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倫理學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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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萬俊人單位：中國倫理學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圍繞某一學者或者某一學者的最新作品對某一問題展開討論是現代學術的一種工作方式，在歐美學界已經形成一種習慣。在國內學界這種方式還不太普遍，除非享有某種文化特權或者社會特權的人，才會有這樣一種方式。西方學人把這種方式叫做“workshop”，意指圍繞某一本書或者某一學者的最新研究的課題或論文展開“學研工作”。近幾年來，國內學者運用這種方式越來越多了。據我所知，北京、上海的一些學者、特別是一些青年學者也經常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展開他們的學術討論，有的已然有些制度化樣態了。這種學術工作方式值得贊賞。關于德性倫理的研究，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前不久我在為《求是學刊》創刊20周年專門撰寫的一篇特約論文里談到，德性（美德）倫理至少有多個面向，德性（美德）倫理學復興的可能性條件至少有十個。江暢教授對這些問題有相當充分的關注。德性不僅是一種內在性的道德研究，也是一種道德目的論的研究，與人的基本的生活目標比如說幸福直接相關，也常常與幸福交織在一起。亞里士多德作為德性論的祖師爺，也是這樣看的。其次，按照麥金泰爾教授的研究，德性與個人的人格、品格直接相關；與一個人的社會身份即職業息息相關。比喻說，勇敢只屬于軍人或武士，不可能屬于一般的普通人；智慧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只屬于智者；節制的美德則屬于普通民眾。可見，德性往往是具體的，德性倫理學與其它類型的倫理學之區別就在于，它不追尋某種普遍的倫理原則，而是根據我們社會上不同的人群或社會群體所具有的獨特身份、自身職業和人生目的等人格化的特點而展開道德探究的，這是德性倫理學的又一面向。德性倫理所基于的文化土壤往往是社群，是各種形式的社會文化共同體，所以它更多代表的是傳統社會，依賴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在現代社會到底怎么復興或重建它，這是一個頗有考究的問題。

現代社會是一個公共化的社會，基本底線是公共理性。但德性倫理并不訴諸理性或知識。在現代社會里如何講德性？這是值得探究的。德性倫理與歷史文化語境具有相關性。同樣是勇敢，在雅典時期恐怕與武士的英勇有力和戰功直接相關，但在和平時期，軍人的勇敢可能與戰功或者力量的相關性就顯得弱一些，展示的是其他方面的品質。所謂德性它本來的意思是一種與獨特身份、獨特品格相關的最完美的成就。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德性。英文“virtue”的最準確的英文解釋就是“excellenctachievement”。一個人把他自己獨特的角色演繹得充分完滿，那么他就具有該角色所應成就的最高美德。角色與身份是隨著歷史的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即使是同一角色或身份也因時代語境和文化語境的不同而對德性有著不盡相同的概念和理解。在某一種特定的時代，這種角色需要某種特定的德性，時過境遷，它的內涵可能發生變化，這是德性倫理也要關注的問題。還有，德性的培養方式不是知識而是教養。德性最偉大的導師就是我們的父母，或者是那些先賢典范。所以德性與教育、教養是直接相關的，這個面向很重要。還有，體現德性最高理想的不是某一個普遍的原則或者抽象的定義，而是某一種特定的道德典范。比如，我們心中可以說，關公是武圣。那么關公所有的武德（武士的美德）應是達到極致的。再比如，諸葛亮的智慧德性也是這樣，如此等等。德性必定需要典范示范，使公眾知道最高的境界何在，知道如何去接近這些典范。

江暢教授的《德性論》就德性與惡性、德性與人格、德性與幸福、德性與智慧、德性與認識、德性與情感、德性與意志、德性與實踐、德性與環境，以及德性與教育或教養等諸多面向進行了深入探討，基本上已經涉獵了我剛才提到的所有相關的需要考慮的方面，還有個別方面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德性倫理究竟怎么研究？當然會有不同的方法，我想江暢教授的研究是國內倫理學界最值得稱道的。他不僅就這個問題把西方人的觀點和理論引進過來，而且把它作為一個倫理學的“元”問題、甚至是當作現代社會的道德主題來研究。如果說德性或德性倫理在我們社會中不僅是一個倫理學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現代社會的道德實踐問題，那么，江暢教授試圖把這個問題作為一種學術、一種理論并使其主題化，確實是眼下國內倫理學界的主要代表。在如何結合當代中國社會豐富多樣的道德生活經驗和問題，構建當下具有時代意義的道德倫理知識方面，江暢的研究顯示了很強的學術與思想的創造性，是一種很成功的嘗試。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正是他的學術努力讓德性倫理的課題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這是他對中國倫理學研究所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德性倫理的人仍然不多。可以說，在這方面不僅有自己的系統總結而且有自己獨特研究的學者，應該當推江暢教授。這么多年來，江暢教授的主要研究和成果大都是圍繞德性倫理這一主題展開的，實際也構成了他的倫理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色和學術貢獻。我以為，江暢教授的德性倫理研究是成功的，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界在目前階段所達到的一個具有學術高度和重要實踐意義的理論成果，具有一種標志性的意義。《德性論》在國內目前關于德性倫理的研究方面應該是最有水平的，在中國目前的倫理學界是值得欽佩與學習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書也是極有學術眼光的，時間將會不斷證明這一點。江暢教授的《德性論》如同《幸福與和諧》一樣，給我的感覺都是沉甸甸的，這不僅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分量，而且也是思想上的分量，所以都很重要，令我非常佩服。我想借此再說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學者對自己的研究與學術職業，我想江暢教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典范，也就是對某一個問題研究的執著、思考，不放棄，不搗黃龍決不罷休。有問題意識還要不斷追問，不斷研究，不斷發現和總結，這才是一種哲學倫理學的研究精神。

