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評估中介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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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需求

（一）被評估對象接受評估的需求是中介機構得以存在的前提被評估對象接受中介機構評估的需求是中介機構得以存在的前提。在職業教育領域，被評估對象主要是指具有購買職業教育評估服務主觀意愿并且能夠支付教育評估費用的主體，如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評估是政府管理職業教育的手段，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接受評估的需求主要在于謀求上級行政通過的安全性需要，是一種接受檢查式的被動行為。盡管作為“集體的概念”，職業學校可以對現行的評估制度、評估效用提出批評與建議，然而，作為“單個的概念”，他們又非常弱小，作為被評估的對象，即使對評估制度和評估結果有異議，通常也只能接受。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有了很大發展，然而由于發展時間不長且社會認同度不高等原因，職業院校的主體意識還不夠成熟，還停留在謀求生存的階段。由于多數職業學校不能夠清晰表述自己的評估需求，也就不能產生接受中介機構評估的需求。多數職業學校還停留在應付政府檢查以及滿足狹義的用人單位工作需求而非滿足社會和個人發展需求方面，接受中介機構的評估需求要明顯低于接受政府和用人單位的考察。在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較盛行的文化影響下，社會群體通常只承認國家或政府組織，而輕視或者不承認非政府組織或中介組織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寄希望于職業學校主動尋求中介結構對其進行評估，尚有一定的距離。

（二）社會選擇的理性化倒逼職業院校和政府部門接受中介機構評估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很自然地認為，政府最有資格對職校進行評價。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社會的優先地位以及社會關系和行政命令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行為被認為是唯一權威的、客觀公正的行為，很少受到質疑。在這一體制下，職業院校的生存發展主要依賴于政府的認可與支持，職業院校接受評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證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通常缺少專業性的評估方案，以致出現“評職校而忽視職業能力”的現象。社會公眾在選擇職業院校時，通常依賴于政府評估和職校的自我宣傳，缺乏從社會機構獲取評價信息的意識與機會，信息選擇的手段比較單一。由于評估信息來源單一，缺乏來自社會權威機構的數據，使得社會公眾和用人單位在選擇職業學校時，片面的看重學校品牌，以致造成名校所有專業都爭相去報考，所有專業的畢業生都被視為優于其他學校，出現各種以學歷代替能力、以名校代替專業的非理性行為，使得其他學校的優勢專業難以得到客觀公正的待遇，不僅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也不利于職業教育系統的健康發展。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國人在社會選擇中逐漸趨于理性化。伴隨著“國家-社會”二元意識的發展，政府的部分職能受到質疑。隨著職業教育發展的多樣化以及辦學規模的擴大，各種各樣的職業學校紛紛涌現，圍繞著不同的目標，服務于不同的學生群體。政府主導的行政性評估逐漸暴露出其弊端，如何在眾多的職校中，選擇最合適的畢業生，僅僅依靠政府評估或職校本身的評估已經不能滿足當前的要求，職業學校自我評估缺乏可比性，客觀上要求引入第三方機構對職業教育進行更加專業、更加細致的評估，以實現評估主體的多元化、科學化，更加公正、客觀地提供便于比較的職業學校信息，為職業教育顧客進行選擇提供便利。

二、政府態度

政府態度影響中介機構的獨立性，是中介機構能否產生和順利開展工作的前提。

（一）中介機構有助于彌補政府單一主體評估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也是職業院校的管理者和資助者，一直為職業學校的發展提供經費資助和場地設施，作為利益相關者，理所當然應該成為職校評估的主體。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在評估職校方面的權力是無限的。職校的利益相關者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職業學校、社會各界。因此，政府、學校和社會都有資格成為評價職業學校的主體。政府有權利有義務對職業教育進行評估，但不意味著非要單獨由政府自身直接經營教育評估事務，以某種形式委托給社會中介機構或許是更為有效的形式。由于政府人力資源限制或者與職業學校工作方式不同，使得政府難以對為數眾多的職業院校進行全面的信息收集與整理，信息收集不完全或者滯后必將導致評估結果的失真。另外，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非專業出身，臨時安置的工作人員也很難跟專業中介機構的專業人員相比。政府單獨控制職業學校的評估權，不僅影響評估過程的效率，還影響到評估結果的公正性。學校在評估中處于被動地位，意識不到自我評價的重要性，或者缺乏對政府評估結果進行質疑的意識與能力，只能采取被動接受的方式。這種完全由政府部門控制、缺乏專業機構參與的封閉式評估，不僅影響職業教育評估的效率和結果，還難以避免地會產生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也降低了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府需要借助中介機構評估來彌補政府單一主體評估的不足。

