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莊秩序與社會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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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村社會秩序處于解構—重組之中，促使這種變化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實行家庭承包制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的經濟改革，一是以推行村民自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在這個進程中，農村社會能否保持相對有序，將成為現代化能否順利實現的關鍵。

村莊[1]是農村居民的主要棲居地，生活在村莊的村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部分，這是十分特殊的一個部分。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可能難以為村莊居民提供完全的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村莊居民必須自己組織起來為獲得村莊秩序而努力。*年全國人大通過試行、1998年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明確規定村委會“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其核心是，村莊這個相對獨立的社區社會，需要自足提供村莊秩序和公共服務，諸如社會治安的維護、糾紛的調解、公共工程和福利設施建設、道德文化建設、土地承包乃至收繳鄉統籌、教育和推動村民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等等[2]。相比之下，城市社區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的絕大多數都由國家提供。因此，研究村莊秩序本身的可能性，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村莊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莊內生。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國傳統社會的村莊秩序則大多是內生的。內生的村莊秩序依賴于村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因其性質、強度和廣泛性，而構成了聯系中的人們的行動能力，正是這種行動能力本身，為作為相對獨立社區社會的村莊提供了秩序基礎。不了解村莊居民的相互關系及建立在這種關系之上的行動能力，很難深入理解村莊秩序的性質。村民之間的具體關系及建立在這種關系上的行動能力，構成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村莊社會關聯”。本文擬在此一討論的基礎上，從村莊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內在相關的視角分析當前村莊秩序的自治取向和危機狀況。

社會關聯的含義

村莊社會關聯關注的是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村莊內部關系的能力。當一個村民被種種強有力的關系掛在村莊社會這個網上面，這個村民就可以從容面對生產生活中的事件，他具備有效降低生存風險，經濟獲得公共物品，從容談判達成互贏協議，以及穩定建立對未來生活預期的能力。當一個村莊中不是一個村民而是相當一部分村民具備這種關系資源時，我們說這個村莊的社會關聯程度很高。一個村民在應對事件時無力調用任何一種有效的關系資源，這個村民就缺乏應對事件的能力，也就缺乏發展的能力。一個村民無力調用與其他村民的關系，其他村民也失去了調用與這個村民關系的能力。若一個村莊中的大部分村民都缺乏調用相互之間關系的能力，我們說這個村莊缺乏社會關聯，或社會關聯程度很低，這樣的村莊無力應對共同的經濟協作，無力對付地痞騷擾，無力達成相互之間的道德和輿論監督，也無力與上級討價還價。這樣的村莊秩序也因此難以建立，村道破敗，糾紛難調，治安不良，負擔沉重且道德敗壞。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對村莊社會關聯作一初步界定。首先，本文所討論的社會關聯不同于涂爾干在整體意義上使用的社會關聯[3]，而是希望借用這一詞匯來考察當前村莊內人與人之間正在變動著的具體關系的狀?觥4又趕蟶峽矗慷傻摹吧緇峁亓筆譴油庀蚰誑矗譴誘逡庖逕俠炊ㄒ濉吧緇峁亓鋇模疚墓刈⒌摹吧緇峁亓筆譴幽諳蟯飪吹納緇峁亓嘀賾謖詒潿諾娜擻肴酥渚嚀騫叵刀隕緇嶂刃虻撓跋歟黃浯危緇峁亓煌詿遄誥哿4]。村莊內聚力可以看做是一種能量，是一種指向明確的具有“矢量”性質的能量。村莊社會關聯是指那種具有行動能力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較村莊內聚力更為關注村莊中是否有一些人共同行動，而不強調村莊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致行動。村莊內聚力可以看做特定村莊社會關聯的功能后果；再次，社會關聯也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社會關系，而是指那種構成應對事件能力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它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對村莊秩序影響力的方面。換句話說，社會關系是指人們在共同活動的過程中結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主要是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而社會關聯關注人與人之間關系所構成的行動能力，與公共生活有更為密切的聯系。我們可以從結構、功能和價值層面對村莊社會關聯作進一步的討論。從結構層面看，村莊社會關聯是指在村莊內村民因為地緣關系（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片所產生的鄰里關系）、血緣關系（宗親和姻親關系）、互惠關系（禮尚往來和生產互助產生的關系）、共同經歷?ㄍА⒄接選⑸饃系暮匣鍶耍┮約熬蒙緇岱植悴納緇崞踉脊叵島腿ㄍ庸叵檔鵲齲岢傻娜擻肴酥淞檔淖芎汀U庵志嚀宓娜擻肴酥淶牧凳僑爍韃煌沂指叢擁模瓤梢岳叢從諑桌硨蛻裥緣卻承凸亓部梢岳醋雜諫緇崞踉薊蚓梅只鸕墓陀豆叵檔認執凸亓猍5]；從功能層面看，一個擁有眾多關系的人，在生產生活中遇到日常性和突發性事件時，他可以調用這些關系進行應對。當村莊中很多村民具有足夠應對事件的關系時，村莊秩序也就有了基礎。當前中國農村的重要特點是，傳統的社會關系正在解體，現代的社會關系尚未建立，這構成了當前農村普遍社會危機和村莊失序的重要原因。我們提出村莊社會關聯的概念，是希望通過對當前農村正在變動的人與人關系的考察，理解構成農村社會失序的村莊原因；從價值層面看，因為村莊秩序是通過事件來建構的，重復發生的日常性和突發性事件，使應對事件的人與人的關系具有重復博弈的性質。重復博弈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隱形的、模糊的“約定”，約定各方可以對對方的行為有較為明確的預期，各方共享一種“承諾”或公認一種“游戲規則”，這種“承諾”或“游戲規則”構成了吉爾茲所說的“地方性知識”[6]。

