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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以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把握環境政治,還可以從國內和國際的視角把握環境政治。國內環境政治主要探討一國范圍內的環境政治問題,也包括該國地方層次的環境問題,如按照國別探討每個國家的環境政治或各國地方政府的環境政治,甚至國家范圍內非政府組織的環境政治;國際環境政治主要探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或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圍繞環境問題進行的政治實踐。哈雷爾和金斯伯勒認為國際環境政治主要研究:“國家間協商國際環境協議的過程;促進國際環境合作的規則和機制;實施這些規則的國際機構;全球環境動議背后的不同政治力量?!庇捎趯W科的細化,在國外的環境政治學教學中,除了開設環境政治學課程之外,還有國際環境政治學或全球環境政治學。安德諾娃認為全球環境政治是一個各種行為體(國際組織、民族國家、次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圍繞環境問題進行競爭、合作、論爭的領域;這些行為體利用其所掌握的權力、權威和組織能力追求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利益。國際環境政治的凸顯和環境問題的跨國性、全局性有關,同時又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相呼應。雖然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有各自的學術邊界,但也有密切的聯系。
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1從環境問題的產生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工業化使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這種代價也呈現出跨國性。一國的環境問題會造成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這類環境問題又分成兩種情況:一類是故意轉移污染成本或代價的行為;另一類是非故意的行為。隨著國際分工的擴大及跨國交往的增加,國際投資和貿易也成為轉移污染的渠道。如:歐盟國家意識到工業發展所承載的環境壓力,紛紛提高國內工業的環境標準,迫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制造”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和進行貿易時也要考慮環境成本。這類通過貿易轉移的環境代價是間接的,而直接的廢棄物貿易則令人震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洋垃圾,如英國把廢舊紙張運往中國,日本將廢舊電腦等電子產品運往中印等國,這類有意識地轉移環境成本、污染環境的行為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此外,有一類環境污染是非故意的行為,但在客觀上造成國內環境問題國際化。國內環境污染如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等有時會造成跨國污染。20世紀70年代,美國酸雨漂到加拿大,每年給加拿大造成數十億加元損失,經過數十年談判,美加達成治理協議。近些年,印尼為了發展生物能源,燒掉大片森林,造成印尼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東南亞陰霾天氣增多。跨國水污染指的是一國由于和其他國家擁有共同的河流、湖泊等,在本國發生水污染后,波及下游國家,引發或加劇國家間關系的緊張。如:萊茵河發源于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流經法國、德國等9個國家,1986年11月瑞士巴塞爾市一化工廠失火,近30t劇毒的硫化物、磷化物和含有水銀的化工產品流入萊茵河,導致萊茵河150km內60多萬條魚被毒死,5000km以內河岸兩側的井水不能飲用,河邊的自來水廠關閉,啤酒廠停產,萊茵河因此“死亡”20年。
再如:2010年10月,匈牙利鋁廠的廢物池決口,約有100萬m3有毒廢物泥漿沖出,威脅多瑙河下游6個國家。又如:烏拉圭河流經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2005年,烏拉圭在該河興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紙漿廠,影響附近的空氣、水質等,一度造成烏阿關系緊張??梢?,環境問題的產生有深刻的國際根源。
2從環境問題的治理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之間的關系
環境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對抗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既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內公共物品,也存在和環境有關的國際公共物品或全球公共物品。國內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看似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實際上也離不開國際視野,即在必要時要借鑒國外先進的環境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國內環境;此外,如果一國的環境問題外溢,影響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還需要加強雙邊或多邊合作。在全球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維護方面,地球上的每個行為體,特別是每個國家都負有責任。當前世界十大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的耗損與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森林減少、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在這些問題中,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成為一個最典型的,需要各國政治家、科技人員等共同商討方案的大事,因為過去圍繞其他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一般交給科技人員制定技術標準就可以解決,但是氣候變化問題的公共性更加明顯,氣候是全球生態系統的基礎,大氣不具有排他性,任何國家都可以擁有大氣,但又不受任何其他人和任何其他國家的約束,即使其他國家采取了積極改變氣候急劇變化的措施,某些國家仍然可以搭便車,可以共享改善的氣候。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在國際社會建立一種機制,既約束對氣候產生不利影響的國家,也用激勵措施鼓勵更多國家為大氣這樣的公共物品的維護作出貢獻。因此,目前國際社會圍繞氣候變化展開的外交談判在較大程度上動員了世界上的每個國家??梢姡h境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內國際互動及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國際合作。
