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學科建設實踐論文(共8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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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學科評估對學科建設的影響

一、我校學科評估情況

第三輪學科評估開展以來，我校中醫學、中西醫結合、中藥學等3個一級學科參評。其中中醫學學科全國具有“博士一級”授權的高校有16所參評，還有部分具有“博士二級”授權和碩士授權的高校參加了評估，參評高校共計26所。我校中醫學學科排名第一，學科整體水平得分93分;中西醫結合學科在全國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級”授權的單位本次參評18個，具有“博士點”授權的單位本次參評7個，其中我校西醫學科排名第一，學科整體水平得分89分;中藥學學科在全國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級”授權的單位本次參評18個，具有“博士點”授權的單位本次參評7個，還有3個具有“碩士一級”授權和8個具有“碩士點”授權的單位也參加了本次評估，參評高校共36所。我校中藥學科位排名第三，學科整體水平得分84分。新的學科評估結果顯示，我校繼續保持了3個一級學科的總體領先地位，各學科整體水平得分均有上升，體現了近年來我校學科建設的成效。

二、新的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對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輪學科評估突出“質量、成效、特色”的指標評價體系，倡導新的“學科評價質量文化”，使我們對之前的學科建設成果進行系統總結和梳理，深入地了解我校學科建設的現狀，反思其不足之處，為今后學科建設工作的順利開展進一步明確目標和方向。

1．學科建設將更加注重高水平、標志性、輻射力強的科研成果。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包括學術隊伍、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聲譽等方面，這表明一個學科能否成為重點學科，主要看該學科從事科研人員的結構及科研成果是否達到國際或國內領先水平，而實現這些目標的基礎性措施即是科學研究。大學科研活動是知識的生產和應用過程的集中表現，其科研水平通常成為判斷該校學科建設實力的重要指標。而第三輪學科評估強調質量，淡化規模，采用多項代表性指標代替總量指標，同時對規模指標設置數量上限。在統計各學科科研論文、科研獲獎等內容時，較以往更加注重標志性的成果，數量的影響因素逐漸淡化，質量的重要性日趨明顯。例如學術論文評價得分要看申請單位推薦的最能代表該學科發展水平的相同篇數(各學科有所不同)論文的情況來確定，數量與得分多少沒有直接關系。另外，本輪評估首次采用“定量與定性、質量與數量、國內與國外”相結合的“多維度學術論文評價”方法，不再以“SCI論文數”單一指標評價學術論文。SCI(科學引文索引)是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創辦出版的引文數據庫，其覆蓋生命科學、臨床醫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綜合性檢索刊物。南京大學率先將SCI引入考核體系，隨后被視為中國學術科研界評價科學家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標。而將論文“他引次數”及“ESI高被引論文數”與最新發表的高水平期刊論文納入評價指標，創立了學術論文評價的新質量文化，這也提示我們在今后的學科建設中，更加注重高水平、標志性成果的提煉，而不是單純數量的堆砌。

2．學科建設將進一步加大力度培養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學科建設是高校一項長期根本性的戰略任務，是實現逐步自主持續地培養學術帶頭人及高層次人才的基本保證，同時也是發展研究生教育的基礎。重點學科是培養與國際水平人體相當的博、碩士生的重要基地和搖籃，如何加速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培養大批高層次人才，適應社會需求，是學科建設的一項緊迫任務。而科研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研究生也只有參與科研，才能得到創造性實踐的鍛煉和培養，了解學科前沿的信息，從而明確研究方向，產出創造性的成果。本輪學科評估改革了舊的人才評價方式，強調學生為本，注重在學培養質量與畢業后發展質量相結合的評價理念。引入用人單位對“學生畢業后質量跟蹤評價”;新增學生派出留學、交流指標，鼓勵對學生培養的投入;首次引入全國博士學位論文抽檢情況指標，促進博士學位論文質量全面提高。從多個方面創新學生質量評價模式開創了人才質量評價的新視角。

3．學科建設將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更加強調學科的社會服務能力。當科技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日益巨大并成為綜合國力的核心組成部分時，社會需求對高校學科建設的推動作用就更為顯著。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高校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受社會發展制約;另一方面也在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社會依靠高等學府作為獲得新知識的重要機構，并作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資源改進人類生活條件的手段”。社會對高校的這種動力作用是通過高校的學科建設來實現的，因為學科建設是高校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結合點。本輪學科評估改革了科研成果評價模式，強調專利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在主觀評價部分增加了社會服務和學術道德等內涵，邀請大量行業和企業人士及所有參評單位本學科專家對學科的社會聲譽進行全面評價，形成了“崇尚創新、重視質量、社會參與”的科研評價新模式。至此，科研專利的數量不再成為學科水平高低的惟一代表，對于己經申請或授權的科研成果專利，應大力推進其轉化應用及產業化過程。

4．學科建設將更加突出優勢與特色。學科建設要體現學科優勢與特色，努力實現重點突破，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國發展比較好的大學的一條成功經驗。一個學科的建設，需要大量投入，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學，也只有個別學科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另外，一流學科的示范作用。一所學校，重點建設優勢學科，使其成為學校學科建設的“標桿”，從而影響和帶動其他學科的建設。而我校“211工程”和“985”中醫藥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都落腳在重點學科的發展。通過重點建設，得到支持的學科不僅辦學條件發生了根本性好轉，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功能也得到了較大的增強，學科競爭力、影響力明顯提高。綜上所述，學科評估工作的開展不僅為高校了解學科現狀、促進學科內涵建設、提高研究生培養和學位授予質量提供了客觀信息，為廣大學生選報學科和專業提供了參考，同時也為今后進一步開展高水平的學科建設工作指明方向、提供指導和借鑒。

作者：王娟趙慧輝王偉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

第二篇：治安學學科建設思考

一、培養精干學科隊伍，建設穩定學術團體

治安學學科建設必須有相應的組織形態。“學科是由一群學者以及學者們依賴于一定學術物質基礎知識進行的創造、傳遞、融合與應用的活動所組成的組織系統，是一個實在存在的具有組織形態的學術組織系統。”學科建設和發展必須依靠高水平的研究隊伍，要有大量從事該學科研究的科研隊伍和學術團體。“在現代社會，任何一種學科知識理論的創立、傳播以及建設與發展，都必須依賴、依托于一定的組織機構……尤其是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人們通常會圍繞著某一學科開展教育教學、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成果應用等多側面的實踐活動，在這些實踐活動中，一些不同的學科團體和機構應運而生。”由此可以看出，學科隊伍和學科研究機構是學科發展的組織性因素，是推動學科建設的重要的人文力量。從全國公安院校來看，治安學科專業研究隊伍專業成分復雜，梯隊層次不清晰，知識結構老化問題突出。缺乏專門研究機構，全國學術團體雖然有全國治安學研討會、全國治安系主任論壇和地區性年會等，但是并未形成全國性的穩定的學術團體，更缺少相應的學術期刊、專門網站、網頁等學術平臺，較之其他成熟學科相差甚遠。

培養一支精干的學科隊伍是學科建設的關鍵。其一，要選好學科帶頭人。學科帶頭人不僅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寬厚的相關知識積累，還要有較長時間的治安管理實踐，并有與公安實戰部門保持密切聯系的優勢和能力;既要有較高學術造詣，嚴謹學術作風、開闊學術視野，還要有較強的組織協調能力和競爭意識。其二，要通過引進人才、進修提高等方式培養一大批年齡結構、專業結構、學歷結構、和學源結構合理的學術骨干，構建層次分明的學術梯隊。其三，發揮治安學科的優勢，充分利用公安教育關于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和與各級公安機關的天然資源，建立雙向交流機制和定期學習鍛煉機制，不斷提升學科隊伍的實踐水平和為公安實戰服務的能力。第四，建立全國性、地區性的穩定的治安學科學術團體，并充分利用期刊、網絡等，為各種治安學科學術交流活動提供寬廣平臺，同時也為吸納社會各界、其他學術團體以及公安機關實戰部門領導、專家參與治安學研究開辟更廣闊的通道。

二、營造濃厚學術氣氛，加大學科建設投入

學科建設應當形成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缺乏有效的交流形式、良好的辯論氛圍，學科的發展將是死水一潭，學科的拓展也必將是后勁不足。治安學科發展的歷史使得學科研究多局限于公安院校和少數政法類院校的治安系之中，因此，研究人員數量較少，研究規模上不去，往往呈現低水平、重復研究的狀態，亦很難與其他學科形成爭鳴，從而導致整體學術氣氛不濃厚。治安學科在正式稱為公安學科下面的二級學科之前，諸多學人就已經對其學科建設進行了大量的論證和研討，近兩年的“全國治安學學術研討會暨治安系主任論壇”，更是把治安學科建設的討論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并吸引了更多的學者關注和參與到治安學學科的建設中來。但是從相關的學科建設研究來看，無論是規模、水平，還是影響，都難以與其現有的學科地位相稱。從公安院校自身來講，兄弟院校之間治安學建設與發展也常常是各自為政，交流多局限于教材的編寫和學術會議方面，缺乏經常性的深入的、有質量的研討與交流;從外部來看，由于專業設置的特殊性乃至一些研究的涉密性質，警察院校治安學科與其他高校之間的交流就更是少的可憐了;從國際層面來看，國內警察院校與國外警察院校的交流基本只停留在高層，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很少甚至是沒有機會到國外警察院校進行參觀、學習和交流。整個學科研究呈現出封閉有余，開放不足的樣態。