最后，我想說，任何研究都是一種階段性的工作，都是走在接近真理的途中。關于德性倫理，我覺得一直有兩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解決，許多關于德性倫理的論證和探究有可能受到嚴峻挑戰。現代社會所信奉的是底線倫理、規范倫理，因此我們說現代人的道德往往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當然不排除一些人仍然在追求卓越，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看前后左右，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而導致的問題就是道德滑坡。現在，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以前我們談道德良知，但中國現代社會最緊迫的任務是堅守社會道德的底線。現在給人的感覺是，這種道德底線似乎有些快要守不住了，如何實現道德“止跌”？值得深思。比如，我們社會的誠信危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牛奶不能喝，饅頭不能吃，藥也不能放心地用。人更不敢輕易地相信，連老人摔倒了我們該不該扶持一把，都成了問題。這種社會信任的危機程度已經到了多么嚴峻的地步。所以，我最近反復談到，我們這個社會目前最大問題不是經濟上的或者國際競爭性的，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可能存在“巴比倫”化的危險。歷史上，巴比倫是人類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它在四大文明古國的當中卻是最短命的。反省巴比倫文明短命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它太有錢而太缺德。沒有道德，沒有理想，沒有精神，一個人抑或一個文明國家都是不行的，即便得逞一時，也難以立足長久。

所以，后來查理大帝去參觀巴比倫文明遺址時說了一句狠話，認為這個文明（巴比倫文明）必須滅亡。他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巴比倫文明的存在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和人類自身的進步沒有起到文明引領的作用，反倒是它的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會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敗水”。所以與其讓它存在，還不如讓它自行滅亡。巴比倫的天梯沒有把古代巴比倫人送上天國，而是害他們下了地獄。我們當然不至于像巴比倫那樣，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有著很強的自我醫治、自我拯救的能力，但是，不斷凸顯在我們面前的道德風險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已然有些無奈，有些無助。從政府到民間都是這樣。最近我在網上看到，某一地方政府頭天晚上宣布一個政策，第二天卻又匆忙收回成令。政府都這樣朝令夕改，你想讓社會有很高的誠信度，這是不可能的。政府沒有信用，失去公信力，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非常糟糕，現在政治學討論的所謂“塔西陀陷阱”不啻政治警鐘，我們得耐心傾聽。

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下談論德性倫理，我覺得兩個關鍵的東西一定要建立起來，其實這兩者也可以合二為一：這就是我們思考德性倫理的歷史維度及其與傳統的關系。剛才我也談到了德性倫理不是訴諸于知識理性，更依賴于傳統和各種各樣的文化社群或文化共同體，因而研究它需要有深刻的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德性傳統從何而來就無從了解。它是經過歷代傳統衍生而慢慢傳衍和積淀下來的。我剛才說了德性需要典范示范，但道德典范的確立同樣也不容易，一個英雄和英雄時代的造就更不容易。他們都是歷史文化的積淀產物，與歷史有關，與傳統有關，與時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倫理氣質（即所謂“ethos”）有關。所以麥金泰爾說，某一時期的德性若脫離開了某種歷史的或者傳統的語境都是不可解釋、不可理解的。比如說，阿伽門農攻打特洛伊城的行動及其美德意義必須置于當時的特殊文化語境才能有德性倫理的理解。如果脫離了這個“語境”，你會覺得他很莽撞或者太狹礙，甚至太工于心計和自我，不過是一介勇夫，或者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和愛情而不擇手段的小人而已。你不可能作出他是有一個美德的人的評價。如果你落實到那個具體的語境，你就會意識到他是一個真正的英雄！所以我們說的英雄首先是時代的，我們也可以從類似的意義上說，美德也是時代的。所以我認為，如果《德性論》對德性的歷史語境的解釋，對美德與傳統的復雜聯系的闡釋能夠更充分一些，一定會更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