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觀善治的模式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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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麗華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福清分校經濟法律系

鄧小平非常強調政治倫理的善性，與善治的追求有一些耦合與互通之處，為了更好的實現善治，我們應該梳理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的善性理論，為我國最終實現善治奠定基礎。

一、鄧小平的政治倫理觀與善治

1．政治倫理與善治何謂善治，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政治是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治理主要是指個人、組織和政府等行為主體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行為方式之和，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善治”。在善治的理念下，公開、透明、民主、參與成為推進政務和進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前提;依法、公平、公正成為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準則和價值目標;知情權成為一般民眾當然的和現實的法定權利，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與一般民眾的關系表現為相互尊重、制約和信賴。政治倫理問題是一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它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政治領域的“善”、“惡”問題，就是要使政治遵循“善”的要求和實現“善”的目標。政治倫理強調政治行為、政治決策、政治制度的“善”的道德規范。政治倫理一般是由政治制度體系倫理、政府組織結構倫理和政府主體中所蘊涵的倫理等構成的。政治遵循“善”的要求和實現“善”的目標經由政治制度倫理和政治組織倫理，最終要通過政治行為的主體———政治家與公共行政人員加以體現。在任何一種政治體系中，政治家多少都會成為一個“充滿道德感的人”“充滿道德感的人”即為倫理道德型政治家。政治家有能力兌現其對社會進行美好變革的承諾，以滿足“群眾的根本需要、愿望及其評價”。政治方面如果缺乏充分的倫理道德根據，就會使政治單單滿足個別人的政治需求而使政治出現不道德和“惡”的跡象。一個倫理道德型政治家應該要牢記“群眾的根本需要”這一終極政治價值，并以恒久的激情和責任感以證明自己“善”的政治行為，并及時預見到自身行為可能導致的“惡”的后果。“如何將善的個人和善的社會結合起來，這就是政治家的智慧。當政府的權力服務于這個理想時，善的生活就會在可能王國出現，政治的藝術就會走上倫理探索的航程”因而較之普通公民和公共行政人員，政治家需要承擔更多的由權力引出的“善”的責任倫理，努力實現善治。

2．鄧小平政治倫理觀與善治鄧小平的理論體系包含著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鄧小平的政治倫理觀是鄧小平從黨、國家和人民的政治實踐中歸納總結出來的關于在社會主義政治道德行為、政治道德評價、政治道德教育、政治道德修養等活動中應遵循的倫理思想、規范與原則的總和。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行為的道義性、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治決策的公開性、政治價值的人民性、政治治理的法制性，鄧小平的這些政治倫理觀體現政治遵循“善”的要求和實現“善”的目標，強調政治倫理的善性，與善治追求有許多耦合與互通。善治的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在實現善治的過程中，必須全面把握善治的本質特征，綜合考慮善治的基本訴求。在現代社會，善治的基本訴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服務性、責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方面。因此，鄧小平的政治倫理觀中強調政治的善性，與善治的追求是有一些共同之處的。

二、鄧小平政治倫理觀與善治的耦合與互通政治有無善惡?如何使政治遵循“善”的要求和實現“善”的目標?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政治倫理或政治道德，這些都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我們梳理鄧小平的政治倫理觀，不難發現，鄧小平非常強調政治倫理的善性，這些政治倫理觀的梳理對于我們今天追求“善治”目標有很好的啟發意義。

1．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行為的服務性、正義性與善治的責任性追求方面的耦合與互通

(1)鄧小平強調政治行為的服務性，體現政治行為的責任性鄧小平在政治行為上強調要對人民負責，反對政治上的不良作風。“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干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面就好辦。”鄧小平一貫堅決反對官僚主義作風，強化服務觀念的文明之善，主張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和強化服務觀念。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當官做老爺，這是有道義性的政治行為與官僚主義作風的根本區別。鄧小平多次提出要發揚有道義性的政治行為，注重政治行為的服務性。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領導就是服務”。這個論斷，既是一個政治原則，也是社會主義政治倫理的一個原則。強化服務觀念，就是強化干部是社會公仆的觀念，也是強化群眾觀念，對領導干部的這些政治倫理要求，這是由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決定的。鄧小平強調:“領導者必須多干實事。那種只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鄧小平深感政治行為道義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對黨和政府內不講道義的官僚主義深惡痛絕，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是和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主張各級領導干部要從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穩定的政治高度來看待我們所承擔的責任與工作，提高精神，增強主動性。