第一，進一步加強公安院校之間治安學科的交流。除教材編寫外，可以采取互派教師進修、授課，參加各種學術交流等，建立穩定的學校之間的學術交流機制。第二，拓展公安院校外其他高等學校、其他學科和公安實務人員參加治安學科研究的渠道，并建立相應機制。第三，在現有全國、地區性學術交流活動的基礎上，繼續擴大交流規模、吸引社會更多方面的人才、學者參加到治安學科學術交流中來，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第四，加大對治安學科建設的投入。治安學科建設正處在起步階段，為其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至關重要。吸引引進人才，要有優惠的政策和條件，需要財力支持;必要的科研實驗設備和豐富的情報圖書資料，還有網絡條件更是需要加大投入。這些都是治安學科建設發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

三、創新學科研究機制，開放學科研究領域

學科建設離不開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也離不開學科建設，二者密切相關，相輔相成。學科建設是科學研究的基礎和動力，科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前提與拉動力。［5］治安學作為新興學科，其科學研究人員少，規模小，成果不豐碩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研究機制缺乏創新，研究領域相對封閉是關鍵性因素。為此，應當積極推進治安學科學研究機制的創新，一要注意發揮公安高校人才聚集，多學科的優勢，發揮集體攻關的科研傳統，力爭完成高、精、尖的研究課題。二要注意發揮各級公安機關的資源優勢，創新校局合作機制，盡快將治安學科研成果轉化為治安管理的生產力。三要提倡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既要反對治安學研究上長期存在的重實踐輕理論的傾向，也要防止重理論輕實踐的純學術研究，應當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促進學科的建設發展。四要創新研究方法，改變研究方法單一的局面。治安管理警務活動所涉及的范圍廣泛，治安學學科從其內容而言，與哲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除了沿襲以往經驗總結的方法，更應當及時運用其他學科先進的研究方法，并將這些方法融會貫通于治安學科的研究中，從而創新更多的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基于學科的劃分而各自獨立以后，所謂的學科壁壘開始形成，各個學科之間基于知識類型的差別而形成的學科界限開始為因利益驅動而形成的學術壁壘所替代。治安學學科建設應當借鑒其他學科建設的經驗，不再走自我封閉的老路。首先，在目前初創時期強調學科特色的同時，也要積極開放研究領域。由治安學的演變發展過程，可以看出以治安管理的專業性，甚至保密要求為借口，長期封閉研究領域是制約治安學科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科學之間本身就是相通的，只有相互借鑒、相互融合才能不斷積累、不斷進步。更何況治安學科本身就是交叉學科、應用學科。其次，廣泛吸納社會各界人才，組成龐大的研究隊伍。要改變只有公安機關，公安院校的領導、專家、學者才是研究治安學科的傳統的封閉觀念，積極吸納其他學科的學者一起組成龐大的研究隊伍。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治安學新興學科研究隊伍不足的局面。第三，加強國際間交流。雖然治安學科是一門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治安學應當也必須對國際開放，積極吸取發達國家治理社會治安的先進經驗和技術。第四，引領治安管理實踐。

長期以來，治安學科的研究似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區，只能圍繞治安管理的實踐來展開，并對已有的治安管理實踐進行注釋，缺乏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理論研究往往是人們發現真理的又一重要途徑。理論研究的意義在于它的前瞻性、指導性，它來源于實踐，引領實踐、指導實踐，同時被實踐所檢驗。治安學科的建立為其理論發展和創新提供了更理想的物質、人文環境和條件，其創新性、前瞻性研究的豐碩成果必將會引領治安管理實踐的不斷創新和改革。

作者：王精忠單位：山東警察學院治安系

第三篇：影視學學科建設研討

一、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建設

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在戲劇與影視已經成為一級學科的情勢下，應該明確學科建設的目標與理念，認識學科建設的規律與通則，規劃學科建設的領域與步驟，這成為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大家就學科建設規劃、學科發展方向、學科教育的理念與課程及考評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季水河教授認為戲劇與影視學研究大有可為，各學科點要凝練學術方向，根據學科特點及國際國內做法進行前瞻性設置，既要突出自身特點，又要兼顧學科要求，注重學科帶頭人的培養，重視重大科研成果的突破，爭創省級重點學科，全面推進我省戲劇與影視學學科的發展。何春耕教授指出戲劇與影視學成為藝術學下的一級學科后，人才培養目標、專業規劃應依照國家專業指導委員會的指標體系，找到學科的突破點，注重自身特色，突出本地優勢。中南大學劉澤民教授提到近期新聞報道的文科專業就業不理想的情況，認為戲劇與影視學作為人文專業學科，其學科建設發展不能走工科和理科的發展道路，應加強自身與業界的聯系溝通，不斷完善師資隊伍建設，準確定位專業方向，注重成果展示、專業基地建設以及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

長沙理工大學羅璠教授則認為在學科建設方面，要更好地發揮學科帶頭人的領頭雁作用，對學科建設要做好頂層設計，親力親為，敢想敢干;要善于與學校領導和有關方面協調溝通，取得學校信任和支持。肖燕雄教授提到:目前我省戲劇與影視學一級學科碩士點都為學術型，其申報與培養應該注意與專業型碩士點的申報與培養有所不同。戲劇與影視學學科應該借力于中國語言文學與新聞傳播學，借力于本科專業，借力于電影學、電視學成果，借力于“電視湘軍”，走產學研發展之路，服務于湖南文化產業的發展。湖南工業大學陽海洪副教授從網絡媒體作為影視傳播的載體出發，認為應對傳統精英化、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進行反思，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建設應該整合新聞傳播學資源，培養適應新媒體時代的戲劇與影視專業人才，建立新的人才評價體系，注重學生傳媒能力、策劃能力的培養。

二、戲劇與影視學學科應用

戲劇與影視學升格為一級學科既與學科自身的特點有關，也是藝術、技術與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結果。高校戲劇與影視學學科發展的關鍵是與文化產業密切相關的實踐教學問題。與會代表特別重視專業實習、畢業設計、實習基地建設、與業界聯系等問題，有的代表還提出了以高校為依托直接成立制作公司的建議。羅璠教授介紹了自己所在的長沙理工大學新聞和中文專業的特色建設經驗，該校的新聞專業“國際化”、中文專業“應用化”的思路與舉措，引起了與會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大家認為值得我省戲劇與影視學專業建設的學習和借鑒。劉奇玉教授介紹自己所在的湖南科技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專業學生實踐教學的情況:一年級主要進行基礎學科的學習，二年級進行相關專業的實踐教學，相關專業的學生每年都會深入到地州市文化群和非遺址中心進行考察、研究和創作。周清平博士認為學科建設的培養方案中應注明學生實踐能力應達到的預期成果;專業實訓方面，學生應該完成相應作品。他介紹了自己所在的湖南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的實踐教學情況:學校經常組織學生到湖南廣電中心、無錫影視城等地方參觀學習，定期與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湖南大學廖艷君副教授指出:戲劇與影視學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貫穿“大傳播”的理念，注重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當前社會中企業注重員工的動手能力。舒欣博士指出技術、藝術、文學如何結合在一起，是未來將要面臨的重要問題。他說目前長沙市政府很支持長沙學院實習基地的建設，長沙學院與長沙電視臺的關系也非常密切，現在已合作拍攝100多小時的《韻味長沙》。陽海洪副教授提出要保證實踐教學的比例分配，完善校內實踐內容，對實踐教學進行有效管理和監控。湖南一師龍永干副教授建議有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碩士點的學校與省文化廳戲劇研究所合作，并利用當地的劇院、影院資源。有業界背景的謝杰老師與歐陽世芬老師，認為以高校為依托成立制作公司很有前景，制作一個節目，研究一個好的模式，很有前途。

湖南師范大學肖燕雄教授作總結發言，認為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建設要為學界與業界的交流搭建橋梁，要深入了解業界對人才的需求狀況。他對培養既有學術理論修養又有創作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寄予厚望，提出在該學科建設上將本土化與全球化相結合，搭建學科建設平臺，加強與各方面的合作，實現定期交流研討。同時，他還指出戲劇與影視學專業學科建設應該把握學科前沿及發展趨勢，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師資隊伍建設為關健，以提升科學研究水平為重點，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核心，以改革創新為動力，走產學研發展之路，瞄準國家和地方經濟建設以及社會發展的主戰場，服務于湖南文化產業的發展，立足湖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最后，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甘智鋼教授對與會代表的發言作了簡潔精當的點評，并代表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對各地專家學者的與會表示衷心的感謝。我省的戲劇與影視學學科的建設如何國際化，如何產業化，如何引進師資，如何培養學生，都值得大家進一步思考與探索，湖南省首屆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建設會議在湖南工業大學的成功召開，為未來的發展建設開了一個好頭，具有非常積極的助推作用和建設意義。

作者：郭金龍單位：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第四篇：車聯網的學科建設

一、車聯網系統研究目標

車聯網系統的成功開發首先需要明確車聯網系統的設計目標。通過運用數學、交通系統建模以及系統學的相關理論，研究車聯網的基本特性，建立車聯網體系結構模型以及網絡流量模型，并提供車聯網網絡性能評測方法；應提出車聯網感知層異構網絡交通信息融合理論，感知層網絡分布主要包括WSNs等異構網絡，通過異構網絡采集交通信息，實現車輛對外部物理環境的感知、對自身屬性的識別以及對相關信息的采集和捕獲；從網絡功能上看，感知層網絡都應具有信息采集和路由的雙重功能，同時感知層異構網絡間還需互相協作完成特定的車輛交通疏導任務，因此建立完整的基于車聯網的交通信息智能化理論體系結構，對于車聯網的大規模應用具有重要意義；為了解決網絡中感知交通信息的不確定性，實現基于車聯網的交通流量環境實時監測，應提出網元之間信息交互的信息處理技術，分別提出對同構網元的交通信息融合與壓縮、異構網元的協作信息處理機制；解決車聯網自組織分配管理技術，實現車輛的智能化誘導和整個網絡的動態自治，包括異構網絡管理、資源與任務管理、數據管理以及整個網絡的部署、初始化及維護管理；為了保證網絡系統的安全性，提出基于車聯網特性的安全協議架構、授權認證方式、密鑰管理和入侵檢測技術，并對車主用戶的相關數據和隱私實行有效保護。

