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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工業企業首先感到迫切需要更新管理理念與方法，以便適應迅速發展的經濟形勢。與此同時，中國大量引進了外國投資，在沿海地區乃至內地的許多城市都建立了用外國方式進行管理的外資與中外合資企業。中國的企業管理者通過外資企業看到了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管理思想與方法。國家很快決定將現代管理作為一門新的教育課程在主要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實施，并迅速地普及到全國所有的大學和相當數量的中等專業學校。如果說今天中國的企業能夠逐漸地立足于世界超強企業的行列，這與三十多年來中國從政府到教育到企業界大力推行和實施管理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原因。
為了跟上飛奔的經濟發展速度，學界和管理部門迅速地吸收西方管理知識并付諸實踐，但是教育與學術界沒有時間對西方管理進行理論上的深入研究，更沒有考慮與本土管理傳統和經驗進行對比。經過二十多年的操作，很多企業管理與公共管理的實踐者開始表達這樣的看法：在實際操作中，西方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并不完全適用，在處理常見問題時,管理者，特別是基層管理者通常還是采用中國傳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所以有必要對中、西方管理思想進行對比，并對在變革社會中的中國公共管理所處的新的文化環境進行分析，以便清楚地了解我國公共管理所面臨的選擇。
中、西管理思想和方法差距很大，在管理哲學和文化價值觀方面甚至是互相沖突的，在同時運用中、西方兩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時，必然嚴重影響到管理在實踐中所產生的效果。
管理哲學
在管理哲學上，西方管理思想建立在工業文明之后的市場經濟基礎上。而在市場經濟中，個人追求物質的欲望和自由，個體在追求物質和其他利益時的競爭性，是這個經濟體制的生命力，因此受到社會的崇尚、鼓勵和保護。西方管理的目的是通過滿足人的要求，以及各種管理手段，使人在經濟中的活動能用最高的效率，最少的成本，創造最多的財富來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管理者必須清楚地知道人的各種要求，用制度的形式確定滿足人的要求的方法，以這樣的方法激勵人的工作熱情。
中國傳統的管理哲學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社會結構是皇權與貴族專治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國傳統管理哲學認為人性善，人是必須融入天地的，因此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必須融入社會，因此人是社會的一部分。管理的目的是使整體社會達到和諧、平衡，這個社會是按照等級制度建立起來的，社會中的人由“禮”這樣的制度嚴格約束，對人的管理首先用道德進行教育，使人的行為按照制度約束進行，管理的目的是使人完成自己在一定社會等級中所扮演的角色，達到社會功能完善，社會整體維持平衡的目的。
管理模式
在管理模式上，中、西方有不同的特點。但首先需要對管理模式進行解釋。管理模式包括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管理者的文化價值觀，二是管理者所選擇的管理方式。從文化的角度說，后者實際上是人們選擇進行社會交往的方式。根據人類學家的文化理論，人的“文化價值觀”和相對應的“社會交往方式”這兩個因素組成了存在于人類的不同的特定“生活方式”。即是說，人在一定的價值觀驅使下會采取固定的方式與社會進行交往［1］。按照文化理論，可以將管理分為主要的三種模式：
1.等級模式。如果一個人的價值觀崇尚權利、秩序，社會的凝聚力和整體的規范性，他可能選擇兩個方式進行管理：一是加強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力，建立等級分明的社會或組織體系，并設立個體必須服從的行為規范，以利于管理。二是通過社會組織的集體控制力來維持社會秩序，即要求每一個公共組織用集體的方式對其成員進行嚴格的監督和規范。等級模式可以代表中國傳統的管理模式。
2.集體模式。如果一個人的文化價值觀崇尚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他可能選擇利用團隊的集體力量來進行管理，反對等級分明的層級制度，崇尚平等，提倡平均主義，提倡團體應有統一的行為規范和思想準則，認為重大的問題都必須由團隊全體人員的參與進行決定，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集體模式可以代表中國從1949年以后直到改革開放之間三十年的管理模式。
3.個體模式。如果一個人的文化價值觀崇尚個人自由，認為個人自由高于整體利益，在管理中他可能會減少制度對個體的約束，同時避免團體用集體的制約對個人產生壓力，主張在管理中給予個體更多的自主權，崇尚專業知識，主張用物質和精神條件來激勵個體的工作動力，通過鼓勵個體發揮聰明才智來創造成就，認為一個整體的成功是個體成功的組合，而并不一定是集體力量的結果。個體模式可以代表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管理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方式是與文化價值觀緊密聯系的。以上提到的三種管理模式雖然僅僅代表了一定時期中一個社會的主要管理模式，但它反映了那個時期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價值觀是可以轉變的，特別是在歷史的變革時期，社會思想經過震蕩，使人們對價值觀進行了重新選擇。當價值觀轉變的時候，人們進行管理的方式也同時發生變化，因此在分析管理方式的時候必須對社會的價值觀的變換進行分析。
