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治理現況與提升之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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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共組織和公民參一起所構成的公共危機治理主體已經演變成公共危機治理的世界性趨勢，公共危機管理不再是單純由政府主導，而在此之中，文化危機治理是能夠體現國家公共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早年在第二次世界減災大會上明確的說到：“我們人類必須由反應文化轉變為預防文化。”從那以后，各國開始重視“全球預防文化”問題。危機預防文化的建設是，危機心態的調適、危機意識的提升、危機響應的社會機制建構，構成民眾相互安慰與相互激發的生活態勢。一個國家的民眾危機響應直接表現出這個國家“危機文化”的價值取向。

正面的例子有：韓國深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危害，韓國民眾萬眾一心興起“獻金運動”，紛紛排長隊主動向國家捐獻金銀器物等貴重物品，共同為政府分擔困難，不久便渡過了危機；新加坡在應對SARS危機中十分順利得益于公眾良好的素養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美國“9.11”襲擊剛過，許多美國民眾自發趕往事故發生地點，進行無償鮮血和義務搜救；中國歷次抗洪救災也都是在廣大群眾參與支持下才取得巨大成就的。反面的例子有：阿根廷2001年爆發公共危機后，民眾不信任政府，全國性騷亂不斷，人們搶銀行、砸商店、燒汽車，阿根廷兩周內五易總統，社會危機深重。

一、缺失預防文化公共危機管理面臨困境

1．強調應急處置淡化了危機風險意識

從以往的表現來看，我國在面對公共危機的時候，往往強調公共危機爆發后的應急處置結果，卻忽視了政府在平時公共危機風險的預警，從而導致在公共危機爆發時思想準備不足，戰略儲備欠缺的窘態。雖然從統計概率上講，我國發生危機的概率屬于小概率事件，但危機自身卻又存在著不確定性的特點，而危機處理過程中又存在著緊迫性特點，加之危機造成結果嚴重的特點，面對這些提高危機管理意識是政府加強職能的。以2003年“非典”為例，起初疫情剛爆發時如果政府相關管理部門能及時認識到該事件是一起公共事件并將其列入危機管理的范疇，也許疫情擴大速度不會如此巨大和迅速，當然這里不排除我們對“SARS”病毒認識不足及衛生技術條件制約等影響因素，相關部門意識淡薄是影響危機管理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面對此類危機事件時，我們的管理意識淡薄是因為，我國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官僚科層制”管理模式密切相關，我們的政府部門在面對重大違紀事件是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然而，“非典”事件證明危機風險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項目，正如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中所指：“由于不去預先考慮未來的問題和機會，我們從危機走向危機。”。從目前普遍使用“突發事件”概念來取代“危機事件”就能體現，雖然危機管理已經逐漸引發廣泛的重視，但是在政府和社會領域層面上，危機意識還亟待加強。例如，具有相同規律性的自然災害———洪水、雪災等的治理其實應對機制和管理模式是相似的，即需要保證交通便利和暢通，因為受災地區如果一旦發生泥石流、塌陷和斷裂，就會給搶險、救援、救護、給養、物流等一系列應對措施帶來阻礙，最明顯的事例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給救援帶來最大困難的就是道路交通問題：雖然我們在極短時間內利用徒步、直升機、摩托艇等軍隊戰備手段進入災區了，并竭力開辟了空中、水上等多條非傳統的交通方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救援的有效實施，但是震后交通中斷救援受阻的事實仍說明我們沒有建立起應對此類危機事件的機制，所以在面對同類危機事件時，我們應該優先考慮的問題即是保障救援路徑通暢，從而保障我們的救援隊伍利用救援途徑的多元化和立體化來接近救援目標和完成救援任務。但是，就像“鏈條原理”一樣，恰恰這么不起眼的環節，由于所有的政府救援隊伍和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人員平時都沒有注意到，而最終使救援受到極大的限制。還有堰塞湖等次生災害、衍生災害以及救災人員的生命安全問題頻頻出現，究其原因就是過分的強調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和救援而淡化了危機風險意識的培養和救援必要的準備。預防準備型公共危機管理的內容恰恰是針對危機風險意識所做出的相應的預防和準備，旨在減少危機的發生，斬斷連鎖反應鏈，降低危機對社會的損失。