從村莊社會關聯的角度，即從村民可以具體建立起來的關系及這種關系應對事件能力的角度觀察村莊，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因為這個角度從具體的村民所可以建立起來的關系來看問題，具有可觀察性和可計量性。可觀察和可計量的村莊社會關聯的指標是社會關聯鏈條的長短與強度，所謂社會關聯鏈條，就是從個人出發的可以延伸出去的各種關系及建立在這種關系上的行動能力，一般來講，從個人出發可以延伸出去的關系越多，且建立在這種關系基礎上的行動能力越強，則這個社會內部的社會關聯就越強。從個人出發難以建立起較多的社會關系且建立在這種社會關系基礎上的行動能力較弱，則這個社會內部的社會關聯就較弱。社會關聯鏈條的長短與強度可以用“社會關聯度”一詞來予表述。在本文意義上，村莊社會關聯一詞特指村莊內部人與人之間具體關系的性質、程度和廣泛性，它是村民在村莊社會內部結成的各種具體關系的總稱。

決定社會關聯度的因素

1、傳統型社會關聯與現代型社會關聯當前村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性質頗為復雜。一方面，在大多數村莊，傳統倫理為基礎的社會關聯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以經濟分化為基礎的新的社會聯結形式亦在一些村莊占據重要地位，典型如“差序格局的理性化”[7]。為了分析的方便，從社會轉型的大背景出發，可以將本文意義上的社會關聯粗略劃分為現代型社會關聯和傳統型社會關聯，所謂現代型社會關聯，是指以契約和經濟社會分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聯系，所謂傳統型社會關聯，主要指以倫理或神性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關聯。

因為國家政權本身的滲入，當前無論傳統型社會關聯還是現代型社會關聯，都無法建立在社會內部具有刑事法特征的集體意愿之上。換言之，在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之上，國家法律和國家政權無處不在。但就當前中國農村現狀而言，無處不在的國家政權和法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農村社會秩序，甚至農村社區中的大多數事務都要由自己來解決。無處不在卻并非無所不能的國家政權與法律使當前農村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具有諸多特殊性，作傳統型和現代型社會關聯的劃分，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區分，是一種便利研究的分析策略，現實中二者是相互滲透的。一般情況下，在社區記憶較強的村莊，傳統的道德觀念與宗族意識較強，表達性關系占主導地位，傳統型社會關聯便較強；在經濟社會分化較為嚴重的地區，工具性關系十分普遍，以契約為基礎的經濟關系使現代型社會關聯變得重要。以下考察社區記憶和經濟社會分化與社會關聯的關系。

2、社區記憶

構成社區記憶的理由繁多。一般來講，社區記憶較強的村莊，社會生活面向過去。構成面向過去生活的理由，大致如相對封閉的社區環境、相對活躍的宗族活動如修族譜和祭祖，相對強大的社區組織，相對繁多的傳統儀式如傳統戲曲、婚喪儀式，相對頻繁的人情往來等等。

當前的農村社會是承接而來的，制度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強有力的黨政組織(或政社合一的組織)和意識形態徹底改變了農村舊有的面貌，使農村擺脫了歷經千年的“循環的陷阱”[8]，不僅摧毀了傳統文化器物層面的幾乎所有東西，而且真正徹底地打破了數千年的自然村落制度；另一方面，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消滅商品經濟)、戶籍制度、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對傳統倫理的模擬等等，使成為典型的蜂房結構，社區輿論和傳統記憶以一種變異的方式發生著重要的影響，社區記憶以另一種形式被復活了。

從社區記憶與村莊社會關聯的關系上講，深刻的社區記憶必然造成長長的傳統社會關聯鏈條和以這一社會關聯鏈條為基礎的一致行動能力。其中最為突出的，一是宗族力量的強大有力。大規模宗族械斗之所以可以發生，大都以傳統社會關聯度的強大為基礎；二是輿論力量的強大有力。社區強記憶和傳統強關聯，使村民處在緊密相關之中，唾沫星子淹死人，失去與自己生存價值密切相關人的好評是所有強社區記憶村莊中的人都無法忍受的代價，村民不得不向村莊輿論妥協。