3從環境意識的傳播看國內、國際環境政治的關系
環境意識包括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及解決辦法的認知,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環境治理理念可以從一個國家到達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形成的意識再去影響另一個國家;同時也可以由一個國家直接影響另一個國家,中間不經過國際社會的意識的影響。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八大公害事件及《寂靜的春天》等著作的出版,使20世紀中葉掀起第一次國際性的環保運動高潮。地球日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將環境治理理念擴散到世界范圍的例子。美國參議員尼爾森和哈佛大學學生海斯積極倡導環境保護,在其影響下,1970年的4月22日,美國有2000多萬人在街頭、校園游行,集會、演講,宣傳環保理念,其影響超出美國,成為世界性的環境保護運動。4月22日也成為全球性的“地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環保活動。此外,國際社會一般把1972年作為國際環境治理的起點,因為這年6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和民間人士就當時的世界環境問題及全球環境保護戰略等進行研討,制定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提出了7個共同觀點和26項共同原則,并建議將此次大會的開幕日即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此后聯合國每年都會根據當年的環境熱點問題制定“世界環境日”主題。可見,國際環境意識起源于英、美、日等工業化國家對環境問題的反思,最后形成大多數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認同的意識,這種意識又開始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據統計,在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之前,全世界僅有10個國家設立環保局,到1982年有110個國家設立了環保局。
現在,雙邊或多邊環境條約數量之多、涉及國家范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環境治理理念的國際傳播。雖然我國自古重視天人關系,但是我國環境意識的成長以及環境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經歷了一個國際化的過程。一方面,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參與國際環境大會,學習國際環境法的精神,并將環境治理的理念內化到我國的環境政策與法規中。另一方面,我國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環境治理理念,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及環境問題的突出,我國必然要參與國際環境治理理念的傳播和塑造。
4國內環境問題與國際干涉的關系
由于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日益嚴重,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敏感度會提高,其中既有合作,也有摩擦。以水資源為例,似乎更多的是沖突,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圍繞著約旦河的水資源分配問題產生的沖突;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圍繞幼發拉底河產生的沖突;印度和孟加拉國圍繞著恒河產生的沖突。除了水資源的分配問題之外,還有使水資源免受污染的問題以及水生物的生態多樣性保護問題,上游水利、水電設施對下游的影響問題,這些也是容易引起國家間關系緊張的因素之一。積極的合作可以化解沖突,但是近些年來,一些環境問題被擴大化,甚至和其他國家安全問題聯系在一起。例如:外國在宣揚“中國威脅論”時,又增加了“中國水威脅論”。中國的國際河流眾多,在東北部有松花江等,在西北部有伊犁河、額爾齊斯河等,在西南部有瀾滄江(湄公河)等。這意味著我國在進行國際河流的合作時,要避免使問題復雜化,比如避免把雙邊問題多邊化,或者把水問題和其他問題掛鉤,加大解決水問題的難度。水問題只是眾多環境問題中的一個,有學者擔心環境問題會成為一些棘手的國際政治問題的借口。
因為無論從環境的外溢效應還是環境的治理途徑來看,由環境引發摩擦或沖突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在西方國家經歷了5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治理之后,環境問題得到了較大改善。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則由于技術落后和國際產業布局的調整或者污染跨國轉移等因素,繼續走著“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系可能會因為新一輪的國際環境治理而緊張。如果摩擦或沖突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個別國家出于某種特殊的目的,可能會引起干涉。為了預防此類問題的發生,國際環境法學家認為環境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一個國家對本國的資源享有永久的主權權利,有權根據本國情況決定自己的環境政策和戰略,自主地開發和利用本國的資源;任何國家不得借口環境保護而干涉別國的內政;各國不論大小,對國際環境事務享有平等的參與權,不能由個別或少數幾個國家決定國際環境問題的解決。
可見,在國際環境合作和國際環境干涉之間,要把握好一個度,即既要認可環境主權,還要有助于環境的改善?;谝陨纤狞c,可以看出國內環境政治和國際環境政治有各自的研究對象,但這兩個領域又有密切的聯系,它們共同構成環境政治學的主體內容。由于政治學包括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而環境政治學又是為一門將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分析和解決環境問題的科學,因此將環境政治學的知識譜系描繪為兩大分支也是可行的,這兩大分支之間的關系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聯系的。認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理解環境政治學,而這種聯系取決于環境問題的整體性和特殊性。
作者:劉賀青單位: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