，再次發生了非國有資產“流入”國有經濟部門的現象。

其二，為了推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政府部門又不得不扶持非國有經濟部門，由此，又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國有企業而不利于國有企業的法規政策。例如，對非國有企業實行稅收減免政策而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則嚴加監管，使得國企稅賦明顯高于非國企；又如，國有企業的人事工薪由政府主管部門審定，使得國有企業在人才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顯而易見，在行政性財產關系條件下，要理清行政機構與國有企業(從而國有經濟)的關系是極其困難的，要弄清政府部門的職能定位、行為邊界也是極為困難的，要形成對這些行政機構的經濟社會約束機制更是困難。2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實踐證明，僅靠在國有經濟內部改革是極難改變行政性產權關系的，只有大力發展包括民營財產關系和民營經濟在內的非國有經濟，切斷國有企業(及其財產)與政府行政部門之間的千絲萬縷聯系，實現經濟運行中的財產關系與政府行政關系的分離和分立，才能有效改變行政性財產關系。因此，政府部門職能轉變的步速和程度，將主要取決于民營經濟及其他非國有經濟發展的進程。

第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形成，在中國，直接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按照市場規則展開經濟實踐程度(包括時間、空間與深度等)和經驗積累程度，二是市場規則形成中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程度。199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實踐中，市場規則快速成長，正逐步成長為有效配置經濟資源的重要機制，但同時，計劃經濟機制也在強力發揮作用，不僅嚴重限制(甚至抑制)了市場規則的順利形成，而且嚴重影響著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

計劃經濟是運用行政機制組織經濟活動以實現政府目標的經濟格局。在這種格局中，政府經濟目標服從于行政目標并導向著經濟運行，由此引致如下一些現象發生：其一，由于政府行政機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龐大系統，各個政府部門從不同方面直接或間接地管理著國有企業的各項事務，所以，政府目標通過各級行政系統貫徹到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行政目標、行政機制從而計劃經濟機制不僅成為宏觀經濟的主導機制，而且成為制約國有企業微觀運作的主要機制。其二，等級制和等級管理既是行政運行的重要機制又是維護行政關系的重要機制，由此，將行政關系落實到國有企業必然發生按行政等級的權限來管理國有企業的結構(即令各家國有企業按其行政級別分屬對應的行政機構管理)。在這種結構中，國有企業的經營運作在嚴重的行政約束中展開，很難說清究竟應以市場為導向還是應以行政目標為導向。其三，信息封閉傳遞是行政運行的一個重要機制，也是每個上級監控下級的重要機制，由此，極容易發生兩類現象：一是在信息不透明的條件下進行“暗箱”操作，并將這種行為延伸至市場操作，使市場運行發生扭曲，二是行為標準依行政等級的高低而界定，同時各級政府部門又各有所好，使得國有企業時常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

行政機制并非經濟機制(實際上是一種超經濟強制的機制)，等級關系與市場經濟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分屬不同的范疇、無法融合，為此，要改變計劃經濟機制對企業運作從而國民經濟運行的嚴重制約，推進市場原則的成長，就必須使企業運作切實擺脫行政關系的約束。但在現有國有經濟范圍內，通過深化國企改革來做到這一點，是極為困難的。改革企業運行機制必須跳出以行政關系為主要框架的國有經濟范疇，由此，國有資產應逐步退出完全競爭的產業領域，在這些領域中的國有企業應逐步改變為非國有企業。這一進程的實現，既取決于民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步速，也取決于民營經濟等非國有經濟進入國有企業的步速和程度。市場經濟是以民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只有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非國有經濟，才能真正改變計劃經濟機制支配國民經濟的格局，有效推進市場機制的形成，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

第三，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直接受到國有資產調整、企業領導調整、職工就業、企業發展等一系列問題的制約。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國企改革難以邁出步子。要解決這些問題，在國有經濟范疇內又舉步維艱，與此相比，積極發展民營經濟是一條現實之路。

其一，對國有企業來說，國有資產的調整主要涉及兩個問題——資產存量盤活和資本金(數量和結構)調整。在國有經濟范疇內將優良資產向某些國有企業集中，是有可能優化這些國企的資產結構、提高其資產質量的，但就國有資產總量來說，不僅資產存量沒有多少改變從而并未真正盤活，而且資本金結構也難有實質性改善。實踐證明，國有資產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國有資產的介入。通過將國有資產向非國有經濟部門轉讓來實現國有資產存量的盤活，通過非國有資本向國有企業的注入來實現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調整并補充國有企業資本金的不足，是國有資產調整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調整國有資產的過程中，不能不重視發揮民營經濟及其他經濟成分的積極作用。