社區記憶當前正受到迅速變遷的社會生活的重大影響。市場經濟不僅打破了傳統封閉的村莊生活，建構了一統的貨幣世界，而且讓村民有了流出村莊賺取貨幣的大量機會。現代傳媒不僅帶來了外面豐富的生活世界而且帶來了外來價值觀念。村莊生活的價值和村莊生活本身都受到現代因素的影響而發生逆轉，村莊為村民提供的資源比重越來越小，作為社區記憶人格化體現者的老人日漸邊緣化。社區記憶因此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斷裂。

社區記憶的斷裂不僅造成了傳統社會關聯鏈條的斷裂，而且使過去建立在傳統社會關聯基礎上的社會一致行動不再可能。這種情況下，不僅大規模的宗族械斗不再有發生的理由，而且社會輿論也會變得軟弱無力，在以前依賴于傳統社會關聯來建立起村莊秩序的地方，若沒有及時獲得其它方面的力量，就會導致嚴重社會失序。

當前村莊社會內部的經濟社會分化是自*年代改革開放開始的，其中最為明顯的是經濟的分化。其結果，原本經濟上平等的村民中間，產生了一些經濟大戶，他們比一般村民占有更多資源，他們有時會利用這些資源來謀求有利于自己的社會關聯，建立在這種社會關聯基礎上的一致行動，有時也會充滿力量。例如，村莊內部的私營企業主會利用自己在村莊內的雇工關系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考慮到在均質農村社會中凸現出來的一個高大威猛的有雇工的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主的雇工又可以通過種種聯系來延展他在村莊中的聲望，這種聲望就具有不可忽視的號召力。在雇傭關系以外，占據優勢經濟資源者可以通過借貸、介紹外出務工機會、提供商業信息和專業技術服務，來建立不同于傳統社會關聯的現代型社會關聯。有時候，僅僅是占據優勢經濟資源本身，就可以為他們獲得聲望與影響力。村莊經濟能人還可以通過村干部來發揮他們對村莊事物的影響力。在經濟社會分化越是嚴重的地區，聲望與影響力的分配就會越不均衡，少數占據優勢經濟社會資源者就會越發具有對其他村民的影響力，并由此建立起影響綿延、威力強大的社會關聯鏈條。經濟社會分化通過社會影響力的分層，為現代型社會關聯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村莊經濟能人的生活面向與現代型社會關聯的建立有密切關系。在農民數量極其龐大，農村總體十分落后的情況下，村莊占據優勢經濟社會資源者很可能面向外面的世界，在村莊以外重塑自己的生存價值，這時候，本來具有在村莊內部建立起強社會關聯能力的經濟能人們懶得理會村莊世界的生活，也不會關心村莊秩序的狀況。而當那些村莊精英不能在村莊以外建立起自己的生存價值時，他可能是在村莊以外的世界里獲得自己的經濟資源，但他要在重建村莊秩序中獲得自己的社會聲望。他念念不忘在村莊內部的得失，他因此愿意利用自己的經濟社會資源優勢來重建村莊內部的社會關聯鏈條，以經濟社會分化為主導的現代型社會關聯因此若隱若現。

問題是，往往是在傳統社會關聯強有力的地方，占據優勢經濟社會地位的從村莊內部分化出來的村中精英才樂于回到村中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而在社區出現記憶斷裂的村莊，占據優勢經濟社會資源者不僅缺乏回村建立自己生存價值的動力，而且他很容易割斷與村莊生活世界的價值聯系，而在村莊以外重建自己的價值世界。這樣一來，在村莊傳統社會關聯密集的地區，反而容易建立起現代型社會關聯，而在傳統社會關聯弱化的地區，現代型社會關聯的建立可能性也擦身而過。

4、村莊社會關聯的理想類型

根據我們近年來對農村的調查和對已有研究成果的研讀，這里對村莊社會關聯的類型試作劃分。總的來說，社區記憶受到持續市場化和現代傳媒沖擊會趨弱化，但如前述，在短時期以內，社區記憶仍然與地域傳統文化和其它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聯系在一起，與市場化程度不可化約。在有些情況下，正是高度市場化帶來的大量經濟資源，復活了傳統文化和傳統的人際關系，從而強化了社區記憶。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程度越高，村莊內部的經濟社會分化（職業分化、收入分層）就越明顯，且村莊生活對富裕者的吸引力越大。在東部和城郊農村，村莊內部的經濟社會分化較中西部地區明顯。不過，經濟社會分化畢竟是村莊內部的指標，不可簡單以區域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化約。