(2)鄧小平關注政治行為的正義性，顯現政治行為的責任性堂堂正正，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政治行為倫理規范。鄧小平認為我們有些領導的政治行為喪失了作出倫理判斷的能力，他們往往在政治上采取各種陰謀手段，用以爭權奪利和欺騙、愚弄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倫理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心懷坦蕩，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一再強調的“講正氣”。鄧小平在強調選拔接班人時提出:“要選那些艱苦樸素，實事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風正派的人;要選那些努力工作，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有魄力，有實際經驗，能夠辦事的人。”這樣的要求，實際上既是對領導人的政治人格的要求，也是對領導人的道德風貌的要求。鄧小平認為，廣大干部有了充滿道義性的政治行為，才能真正負起責來，才能既對上級負責，又對廣大人民群眾負責。只有這樣才能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發展。

(3)鄧小平政治倫理觀中政治行為的服務性、正義性與善治的責任性的耦合善治的責任性指的是各級領導干部由于其承擔的職務而必須履行一定的職能和義務。善治目標規定了各治理主體的具體責任，特別強調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權威運行范圍內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包括政治責任、法律責任、行政責任、道德責任等。從鄧小平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政治行為的道義性，就是注重政治行為的服務性、正義性和責任性。行使權力和承擔相應責任是不可分離的，如果權力的行使者出現了違背民意的問題，就應接受責任的追究。追求職、權、責的統一是鄧小平政治倫理的關鍵點，也是中國實現善治的關鍵。

2．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決策的公開性與善治的透明性方面的耦合與互通公開性一詞古已有之，字典上注明的釋義是“公諸于眾”、“讓公眾都知道”。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決策的公開性，特別強調政治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體現政治決策的“善性”。

(1)鄧小平認為每位公民和黨員有充分的知情權，重視政治決策的公開性鄧小平認為必須依法行政，制定多種行政法規，規范權力的運用程序，促進權力運用公開化、透明化，并且盡可能減少審批環節和審批權力，堵住因此而造成的漏洞。民眾有一定的知情權是政治決策過程的公開化、透明化的表現，具有一定的倫理價值。鄧小平為了保證民眾的知情權，指出一切決策必需體現民主的原則。在決策中保持民主原則是黨和國家的一貫主張和做法。鄧小平在指導決策中，提出決策過程要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鄧小平強調:“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的權利”群眾要有充分的知情權，既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正確行使民主權利，又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履行好職責，避免敷衍了事。黨組織作出的任何重大決定，都應當是大多數黨員知情同意的結果，不能取得大多數黨員的知情同意，黨組織的決定執行起來也會有很多困難或者打折扣。黨員沒有必要的、全面的知情權，實現黨內民主監督就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在黨組織內部，就應當保證黨員有充分的知情權，強調政治決策的公開性。

(2)鄧小平重視群眾對領導公開監督，保證政治決策的公開性政治決策過程的公開監督具有一定的倫理關系，只有加強公開監督，才能優化社會風氣，提升政府的公正形象，使黨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假如不加強公開監督，廣大干部就會由“公仆”變成“主人”，就會使黨脫離群眾。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要強化監督機關的職能，充分發揮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他明確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鄧小平關于“要有群眾公開監督制度”的思想，使人民群眾能夠依循制度化的渠道提出意見，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他強調決策者要以平等態度，虛心聽取群眾對所要決策問題的意見，指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認為“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