2．應急處置淡化了的危機預防地位

從目前來看我國現有的公共危機管理系統缺乏專門的實體職能機構和完善的體系，現有的行政設置仍是公共危機管理體系的主體，當危機事件發生時，政府往往首當其沖。除此之外，我們的管理體系中，激勵機制和懲罰機制錯位，即出現了“預防危機產生不能算做事，危機產生后處理才是做事”直接引起危機者和那些在體制上使危機必然發生者的關系，更沒有抓住主要矛盾。再加上目前對政府官員在公共危機管理上的“木桶式考核”，導致各級政府面對突發事件時因缺乏有效的應對機制和準備而惶恐無所適從，盡量“捂蓋子”只能是比較最理性的行為。這和古代“曲突徙薪”的故事同出一轍，這是因為在現階段我國的行政文化中，傳統的歷史文化中的一些思想還影響著我們應對危機的意識。即便古代政治思想中也有“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危機預警警句格言，然而在落后的封建年代，期望“固若金湯”、“傳之萬世”成為了每個得權者最根本的追求，然而這種思想使得世襲制逐漸根深蒂固，封建王朝自身喪失了危機管理意識的自覺，更壓制了民族的危機意識的他覺。正如一個歷史小故事記述，算是當時中國的行政部門與主管人員危機意識淡薄的一種真實寫。照清朝的一位大員在朝廷的旨意下，坐著轎子將中國的第一條鐵路親自指揮拆掉，我們民族的危機意識的火苗也逐漸湮滅了。由于傳統的封建政治因素的荼毒，我國官員受這樣一種思想的束縛：讓對己不利的信息傳播就說明“自己領導無能”，這樣的領導表現就會讓自己在常態的績效考核體系下失去應得利益，他們信奉“家丑不可外揚”、“不可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因此在管理上存在封鎖、壓制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和搞愚民政策等問題。日積月累，“報喜不報憂”的“喜鵲文化”便應運而生。于是那種足以擺平或解決突發事件發生后的各種問題的人，才是優秀的管理者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實，俗話說：“預防重于治療”，不難看出，公共危機風險問題的預防者更勝于突發事件發生后的解決者。足見防患未然，遠勝于治亂于危害之后。因此，危難時刻顯身手的英雄固然應該獎勵，為防范危機、做好風險問題管理而做出貢獻的人更應該褒獎、提倡和贊揚。

3．應急處置淡化了的危機預防導向

在整個社會運轉體系和社會文化的形成中，政府始終是始作俑和倡導者。所以，當前政府過度關注的應急處置與應急救援中的表現，也影響了整個社會對風險危機的防范意識。目前，公共危機造成的危害日益擴大，與之對應的公眾的防災、知識相當匱乏，公眾的個人生活、行為習慣以及自救互救能力直接關乎大眾的生命安全。災情教育和災情意識薄弱，特別是忽視自然規律，過分強調人定勝天，導致一些地方自然環境的惡化。其實，“十分之一”法則是災害經濟學中有名的法則，即在公共危機爆發之前投入“一分”資源用于公共危機的預警防范，通過降低公共危機發生的概率或者避免公共危機的發生，我們可以降低“十分”的損失。從機會成本角度看，降低公共危機“十分”的損失就是有公眾“十分”的收益。我們目前恰恰缺的就是那“十分之一”，導致全民防災的知識教育、普及災害自救互救常識方面還十分欠缺，這種現象直接加重了災害的損失，現實中不乏這樣的實例。究其原因，還是政府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的導向出現了偏差，使得民眾人云亦云，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危機防范意識淡漠。所以，預防準備型公共危機管理就是要樹立一種危機預防文化，把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能夠防止危機發生和降低發生后危害的防范和資源準備上來。

二、樹立預防文化在公共危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應急知識、安全意識、秩序維護的自覺程度、應對能力、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狀態等要素構成危機的預防文化。安全意識對各類違紀事件的發生有極大的防護作用，特別是自然災害以外大量的技術事故與人為災難多與安全意識的強弱有關。安全意識強就意味著防范意識強，像火災、停電、工業事故、廢棄物污染、傳染性疾病等在較強的安全意識指導下往往是可以預防和避免的。實踐證明，系統的防災減災教育是可以建立和培養起公眾的安全意識和領導的安全責任意識的。因此，利用各種形式，向廣大民眾廣泛普及防御災害知識并組織民眾進行應對公共危機的演習和訓練，使民眾的防災意識和應對災害的技巧不斷提高。建立城市災害應急管理能力建設的社會心理基礎，加強對中小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和防災教育，樹立中小學生預防文化觀念。