從理論上講，A類村莊不具有建立起現代型社會關聯的能力，但有著較強的傳統社會關聯；B類村莊既缺乏傳統的社會關聯，又缺乏建立起現代型社會關聯的能力；C類村莊傳統社會關聯力量較弱，但具有建立起現代型社會關聯的可能性；D類地區則不僅具有強的傳統社會關聯，而且具有建立起強有力的現代型社會關聯的能力。這樣，從村莊社會關聯的強度來講，D類村莊因為密集著傳統型社會關聯和現代型社會關聯，而有很高的村莊社會關聯度；A類村莊因為有著可靠的傳統社會關聯，而具有較高的村莊社會關聯度；C類村莊因為有著建立現代型社會關聯的潛力而在村莊社會關聯強度上較D類村莊次之；B類村莊則因為既無建立現代型社會關聯的潛力，傳統的社會關聯又已消失，而使村民處于原子化狀態。

以上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兩種進路，第一，從截面看，可以結合實證材料，判斷當前中國農村村莊的類型，特別是這些類型的區域分布，從而可以判斷不同區域村莊社會關聯的強度。結合這種截面的村莊類型的分區域研究，可以對農村社會治安、地痞狀況、農民負擔、鄉村關系、村級組織制度狀況、農民自組織能力和狀況、農業產業化等諸多指標分區域狀況的研究，建立起與以上理想型村莊社會關聯度的譜系關系[12]。這可能是建構村莊的一項基礎工作，因為這可以對不同區域變村莊內部關系為資源的能力有一個大致清晰的認識。這也是理解國家政策在村莊遭遇的一項基本工作。第二，從縱向上看，隨著時間的推移，村莊社區記憶會越來越弱，而經濟社會分化程度難以預見，這樣，在村莊社會關聯強度方面，總的趨向是由D、A類高強度村莊社會關聯向C、B類低度社會關聯的演變。這種演變將對村莊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

1、村莊秩序研究的多學科視野我們所說村莊秩序的核心是村莊可以獲得的發展潛力，大致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即：獲得經濟的協作、保持社會道德、抵御地痞騷擾、一定程度上抗衡鄉鎮的過度提取和保持村莊領袖在主持村務時的公正與廉潔。歸結起來，即為建設的功能和保護的功能。建設功能即積極的可以增加村莊和村民收益的功能，如經濟的協作、道德的保持，可以降低村民生產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增加生產生活收益的質與量。保護功能即消極的保護村莊和村民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的功能，如抗御地痞騷擾和與上級討價還價的能力，可以保護村莊與村民的基本權利，維護村莊和村民的既得利益。當村莊不僅具有保護功能，而且具有建設功能時，我們說這個村莊保持了秩序，即保持了村莊作為一個社會的力量。當前學術界對鄉村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社會學、法學、人類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等學科近年都有大量相關文獻發表。學術界研究鄉村秩序的實踐理由是當前農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無序狀態，但學術界治療當前農村弊病的對策卻大相徑庭，大致說來，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反思現代化理論，應發揮傳統在保持鄉村秩序中的作用，應善待宗族、宗教和習慣法等等，如王銘銘、蘇力、梁治平等人持此種意見[13]；另一種意見認為，重構當前鄉村秩序的希望只能來自于制度建設，傳統不僅不好而且也無可避免地衰落了[14]，新生的以代表制民主為典型的由能人到法治的制度建設空間正在長成[15]。

與國內學術界的兩種對立意見相一致，海外漢學界也有兩種關于中國國家與農村互動關系的研究模式，一種為所謂公民社會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中國正在經歷國家與社會的分化過程。懷特在對浙江蕭山地區民間社團的研究中發現，與改革引發的社會經濟變遷相契合，在國家與經濟行動者之間，一種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間經濟和組織正在出現，它們與國家體制的界限日漸明顯，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另一種研究模式為所謂法團主義理論，其結論與公民社會理論有所不同。克利赫發現，農民間的沖突以宗族聯結作為社會單位，其組織形態不是體制外的身份集團，而是跨越體制內外的同宗集團，很多時間，沖突不是發生在農民和干部之間，而是發生在一組干部和群眾與另一組干部和群眾之間。宗族網絡模糊了國家和社會、干部和農民之間的界限。[16]

有趣的是，國內外學術界的以上研究者大都有農村調查的經歷或以實證材料作為其意見的主要證據。不同的是他們所調查區域及運用調查材料的方法。而在以上關注者中，無論是主張傳統重要者還是主張制度建設者，或公民社會理論與法團主義理論，他們強調的內容事實上都與社會關聯有著密切關系。具體地說，傳統是構成強社會關聯的因素，制度建設則需要以強社會關聯為基礎。公民社會理論大體反映了在農村經濟社會分化比較徹底地區的情況，法團主義的觀點則大體反映了宗族勢力在改革開放之初呈復興之勢地區的情況。公民社會理論所觀察到的民間經濟和組織與法團主義所觀察到的同宗集團，均是構成強社會關聯的因素，無論是哪種因素，除構成對社會關聯性質的不同影響之外，不影響其強度。換句話說，相對于法團主義和公民社會理論這些外來話語，及主張善待傳統或強化制度建設這些具體政策建議，村莊社會關聯這樣一個中觀層次的概念更具對當代中國農村的分析能力。通過社會關聯的引入很容易發現表面對立的理論模式或政策建議的一致性。2、村莊秩序的基礎