（二）政府對中介機構有監督的義務與需求中介機構“超然”于政府、職校和社會公眾之外，本著價值中立、客觀公正的原則，理應避免政府評估、職校內部評估的弊端，為政府、職業學校和社會提供客觀、準確的信息。然而，中介機構評估也并非都能體現其獨立性和公正性。中介機構兼有公益性和盈利性的特點，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以及行政保密、信息不對稱、過程信息不公開或者有限公示的制度掩飾下，難免會有尋租、求租、機會交易或者“評價腐敗”的可能。中介機構違約成本低，而獲利相對容易，容易導致尋租行為產生，為此，需要政府監督或者增加中介機構的違約成本。中介機構成員存在利己動機，在職業活動中獲取利潤是其重要動機，這種類似經紀人的特點可能導致中介機構利用信息不對稱或求租的形式謀取暴利。如果評估結果會影響到學校的生源、經費等，學校經營者可能會對評估中介組織的成員行賄，以致出現弄虛作假的評估報告，損害評估的公正性。教育評估中介機構自身發展的不健全，也會導致評估行為的隨意性，出現有損職業教育評估專業道德的行為。政府是職業教育評估的利益相關者。中介機構評估結果的公布不僅會影響到職業院校的生源和資源配置，也影響到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管理者的工作績效。作為利益相關者，政府有對中介機構評估進行監督的義務與需求，以確保評估結果的公平公正。在科學管理與應對尋租行為方面，政府機構具有較強的優勢，由于機構成員的相對穩定性，相比社會中介機構來說可能會更看重自身的聲譽。相對來說，中介機構掛靠政府機構或大學，使社會公眾更容易找到中介機構的負責人，增加權威性和信任感。出于對長期利益的追求，引入重復博弈機制，讓中介機構珍視名譽，對評估結果負責，也是非常必要的。

伴隨著政府職能改革的逐漸深入，我國政府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發揮社會團體和中介服務機構的作用，以行政委托、購買服務等方式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的意愿與決心。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了“充分發揮社會團體和中介服務機構的作用，為職業教育宏觀管理和職業院校改革與發展服務”的構想。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推進專業評價”、“培育專業教育服務機構”、“完善教育中介組織的準入、資助、監管和行業自律制度”等改革舉措，為我國職業教育中介機構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指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推進有條件的事業單位轉為企業或社會組織”等，在教育方面，提出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委托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等，充分顯示了政府簡政放權、向社會購買公共服務的意愿，顯示了政府委托社會中介機構管理教育公共事務，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決心，有利于社會中介組織的產生與發展。

（三）政府職能轉變有助于催生中介機構中介機構的產生與發展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政府自身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結果。在社會產生了對中介機構的需求，而中介機構自身力量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以政府為主導，孕育并扶持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對中介組織來說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在國內外中介機構的產生過程中，不乏以政府意志為驅動，扶持并培育中介機構的例子。比如：英國的技能資助處（SkillFundingAgency,簡稱SFA）、“學校審核機構”（AAU），以及我國的上海市教育評估院等都不同程度的關注職業教育質量及學校發展問題。在新公共管理理論、“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等思想的影響下，政府職能轉變將一部分管理職能轉向社會中介機構，通過“政府委托”、“購買服務”等形式讓社會中介組織去承擔一些政府和市場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借助立法、撥款、認證等手段通過中介機構進行評估儼然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僅有利于提高評估的科學性、公正性，也有利于緩和政府與職業學校和社會各界之間的對立關系。如果政府能夠充分尊重中介組織的專業性，以購買服務的形式委托中介機構進行評估，則能給中介組織更寬松的工作環境，以利于中介機構自身的發展完善。然而，政府出于特定的目的，將部分事業單位轉為社會組織，由于政府的利益訴求，在對中介機構進行控制的同時，通常會使其成為行政機構擴張的工具，存在中介機構淪為政府機構附庸的風險。不過，在我國當前中介機構發展還不健全、不完善的階段，以政府為牽頭單位成立職業教育評估中介組織，或許正是中國特色中介機構發展的必然階段或最佳選擇。

三、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是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得以發揮效能的關鍵，具體包括相對穩定和權威的專家隊伍、適合職業教育發展的評估指標體系、信息采集與處理能力、評估結果的與使用能力等。專業能力是基于組織成員的某些專門知識、特殊技能而產生的能夠對評估對象產生影響的能力，這種影響力不是通過行政權力強制產生，而是通過被評估者發自內心的尊敬與心甘情愿的服從而產生，不是為了滿足被評估者通過檢查的外在需要，而是基于依據先進標準改進職業教育教學的內在需要。

（一）專家隊伍能否組建高素質的評估隊伍從根本上影響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的發展前景。職業學校本身就是一個專業性極強且較復雜的組織，如果缺乏專業知識，將會非常難以介入其中。中介機構的評估質量與信譽主要取決于評估團隊。評估團隊既有從事具體評估項目的組織、籌劃工作的專職人員，也包括外聘的專家網絡。熟悉職業教育并掌握一定評估技能的專職人員是維持中介機構日常運轉的關鍵。基于成本考慮，評估中介機構一般將專職人員的數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在此基礎上整合并組建龐大的專家網絡———滾動式專家庫。評估專家隊伍是中介組織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國教育行政部門所進行的職業教育評估，專業性還不強，評估人員很少有專業出身，更多的是教育行政官員、已退休人員或閑職人員，評估過程和結果缺乏科學性、準確性。借鑒國際經驗和國內高等教育評估中介組織的經驗，結合職業教育評估項目，對專職人員進行培訓，以彌補職業教育評估專家、學者前期培養的不足，應當能夠組建一定規模適合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需求的專家庫。