二、車聯網系統課題設置

首先，針對車聯網的技術特點和發展方向，擬解決以下四個關鍵科學問題：（1）無線網絡通信技術融合問題；（2）基于車聯網智能交通大規模應用信息交互問題；（3）車聯網自組織分配管理問題；（4）車聯網安全問題。其次，車聯網的課題設置可以圍繞研究的總體目標，針對四個關鍵科學問題，將學術思路劃分為七個課題。課題1“車聯網協議體系結構模型”是其他六個課題的研究基礎和技術支持，貫穿于車聯網研究的每個階段；課題2、課題3、課題4、課題5圍繞車聯網系統中擬解決的四個關鍵科學問題，分別從“車聯網異構網絡融合技術”“車聯網信息融合、壓縮、協作處理”“車聯網自組織分配管理”“車聯網安全保障系統”四個方面進行理論和應用的研究；課題6“泛在車聯網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是上述五個課題的實現和應用；課題7“車聯網面向應用的驗證測試平臺”滿足對各種車聯網實現模式、執行原理和設計方案的測試，同時實現對車物聯網網絡性能指標的評估。七個課題覆蓋了關于車聯網的相關重點研究內容，一些研究內容會在不同的課題中出現，完善了研究的準確性和層次性。與此同時，每個課題之間聯系緊密，在保持課題獨立性的同時，共同促進課題的研究進展。

三、車聯網系統網絡架構

車聯網系統的網絡架構可以從公共網絡架構和私密網絡架構兩個角度進行研究。從公共層面上看，泛在車聯網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可以獲取任何路面環境下的交通信息，交通管理部門可以利用該平臺完成交通流量誘導服務。該平臺以內置在汽車上的無線通信嵌入式車載單元為信息感知載體，路側傳感單元和ZigBee通信協議為信息傳輸載體，將信息傳輸到局域路況執行機，不同區域內的局域路況執行機通過互聯網、蜂窩網以及衛星鏈路將相關交通信息傳送到泛在車聯網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在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上實現對所有交通信息的處理、融合，并根據不同的路況交通需求作出相應決策，對所有車輛進行反饋監管或者提供配套的綜合性服務方案。整個公共網絡架構不僅可以實現“實時路況”服務，為車主提供更高效的行車路線，而且可以減少汽車能源浪費以及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從私密層面上看，車主用戶通過內置在汽車上的無線通信嵌入式車載單元、路側單元以及ZigBee通信協議，將搜集信息和數據的愿望發送給局域路況執行機，局域路況執行機利用互聯網技術、無線通信技術以及衛星鏈路技術與后方的泛在車聯網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進行信息和數據的交換，為車主提供相應的需求服務。其中主要包括：(1)安全服務，如車輛防盜、道路救援、事故多發路段路況信息實時提醒等，因此安全服務對于每個車主來說意義重大；(2)車輛信息服務，如車輛維護提醒、遠程診斷等；(3)個性化資訊及娛樂服務，如自駕游車隊組網導航、獲取各種生活資訊等；(4)駕駛輔助，如實時獲取交通流量信息和路況信息、車輛運行狀態實時報告和智能控制、動態交通信息使用等。

四、車聯網系統接入技術

車聯網系統需要將各類交通信息傳輸到后方的泛在車聯網智能交通綜合服務平臺進行處理，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技術就是車聯網的接入技術。從目前來看，車聯網的接入技術主要分為有線接入和無線接入兩類。有線接入主要包括光纖接入和銅線接入，如以太網或者電話線，而無線接入主要包括移動通信網絡和無線個域網技術。在車聯網系統中需要傳輸的交通信息種類眾多，而每輛汽車必須成為可以實時接入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絡的終端節點，并保證信息接入和共享的穩定、快速和可靠。對于無線接入技術的移動通信網和有線接入技術來說，主要負責局域路口執行機以上的交通信息接入，其組網及傳輸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基礎設施建設也已經非常完善，而無線個域網作為感知層交通信息傳輸的基礎是車聯網系統能否成功組網的關鍵。

五、總結

通過上述分析，車聯網通過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資訊，為智能交通、數字城市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這也正是可以作為重點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群體要不斷深化發展新興學科建設工作，要解決具有實際研究意義的重大問題；樹立“以人為本”的教學觀念，不斷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建設挖掘新知識新方法，這樣才能為我國教育體制改革貢獻力量，為培養具有創造性思維的高科技人才積累經驗和財富。

作者：王義君單位：長春理工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

第五篇：美學文獻學學科建設

《論文字學》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力作，從文獻的角度，我們能夠發現以下幾個有趣的現象:首先，文字既成為他的寫作手段，也成為他的解構主義哲學立場;其次，在邏輯思辨作為主導語境的西方，德里達將文獻解讀發展成解構策略;再次，德里達行文有意無意犯下的錯誤，需要用文獻的方法加以疏導。現就《論文字學》第一章“書本的終結和文字的開端”為例加以說明。第一，在題記中，德里達引用尼采的話說，“蘇格拉底，述而不作”，并說亞里士多德持有“言語是心境的符號，文字是言語的符號”的立場，他要解構的正是希臘先賢這種言語凌駕于文字之上的哲學立場。在德里達看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重視語言，貶低文字是顯而易見的，其結果就是中心與邊緣、所指與能指、本質與現象的對立，就產生了言語中心主義及其派生者邏各斯中心主義。他因此貶低表音文字，鐘情于中國象形文字。他要做的就是，拆解言語中心主義思想，終結承載該思想的書本的歷史，讓文字在書寫中分延和播撒。可以看到，德里達把西方人一直視為本質的“存在”或“存在者”驅逐出本源之地，故意讓含有歧義色彩的“分延”和衍生多樣性語義的“播撒”更接近本源意義，建構言說解構的意義觀。當中國在用文字進行文獻學校勘的時候，德里達把文字學提升到哲學高度，取消了一切本體觀念，在解構主義道路上走得可謂徹底。此時，如果說有本體的話，那就是文字以及對文字的詮釋，文字因此具有了本體詮釋學的意蘊。以成中英為代表的諳熟中西哲學的學者，把握了西方對言語中心主義進行解構的學術潮流，看到中國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以及中國哲學圓融一體的特質，提出本體詮釋學的概念，主張文獻詮釋時“‘本體與詮釋’互釋生義，因此本體觀念與詮釋觀念必須同時提出，兩者的意義才能相互決定，才可深入‘本體與詮釋’的關系問題”，以此形成本體論、詮釋學、美學之貫通。

按照這種方式，一切文獻都具有了衍生意義的特征。德里達和成中英等人的觀點，也警示我們重新審視美學文獻文字校勘工作，提高其在美學學科建構和學術研究中的地位，為梳理浩如煙海的中國美學文獻，提升文獻學文字校勘的學理水平提供借鑒。第二，西方用嚴密的邏輯推理建構了形而上學體系，要想推翻這一體系是相當困難的，德里達通過文獻解讀的策略完成了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第一章包括了“計劃”、“能指與真理”、“寫下的存在”三個部分。在“計劃”部分，德里達對以言語和文字為代表的種種二元對立進行了分析，以期引出并批判在場的形而上學，恢復文字應有的地位。在“能指與真理”部分，他批判了從古希臘三圣到現代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語言觀及其背后的言語中心主義思想基礎，一再申說文字與真理的必然聯系。在“寫下的存在”部分，德里達把形而上學視為現象學、“顯學”、“在場之學”;他的目標就是通過“分延”、“痕跡”和“播撒”，把“顯現”和“在場”隱去，把文字變成非表音的象形文字。為了實現他的解構主義目標，在第一章中，他引用文獻超過三十處，其中直接引用大段文字達十二處之多，全章約一萬六百字，五萬五千字符，這十二處引文就達一千一百二十七字，五千六百八十一字符。①他還先后提到了近30位學者的名字，在重點解析希臘三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現象學哲學家兼美學家胡塞爾、海德格爾、雅斯貝斯、芬克等人的同時，一些非主流作者也被納入他的研究視野。在專注于對這些人的文獻進行解讀的同時，他還利用文中小括號注釋、腳注等形式，對引文進行了認真爬梳。他所論述內容涉及的理論主要包括古希臘哲學、英國經驗主義、大陸理性主義、德國古典主義、俄國形式主義、法國解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諸多流派。這其實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如果沒有很好的文獻學功底，德里達是很難完成任務的。拿胡塞爾來說，他的哲學手稿有40000多頁，“他的哲學具有分析的性質，很難將他所做的大量個別分析系統地組織為一個整體”。身為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更是著作等身，要想批判以二人為代表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德里達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第三，德里達在文本中有意無意地犯下的一些文獻錯誤，表明專科文獻學的價值。這些錯誤包括字形的，如diffrance(分延)、diffrer(推遲、延遲);字義的，如parousie(古意為“顯現”，字面意為“基督顯靈”)、l＇exgtisme(demStatarischen，古德文詞，不動的，靜止的);還包括引文的，如他引用了G?H?馮?舒伯特一段文字，中文版譯者汪堂家注釋說:“德里達的引文與原文有出入，參見G?H?VonSchubert，DieSymbolikdesTraumes(《夢的象征》)Leipzig1862年版，第23－24頁。———譯者。”