依賴社區社會自身來獲得秩序，是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重要特點，也是社區社會在國家無力提供秩序時的應對策略。但是，社區社會往往不能單純依靠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理性來形成秩序，而必須依賴理性以外的因素，[17]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即是社會關聯。村莊社會關聯構成了村莊秩序的基礎，村莊秩序狀況則成為村莊社會關聯的表征。下面大略從建設功能和保護功能兩個方面，分析村莊秩序與社會關聯的關系。

建設功能。從歷史上看，黃宗智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的比較發現，水利工程的需要往往是決定宗族組織狀況的關鍵因素。[18]反過來，村莊水利建設、修橋補路等公共事業離不開村莊組織發揮的作用。在集體經濟不甚發達的村莊，公共工程建設需要從村民中汲取資源，這時的關鍵是村莊精英是否有能力爭取到村莊可能存在的少數反對者的合作。當村莊社會關聯度較高，一致行動能力甚強時，村莊精英可以通過諸如村民代表會議等形式通過決定，并以此構成對少數反對者的壓力。在社會關聯度低的村莊，社會缺乏說服拒絕合作的少數人的能力，村民只能以個體但不經濟的辦法建設自己的服務設施。我們在江西宗族意識強農村調查時，由村民湊錢演出地方戲的事情屢見不鮮，而在湖北宗族意識弱的農村調查，村民甚至兄弟之間也不共用耕牛，雖然一頭耕牛至少可以耕作兩戶的土地，且養牛要花費農民大量的時間。

在國家無力提供足夠公共工程時，表征村莊社會關聯度的重要因素是村莊能否提供自足的公共服務。在村莊社會關聯度高的農村，村民的自組織能力必然強，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亦強。在傳統農業普遍不景氣，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農業產業化幾乎成為農業唯一選擇的背景下，只有那些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才更有發展產業化農業的潛力。當前還缺乏比較精確的農村社會關聯與農業產業化或農民自組織狀況相關性的研究，不過，王穎通過對廣東省南海市農村的調查，認為泛宗族文化可以構成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傳統基礎，也是南海農民普遍被各種中介機構組織起來的重要基礎，她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鄉村社會再組織的新集體主義的結論。[19]項飚通過對北京“浙江村”的調查，發現正是憑借溫州人的家鄉觀念，“浙江村”的個體戶們可以織成一張“流動經營網絡”，并具有強大的競爭能力。[20]憑借傳統社會關聯，村莊社會在應對農業困境和農村發展之需時，可以更為有效地捕捉市場化本身提供的機會，這反過來又會加劇農村的經濟社會分化，發展村莊的現代社會關聯能力。

保護功能。這方面的典型表現是對付地痞騷擾和與上級討價還價的能力。在國家還不能有效對付地痞的時候，村莊本身是否具有對付地痞的能力，就成為能否確保一方平安的關鍵。地痞是孔武有力或三人成伙的，他們以自己的身體暴力來欺壓一般村民。沒有人不厭惡且憎恨地痞，但單個村民不敢直接與地痞發生沖突。強悍的有正義感的村莊精英是地痞們害怕的力量，不過，地痞在與村莊精英長期的消耗戰中，可以通過燒草堆、毒家畜等辦法令村莊精英防不勝防。村莊精英在對付地痞時，需要村民們一致行動起來，支持他制造令地痞害怕的氣勢，同情他在對付地痞時受到的損害，不把他的行為看作他與地痞的個人恩怨，而是集體的事業。高度關聯的村民們不僅可以成為村莊精英在與地痞進行消耗戰時的支持力量，而且他們的一致行動本身就構成了對地痞的威懾。當村莊社會關聯度較低的時候，強悍的村莊精英在與地痞相互消耗時，他會倍感辛勞，他很快就發現，為了村莊秩序而進行的戰斗成了他與地痞之間的私人怨仇，而村民在旁邊冷眼旁觀自己與地痞斗戲變法。

村莊抗御鄉鎮過度提取能力的關鍵是村民能否聯合起來一致行動。一致行動的村民不僅可以相互以國家的政策規定進行聲援，而且可以向協助鄉鎮提取的村干部施加強大壓力，而鄉鎮在失去了村干部的協助后，他們在村莊的行動大都會落空。在國家可以想出千種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鄉鎮便可以產生萬種向農民提取的理由時，村民本身是尤其關鍵的力量。散漫而缺乏關聯的村民不僅缺乏一致行動的能力，而且不能對協助鄉鎮提取的村干部們構成壓力。