1．提高風險意識

關于風險意識，歷史上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據說，當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駐莫斯科的大使打電話給總理，說中國的100多個專家已經乘坐一架飛機撤回中國。當時正在參加酒會，接到電話，他的杯子一下掉在地上粉碎，因為他知道100多個一流的科學家乘上同一架飛機，這架飛機的風險性太大了。后來這架飛機失事，只有華羅庚安全返回中國，因為他“心臟不好，要乘火車。”很明顯，如果大家都有總理那樣的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那次“事故”就不會發生，慘痛的損失就可以避免。建立“預防文化”，不能只針對少數人，而要在全社會廣為宣傳。要讓廣大民眾都具有危機意識，要讓大家都認識到，危機管理不僅與每個人有關而且危機管理也是每個人的責任。政府要爭取讓每個人明白，危機內容及危機救助措施；作為危機管理的主導者政府要爭取讓每個公民了解如果遇到危險應當向誰求救，到什么地方避險；努力讓所有人掌握應當怎樣進行自救、互救，配合他救。只有公民的積極參與，預防預警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預警管理才能逐見成效。構建和倡導“預防文化”，不僅是口頭宣傳上，還更應是行動上的。不僅要宣傳公共危機預防預警的知識，還要培訓和演練公共危機救助機能，從而讓公民真正掌握公共危機管理的常識和技術。當整個社會形成居安思危的預防文化和百密必有一疏的風險意識的時候，公共危機防治體系才算是真正的初具規模。

2．倡導安全文化

公共危機有效防治的決定性因素在于人們對安全的思想認識程度和主觀努力程度，所以社會安全必須從安全文化和安全意識問題入手。安全文化包括了一定的社會安全價值觀、安全判斷標準和公共安全行為準則，以及社會成員的安全理念、安全意識、安全心理和安全行為方式等，是安全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和人們思想觀念上的綜合反映。而相伴而生的安全文化建設，則是為此而組織開展的一系列的活動，這些活動可以是全民性、群眾性的，具有宣教疏導、寓教于樂、潛移默化的。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從傳統安全價值觀、安全文化現象、安全文化心理等深層次上研究民族文化、社會文化中在安全生產中的應用，對解決目前安全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比如：為什么一些領導干部仍然嚴重缺乏安全責任意識，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熟視無睹；一些企業為什么仍不能自覺增加安全投入，依舊在進行違規違章的勾當。支配其錯誤行為的內在決定性因素是安全價值觀的錯位，并不是不怕丟官、不怕坐牢，在這種扭曲的社會意識下，官貴民賤，以勞動力市場價格來判斷勞動者生命價值，是安全問題的罪魁禍首。在這種觀念主導下，是永遠不可能把安全生產重視起來的。一些從業人員違章冒險作業不顧生命危險，這些體現從業者惰性心理、盲目心態，從一個側面也反應安全心理和安全行為方式的畸形。這些都表明了安全與文化的內在聯系。

3．構建預警機制

如今預防已經成為公共管理中一個確定的原則，它最早出現在美國的一些關于人的健康和安全的政策中。而在我們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危機的預防和危機管理的辨證思想亦不在少數。例如，“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強調的是：“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危機管理觀念與危機管理實踐作為“思與行“的辯證二維，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又如，“長將有日思無日，莫等無時思有時”，強調的是“無時防有，有備無患”；“聽于無聲、見于無形”“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強調的是預防為主防患于未然。另外，《孫子兵法》中又強調“謀劃”的危機管理思想。如《計篇》就指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廟算而勝，實際也就是“先為不可勝了”，先“立于不敗之地”，就是先做好一切準備的意思。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皮特威爾遜說，“預防懷孕婦女使用藥物，要比搶救服藥嬰孩的流行病重要的多。”政府績效提高標志就是“用少量錢預防，避免花大量的錢來治療”；正如經濟學家舒馬赫說的那樣“精明的人解決問題，有天才的人避免管理”。也就是說，疾病預防比疾病醫治效率高而花費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