(3)鄧小平政治倫理觀中政治決策的公開性與善治的透明性的互通善治的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開，不僅僅指政府單方面的信息透明，還包括整個社會內部的信息透明，公民有權獲得一切政治信息，并且對公共管理過程實施有效的監督。鄧小平認為要保證公民和黨員有充分的知情權，重視政治決策的公開性，要求建立和健全公開監督制度。他認為確立公開監督原則非常重要，既可以使群眾監督有法可依，而不靠大轟大嗡的政治運動，也能確保群眾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使群眾監督持久有序地進行。鄧小平重視政務公開的倫理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需要，是實現行政管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與善治的透明性有相通之處。開放透明、以人為本，是時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群眾對組織部門的強烈期待。

3．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治理的法制性與善治的法治方面的耦合與互通

(1)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治理的法制性由于政治治理過程中會出現一些“惡”的勢力阻礙人們民主權利的行使，所以必須用法治來保證政治民主權的順利運行，使政治治理的“惡”勢力銷聲匿跡，真正呈現政治治理的善性，這是政治治理的倫理觀的重要內容。鄧小平政治倫理觀認為實行法治有利于對少數群體的保護，自發的蘊含了社會分配畸形的糾偏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鄧小平認為要依照憲法和法律來管理國家事務，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要依法從嚴治黨。他還指出:“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在南巡談話中他再次提醒全黨: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2)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治理的法制性與善治的法治方面的耦合鄧小平的上述那些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治理的法制性，與善治的法治方面具有耦合性。在善治的話語中，法治是國家通過法律治理的方式，它更強調的是政府的治理，而不是非政府組織或個人的治理。在良法的前提下，它是實現善政的一種方式。其最終目標在于保護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權利。鄧小平的法治倫理觀體現政治治理的法制性，要求既要規范公民的行為，但更制約政府的行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程序，就沒有善治。法治是通過法律實現的主宰或統治，其基本要義是法律之治。而善治則是一個包容性較強的概念，所有法治下的行為均可以納入善治的范疇，除此之外，相關有利于實現合理化治理效果的方式或手段乃至理念都可以成為善治的一部分。

4．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價值的福利性與善治的公共福利最大化方面的耦合與互通

(1)鄧小平強調“人民福利”，提出要根據國家財力提高“人民福利”的思想，體現其政治倫理的社會福利觀鄧小平認為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所需考慮的重中之重，我們必須不斷提高人民的福利。鄧小平的社會福利思想即鄧小平理論中蘊含的有關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提升人們福祉的倫理體系。鄧小平強調，黨和政府關心人民疾苦，關心照顧工人的方方面面，我們的工作人員要“用高度的熱忱去關懷工人階級的各個方面，從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質福利上去關心他們，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改善全體工人群眾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增加工人階級享有的權利和保障。在強調必須重視工人的福利時，他提醒大家要尊重實際情況，要根據國家財力提高“人民福利”，不要在福利上提出一些不符合國家財力的過高要求，強調“今后仍應防止提出過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糾正一些同志忽視工人福利的思想”。由此可見，鄧小平非常重視“人民福利”，他強調:“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好一些。”體現其政治倫理的社會福利觀。良好的福利會使人民產生更多的工作滿意感，進而激發人民自覺為社會目標而奮斗的動力。

(2)鄧小平強調“人民福利”，提出“人民福利”是否增加作為衡量領導工作業績的一個重要指標，彰顯社會福利觀在其政治倫理中的地位提高“人民福利”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中，將“人民福利”是否增加作為衡量領導工作業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他強調:“今后，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于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形成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么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這就是今后的主要政治。”他的這種觀點彰顯社會福利觀在其政治倫理中的地位。改善民生、增加人民福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緊迫任務。

(3)深刻分析鄧小平政治倫理中的社會福利觀，對于我們實現善治有深遠意義鄧小平的社會福利觀，體現鄧小平關注政治價值的福利性，發展好民生幸福的愿望，是真正落實“以人為本”善治理念的必要前提和最終目的，是檢驗善治政府行政能力的試金石，是善治政府的價值追求和現實基礎。實現善治是造福全體人民的偉大事業，其根本目的就是讓人民群眾在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中實現最大幸福。因此，建設善治政府，發展好民生幸福是我們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的主要任務和基本國策，“為民謀福”應成為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5．鄧小平政治倫理觀關注政治的參與性與善治的合作性方面的耦合與互通政治參與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標志和實現形式，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政治要遵循“善”的要求，就必須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體現政治的“善性”。