以上討論的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的關系，集中起來就是試圖討論村莊秩序的基礎，這恰恰又是當前多學科關注村莊秩序的基點。我們試圖通過將抽象的中國農村社會具體化為關聯度高的農村社會和關聯度低的農村社會，來分別展開對村莊秩序基礎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可能在使用區域性個案農村調查資料時，更具全局的眼光，由此建構起來的關于村莊秩序的理論和對策，也就更具針對性。學術界有時候意見對立的原因在于學者們過于相信區域性個案給他們的靈感和他們學科的傳統，而忽視了當前中國農村事實上存在的巨大的不平衡。在討論村莊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的關系時，村莊社會關聯還是可以獨立對村莊秩序進行解釋的指標。村莊社會關聯是指從村民個人出發建構關系的能力，強社會關聯意味著村民可以形成一長串的關系并具備一致行動能力，這種行動能力本身就足以抑制許多敢于觸犯村民群體利益的行為。在建構獨立的村莊社會秩序時，具備一致行動能力的村民為了共同利益，而會主動行動起來。村莊秩序的基礎正在于強有力的村莊社會關聯，強社會關聯要么來自傳統，要么來自社會分層。在那些缺乏分層和缺失傳統的村莊，恐怕真的需要有更為強有力的送法下鄉和更加強有力的行政滲透。村莊社會關聯通過村莊內人與人之間具體關系程度及以這種關系為基礎形成的行動能力的考察，可以解釋當前村級治理中諸多令人困惑的現象。通過對當前全國非均衡的經濟社會文化狀況的橫向考察，可以揭示出村莊社會關聯的向度并由此理解差異極大、紛繁復雜的村級治理的原因，而通過對構成村莊社會關聯基礎因素的考察，可以將村莊社會關聯放置在一個縱向的歷史維度中，理解過去村級治理的原因和揭示未來村級治理的走向。

村莊秩序重組與社會關聯

1、村莊社會獲得秩序的途徑

獲得村莊秩序大致有五種途徑：一是習慣法，如宗族制度；二是現代司法體系，即依托國家強制力的法律控制；三是國家行政的強控制，典型如制度通過政社合一，將國家行政權力一直延伸到村莊社會內部；四是建立在高度社會分化基礎上的精英控制；五是民主自治。道德和意識形態力量則是每一種途徑均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在當前的村莊社會，國家行政事實上已在基礎上大大地退出了村莊社會，因為對村莊社會的強行政控制不僅抑制了村莊社會的活力，而且轉型時期的國家基層行政本身往往就是剝奪村莊社會最為強大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是不足的，一方面，農民獲得法律救濟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法律總是一種被動的力量，它難以促成村莊社會內部的主動協作。習慣法、村莊精英和民主自治都是來自村莊社會內部的力量。但在國家政權建設深入農村的今天，特別是歷經建國以后若干次政治運動的沖擊，習慣法不僅不再具有刑事法的強制力，而且大都已不具有保持村莊秩序所需要的社會影響力[21]。一方面當前農村社會分化程度大都不足以形成一個有效的村莊精英階層，一方面大多數村莊精英的生活面向在村莊以外，再一方面，在缺乏傳統文化支撐的情況下，村莊精英往往會由保護型經紀向贏利型經紀轉變[22]。因此，村莊精英也無力為村莊提供足夠的秩序。

比較可靠的力量似乎只有民主自治也就是村民自治了。這正是當前國家在農村基層的制度安排。

2、村民自治與村莊關聯

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而恰恰是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必須建立在特定的社會關聯之上。社會秩序對于每個人都是十分重要的，社會秩序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單個的個人不可能僅僅為自己獲得秩序。因此，從理論上講，村民具有理性行動起來達成一致契約，以維護村莊秩序的內在理由。不過，村民自治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保持對少數可能選擇不合作的違規者的壓力，才有保持村莊秩序的希望。

少數違規者有兩類人，一是村民，一是村干部。先說村民。村民無疑也是理性的人，但是個人理性行為并不會自然匯聚成集體的理性后果，少數村民的不合作行為會破壞整體的公益。村干部們必須讓少數違規的村民走上合作的軌道，村干部的辦法來自他們的權威，他們的權威又大致來自于或個人的聲望、談話藝術、工作魄力，或村莊公共輿論、公益公道觀念，或選舉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或直接來自上級政府。

理性行為的村民不會被村干部們的動情談心所打動，他也可能不將以公道為基礎的社會輿論放在眼中，因此，他唯一害怕的力量是村干部所借重的來自上級政府的強制力量。而恰恰是上級政府的強制力量，會破壞村莊自治的性質。也就是說，理性行為的村民只有在他們過于冷靜的頭腦中接受了來自公益公道或感情沖動的引導，他才愿意選擇合作。公益公道觀念和感情沖動都是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聯，原子化的個人無從關聯，也就不會有社會輿論的壓力和為感情而發生的行為。

