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民意與司法審判的互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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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民意與司法審判沖突的原因

(一)話語體系不同二者話語體系的不同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某一熱點案件，法律人傾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通過邏輯推演，對案件展開理性探討;而普通民眾則只會站在道德與情理的角度，以自己的樸素正義感來進行簡單判斷。這里所謂樸素正義感是指人們最自然的情感，“以樸素善惡、對錯為標準，基于倫理道德要求，對司法審判工作與個案工作和個案裁判作出評價，所形成的一種普遍性的民眾愿望”。②民意與司法話語體系不一原因有二:第一，法律人經過專業化訓練，擁有自己的專業語言體系和專業法律知識，而普通民眾卻連最基本的“證據規則”、“舉證責任”等概念也不清楚;第二，法律人有自己的法律思維方式，注重邏輯，講求理性，而民眾思維較為簡單，直接進行結果判斷。

(二)理念本位不同所謂理念本位是指人們堅守的底線與思考問題時的判斷標準。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其理念本位是道德與情理。當紙面的法律規范與社會規范相一致時，民眾會對其產生信賴感;而如果現行法律與人民通行的行為方式、正義觀念不一致，那么人們便會認為該法律條文或司法裁決不合理。由此可見，在普通民眾的思維中，情理占據不可動搖的地位，法律須與情理相契合。而對法律人而言，其理念本位是法律，法律規范是其思考問題的基本底線。由于擁有深厚的法律情懷，在思考問題中，會選擇尊重法律。

(三)價值追求不同民意追求的是實質公平。在司法審判中，民意從其樸素正義出發，樸素正義即結果上的正義，看重的是正義的終極狀態能否實現，忽視在量刑中應予以考慮的各種情節，如自首、認罪態度、是否未成年、主觀惡性大小、社會危害性等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的正義，法律正義是以成型的制度表現出來的正義，是法律化了的正義。法律正義不僅僅要求結果正義，也要求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實現實質正義的基礎保障，也是司法對人格尊重的體現，如刑事案件中的被告經正當司法程序被予以拘留，是對其人格權的基本尊重，也符合現代法治理念。

二、民意影響司法審判的路徑

民意不同于公意。民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的總和。③民意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無疑起著推動作用，人民利益被體現的程度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衡量標準，這也是為什么會有人說人類自覺活動構成的文明史，就是民意的地位不斷地被抬高的過程。公意也可以說是人民意志，對民主社會來說，人民群眾就是國家主人，掌握國家主權，理論上來說，國家各種政策、制度、規范均是人民意志的體現。所以公意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政治的概念，其著眼點是公共利益。據此可知民意與公意的兩個基本不同點:第一，本質上，民意是民眾的一種意見或態度，是個體性的概念，而公意則是人民意志，是政治性的概念;第二，民意著眼于私人的利益，而公意則著眼于公共的利益。二者也有聯系，公意可吸收接納民意，從而民意便轉化成為了公意。

在司法審判中，作為公意的法律對審判過程起著主導性作用。法官判案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即便是在需要法官進行自由裁量的時候，也需要在法律規定的限度范圍內進行，而不可逾越法律的框架。民意在司法審判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正面負面影響均有:正面影響表現為其對司法運作的監督作用，避免司法權的濫用，促使司法人員謹慎對待案件，實現公平公正;負面影響表現為妨礙了司法獨立，民意審判給司法帶來的輿論壓力妨礙了司法的獨立性，輿論與法律相背離，司法在輿論面前妥協，不僅導致判決不公，還有損法律權威。公意與民意對司法審判均有影響，只是前者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后者則影響具有不可測性。作為公意的法律對司法審判的引導的正當性不必論證，而民意卻不可成為司法審判的依據，因為這民意審判不僅會造成司法不公，還會損害司法權威，也不符合司法獨立的法治理念。

筆者認為，民意影響司法審判的路徑有兩種，分別為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首先，直接影響即民意直接對司法審判的結果產生影響。例如2006年廣州許霆案，由于許霆利用故障取款機取出17．5萬元，一審法院認為許霆盜竊金融機構財產數額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隨后網民對此案展開熱議，并舉出國外同為取款機故障，但認定為銀行責任的案例，認為中國法院判決畸重，民意一邊倒的要求輕判。之后二審改判其五年有期徒刑，許霆再度上訴后被駁回上訴，維持二審判決。許霆案由無期徒刑到有期徒刑的改判，民意在其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實際上，按照我國刑法規定，許霆案不存在任何從輕情節，許霆之行為也構成盜竊罪，其至少應被判10年，最終二審卻只判5年，這從法律角度而言是說不通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案件均受到民意或多或少的影響，如李昌奎案、鄧玉嬌案等等。這種影響路徑的不合理之處已有諸多反對意見，其爭論焦點即為民意能否成為司法審判的依據，筆者對此持否定觀點，且不論民意的非理性、易被操縱、是非觀扭曲等特點，單就民意發生在案件受理之后這一點，便不可采納為司法審判的依據。其次，間接影響是民意不直接影響司法判決結果，而是通過將民意轉化為公意，再由公意對司法產生作用的途徑。例如，在足球黑哨龔建平受賄案中，龔建平收受賄賂事實確定，但對其主體身份卻有不同見解。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公職人員，另外有“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其主體是公司、企業人員。而龔建平是職業聯賽的裁判，既非國家公職人員，又非公司、企業人員，對其適用受賄罪明顯有失妥當。龔建平案顯現出了法律規定的空白，迫于輿論壓力，最終龔建平被檢察機關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起訴，法院以受賄罪對其定罪。此處暫且不論該案的不合理之處，有趣的是在該案之后，刑法修正案對“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內容進行了修改，將犯罪主體從原來的“公司、企業人員”擴大至“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人員”，罪名也更換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④此處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民意影響司法的另一路徑，即通過民意轉化為公意后，在法律上對其予以確信，再由之影響司法審判。公意是法律正當性的基礎，民意也只有轉化成為了公意才可對法治產生作用，從而也具有了正當性。民意間接影響司法審判的路徑可以維護司法的權威，因為法官仍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也能保證司法公平;同時民意被采納進去，提升了民意的社會可接受度，也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

三、結語

民意與司法審判產生沖突是由于二者話語體系不一、理念本位不一、價值追求不一。民意影響司法審判除直接影響的方式外，還有間接影響的方式。直接影響的方式對司法權威傷害頗深，并不可取;間接影響的方式具有正當性，也充分考慮尊重了民意，同時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保障司法公平。其實民意與司法之間存在沖突，本質原因不在于司法存在徇私舞弊或違法失職現象，而是二者觀點不一產生碰撞。換言之，即便是引入了民眾監督等制度，民意與司法的沖突仍然會存在。所以二者的緊張關系是固有的，司法不必在民意面前唯唯諾諾，甚至驚慌。筆者認為，只要司法人員依法處理案件，維護法律尊嚴，民眾的質疑與批評都是正常現象，且民眾的質疑也有助于監督司法秉公辦案。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司法就要遠離群眾，相反，在審判判決之外，司法應注意與民意的溝通。如不回避民意，及時向媒體公布信息，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以便民眾理解等。通過這些方式使司法在與民意的良性互動中，實現現代法治的圖景。

作者：王麗云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