(1)鄧小平政治倫理觀肯定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強調人民群眾積極參與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保證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眾的意愿，防止決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強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監督;有助于培養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增強人民群眾的政治責任感;有利于形成人民群眾對政府的認同感和信賴感，增強政府權威的合法性。因此，鄧小平對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總是給予高度的評價、充分的肯定。他說:“群眾參與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難，即使有的搞錯了，他們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實行命令主義，搞對了群眾也不滿意”。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過程中，人民群眾特別是科學專家廣泛參與經濟社會生活，由衷的高興，高度贊揚道:“科學技術專家這樣廣泛地參加經濟、社會決策活動，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在一個社會中，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既受到該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政治運行機制、人們的社會地位與社會機會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也受到社會政治心理、傳統習俗、人們的文化知識水平等主觀條件的制約。人民群眾廣泛有效地參與，是我們事業取得勝利的保證。如果黨的組織把群眾的意見和利害放在一邊，不聞不問，怎么能要求群眾信任和愛戴這樣的黨組織的領導呢?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社會中公民政治參與的發展水平，反映了這個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水平。

(2)鄧小平的政治倫理觀肯定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把人民群眾的參與看成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內容，它反映人民群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選擇范圍。改革開放是人民的事業，需要人民群眾的參與，人民群眾的參與如何，決定了改革開放的成敗。因此，鄧小平強調指出:改革開放，關鍵一條，“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事，”由人民群眾參與決策，并認為改革開放中的成功是人民群眾參與的結果，“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的關心、支持、參與決定著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成效。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要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緊密圍繞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尤其是難點熱點問題開展工作，通過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共同管理，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積極化解各種矛盾，使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在促進基層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人民生活改善、促進社會和諧中發揮重要作用。

(3)鄧小平政治倫理觀中的政治參與性與善治的合作性的關聯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善治有賴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就不會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政治倫理觀是善治的理論基礎，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三、鄧小平政治倫理觀指導下我國善治的路徑選擇

1．在鄧小平政治行為倫理觀的指導下追求善治的責任性價值取向，構建認同型責任政府

(1)以鄧小平政治行為倫理觀為指導，樹立有限責任政府理念。“有限政府”第一層面的意思是，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其權力是法律授予的，如果超出了這個權力，就是權力的異化，必然給群眾帶來損害。“有限政府”的另一面:“有限政府”應有“無限責任意識”。要使社會分擔責任，并使有限責任政府能治理出一個良性社會，就一定要求這個政府具有無限責任意識和執政為民的服務理念。要根據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的指導，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失去了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責任基石，決策失誤或失職被推卸為有限責任的“有限”，那么公權力就會逐步偏離依法行政的軌道，甚至可能會成為私權擴張的嫁接工具。政府對于公民，最基本的責任就是合法、有限地使用權力，并無限地為民眾提供盡可能的服務，這絲毫不能有半點含糊。

(2)以鄧小平政治行為倫理觀為指導，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職人員問責制。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以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為指導，以提升執政績效為核心，以防范黨員干部決策失誤、治政失當、政令失暢和行為失范為重點，通過問責和責任追究，強化執政為民的責任，嚴肅執政紀律，規范執政行為，提高執政效能。建立健全和執行黨內問責制的前提和基礎是要建立科學的問責機制，具體包括:一要建立“有責必究”機制，二要建立“有責能究”機制，三要建立違規責任“有人去究”機制，四要建立責任承擔機制，五要建立責任追究協調機制。