更麻煩的事情來自村干部的違規。由村民選舉上來的村干部們在維護村莊秩序時，必須表現得強大有力，他們的強大有力主要來自村民的支持，而只有當村民組成持正義立場村干部強大的后援力量時，村干部才敢于抵制村莊以外世界的掠奪和爭取村莊內部少數異議者的合作。而當村民之間互不關聯時，強力行為的村干部在對付地痞或上級時孤立無援。不僅如此，他在力促村莊內部協作時，他當然可以為大多數村民帶來利益，但他也在一一損害著少數村民的利益，其結果往往是得到好處的大多數村民并不站在強力行為村干部一邊為他聲援，而利益受到損害的村民卻堅定地一一起來反對這個正在為著大多數村民辦事的村干部。

村干部無法從缺乏社會關聯的村民中獲得支持，他們強力的行為就只能憑借自己的強悍，有時村民就選擇那些強悍的人來當村干部。這些強悍的人來當村干部時，他們強烈的個性使他們敢于抵制上級的不良安排，敢于以拳頭與地痞展開身體對話，敢于用語言暴力抑制少數村民的不合作行為。有時這些選舉出來的強悍的村干部將村莊治理得很有秩序，他們很少依靠選舉來獲得保持村莊秩序的資源與力量。也正因為他們不從選舉中獲得什么，他們在保持村莊秩序時就可能有益，但更多的時候可能對村民有害。互不關聯的村民不久就發現，他們對那些選出來的橫行霸道的村干部無可奈何。

村干部能否獲得支持，與村莊社會關聯有密切聯系。在村莊社會關聯度比較高的村莊選舉中，選出來的村干部大都是那些社會關聯密集者，如在村莊有聲望者，已經致富的“能人”等等。有聲望的“能人”一呼百應。在村莊以傳統社會關聯為主導時，因為強大的村莊輿論、面子聲望觀，出任村干部者往往是村莊道德的典范，他們大都是保護型的村莊經紀。而在村莊以現代社會關聯為主導時，那些經濟能人致富的經歷引起村民對他能力的仰慕，他的財富又足以滋潤他的人際關系，使他具有仗義的名聲，并獲得一些誠心跟從他的人們。這樣的經濟能人當上村干部，他們當然有辦法也有足夠的資源來抑制少數違規的村民，從而有能力達成村莊內部的合作和抵御外來騷擾。不過，這些經濟能人當上村干部，且形成了單極的別人無可匹敵的局面時，他難免會有所驕傲，不大看得起一般的村民，他可能與鄉鎮甚至地痞勾結起來，他因此可能造成一般人所造成不了的對村莊的大的破壞。他若希望利用村莊為自己私利服務，他也往往可以得逞。[23]在經濟社會分化型村莊，因為有了一個或一些在一般村民中凸出的精英人物，這些人物具備聲威或財富而有能力建立長長的社會關聯，因此有可能改變村莊的原子化狀況。

3、鄉村危機的村莊原因

可以從很多層面討論鄉村社會的危機。而構成當前農村總體嚴峻局面的一維因素即為鄉村干部短期行為。在村莊社會關聯度很低的時候，村干部不能從村民中獲得有力支持，他們就會求助于鄉鎮。恰恰鄉鎮一直離不開村干部這條“腿”。鄉鎮在與村干部們博弈時，他們有足夠的辦法來讓村干部為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服務，的制度記憶則為當前鄉村關系提供了最為方便的傳統資源。面對散漫而互不關聯的村民，村干部失去了抗御鄉鎮過度提取以保護村民合法權益的內驅力。村民則因為缺乏一致行動的能力，他們不能阻止鄉村干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短期行為，他們至多會消極抵制（典型如拖欠超額的稅費提留任務）。鄉村組織面對缺乏積極抵制能力的村民，便可能以犧牲鄉村社會未來發展的基本潛力來達到自己的短期目的，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高息借貸。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的村級組織甚至以高達4分月息借貸以完成鄉鎮下達的提留稅費任務，而這些借來的錢很可能被鄉鎮用作無效投資，比如我們在中部地區調查時，發現許多鄉鎮花費數百萬元建有并無實際用途的建筑比如從來不放電影的影劇院[24]，或者直接用于吃喝。在缺乏社會關聯的背景下，有些時候，短期行為的鄉鎮政府與得過且過的村干部們合謀，在村民的沉默中，造成了農?逕緇岬奈；？純吹鼻澳承┑厙氈槌魷值畝裥耘蛘偷拇寮墩窬橢朗竊趺椿厥鋁薣25]。