對德里達有意無意制造的這些錯誤，我們應該做辨證的分析。那些有意而為的“錯誤”，其實不是錯誤，是他的一種解構策略，是他解構主義哲學體系的一個光鮮亮麗的組成部分。他用生造文字、使用古語、常用隱喻、反常使用術語、意義播撒、故意引起文本歧義的方式作為手段，以解構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在場的形而上學中言語的確切意義性。汪堂家就認為，“diffrer既表示‘區分’，又表示‘推遲’、‘延遲’。德里達之所以說‘分延’是個經濟性的概念，是因為這個詞能同時包含兩種近乎相反的意義”。那些無意而為的錯誤，則主要因為德里達作為學術研究的個體，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時，忙中出錯、沒有在校勘中及時發現，缺乏有力的文獻學支撐的結果，這也為人們對德里達學術進行傳播、開展研究帶來了麻煩。汪堂家把《論文字學》翻譯成中文版前后歷時七年，“對譯者來說，翻譯上的困難既在于德里達生造了不少新詞，又在于他好用詞的古義，也在于他喜歡使用隱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習以為常的術語。然而，最困難的莫過于他為體現‘意義像種子般播撒’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話甚至在同一句話中使用同一個詞的不同意義”。除此之外，該書至少涉及九種語言，“德里達寫作時總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處交代不詳，有些引文與原書有較大出入，有些頁碼不夠準確”。雖然《論文字學》意義相當艱澀，但貫穿全文的是對邏各斯、在場、語音等核心范疇的解構，對表音文字形而上學秘密的拆解，以此實現對這些核心范疇支配著的傳統思維方式、日常語言、倫理道德、價值判斷的批判。西方文獻一定對邏各斯、在場、語音這些范疇進行過梳理和研究，但是，如果真正做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學工作，那么，作者德里達就不會犯這么多“無意的”錯誤，譯者汪堂家也不會在瑞士、德國、法國圖書館校對德里達的引文遇到那么多麻煩，以至于“另有一些因一時找不到原書只好留待以后補校”。現在，既然建設中國美學的西方基礎已經發生動搖，既然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所使用的文獻學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和遺憾的經驗，既然成中英等人發現了中西美學對話、交流、溝通的文獻學渠道可以搭建，那么我們所進行的中國美學文獻學建設事業就順應了學術潮流。

二從美學發展角度出發，文獻學有納入美學學科建設規劃的必要嗎?首先，中國美學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學科。在中國美學學科發生、成型期，西方文化全球化和中國文化現代化交互輝映。該學科的發展與中國美學文獻從儒釋道思想中析取，同西方哲學、心理學、藝術門類學交叉融合有密切關系。改革開放后，在中國美學學科走向深入發展期，實踐美學成為主流，審美活動論出現轉向，后實踐美學展露頭角，生態美學生長茂盛，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得以發展壯大，這些都與中國美學文獻的貢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是文獻成就了中國美學的國際視野和本土意識。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王國維引入美學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圖用具有哲學意蘊的美學，改造中國的經學乃至文學。在具體的《紅樓夢》研究中，他引入康德審美無利害觀點，認為“美之為物有二種:一曰優美，一曰壯美”，“吾人且持此標準以觀我國之美術(美學之術———本文注)，而美術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李澤厚在考察了陶器上蛙紋、鳥紋從半坡時期，經廟底溝、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四壩到漢墓帛畫的演變后認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謂‘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于它是積淀了社會內容的自然形式。”王國維用康德美學思想闡釋《紅樓夢》，李澤厚用克萊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觀點分析中國遠古陶紋，都表明中國學界希望將西方思想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推動美學研究進步，促進中國美學學科發展的訴求。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美學，不僅要求它與世界主潮溝通，與中國的現代性相連，還要與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相契合。此時，文獻發掘、整理、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宗白華認為，學習中國美學史特殊的優點是，美學思想蘊?8?含在哲學著作、詩文、繪畫、戲劇、音樂、書法理論中，材料特別豐富;各專科藝術體系獨特且相互影響乃至包含，因此各門藝術的美感特殊性和共通性容易尋獲。于此同時，如何在各種豐富的材料中尋獲美學思想，如何把握特殊性、打通共通性，就成為了難題。宗白華重視美學史中的文獻問題，章學誠就把史的研究者分為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著作之史”與專門進行文獻研究的“纂輯之史”，并認為從宋朝往下，“著作之史”并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因務求博雅，校讎精準而“錯綜排比，整練而有剪裁，斯為美也”。由此可見，建立發展中國美學文獻學學科是發揮中國文獻優勢，促進美學體系開放發展的重要措施。其次，文史哲文獻學學科建設之路，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中國的美學文獻，蘊藏在數千年的文史哲古籍之中。中國的文史哲研究歷史悠久，分別形成了文學、歷史、哲學學科。即便在文獻資源豐厚、研究歷史悠久、學科分類完備的狀態下，這三科的文獻學建設工作也在順利進行。

1982年，謝灼華撰寫《簡論文學文獻與文學文獻學》，就文學文獻學的建設意義、學科屬性、研究范圍等問題進行了闡述。此后一大批文學文獻學書籍出版發行(表1列出了部分著作)。這些著作在實踐和理論上總結了該門學科主要研究內容:1．文學文獻學的基本理論。包括指導思想、研究任務、學科性質、研究方法、相關學科與文學文獻學的關系;2．歷代文學書籍的出版、演變情況與沿革;3．文學文獻的類型;4．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與重點作家的著作版本;5．文學工具書知識，包括編制原理與使用方法。與此同時，這幾本書的差異相當明顯。張君炎、侯曉明所著《中國文學文獻學》，具有相同的體例和內容。書的前七章對中國文學文獻體裁、類型、版本、目錄、校勘、注釋等情況作了較全面論述，具有專科文獻學概論性質，后七章分別對綜合類、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文學批評文獻等文學類型文獻作出說明，并介紹了檢索方法和工具書，具有簡明的要籍解題性質。薛新力、段庸生的《古典文學文獻學》分為“古典文獻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古代各體文學文獻述要”。其編撰體例大致和《中國文學文獻學》相當。劉躍進的《中古文學文獻學》分為“總集編撰與綜合研究”、“中古詩文研究文獻”、“中古小說研究文獻”三個部分，內容涉及從南朝到清代關于中古文學的研究文獻，全書抓住了文學文獻的主要類型，提出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具有文史結合、資料方法結合的特征。查洪德、李軍的《元代文學文獻學》以元代詩文、詞曲、戲曲、小說筆記、詩學詞曲學文獻及相關文獻作為研究主體，以20世紀對元代文學史、研究論著和史料考訂鉤沉為補充。文學文獻學學科建設發展勢頭相當強勁，已經從文學史、文學作品的領域，拓展到文學批評的領域，孫立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是其中的例證。從文學批評是文藝學的分支學科，文藝學被稱為藝術美學的角度看，孫立其實已經在做文藝美學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工作。再就歷史文獻學來看，白壽彝撰文《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二》，以主客問答的方式，就研究歷史文獻學的功能、學科屬性、建設必要性、歷史性、研究者、學科內容、與文學學科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闡述。此后歷史文獻學著作不斷出版(如表2所示)，該學科建設日趨成熟。這些著作對該門學科的建設包括:1．相關范疇和規律建設;2．分期文獻及其工作的研究;3．歷史文獻工作的理論與方法。這些著作也有自己的各自特征，如王余光的《中國歷史文獻學》用文獻學方法梳理典籍文獻、人物研究文獻和少數民族文獻;楊燕起、高國抗《中國歷史文獻學》則將要籍解題和專科文獻的論述相結合;張家璠、黃寶權《中國歷史文獻學》完全按照文獻學的體例言說歷史學的內容;曾貽芬、崔文印的《中國歷史文獻學》探討了歷史文獻學的內容資料以及專科文獻學的理論問題。?9?值得一提的是，張舜徽走了一條文獻學建設開道，史學史建設跟進的道路。1982年，張舜徽出版《中國文獻學》時說:“我們的最大目的，便是要在對文獻進行了整理、編纂、注釋工作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為有系統、有剪裁的終結性的較全面、完整的《中華通史》。”

可以看出，他的《中國文獻學》并未有專門性學科歸類，我們不便于把該書歸為歷史文獻學，其實它具有歷史文獻學的意義，張舜徽出版該書的目的，是要借用文獻的特殊功能寫作史學史，他是用文獻學方法進行學科建設的典型代表，在他那里，文獻學不僅是一門學科，有方法論的意義，還讓文獻學建設比史學史建設具有優先發展的權力，這無疑說明專科文獻學對學科建設的重要價值。相對起步較晚的是哲學的文獻學學科建設。李申的《中國哲學史文獻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分上下兩編，上編為“資料學”，內容涵蓋從古代到近代(清朝后期)的哲學典籍;下編為“文獻的理解和整理”部分，包括訓詁、考據、文獻校勘與標點、版本優劣、古籍文獻理解問題、古籍今譯六章。縱觀該書，借鑒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的套路，對解決中國哲學史問題很有幫助。中國古典美學的嚴整體系，一直通過文、史、哲等相關文獻而隱匿地顯現自身。如何通過卷帙浩繁的文獻，客觀反映中國古典美學的體系特征，一直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忽視的問題。文、史、哲三科的文獻學建設事業，為我們進行美學文獻學建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將要建立的中國美學文獻學，有它自身的學科品性。②就文獻學科目劃分而言，它應該屬于專科文獻學。所謂專科文獻學是文獻學與其他各門學科相交融的結果，它體現為向古典、現代文獻學的雙向拓展，推廣新技術、新方法在以前成果的應用，也促進技術創新和方法理論創新。它的研究對象是專科文獻和專科文獻工作，其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學科發展概貌、學科文獻知識、檢索工具及使用，他密切聯系特定專業的學科知識，研究該專業的文獻產生、沿革、分布規律，以便揭示、控制、指導利用專科文獻，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綜合研究的方法，促進了專科的發展。