其二，國有企業領導的調整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弱化行政機制和企業家市場的形成。從弱化行政機制來說，在現有國有獨資范圍內，要減弱行政機制對國企領導人的制約是極為困難的。一個可選擇的路徑是，通過大量引入非國有資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變國有獨資格局，使企業從基礎性財產關系上脫離行政約束。從企業家市場形成來說，只有在非國有資產的基礎上，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的遴選成長為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才可能在競爭中成長成熟。顯然，離開民營經濟及其他經濟成分的充分發展，要實現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調整，使他們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是相當困難的。

其三，改革開放20多年來，職工下崗已成為國有企業的一個普遍現象。雖然就個量而言，一個國有單位下崗的職工有可能在另一個國有單位重新就業，但就總量而言，國有部門下崗的職工不可能都在國有部門重新就業。因此，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根本出路，是使這些下崗職工在非國有經濟部門中再就業。事實上，90年代以來，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主要不是靠國有部門而是靠非國有經濟部門解決的。國有企業正面臨著大規模的改革調整，在這一過程中，期待它們來解決大量職工下崗的再就業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相比之下，只有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非國有經濟才是基本的政策選擇。

其四，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發展取決于兩個基本因素一一資本金的充實和產業選擇。對國有企業發展來說，要靠政府財政不斷投資來補充營運資本已陷入近乎無望的境地，由此，資本金的充實不得不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從非國有經濟部門中取得。這一機制決定了，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部門實際上已經成為國有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繼續發展必須有效解決其產業定位問題，即國有企業應逐步從競爭性產業中撤出、向提供公共產品的產業集中，這在客觀上要求，民營經濟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應足以“填補”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產業撤出所留下的產業“空位”，否則，國有經濟難從競爭性產業中撤出，國有企業在公共品產業中的發展能量也將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既是推進體制改革的重要經濟力量，也是深化體制改革、市場機制形成的重要經濟條件，就完全競爭市場而言，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出路將是轉變為民營企業。

三、民營經濟與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是各國經濟活動的主題。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加速經濟發展更是緊迫。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在客觀上受到資金供給、經濟效率、經濟結構、經濟秩序等諸多相互關聯因素的制約。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與國有經濟相比，民營經濟的運行機制更有利于充分發揮這些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從而，更有利于推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第一，資金供給。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給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政府財政資金供給為主的格局轉變為由居民供給為主的格局。2001年6月，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7．1萬億元，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已達8．5萬億元以上。同時，由于城鄉居民每年消費剩余的貨幣高達1萬億元以上，所以，他們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還將繼續大幅增加。與此相比，政府財政收入雖大幅增加，但可用于投資的數量依然相當有限。1998—2000年的3年間，在發行了建設國債的條件下，“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數額突破了1000億元并在2000年達到2000億元左右，但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萬億元)的比重仍未超過7％，在國有經濟部門的1．6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家預算內資金”達到近1600億元，也僅占10％左右。事實上，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金融機構的貸款，而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又主要來自于城鄉居民存款和各類機構存款。城鄉居民將大量資金存入金融機構并通過貸款而轉化為投資資金，給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留下了嚴重隱患：

從實體經濟面來看，大量運用貸款資金從事經濟活動，不僅引致眾多企業普遍存在資本性資金嚴重不足、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的現象，而且，導致固定資產投資中大量運用貸款資金從而新建項目一旦竣工，也只能在高負債條件下投入營運的情形頻繁發生。高負債運作，在直接關系上，引致三方面情況發生：一是經濟行為進入短期化軌道。其內在機理是，貸款資金有著確定的還本付息期限，這決定了企業只有在有限時間內通過經營運作獲得充分收益才能按期還款，由此，尋求短期見效的經營對象或投資項目就成為企業營運的一個重要目標。企業運作的短期化極容易擴展為經濟運行的短期化，使國民經濟發展落入短期化軌道。二是經濟活動中信用秩序難以保障。在市場經濟中，資本金是企業用以擔保其商業信用的基本財產。債務人一旦不能償還到期債務且經協調無效就應進入破產程序，破產實際上“破”的是資本性財產。在高負債條件下，企業的資本性資金數量已遠不足以抵償債務性資產的償還(事實上處于無產可破的境地)。在缺乏資本性財產基礎的格局中，商業信用得不到應有的財產關系支持，違約者難以受到財產約束的懲治，要維護和健全信用秩序是極其困難的。三是經濟運作缺乏后續資金的支持。資本性財產是企業獲得債務性資金的財產基礎，高負債意味著企業已失去繼續獲得債務性資金的資格。這樣，在嚴格實行抵押貸款(或擔保信貸)制度的條件下，企業要繼續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資金(或通過發行債券從社會獲得債務性資金)就極為困難，由此，企業擴展的余地受到嚴重限制，另一方面，在大量運用貸款資金進行項目建設中，一旦項目竣工并投入營運，要通過從金融機構借款來解決公司營運中的流動資金短缺或后期工程建設等都將遇到困難。高負債，對企業來說意味著企業發展資金已缺乏保障，對產業來說意味著產業發展資金已缺乏保障，對國民經濟來說則意味著經濟可持續發展在資金供給方面將難有充分保障。