多元化的價值觀
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處在急速變化的時期，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人的文化價值觀，人與社會交往的方式以及人要求社會和他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也都在迅速變化。在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在文化的深層次方面首先看到的是價值觀的多元化，我們的社會中表現出了幾種主要的價值觀，我們可以將這些價值觀與前文所提到的管理模一一進行對照：
1.市場經濟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崇尚個人主義，維護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權利、主張通過公平競爭實現經濟發展，滿足個人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具有市場經濟價值觀的人應該傾向于采用個體管理模式。
2.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崇尚
集體主義，崇尚個人為集體犧牲，維護整體利益，特別是保護國家與民族利益，主張遏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應依靠集體的力量。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人應該傾向于向采用集體管理模式。
3．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崇
尚社會至高無上的權利、主張按等級進行社會管理，社會應有統一的行為規范，個人須修養自己，達到統一的社會規范的要求，只有這樣社會和國家才能有序、和諧地發展。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人應該傾向于采用等級管理模式。
價值觀的生成需要一定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條件，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培養、孕育。
在社會發生變革時，特別是當社會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和動蕩時，人的價值觀會隨環境變化而變化，即人可以重新選擇不同的價值觀。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環境中的人們，大多數自然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崇尚集體主義和個人為集體犧牲的英雄主義。當中國引進市場經濟之后，很多人在市場經濟中從事生產和商業活動，他們的價值觀也逐漸接受了個人主義。即便如此，由于中國在二千年漫長時間中都處在傳統社會的狀態中，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被深深地打上封建的烙印，崇尚等級，崇尚權利，崇尚有序的、“禮”的規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仍然是很多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
中國社會當前同時并存著三種主體價值觀，他們是互相沖突又可以互補的。管理者需要清楚地認識哪些方面是沖突的哪些方面是互補的，從而有效地運用不同的管理模式，達到使社會整體和諧、包容、平衡的目的。
公共與社會管理的文化本質
文化具有非常廣闊的含義，對文化的定義也非常多，這里所講的文化不是狹義的文化藝術，而是更廣闊的社會科學的文化概念。社會學認為文化有兩類定義具有比較權威的地位。一種認為，文化包含價值觀、信仰、規范、理性化、標志、意識形態，以及其他精神產物［2］。
另一類定義認為，文化涉及人民的總體生活式，他們之間的人際關系，以及他們的態度①。
中國社會在二千多年中處于相對單一的文化狀況中，社會結構高度層級化，權力結構高度集中，管理方式是分等級的集權方式，管理者習慣于強權政治，被管理者習慣于被高度控制和任意支配。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之后，國家的體制和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的權力不斷下放，給予社會和個人更多的自由，使社會環境更加寬松。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的文化價值觀多元化，崇尚個人奮斗、公平競爭，增長個人和家庭財富的個人價值觀已經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發展。社會中的個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充滿自信心，因此也更趨向于以個體的形式與人、與社會交往，不再依靠團體和組織，因此他們對待管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愿意被組織和集體束縛，而希望社會給予他們寬松的環境，由他們自己發揮個人的能力和才智，達到發展的目標。