中國美學文獻學，對學術活動起怎樣的作用?首先，自在的文獻需要人們考鏡源流。中國是文獻大國，如何從各類文獻中尋獲美學文獻，是一個很令人頭疼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當代美學界已經在著手做這項工作，并取得了不小成績。中國美學文獻學建設已經走過了拓荒期、復蘇期、深化期，只是處在有學無科的狀態。即是這樣，所取得的成績也為推動學術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拿古典美學文獻輯錄來說，象《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中國古典美學舉要》、《中國歷代美學文庫》、《中國美學重要文本提要》等，都是很好的中國美學文獻資料集。②這些工作的意義在于:第一，增強人們對于中國古代美學體系的認識。經過上千年的天文、地文、人文浸染，中國古典文化在美學上形成了自己一套范疇、原理和規律體系。這些美學思想常常以文字的方式隱藏在音樂、詩歌、舞蹈、繪畫以及各種器物之中，隱匿于甲骨、金石、竹木、帛紙等材料之內。如果沒有相關的資料輯錄，使用者將會重復性地做很多工作。中國美學界學人前赴后繼，用數十年的時間去挖掘、整理、開發和應用這些文獻，其價值不言而喻。第二，這些資料具有文獻學的價值。所輯錄的集子選取資料權威，多采用校勘、目錄、輯錄等文獻學方法，既方便初學者閱讀理解，又方便深入研究者按圖索驥，掌握中國古典文獻中美學資源的分布規律，為學習使用帶來了便利。歷史上目錄學做得好的，其學術水準就相對較高。文獻學家張舜徽“于漢、宋諸儒，獨宗二鄭”，認為漢代鄭玄，宋代鄭樵學問做得大。鄭玄自不必說，單從鄭樵非議班固“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通志序》)的話中，我們就能知道章學誠說鄭樵《通志》為“獨斷之學”應該不為假話。鄭樵學問做得好，與他善于以“類例”方法掌握書籍有密切關系。他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

這明“類例”就是在強調目錄學的重要性。第三，便于研究者發掘尚待研究文獻的分布。中國美學文獻的很大一部分，蘊藏在儒釋道的典籍里。在對古典美學文獻進行挖掘、整理、開發和利用過程中，學界并沒能促成這三方文獻協調發展，而是建立了一種近乎暴力的儒家文獻開發利用處于強勢地位，道家文獻開發利用緊隨其后，釋家文獻尚待進一步發掘整理的主次等級秩序。在強調消解主次對立，主張中心和非中心溝通對話的學術語境下，中國美學文獻輯錄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成為很好的學術增長點，等待有識之士進一步開發研究。

其次，學術的自為需要進行文獻審視。前面已經提到，解構主義通過解構范疇，進而解構傳統理論，促進了哲學的后現代轉向，也客觀地推動了美學事業的發展。與西方相比，中國學人對美學范疇的認知程度又是怎樣的呢?以1996年到2011年我國出版的11部關于范疇研究的著作為例(如表3)，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特征。涂光社的《中國古代美學范疇發生論》對范疇的基本含義、民族的思維發生機理、漢字的功能特征、范疇的哲學依據等問題進行了細致探討，屬于發生學研究。第環寧的《中國古典文藝美學范疇輯論》對中國古典文藝美學中二十幾個重要范疇，作了歷時的旋律性和共時的和聲性研究，其獨到之處是對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美學范疇進行的研究。夏昭炎的《意境概說:中國文藝美學范疇研究》對“意境”進行了界定，對它的形態、創作、鑒賞和源流進行了比較細致的考察。葛路的《中國繪畫美學范疇體系》是兼范疇研究、繪畫特質功能研究與作品鑒賞于一體。因體制短小，家法淵源尚待梳理，該書的權威性就受到了質疑。趙建軍的《魏晉南北朝美學范疇史》、王耘的《唐代美學范疇研究》、王振復編的《中國美學范疇史》、李欣復的《中國古典美學范疇史》則屬于斷代性或通史性范疇史研究。這些書因將范疇研究與美學思想史爬梳相互結合，往往顯得意蘊較為深厚。曾祖蔭的《中國美學范疇論》、胡雪岡的《美學范疇新探》屬于思想散論，并無嚴密的邏輯體系可循。能夠分條析理的要數張皓的《中國美學范疇與傳統文化》，該書分為二十章，將影響中國美學的二十個范疇一一剖析，因為能夠朔源導流且與深層的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所以它的學術價值相對較高。

通過對這些著作的解讀，我們會得到以下啟示:第一，思想流變是范疇形成發展的主線。如魏晉時期儒學的式微，玄學的興起，佛學的滲透，儒釋道的融合，催生出禪、般若、涅槃等相關范疇，推動了人們對道、氣、有、無、自然、心性等范疇的深入理解。但凡能將思想文化體系與范疇研究結合緊密的著作，其學術價值就相對較高;但凡那些體例散漫的作品，其學術水準就有所欠缺。其次，范疇研究有待進一步規范。在所有這11部著作中，我們很難找到被相對統一地進行研究的范疇。這從學術多樣性的角度講是件好事，顯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象。從文獻使用的角度看，研究者的功力多寡決定了這些著作的參差不齊。本來功力和學問就是兩回事，有功力的人不見得學問做得好。章學誠說:“功力之與學問，實相似而不同。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途轍多端，實皆學者求知所用之功力爾。即于數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聞古人精微，下啟后人津逮，其中隱微可獨喻，而難為他人言者，乃學問也。”［12］205要想把學問做好，我們還是先認準文獻學正途，做好搜遺、編纂、考訂工作，然后走聞精微，啟津逮，喻隱微，言學術的道路。第三，考訂范疇要有系統的文獻利用觀念。王振復所編《中國美學范疇史》考察了中國美學范疇的醞釀、中國美學范疇的建構中國美學范疇的完成三個時期。書中認為:“中國美學范疇史，是一個‘氣、道、象’所構成的動態三維人文結構，由人類學意義上的‘氣’、哲學意義上的‘道’與藝術學意義上的‘象’所構成。”

這一觀點將美學范疇和范疇發生的學理背景有機結合，表現出相對成熟的學術面貌、相當水準的方法論基礎。之所以會這樣，與編著者王振復長期從事古典美學研究，既有《中國美學重要文本提要》這樣的文獻輯錄，又有《中國美學史新著》這樣的美學新思維不無關系。除了以上三點之外，學術創新離不開新方法新理念的產生。當德里達通過文獻學方法取得學術成就時，我們是否該審視總結如何建設中國美學文獻學呢?在建設中國美學文獻學的道路上，我們不僅要禁得住拷問，即便自己也應該多站在國際視野，學科發展視域和學術昌明的視角，對該學科建設的條件進行追問。可以說，在國際學術界爭取話語權，在學科層面獲取發展權，在學術層面奪取創新權，都離不開文獻學建設工作。因此，中國美學文獻學的建立和發展勢在必行。

作者：皮朝綱潘國好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第六篇：高職學科建設研究

一、基于升本愿景下高職學科建設的現實困境

1.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系統問題。第一，人才培養文化的差異是制約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系統滿足學生升本意愿的關鍵。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核心理念在于滿足實業界對實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本科院校人才培養的核心理念在于培養具有較強引領性和創新性的高端人才，后者更為重視通過非功利性的通識課程來重塑學生的精神世界。傳統的高職教育與高度功利化導向的商業文化更為接近，這種學風與崇尚學術傳統的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理念相背離，隱匿在商業文化背后的浮躁學習心態將伴隨升本學生一同沖擊本科院校的主流學術傳統，從而威脅本科院校的辦學理念。第二，高職教育的專業人才培養計劃與本科教育相同專業的人才培養計劃相沖突。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分屬不同類型的教育機構，其人才培養計劃是依據本類教育機構的人才培養特質來制定與實施的。部分高職院校的專業人才培養計劃，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深度上與本科院校的專業人才培養計劃相沖突，導致部分學生重復學習同類或類似課程，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學習成本，究其原因，主要是高職院校沒有從專升本學生的學業生涯全程角度來思考并設計有針對性的課程體系。

2.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的升學考試問題。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的升學考試問題涉及如下內容。第一，高職學生升本考試制度與以實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高職院校辦學目標相背離。當前的專升本考試大綱主要以滿足本科教育的理論教學所需的人才類型為考核要點，在考試內容的設計上偏重于考核高職學生的理論修養而忽視對其從業技能訓練水平的考核，這使得部分具有較強升本愿景的高職學生在入學之后，將全部精力投放到專升本考試的基礎理論課程學習上，忽視了對實踐性教學內容的學習。實踐性職業技術教學是高職教育的精髓，掌握與理論知識相匹配的實踐技能是確立升本學生的核心競爭力、確保其在職場競爭中勝出的關鍵。但部分高職院校為滿足部分學生的升本意愿，削減實踐技能型教學內容，將人才培養重點放在課程教學上，從而影響了高職院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和人才培養質量。第二，當前我國高職院校的學分制管理制度相對不完善，制約了學生個性化學習模式的有效建立。高職院校對人才培養質量的管理權限，體現為通過設置達到指定專業畢業標準所需的學分分值及相關學分管理制度，并同步賦予學生以更多的課程自主選擇權，從而充分滿足高職學生包括升本和就業在內的個性化學習需求。當前部分高職院校偏離以學生為本的學科建設理念，為節約生均教學成本而限制學生的選課范圍，從而使高職學分制建設偏離了初衷，弱化了學生的升本能力。

3.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教學方法問題。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在教學方法上存在顯著差異，直接影響具有較強升本愿望的高職學生的學習效能。第一，高職教育階段的教學方法忽視對高職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高職教育生源質量與本科生源有著顯著差異，高職教師通常運用填鴨式教學方法來促成高職學生的被動式學習。基于外部強力的填鴨式教學法固然在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促成其養成較好的學習習慣等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卻間接影響了高職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第二，高職教育階段的教學方法忽視對高職學生獨立思維能力的培養。高職階段的最終教育效果是培養學生掌握一定的實踐操作技能，但這種教育目標在強化學生實踐能力的同時卻忽視了對學生獨立思維能力的培養，從而導致參加升本考試的高職學生既缺乏較深的理論功底，又缺乏將其實踐能力與相應理論知識聯系的能力。