在鄉村社會關聯度高的地方，當村民看到越來越高的村級債務和越來越壞的村干部時，他們會積極行動起來，阻止那些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這個時候，鄉村干部會感受到那些在社會關聯度低的鄉村完全無法感受到的壓力，他們不僅在向村民提取方面比較依賴國家的政策，而且在對外借貸的時候，也不得不顧忌這些借貸本身的后果。如此一來，在當前鄉村社會，也許可以看到如此一個景觀，除了經濟發展本身的影響以外，鄉村債務特別是村級債務的高低及村干部的行為舉止，與村莊社會關聯有著密切聯系。總的方向應該是D類村莊較C類村莊好，C類村莊較A類村莊好，B類村莊的情況最為嚴重。

李人慶討論村落文化與地區文化差異的關系時認為：“南方村落村干部的村莊認同相對要高于北方村莊，村落文化對干部行使職權也有很大的影響，南方由于宗族關系較強，因此村干部在貫徹國家意志所遭受到的阻力比較大。”“北方村莊的干部在國家與村莊利益關系中，有可能更多地考慮自身利益而站在國家的一邊。”[26]換句話說，因為南方農村傳統社會關聯度較高，村干部即使在時期也傾向于成為村莊利益的庇護人，相反，北方農村在時期甚至現在仍然以國家意識為主導，河南省的劉莊和南街村可能就是這類典型。我們在江西宗族意識較強地區的農村調查，相對較低的農民負擔即可以激起農民的強烈情緒乃至于群體性對抗。但在湖北荊門這個缺乏傳統的農村，相對江西高得多的農民負擔，農民大都以個體拖欠稅費的辦法來予抵制，很少有群體性的農民對抗事件發生[27]。

在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村干部會受到村民強有力的約束與監督，同時，他們在與地痞或鄉鎮討價還價時，也可以從村民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這樣一來，選舉產生的村干部的合法性和他們的行動能力就一致起來，村莊選舉終于在高度村莊社會關聯的介入下有了發揮作用的希望。從以上考察可以得到兩點推論：第一，近幾年某些地區出現的嚴重農村形勢，并不全是國民經濟形勢波動和鄉村干部短期行為所致，而是與村莊社會關聯有著密切聯系。低度的村莊社會關聯使國家為讓鄉村社會度過難關所設計的政策安排落了空，從而使本來具有彈性的國家政策失去了它所具有的效力。相反，在村莊社會關聯度較高的村莊，盡管國家的政策安排中存在著大量讓鄉村干部以短期行為來謀取私利的機會，具有高社會關聯度的村民卻可能以一致行動進行有力抵制。在宏觀背景不變的情況下，高度的社會關聯擴大了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政策選擇能力。第二，雖然當前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為獲得村莊秩序而安排的，但村莊秩序的保持事實上與民主的關系不是很大，反而是與村莊社會關聯度這一村莊內在的性質關系很大。

村民自治事實上就是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這種民主化村級治理所需要的村莊社會基礎正來自于習慣法和經濟社會分化即來自傳統型社會關聯和現代型社會關聯，而正是社會關聯度的強弱，與村莊秩序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結語

在社會轉型期，國家無力為所有村莊提供足夠的秩序，新頒布的《村組法》明白無誤地表明希望通過動員村莊內部的力量，以民主的辦法來達到村莊秩序。換言之，與時期國家強力滲入農村相比，當前國家在政權建設中，希望以村莊為邊界來達成國家與農村社會的均衡互動。特別是在中國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背景下，時期以政治運動為基礎的強力意識形態失去對基層組織的約束作用之后，國家試圖通過與農民結盟，來達成對日漸失去控制的基層組織的約束[28]。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的國家政權內卷化的跡象，因為村民自治而有了被抵制的希望。

但是，村民自治只是提供了抑制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希望，也只是提供了保持村莊秩序的可能，真正運作有效的村民自治還必須有特定的社會基礎。這個特定的社會基礎就是村民之間的社會關聯狀況，即村民為了保持村莊秩序而具有的行動能力。

正是構成村民行動能力的村莊社會關聯，構成了理解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具有統括能力的范疇。近年來，諸多論者發現了諸如宗族組織等傳統社會組織資源的正面功能，更多論者對農村經濟社會分化產生的積極后果作了討論，事實上，無論是傳統的組織資源還是經濟社會分化產生的新型關聯，都可以構成衡量村民行動能力的指標，鄉村權力的運作，國家與社會的對接和村莊秩序的保持，都是在這一復雜的傳統與現代社會關聯織成的網絡中運行的，考察社會關聯而不是單項地考察傳統文化或經濟分化，就可能統括起當前農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以村民一致行動能力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村莊社會關聯范疇，顯然不是說村莊所有村民的一致行動能力，而是說村莊內部不同小集團的行動能力。村莊內部不僅存在縱向的權力分布結構，而且存在橫向的權力分割結構，將村莊社會關聯的總體分析與村莊內部權力結構的具體疏理結合起來，就可能建立起在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之間規范的和實證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