然而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十多年計劃經濟時期，高度的集體化行為，嚴格的集體紀律給整個中國文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印記。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后，國家下放了管理權，經濟體制融入了市場的成分，但計劃與集中仍然是中國社會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特色，在中國社會中仍然普遍存在崇尚集體榮譽，樂于參與集體活動，與集體分享成長的文化和精神。
如果將個體管理模式應用于傳統文化很深、習慣于在集中權力的領導下、用服從的方式完成任務的群體，讓被管理者在沒有上級支持的情況下，按照規章制度獨立完成管理任務，其結果一定與管理者的期望相反。由于這個群體缺乏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信心，也缺乏自立的能力，這樣的管理模式會讓被管理者感到孤立無援，被集體遺忘，受到社會的歧視。
如果這樣的情緒長期積累，得不到調節，就導致被管理者對管理者產生失望，導致消極對抗，阻礙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如果用傳統的等級模式管理具有個體主義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的人群，這種模式會同時受到這兩種人群的反對。因為具有個體主義精神的人反對權力集中，要求下放權力，給個體自主權，發揮個體自身的能動性。具有集體主義精神的人群反對將人分為等級，仇恨特權，提倡平等，希望在集體中發揚民主，主張每一個人應受到集體同等的重視和待遇。
但是管理者，特別是高層管理者，在選擇用什么模式進行管理的時候需要非常理智。管理模式的選擇要根據被管理者的文化價值觀和他們希望進行社會交往的方式。如果將集體管理模式用于追求個人自由的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組織，要求被管理者參與集體行動，克制個人傾向，服從統一的標準，這樣的管理方式可能受到抵制，引起反感甚至對抗。
管理模式必須因地適宜、因人適宜中國在三十年中迅速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同時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
在一些發達地區，工業化的過程甚至已經伴隨著向代表后現代化的知識文明過渡。在這個變革時期，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個人、文化等方面都以高速向現代化發展，但由于發展的不平衡，人民理想中所追求的目標也不斷變化和分化。
在高速發展地區，工業化的程度相對比較高，人們更容易接受適合工業文明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反，在發展速度比較緩慢的地區，特別是農業地區，工業化進程慢，工業文明的傳播和被接受的程度相對較差。大部分農業地區仍然停留在傳統文化當中，以家庭為中心或以血統為中心的社會聯系方式在大部分農業地區仍然占主導地位，這種狀況與城市差距越來越大。這個差距是不能用管理手段來消除的，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需要充分的時間和寬松的環境。
工業文明追求效率，崇尚知識與技能，鼓勵個體獨立發展。但在農業地區，人們在生產以及社會生活方面仍然比較依賴集體的協助與組織。當過去的生產隊形式解體之后，農民可以依賴的集體力量越來越少。由于缺少社會保障和國家的支持，農村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非常脆弱，經不起風浪的沖擊。不少地區的宗族團體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他們在社會福利，協調矛盾、傳承風俗，救濟貧困等方面取代了過去的集體制度，在組織社會和救助貧困方面彌補了當前農村管理體制和管理資源的不足，同時這些自發的民間組織給予了農民所需要的集體文化和社會聯系。
由于文化價值觀多元化，管理者必須適應新的文化環境，使管理方式適合本地情況，適合不同的人群。不適宜的管理方式可能引起被管理者對管理者和管理機關的反感，長期積累的矛盾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社會矛盾與沖突。
物質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一切，在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人民需要他們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文化或精神生活標準，用它去衡量社會管理方式是否可以接受。由于人們的價值觀多元化了，對管理模式也就有了不同的選擇，所以沒有一種管理模式是可以被全體人民所接受的，這就需要各級管理者有能力對其管理對象的文化傾向進行分析，選擇適合他所管理的人群的文化。管理必須因地適宜，因人適宜，管理方式應與當地文化價值觀和民俗、民風相融合。
在綜合運用多種管理模式時，必須清楚地了解哪些模式是可以互補的，因而可以同時運用。哪些模式是互相沖突的，如果同時運用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而加劇矛盾，因而必須采取措施規避沖突。只有對被管理者，同時對實施某種管理方式的利與弊了解得透徹，才能使管理效果達到管理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融合性、合理性與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