4.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課程銜接問題。第一，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課程標準界定模糊，導致人才培養質量的尺度難以測定。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階段課程標準要闡述高職階段教學工作對具有升本愿景的人才規格的具體要求，其重點在于明晰高職學生應當學習的內容和通過學習應達到的知識與能力水平。當前高職階段的課程學習目標制定隨意性較大，沒有從高職教育與本科階段教育銜接的戰略層面考量高職課程內涵與外延設置的恰當性，導致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在課程內容上的脫節。第二，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的課程結構設置循規蹈矩，與本科教學目標相背離。高職的主流課程結構設置主要包括基礎課程、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及實訓課程等內容，其中，實訓課程是高職課程設置的特色所在。但在升本教學指揮棒下的高職院校，將升本考試的相關課程作為其課程教學中心，從而忽視了實訓課程的教學工作，導致高職學生的實踐技能水平和理論素養下滑，降低了在就業市場上的有效競爭力。

二、基于升本愿景下高職學科建設的路徑探析

1.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的人才培養系統銜接。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養系統的銜接工作可從以下方面展開。第一，高職院校應當立足其辦學特色，實現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在培養目標上的銜接。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學科體制銜接的要點，在于達成兩者在人才培養目標層面的共識，這一共識指兩者對人才培養的終極目標的認同。高職與本科教育的課程建設應當以升本愿景為導向，以人才培養的一體化建設為基石，以建構終身教育與學習型社會為理念，推動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的學科建設一體化進程。這要求高職院校應強化與對口本科院校在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和教學質量管理方面的溝通與交流，并形成具有實質內容和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以有效確保高職教育的教學質量滿足本科院校的生源需求。第二，高職院校應當在人才培養方案的制訂與實施層面，強化與本科院校的銜接，夯實學科建設基礎。高職的人才培養方案應當符合高職院校的辦學理念并凸顯其辦學特色，在滿足行業用人需求的前提下，堅持知識結構與課程體系建設整體優化的目標；在充分促進學生的素質、知識與技能水平提升的前提下，滿足部分學生的升本訴求。高職院校應結合高職與本科同類專業的特點，在確保課程相對完整的前提下，以課程為設計單元來銜接高職與本科的人才培養目標。高職教育應建構涵蓋公共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實踐教學課程的課程框架，并將專業課程劃分為橋梁式專業課程和高職特色專業課程，其中，橋梁式專業課程的教學質量建設應考核高職升本學生的素質與能力，是實現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銜接的關鍵。高職院校可通過橋梁式專業課程來推動本科學歷課程下移和高職學歷課程的拔高，以強化高職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的職業性、連貫性與縱向深度性。

2.改革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的對口升學考試模式。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實現相互銜接的主渠道是升本考試。改革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對口升學考試模式，有助于增進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的銜接水平。第一，高職院校應當與本科院校合作建立統一的考試平臺。高職教育的重點偏向于培養學生實踐技能，而本科院校則偏重于培養學生的理論修養與知識素質。高職院校應當與本科院校攜手建立統一的考試平臺，以有效彌合二者在人才培養重點方面的差異。高職與本科院校統考平臺建設的內容與方式直接影響高職教育的辦學方向與教學內容，故應當在省級乃至全國層面實現統一規劃，并由各省教育主管部門結合本區域經濟發展特色來統一建設。高職與本科院校的統一考試平臺應當設計專業綜合理論大綱，并據此分列知識考試準則和技能考試準則，細化各專業課程的知識與技能考試的比重分配。高職與本科院校的統一考試平臺設計應當在重視對考生專業理論素質考核的基礎上，適當契合高職教育特色，強化專業技能考核所占分值的比重，弱化以考試為綱的傳統教學模式，充分激勵掌握高技能的優秀人才進入本科院校深造。第二，高職院校應建立與本科院校相貫通的學分互認機制。這要求高職院校以綜合從業技能素質培養為根本，以項目課程建設為主體，強化面向升本愿景的高職與本科相銜接的課程建設，為推動高職與本科學分互認機制的有效執行提供課程貫通基礎。高職學生的畢業方向呈現直接就業與升本的分流狀態，高職院校可通過開發選修課程體系并強化選修課程學分占畢業總學分比例的方式來滿足學生的多元化需求。高職院校應當建立高職與本科教學質量評估聯合數據庫，具有對高職及本科學生的學分數據信息進行管理的權限，從而為高職與本科學分互認制度的有效實施奠定基礎。考慮到學分制度難以有效衡量考試過關學生的學習績效的差異，高職院校有必要建立與學分制度相配套的績點制度體系，以準確衡量同等學分學生的差異化學習能力，提升本科院校對預備升本學生的能力與素質考核的準確度。

3.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在教學方法上的銜接。高職教育應在充分考慮學生升本意愿的基礎上調整其教法，以適應本科教育的教學要求。第一，高職教育應發掘和建構適應學生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教學論，提升高職教法的有效性。傳統高職教育的教法偏重于技術導向。以實踐需求為導向的高職教育教學內容，在提升學生動手實踐能力的同時，亦存在理論教學層面相對薄弱的問題。高職院校應當在摒棄傳統的缺乏深度的職業教育教學法的同時，探尋從大量直接的感性經驗基礎上概括出抽象理論的教學法，從而為具有升本意愿的學生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持。第二，高職教育應破除傳統的學科分類式教學模式，建構模塊化課程體系及與之配套的教學方法。高職教育應當面向有著較強升本意愿的學生來設計具有擴寬基礎課程、創設靈活教學模塊特色的模塊化教學法。模塊化教學法要求高職院校對當前教學內容進行分解和重新組合，實現高職教學內容按功能特性的重新整合與優化，以充分滿足學生升本及就業所需的知識結構和技能素質的要求。模塊化教學法對各教學模塊的內容進行分層設置，并依據各個專業所需知識與技能的交互關系來將各教學模塊細分為若干子模塊，并通過各子模塊間的功能組合來滿足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學習需求。實施模塊化教學法，有助于彌合不同理論知識背景與實踐技能基礎學生之間的差異，促使不同高職院校根據其個性化學習需求來選擇學習內容，避免因不同課程的教學內容重疊所造成的學習資源和學習時間的浪費。

4.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的課程銜接。整合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專業課程教學內容的方式，有助于厘清高職教育與中職教育專業課程不對口的問題，有效開發高職院校學生的潛力。第一，以課程標準化建設為切入口，強化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專業課程的銜接。當前我國的高職院校一千余所，各高職院校通常依據學校駐地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特點來設置課程設置結構及課程內容，其課程建設從教學大綱到教學計劃再到課程標準都不盡相同，這導致不同高職院校的畢業生在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存在顯著差異，使得高職畢業生需額外支付更多的學習代價來達成其升本愿景。通過建立橫跨高職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統一課程標準平臺，推動高職教育與本科教育的課程銜接，可有效降低學生的額外學習成本，提升其升本概率。第二，高職院校需要以就業與升本雙目標為基石來展開課程建設。考慮到直接就業是高職院校畢業生的主流畢業去向，高職院校的課程標準設計應當在充分考慮學生直接就業需求的前提下，滿足部分優秀學生的升本愿景。因此，高職院校與應用型本科院校的統一課程標準的制定，應當在邀請高校教師的同時，力邀行業專家與資深人士，共同設置高職與本科課程銜接委員會，專職制定統一的專業門類與課程標準，有助于確保高職與本科課程銜接工作的課程設置層次鮮明，課程內容普適性強。第三，高職院校應當重視基于高職與本科課程標準體系平臺的課程二次開發工作。高職院校在課程標準體系建設領域與本科院校達成共識后，應當將精力轉向課程的二次開發建設，形成與之配套的且具有較強執行力的課程建設實施方案，并將其融入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方案中。

作者：陳軍民單位：江西外語外貿職業學院

第七篇：重點學科建設的外文期刊研究

1提高利用率的措施

提高外文期刊的利用率，應該從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內容和形式上著手。高校圖書館都建立了學科館員和學院之間的良好聯系，在此基礎上，第一，應充分調研重點學科專業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外文文獻信息需求，了解他們所需要的外文期刊的種類及名稱；第二，對館藏的紙質外文期刊和電子外文文獻進行，做到查漏補缺，盡可能完善館藏；第三，對重點學科專業科研人員所需的外文文獻信息進行專業的檢索，并形成二次、三次文獻傳遞給他們；第四，還可以通過專欄、信息快報等形式主動及時地宣傳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科研動態，激發科研人員的興趣，擴大外文期刊的影響，從而提高外文期刊的利用率。要做到以上幾點，圖書館信息服務人員除了加強自身的服務意識以外，還必須具有良好的專業外語知識，并將所搜集到的前沿科技信息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傳遞給科研人員。因此，在對重點學科專業的信息服務中，專業的圖書館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2外文期刊合理館藏的構建措施

2.1館藏外文期刊采購策略的調整紙質外文期刊曾經是外文文獻信息資源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近幾年來，紙質外文期刊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排擠，主要由以下兩個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出版業方面的原因。①外文期刊的出版形式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原來的紙質期刊向電子期刊側重，特別是專業的學術期刊。比如著名的科技刊Nature，不僅原有的紙質刊出現了電子版，干脆某些新出版的期刊只以電子版出現。②紙質期刊的定價非常高且不斷上漲，高校圖書館經費緊張，迫使圖書館不得不采取措施。第二，讀者用戶方面的原因。由于電子期刊的大量涌現，加之其獲取方式簡便，讀者用戶完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得紙質期刊的使用率進一步降低。因此，高校圖書館外文期刊的采訪工作不得不進行多方位的調整。從2010年起，河北聯合大學外文期刊的訂購經費和形式已經從紙質期刊向電子期刊發生了轉移，特別是學術專業型期刊已從純紙本、紙本+電子版向電子版+紙本、純電子版發生了轉變。以重點學科專業建設的科研人員的信息需求為出發點，并結合館藏現有館藏紙本、電子外文期刊的種類，經由專家論證，確定最佳外文期刊采訪方案：①繼續訂購數據庫捆版的外文紙質期刊；②對于純紙本的外文期刊，根據用戶喜好方式和利用率進行選擇性的刪減；③對于有紙本+電子版捆綁銷售的外文期刊可繼續訂購，電子版全文的更新有數據商進行更新；④可獲取電子全文的紙質外文期刊原則上不再進行訂購。