從金融面來看，城鄉居民資金大量以存款方式匯集于銀行并通過貸款方式投入實體經濟部門，給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運作造成了三方面問題：其一，防范居民擠兌。1988年，在價格改革闖關背景下，銀行等金融機構曾面對嚴重的全國性擠兌風潮，因此，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有著“籠中虎”一說。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運行態勢平穩，擠兌風潮沒有發生，但居民存款余額從1988年12月的3822億元增加到2001年底的7．47億元，無疑意味著一旦經濟社會生活中發生不利于穩定的大事件，擠兌風險將更加嚴重。鑒此，防范擠兌一直是各家銀行憂心忡忡并著力采取措施的一個重點。其二，貸款質量不高。各類工商企業存款數額較少而貸款數額巨大，這一方面意味著銀行等金融機構要通過往來資金賬戶監控工商企業的信用能力從而繼續發放貸款存在諸多困難，另一方面意味著一旦工商企業無力償還到期債務，銀行等金融機構已放出的信貸資金就將轉變為不良貸款。90年代以后，隨著銀行商業化進程的加速，巨額不良資產已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深化改革和繼續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化解這些不良債權成為金融機構的一項重要工作。其三，金融資金嚴重閑置。為了防范信貸資金風險，1995年以后，在實行《貸款通則》的背景下，各家金融機構對工商企業實行抵押貸款、擔保貸款制度，使相當多高負債企業難以繼續得到貸款資金，但同時在銀行體系中也嚴重發生了存差(存款大于貸款)現象。到2001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10．9萬億元、存款余額為14萬億元，存差3．1萬億元，這不僅意味著銀行等金融機構一年利息損失達到2000多億元，而且意味著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受到明顯制約。

要改變城鄉居民將貨幣資金以存款方式匯集于金融機構，就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機制將這些資金有效地轉化為資本性投資資金。城鄉居民的貨幣資金轉化為資本金的過程，本身就是民營資本增長的過程和民營經濟的增長過程，因此，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貨幣資金由貸款性供給向資本性供給轉變的重要機制。

第二，經濟效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效率高低直接制約著經濟發展的快慢。90年代中期以前，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資金效率明顯高于國有經濟部門，固然有著商品供不應求的原因，但也有著非國有經濟部門資金運作機制優于國有經濟部門的因素。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盡管有一批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落馬”，也有一些非國有企業進入慘淡經營行列，但就總體而言，非國有經濟部門的經濟效率依然明顯高于國有經濟部門。從資金--產出角度看，1999年“鄉鎮企業貸款”、“私營企業及個體貸款”和“三資企業貸款”余額為9666．2億元，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93734．3億元的比重僅為10.31％；2000年上述三項貸款的余額為9764．6億元，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99371．1億元的比重降低為9．83％。但在同期的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從1999年的51．18％上升為2000年的52．66％。非國有經濟部門用10％左右的資金提供了5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這足以顯示其經濟效率的狀況。

1998～2000年的3年間，政府采取種種措施努力扭轉國有企業大幅虧損的局面，使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量在2000年底達到了2100多億元，相當多的國企扭虧為盈。但是，這種國企解困是在全社會耗費了巨大成本的條件下發生的：其一，減息。1996年5月至1999年6月連續7次降息，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降到5．85％，減少了6．15個百分點，按此計算，對國有工業企業來說，2000年僅17019．3億元的“工業貸款”和27931．2億元的“中長期貸款”就減少利息支出2764．45億元，更不用說1996年底國有工業企業盈利數額尚達600多億元。這實際上意味著在3年扭虧期內，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非但沒有提高反而繼續呈下落走勢。其二，沖賬。從1996年起，國有商業銀行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支持一些中心城市的“優化資本結構”，沖減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其數額為1996年100億元，此后每年增加100億元，到2000年這筆資金的累計總額達到1500億元，銀行實際上為國企承擔了“1500億元(1+利率)”的債務負擔。其三，發股。1998年起開始使用1997年度股票發行指標。為了支持國企解困，政府主管部門明確規定，發股指標重點向國企傾斜，由此，3年間國企通過A股發行融入了4000億元左右的資金，而非國有企業發股上市受到嚴重限制。其四，剝離。1999年設立了4家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商業銀行中剝離出1．4萬億元的不良債權交給資產管理公司運作處理，由此，對應減少了國企的債務負擔(包括利息)。