（二）職業教育評估指標體系根據評估方案制定職業教育評估指標體系并據此收集評估信息是職業教育中介機構開展工作的核心能力，是職業教育中介機構專業性的最基本體現。從實踐層次來看，當前我國還未對職業教育機構的質量進行全面評估，但類似重點中職學校評選、示范校建設的“競爭性”評選在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一直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質量評估體系的作用。正象當前很多研究指出的那樣，我國當前評估中介的能力更多的體現為“借用———歸還”的形式，缺少有針對性的評估方案，“評職教而忽視職教能力”。比如：2005年至2008年，上海市教委曾經委托上海市教育評估院對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進行評估，其指標體系側重于辦學條件、秩序與規范，而對高職院校和就業單位較看重的“職業能力”或“實訓表現”則鮮有涉及，以致出現被評為“優秀”的學校，其“學生的專業能力不達標”或者“學生實訓表現用人單位不滿意”以及有些學校“專業能力”、“學生實訓”成績很好而評估等級很低的現象。

（三）信息的采集與處理對于評估來說，能否有效采集信息并對信息價值進行評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信息有真偽之別，價值不同、獲取難度不同、獲取的技能技巧也各不相同，能否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價值的評估信息是中介機構良好運營的保障。然而，在我國當前的教育評估中，還存在許多信息壁壘，無論是政府信息公開程度，還是被評估院校的相關材料都存在一定的失真、變異或者失效的情況，中介機構難以全面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在我國當前的一些政府派生性中介組織中，由于各種事權、財權都掌握在政府有關部門手中，在獲取評價信息方面亦步亦趨，不能根據評估目標主動挖掘潛在有價值的信息。在一些政府委托項目中，由于委托的環節過多，增加了信息獲取的成本，也影響了評估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在國外的教育評估中，各種教育信息技術軟件的應用，大大提高了信息采集與處理的效率。能否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職業教育信息管理系統，將關系到職業教育評估的科學性以及職業教育中介機構的良好運營。

（四）信息的與使用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說，社會公眾了解職業院校質量信息來源的可靠渠道應該來自于中介機構或者政府機構而不是職校的自我宣傳。在中介機構組織的職業教育評估中，委托人能否得到切實有效的信息，中介機構有沒有信息的能力或權限非常重要。如果信息不，以“內部控制”、“內部保密”為名，或者只能公布非常有限的內容，讓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僅降低了評估的透明度，還存在合伙違法的可能。如果公布的信息過于細致，將評估程序和結果全程公開，又會使學校赤裸裸的暴露在社會公眾之下，勢必激起學校的戒備與不滿，對于發展初期的中介機構來說，有些局面還難以應付。如何獲得職業學校與社會公眾的共同配合，處理好不同服務對象之間的關系，國外高等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的一些做法或許值得借鑒。

盡管美國的高校認證制度源自高校內部調整及自我協調與約束，但其終極目的也向社會透露了大量有用信息，通過向消費者提供真實準確的有關院校和專業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消費者利益。美國的高等教育中介評估機構不僅將評估結果及時向社會，并隨時為學生、家長、高校投資捐助者提供信息咨詢服務。這種服務理念為中介機構自身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社會不僅認可這類機構，還主動配合并積極參與機構組織的各類評估活動，從而最大程度上發揮了中介機構的作用，各項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加強了高等教育與社會各界的聯系。綜上所述，盡管在當前的教育評估中，政府幾乎控制著教育評估的所有資源，但并不意味著我國不存在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生存與發展的土壤。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進程的加快、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與能力的不斷提高以及職業教育的迅猛發展，適合我國職業教育中介機構生存與發展的土壤正在形成。然而，我國的教育評估中介機構出現較晚且受到很多行政因素的影響，自身發展水平不高，還存在許多問題，諸如：行政依附性過強、專業性不強、社會認可度不高、缺乏公眾參與等，真正能夠按市場機制運作的評估中介機構非常有限。與西方教育評估中介組織的自然發展路徑不同，我國教育評估中介組織的產生、發展將帶有明顯行政推動的印跡。在我國，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要得到社會認可與公眾支持，首先離不開政府的認可與支持。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教育評估中介機構發展特色的基礎上，由政府牽頭，健全機制培育我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評估中介機構，逐步建立起政府評估、中介機構評估和職業院校內部評估相結合的職業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將會是符合我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評估機構產生與發展的路徑。

作者：張洪華單位：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