2.2高校圖書館與重點學科資料室共同出資的共建模式策略高校圖書館和重點學科資料室在重點學科的建設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長期以來兩者在經費上、管理上和文獻資源采購上各自為政，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浪費。在網絡環境下，實現兩者在文獻資源，尤其是外文信息資源上的共建共享，對重點學科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把重點學科的院系資料室設為圖書館的分館，在外文期刊、外文數據庫的采購上共同協商，共同出資。把由圖書館和資料室分別采集到的教師的科研信息需求進行分類匯總，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需求信息，然后圖書館和資料室共同商討及決定所需訂購的外文期刊（印刷版和電子版）的種類及數量、外文數據庫的訂購策略等。把資料室的部分采購經費納入圖書館的采購經費中，由圖書館統一采購各重點學科所需的外文期刊及數據庫，然后把印刷版外文期刊的部分復本分配到各資料室進行典藏，以便各位教師和科研人員進行查閱。在外文信息資源的編目上統一數據，共用一個檢索平臺。科研人員在校園網的圖書館主頁上進行外文信息資源的檢索時，能夠便捷地找到所需外文印刷版期刊的典藏地，及數據庫全文的獲取方式等。對于科研人員所需的動態的外文科研信息，由圖書館統一進行動態的信息推送服務。信息推送的方式包括電子信箱推送、信息快報推送和短信通知提醒等。使重點學科的教師和科研人員能夠隨時準確地掌握國際上本學科領域科技發展的動態信息，為本人的科學研究提供參考。

3結束語

外文期刊信息資源的合理建設關系到高校重點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是高等學校重點學科建設水平評估的重要依據。高校圖書館必須把外文期刊合理配置的建設作為圖書館館藏建設的重點，使其更好地服務于重點學科建設，保障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

作者：張希俠黃轉紅劉惠欣單位：河北聯合大學圖書館

第八篇：社會工作教育與學科建設

一、對社會工作學科定位的理解

但是我們也會發現，袁方教授對社會工作的理解也不是最狹義的（即只是技術性的工作），而是把它同解決社會問題、滿足人民需要、促進社會協調發展聯系起來。在學科意義上，這就是把社會工作同社會學緊密聯系起來。這種理解，既符合他那一代人的學術經歷，也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密切相關。其實，袁方教授的所學專業并不是社會工作，它在西南聯大師從陳達教授的專業方向是勞動問題研究。但是在雷潔瓊、袁方等老一代社會學家中，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分野并不像現在一樣涇渭分明。雷潔瓊教授是我國第一代留學西方、回國教授社會工作課程的學者，她在燕京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教學是與社會學密切結合的。比如當時的清河調查、香山慈幼院的工作，社會工作被看成是應用社會學，或者被看成是社會學的應用。雷潔瓊教授指出，應用社會學包括社會問題的研究和社會工作。社會工作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工作就是制定社會政策，舉辦社會福利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狹義的社會工作是對由于種種原因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貧困者、失去勞動能力不能獨立生活者進行社會救濟（雷潔瓊，1994）。這種觀點在其他學者那里也有表現，比如言心哲在《現代社會事業》一書中分析了社會工作的概念，發現對它的宏觀、微觀理解都存在（言心哲，2012）。可以說，在袁方教授那一代人看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基本上是理論與應用的關系，所以在社會學學科下發展社會工作也是天經地義的。實際上，至今這種看法和實際發展路徑對我國社會工作學科的發展也不是無益的。在關于發展社會工作教育對于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性的論述中，袁方教授指出，現代化建設需要社會工作教育，而社會工作教育反過來又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發展社會工作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要拋棄傳統的被動救濟的福利觀，“培養社會工作者，去建立社會福利的新觀念，尊重人的價值和發揮人的主動創造性”；第二，社會工作可以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工作可以運用多種辦法為有生活困難者提供福利服務，減少和預防社會問題產生；第三，發展社會工作可以實施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和保障社會安定；第四，社會工作可以介入社會發展計劃的制定、評估，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第五，社會工作是為人服務的，強調尊重人、關心人，增強平等、互助和善良的人際關系，能促進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袁方，1991）。由此看來，他很注重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社會工作的意義，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的社會學視角。當然，袁方教授并不認為社會工作就是社會學的一般應用。社會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也有很強的應用性，而且領域廣闊。但是社會工作關注的主要是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的生活改善和社會關系的協調。他強調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發展社會工作首先要解決困難群體、貧困群體的生活方面的問題。在這方面，袁方教授一直關心老年問題、養老問題、老人福利，這與發展社會工作是相通的。他在老年人研究方面發表了多篇論文，用大量詳實的數據說明我國老年人的生活狀況（運用大量數據說明問題是袁方教授的一貫的學術風格，由此可以看到他學術上的嚴謹性）。在一篇研究老年人狀況與家庭贍養的論文中，他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資料說明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的狀況，也指出了家庭養老所面臨的挑戰。他指出我國既有的“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有很多優點，家庭的養老作用是其它機構所不能代替的。同時政府有關部門、群眾團體、社區要與家庭相互配合，圍繞老年人的特殊需要逐步形成一個幫助老年人的社會系統。文章討論了老人福利制度的建設，實際上也對老年社會工作的發展提出了要求（袁方，1988）。在另一篇主要論述“老有所為”的論文中，他同樣引用大量數據資料，說明一些老年人不但不是社會的負擔，而且還能為社會就業做貢獻。在談到養老問題時，他強調指出，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適應現代化的發展，社會贍養將日益加強；應該大力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依靠社會力量解決這一問題，以減輕家庭的負擔，適應我國老年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袁方，1987）。在這里，引入社會工作，做好老人福利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袁方教授關于社會工作產生的社會經濟背景，所要解決的具體社會問題串聯起來，可以得出他對社會工作的下述理解：它是以社會學為理論基礎，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為依托、面對困難群體需要的專業社會工作。社會學是社會工作的宏觀視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是開展社會工作的制度依托，專業社會工作是切實達致解決困難群體問題的手段。

二、社會工作要走專業化之路

在國家教育委員會做出開辦“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的決定后，北京大學等高校立即積極行動起來重建社會工作學科。民政部為提高民政工作隊伍素質、做好民政工作，對發展社會工作投入了極大熱情和力量。教育部與民政部、民政部與北京大學在發展社會工作學科上建立了穩固、有利的合作關系，使我國的社會工作一開始就呈現出很好的發展勢頭。但是，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方向如何，要發展什么樣的社會工作，還存在爭論，或各方意見并不完全一致。前面已經談到，國家教育委員會把專業名稱定為“社會工作與管理”，實際上這并不是國際上通行的概念。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把這一專業稱為“社會工作”或“社會服務行政”，當時蘇聯則盛行社會管理的說法。據說“社會工作與管理”這個名字就是各方妥協的結果。現在要辦學了，應該把社會工作辦成怎樣的專業呢？1988年12月，北京大學與亞太區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合作，在北京大學召開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社會工作教育國際研討會。袁方教授在大會上做了主題報告，闡明了他（代表北京大學）對發展社會工作教育的看法。他指出，社會工作是一門學科、一種專業，所有從事這種專業的人，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那種認為社會工作只要發善心、有誠意、無需經過專業訓練、什么人都可以做的觀點是似是而非、極其片面的。他不同意對社會工作的一般性看法，不同意社會工作就是發善心、做好事的世俗理解。他闡述了北京大學開辦社會工作專業以來的傳統，闡明了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和社會行政等專業方法在解決困難群體問題方面的重要作用，這就指出了我國發展社會工作教育專業化的方向（袁方，1991）。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的課程設計中就能體現。在作為系學術委員會主任袁方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的必修課主要包括：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概論、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史、社會心理學、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社會工作實習等；選修課包括：社會人口學、婚姻與家庭、青少年社會工作、老年學、犯罪社會學、社會計劃與評估、中國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等等（國家教委高教司文科處，1995）。可以看出，這個課程體系與多年后經過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通過確定的社會工作專業課程要求是高度一致的，至今它也可以算作一個相當專業的課程體系。關于社會工作專業體系，袁方教授指出，社會工作是一門應用社會科學，有它自己的專業理論體系和方法技術。社會工作專業可以細分為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行政管理、社會服務等（袁方，1991）。