(3)以鄧小平政治理倫行為觀為指導，開展行政倫理教育，健全政府責任自律機制。善治是一種理性和德性相結合的公共治理狀態。良好的行政倫理是良好的治理的重要前提，也是善治的要素之一。行政倫理是政府道德責任的表現形態和實現方式，是政府部門以責任感為核心的“組織良心”的體現，它主要涉及鄧小平所講的“政府行動的正義性和服務性”，亦即領導、決策和執行等行政活動的合法性問題，它包括公務人員個體在行政管理實踐中的倫理觀念與倫理規范，也包括行政主體作為群體及組織機構在行政活動中所應遵循的價值規范。行政倫理作為一種觀念力量，可以提高政府公權力的合法性，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行為的合理性。所以，我們要開展行政倫理教育，以鄧小平政治行為倫理觀的責任思想為指導，把責任意識與服務意識有機結合起來，使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的政府工作人員逐步樹立明確的公私利益觀念、權利義務觀念和公職人員職業道德觀念等相應的倫理觀念，從而建立起一整套與善治目標相適應的政府責任自律機制，為構建認同型責任政府奠定基礎。

2．在鄧小平政治決策倫理觀的指導下追求善治的透明性價值取向，構建透明型公正政府

(1)以鄧小平的政治決策倫理觀為指導，加快保障公共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法制建設，為公開監督提供法律依據。一是要以法律的方式界定政府職能和權限，加快行政程序法、行政組織法等行政法律的制定步伐，嚴格執行行政許可法，約束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可能出現的“越位”、“錯位”、“缺位”的問題。二是要制定促進和保障公共權力公開透明信息化運行的法律，提供完備的法制保障。三是要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從人員安全、物理安全、信息技術解決方案、安全管理規定等層面加強制度建設，進行安全防范。

(2)以鄧小平的政治決策倫理觀為指導，建設推進公共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多種載體，為實現真正的知情權提供條件。推進公共權力公開透明運行不僅要以信息化為載體，同時要兼顧國情民情，從方便民眾辦事的實際出發，不僅局限于以網絡為載體，而是采取多種形式推進公共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要考慮到現階段有些民眾尚不習慣和不適應在網絡辦事的實際情況，應繼續發揮政務公開欄、電子觸摸屏、宣傳櫥窗、辦事指南小冊子等已有公開載體的作用;要積極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探索民眾辦事“制”。盡可能公開應該公開的全部信息，使人民群眾隨時能夠通過正常的暢通的合法渠道及時獲知其所感興趣的相關信息。

(3)以鄧小平的政治決策倫理觀為指導，建立、健全公共決策聽證制度。所謂公共決策聽證，是行政機關基于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在作出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利益的重大事項或重大決定之前，充分聽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意見的活動。決策聽證既可為公民提供參與的機會，以更好地傾聽民意、集中民智，又能有效防止行政專制。因此，推行公共決策聽證制度是拓展公共決策透明性的制度創新。只有實行政務透明，才能讓人民群眾對權力運行的過程與狀態進行有效監督，準確判斷官員履行責任和回應社會公眾要求的狀況，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從而實現善治的根本目的。同樣，只有實行政務透明，官員才能時刻意識到自己處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時刻牢記自己肩負的政治責任和行政責任，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3．在鄧小平政治治理倫理觀的指導下追求善治的法治價值取向，構建現代化法治政府

(1)以鄧小平政治治理倫理觀為指導，成立政府法律顧問團，為政府行政決策提供了法律參考依據。政府的重大決策、行政行為、合同行為及其他法律事務將會征求法律顧問們的意見，政府的重要規范性文件也將請他們把好法律關。法律顧問不僅在實際工作中具有實用性，無形中也增強了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成立政府法律顧問團是推進依法行政，提高管理水平，建設法治型政府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利于推進政府科學決策，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依法行政意識的增強。

(2)以鄧小平政治治理倫理觀為指導，完善行政決策規則和程序，建設法治政府。搞政治要靠法律和制度，要求一切國家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充分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行政職能，作到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嚴格依照既定的法律辦事，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種人情關系的影響，不僅對于政府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形象的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于在政府工作的各級干部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保護，對于加強我國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清正廉潔，對于純潔和加強我國政府的干部隊伍建設尤其重要。就要堅持以辦事方便不方便、公正不公正、群眾滿意不滿意為工作標準，要制定首問負責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形成用制度規范行為、靠制度辦事、以制度管人的長效管理機制，使我們的政府真正成為以有限、服務、陽光、責任、誠信、廉潔和效能為特點的法治政府。