不論對國家來說還是對企業來說，經濟效率的高低都既反映了也決定著市場競爭力的高低。國有經濟部門的低效率決定了，它難以擔負入世后在中國市場中層開的國際競爭重任，為此，實現國有經濟從競爭性產業中退出，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已是勢在必行。在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產業過程中，對應的市場“空位”將主要由民營經濟來填補，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既是實現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重要條件，也是提高民族經濟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機制。

第三，經濟結構。從產業角度來說，經濟結構主要由產業部門結構、產業區域結構、產業技術結構和產業組織結構等構成。盡管目前主要的重化工業、交通通訊、金融等部門依然以國有經濟為主，但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結構調整顯示了如下幾個重要特點：一是重化工業比較集中且實行國有體制的地區(如東北、西北等)經濟效益較低，企業虧損嚴重；二是為了解決發展所需的資本金和市場機制，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包括航空、電信、石化、鋼鐵等)通過在境內外發行股票，邁出了轉向民營經濟的第一步；三是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經濟發展勢頭較好、速度較快，反之，民營經濟不太發展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四是高新技術企業的設立和發展主要選擇了民營方式，風險投資公司也基本采取民營的運作方式；五是民營經濟通過投資參股、企業購并、資產重組等途徑“入主”于國有企業，推進了這些國企的體制改革。

經濟結構的調整離不開資本、技術和機制這三個基本因素作用的發揮，而在國有經濟內部要獲得足夠的資本和技術、運用市場經濟機制來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是極其困難的。50多年來，中國曾先后進行了6次經濟結構調整均未能解決好產業結構協調、各部門“按比例發展“的問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國有經濟部門中不存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市場機制。一些人認為民營企業缺乏巨額資金，不能進行大型項目的建設，無力加入重化工業、交通通訊、電力鋼鐵等部門的結構調整。這種認識是不符合實際的。在世界500強中，除中國的企業外，沒有1家屬國有企業。在城鄉居民手中資金充裕的條件下，關鍵的問題是，運用何種機制來實現這些資金的集中。只要資金集中的機制合適，民營經濟就能從事規模巨大的項目建設和企業運作。

第四，經濟秩序。保持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是保障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但90年代以來，各類企業間相互拖欠債款的“三角債”普遍發生，嚴重影響了企業間正常的商業往來秩序和業務運作。其中，工商企業長期拖欠銀行貸款本息引致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劇增，工商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貨款導致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難以維繼。“三角債”的普遍發生說到底是一種嚴重的信用危機，而不講信用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引致“三角債”的直接原因復雜多樣，但從財產關系上講，根本原因在于企業間的商業往來缺乏切實的財產保障。根據市場原則，企業不能按期償還到期債務就應進入破產程序，以債務人的凈資產來保障債務清償。但在國有體制下，通過追究一家國有企業凈資產來償還另一家國有企業的債權，只是國有經濟內部的資產轉移，非但沒有財產的經濟意義，而且將引發企業破產、職工下崗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鑒此，相關政策傾向于通過“協調”來解決國企間的債務拖欠問題，而不主張運用“破產”處理來維護債權人的權益。可是，這樣一來，企業商業往來中的信用關系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機制。與此不同，在民營經濟中，每個自然人(或企業)的財產與其他自然人(或企業)的財產均不屬于同一所有者，維系正常的商業往來關系又是各家企業的共同要求，因此，以凈資產來保障商業信用的機制比較容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民營企業較難借助政府部門的行政“保護”來避擋債權人的清償債務要求。所以，一旦發生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的情形時，進入破產程序所受到的各方面干擾較少。而對民營企業的股東來說，進入破產則意味著投入企業的資本將面臨“顆粒無收”的境況，這也迫使他們重視切實履行債務人義務。顯然，要改變“三角債”嚴重發生的局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商業往來秩序，保障經濟的正常運作和發展，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財產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推進商業信用的發展。

總之，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潛力、最有前景的部分。在今后10～20年內，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和步速將主要取決于民營經濟的發展狀況，因此，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就必須著力解決好民營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