上述課程體系今天看來已十分常見，但是在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之初，還是需要慎重選擇的。1986年到1988年，有幾個重要事件對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影響：一是國家教育委員會決定在高等院校設立“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這是教育部和高校響應教育體制改革的結果，也是教育界的事情，它反映了高教群體的意見；二是1987年民政部召開的社會工作教育論證會（即“馬甸會議”），民政部對發展社會工作專業表現出巨大的積極性，并形成民政部與高等學校密切合作的意見，民政部作為社會工作人員的主要用人單位，其關于發展社會工作的意見也會產生影響；三是1988年北京大學與亞太區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在北京大學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帶來了眾多國外專家對發展社會工作的看法和國際經驗，必然會對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產生影響。在袁方教授看來，中國社會工作要走專業化之路，要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在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第一屆年會上，袁方會長指出，現有的大多數社會工作者缺乏社會工作基本理論知識和方法的訓練，主要靠實際經驗從事本職工作，遠遠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以民政工作來說，它的專業化水平還比較低。據調查，全國12萬民政干部中由專業學校培養的不足1%，這種狀況亟需改變。要改變這種狀況，應該沿著兩條路線前進：一是在國家教委和地方教委所屬高等院校里，培養具有大學不同學歷層次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使青年學生接收全面系統的專業訓練，掌握社會工作理論、知識、方法和技能以及提高行政管理、社會服務、教學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二是在部委所屬院校培養社會工作者，包括由民政學校普及社會工作教育，組織各種形式的培訓班，有計劃地輪訓在職社會工作者。他認為，社會工作教育的恢復和重建，必須面對這種現實情況，既要大力培養專業型人才，也要大力提高傳統經驗型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化素質，并使這兩種類型的社會工作者結合起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是中國大陸社會工作教育的特點和發展趨勢（袁方，1997）。十分明顯，在袁方教授看來，專業社會工作是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師資是開展社會工作教育的前提。袁方教授指出，我們應該培養數以千計的專業社會工作者，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有賴于加強師資隊伍建設，要請那些有實際經驗的老專家講授課程，也要引進國外社會工作專業的可行經驗（袁方，1991）。他很重視發揮老一輩社會學家、社會工作學家的傳幫帶作用。作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師的我國第一代社會工作學者雷潔瓊教授曾為學生講授“婚姻與家庭問題”的課程。20世紀80年代初袁方教授就邀請我國著名社會工作專家吳楨教授到北京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個案工作”課程。在他的主導下，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開設之初，還邀請香港理工大學教師系統講授社會工作課程，這可以看作是他在建設專業社會工作方面的努力。

三、社會工作學科建設要密切聯系社會實際

（一）回應社會問題發展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在本質上是實踐：一是說社會工作專業是直接為社會服務的，社會問題向社會工作提出了現實要求；二是說社會工作不是在書齋里完成的，它需要實際地面對服務對象開展服務。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社會轉型與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民生需要的迫切性，都要求發展專業社會工作，這一點在前文已提及。回顧袁方教授關于發展社會工作的論述，能很容易地發現他為了國家、為了社會進步、為了普通民眾特別是困難群體（包括老年群體）而發展社會工作的基本理念。他曾經指出，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廣泛深刻的巨大變革，必然沖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原有的社會經濟關系，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會使很多問題更加突出，并困擾著個人、家庭和社區。發展社會工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要大力發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培養具有發現、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能力的人才（袁方，1991）。他認為，社會工作教育要采取兩種取向并存的策略：第一是堅持在中觀、宏觀層次上開展社會行政、社會政策、立法、社區工作等方面的培訓，使學生具有較好的社會行政能力，能從事社會管理和行政工作，并以自己所學的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去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在更大的范圍內幫助那些有實際困難者解決自己的問題；第二個策略取向是在個案、團體、社區服務層面上加強訓練，使學生掌握咨詢、幫助有困難的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是兩個互補的發展策略。中國社會工作教育需要在這兩個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袁方，1997）。他善于根據國家發展的大趨勢和中央政策精神去呼吁和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這種態度是務實的。

（二）發展社會工作需要高校與政府部門的密切合作社會工作的實踐品格要求學校與實際部門密切合作，學校為實際部門提供優秀畢業生和智力支持，實際部門則向高校提出社會需求，提供實踐和實習機會，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推動社會工作的快速健康發展。中國社會工作的快速發展有賴于像雷潔瓊、袁方等權威專家與政府部門的良好的合作關系。在改革開放之初，雷潔瓊教授應邀到民政部講授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知識，并做出了“民政工作是社會工作”的著名論斷（雷潔瓊，1994），對民政系統社會工作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袁方教授也同民政部領導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比如，崔乃夫部長支持的，由袁方教授領頭的著名社會學家、社會工作學家組成的社會學“大篷車”講演隊，就為民政工作隊伍的專業化、民政工作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這種良好的合作關系一直延續到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袁方教授指出，中國大陸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還需要處理好兩種關系：一是作為發展方向的專業化社會工作與現行有關部門傳統經驗型社會工作的關系。二是專業發展與社會承接力的關系。只有專業化社會工作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同，才能為社會工作教育發展開拓廣闊的道路（袁方，1997）。因此，袁方教授很注重與實際部門的合作，注重邀請政府部門官員參與社會工作專業的建設。北京大學與民政部合作建立社會工作專業開始，就成立了有民政部學者參加的社會工作專業學術委員會，指導專業發展工作。專業建設之初聘請民政管理干部學院的學者到北京大學開課，請民政部各司局的領導講授民政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使社會工作密切同民政工作相結合。民政部時任部長崔乃夫曾經提出民政干部專業化問題，在民政系統發展社會工作是解決民政干部專業化的一種努力。在袁方教授的領導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為民政部門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袁方教授提出高校要與政府部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以促進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他指出，有些實際部門還未完全認識到社會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深遠意義，在人才市場也還找不到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正確的位置，這影響了社會工作的發展，也需要社會工作教育者做更多的工作（袁方，1997）。這些分析和告誡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上述簡要分析，可以發現袁方教授建設社會工作的思路十分清晰：我們要建設的是專業社會工作，要依靠高校教師與政府部門密切合作建設社會工作，要回應現實問題發展社會工作。這就是務實、又具有前瞻性的社會工作發展觀。

四、發展社會工作教育的寬闊視野

自從社會工作恢復重建，袁方教授就一直投身到這一事業之中。20世紀80年代，他全力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恢復重建，主導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1994年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成立后，他當選為首任會長，又致力于推動全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中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初期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張力：如何對待在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存在已有百年的社會工作的經驗；如何看待中國1949年之后計劃經濟時期解決社會問題的傳統；如何判定我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進程及其對社會工作的需求（王思斌，1999）。這實際上是中國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和本土化、社會工作的本土經驗以及建立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工作模式問題。對于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挑戰，袁方教授十分清楚，并帶領社會工作教育隊伍應對挑戰。在對國際社會工作經驗的關系上，袁方教授基本上是開放的，他愿意學習國際和境外經驗。1988年，他和夏學鑾、王思斌一起赴香港社會工作學院參觀、學習，了解對方社會工作教育的經驗。1996年他又參加了在香港召開的國際社會工作教育學術研討會，了解世界社會工作教育發展動向，并與以周永新教授為主的亞太區社會工作教育協會香港中國工作小組討論合作問題，形成了香港方面籌措經費支持內地編寫《社會工作概論》的協議。這幾年間，他還會見了大量來自英美等國的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考察團，交流經驗。對于我國過去社會工作的經驗，袁方教授是尊重的，與民政部的合作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又不封閉保守，而是往前看，建設專業社會工作，以滿足社會的新需求。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工作概論》是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組織國內眾多專家協力編寫的教材，袁方教授任教材編寫委員會主任。在編寫之初，他就提出該教材至少要滿足兩個要求：第一，反映國際社會工作發展的成果；第二，充分反映我國社會工作的經驗（袁方，1999）。

他還提出編寫這本教材要“以我為主”。這本教材的編寫貫徹了他的這一思想，既介紹了國際上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又總結了我國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的經驗和做法，取得了成功。它被評為教育部優秀教材，也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應該說是對袁方教授的社會工作思想的肯定。關于社會工作人才培養問題，袁方教授在1988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講演中曾經指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培養能參與和從事社會發展戰略、社會計劃研究和決策，能參與社會政策、社會立法的制定和評估，能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研究和咨詢的研究生；第二個層次是培養適應社會工作主管部門及人民團體所需要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行政等管理人才，這是本科層次；第三層是大專生，主要從事基層社會工作和管理，開展社區服務，發現和處理各種社會問題（袁方，1991）。我國對社會工作的要求實際上是迫切的，不但要有較大規模的社會工作人才，而且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這一點已經被近些年來中央發展社會工作的若干政策文件所確認。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①指出，造就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指出要制定人才培養規劃，加快高等院校社會工作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抓緊培養大批社會工作急需的各類專門人才，充實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部門。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社會工作人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緊缺專門人才”，提出要以人才培養和崗位開發為基礎，以中高級社會工作人才為重點，培養造就一支職業化、專業化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到2015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200萬人。到2020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300萬人②。隨后，中組部、民政部等18部委聯合《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③，中組部、民政部等19部委聯合《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①，對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做出了具體規劃。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不同學歷層次教育協調配套、專業培訓和知識普及有機結合的社會工作人才培養體系，除了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外，還要對黨政干部進行社會工作知識培訓。可以看到，袁方教授當時的想法是比較符合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現實規律的。或者說，他當時的思考是從我國國情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的，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前瞻性，也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以上筆者從四個方面闡述和分析了袁方教授關于我國社會工作、社會工作教育發展的思想和推動實踐，指出他對于社會工作的理解和定位是以社會學為理論基礎，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為依托、面對困難群體需要專業社會工作。他的社會工作發展思想是從大處著眼、具體入手、具有前瞻性。這個大處就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改革開放的社會進程，具體入手的是社會工作課程體系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前瞻性就是既著眼于當前，又著眼于長遠，要為國家發展準備人才。這些從20多年來中國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所走過的路程中隱約可見。袁方教授是我國社會工作教育恢復重建的領軍人，當然，他的思想也受到了雷潔瓊教授等人的影響。在社會工作學科建設和發展方面，他在較大程度上是追隨雷潔瓊教授的。另外，他的思想也吸收了眾多社會工作專家的意見，這正是他作為社會工作教育領軍人的可貴之處。今天，我國的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已經得到快速發展，袁方教授的許多思想正在被實現。當然，我國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也遇到許多新問題，需要解決和面對，在這方面，袁方教授面對現實、堅持科學性、具有前瞻性的學科發展思想仍然是一份寶貴的財富。

作者：王思斌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