4．在鄧小平政治價值倫理觀的指導下追求善治的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

(1)以鄧小平政治價值倫理觀為指導，關注福利事業的社會化，合理化，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鄧小平政治觀的價值取向就是關注“人民利益”，這是“善治”政府能力的試金石，是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指南。公共服務型政府以社會福利為突破口是正確的政策，相應的管理部門必須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為了使社會福利普及至全民，我國應該在鄉鎮、農村也設立相應的福利管理機構。我們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國家財政實力的快速增強已使我們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可以支撐起一個水平不是很高的社會福利體系。但是我國人口眾多，經濟轉型造成的結構性失業，農村勞動力過剩，加上老齡化的提早到來形成了巨大的福利需求。因此，從居民的實際需要和國家能接受能力出發，從社區最需要而又最可能辦到的事情做起，由小至大、由少到多、由簡到繁逐步推廣，做到公平、公正、合理、統籌兼顧地供給社會福利，從而實現公眾利益的目標，以不斷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2)以鄧小平政治價值倫理觀為指導，關注社會福利管理機構的整合化和法治化，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在現有的社會福利體系中，“福利”和“法治”之間價值上存在內在的緊張與沖突，但永遠不敢公然輕言放棄“法治”。“法治”是前提，“福利”是訴求;“法治”是旗幟，“福利”是目的;“福利”旨在回應社會的物質需求，“法治”期望保障社會需求的價值方向，如果沒有“法治”，社會福利可能就會走向市場，就會產生腐敗和不公平的現象，所以要以鄧小平政治價值倫理觀為指導，按照福利滿足民生需求的不同層次進行整合，加快福利制度改革的步伐，根據我國國情統一規劃，科學設計，可以將福利需求分為基礎層次需求和發展層次需求，以實現福利訴求和法治精神、社會正義的統一，更嚴格意義上應稱之為分配正義和自由保障的調和與統一。可以建立統一的社會福利基金協會、成立社會福利司法部，社會福利司法部有權對社會福利部門加以質問;此外，社會福利司法部對社會福利基金有完全的監督權，社會福利部門必須定期作《社會福利基金報告》。有了良好的制度設計，還應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努力將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建立在比較完善的立法基礎上，使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在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的指導下重視公民參與的價值取向，構建合作型政府

(1)以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為指導，鼓勵和推動公民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實踐，積聚公共治理的現實合作力量。建立互動的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前提是有公眾的積極參與，政治參與思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堅持鄧小平的政治參與思想，必將有效地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意識，從而對社會善治和構建現代合作型政府產生重要的影響。搭建一個人民群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平臺———綜合考評或網上評議，通過這樣的一個參與平臺，社會各界不僅可以評判一年來機關工作的好壞，還可以向政府建言獻策，提出自己的訴求。公民參與也是現代合作型政府模式的構建的關鍵點，隨著公民政治參與的深化，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參與政治活動，并影響政府決策。既體現公眾政治參與的自由自主精神的深化，又有利于互利合作氛圍的形成，為構建政府合作與共治的“新治理”的模式奠定基礎。

(2)以鄧小平政治倫理觀為指導，發揮公務員的公共精神的表率作用，培育社會的公共精神。公務員作為政府行為的具體執行者、政府理念的傳達者以及公共意志的體現者，必須具有強烈的公共精神。公共行政現代化所涵蓋的民主觀念、公正理念、契約精神、責任意識、公共服務精神以及和諧、科學的行政理念等公共精神既是公共行政現代化本身，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骨骼和價值引擎，要通過公務員的良好行為帶動全社會公共精神的培育。因此，構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一個不容忽視的基礎性工作，就是政府與民眾之間建立一種經常性的有關公共治理問題的協商對話機制。因為“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表示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政府權威的自覺認同，“善治”離不開政府，更離不開公民。公民參與是“善治”的基礎條件“，公民參與的發展必然直接或間接地促進善治的形成和發展。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絕不會有“善治”。而只會產生“惡政”和“惡治”。

總之，鄧小平非常強調政治倫理的善性，與善治的追求有一些耦合與互通之處，為真正構建認同型責任政府、透明型公正政府、現代化法治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提供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