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行政法合理性原則的應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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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決定的司法審查中對于合理性原則的應用

在對合理性這一概念的運用上，英美法系的普通法與像捷克、德國、法國這類國家的法律體系有一定的差別。前者把合理性標準看做一種“可強制施行的法律”，而后者卻很少提及合理性標準，即使偶爾提到，也僅僅把它作為司法論證中迫不得已才會用到的手段或者一個輔助性論點。讓我們首先來檢驗“合理性”的標準在普通法系不同國家、不同情況的表現。

（一）合理性的多方面體現：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

在英國，“合理性”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準通常與所謂的“Wednesbury合理性檢驗”相聯系。這個檢驗方法以一個案例命名，這個案例是由當地政府和一個影劇院的爭執引發的。當地政府給劇院頒發了電影攝制藝術表演的許可證，但有一個附加條件：不滿十五歲的兒童在星期天不能被任何娛樂場接待，無論是否有成人的陪同。在行政許可中附加條件是政府在法律賦予的裁量權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因為1932年《星期天娛樂法案》的第一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授權機關在頒發許可證時可以“加入其認為適當的條件”。行政審查中的合理性檢驗很“成功”地從英國輸出到了英聯邦國家。在澳大利亞，合理性標準作為一個不當行使行政權力的論證之一，直接被納入1977年的行政決定（司法審查）法中。加拿大也接受了行政行為審查中的合理性檢驗。貝克訴加拿大案的法官L’Heureux-Dube（加拿大公民身份及移民部部長）對于加拿大聯邦法律中的這一原則作出了闡釋總結：“行政法在傳統上已經接近了對自由裁量下的行政決定的審查，這與那些被視為陷入了解釋法律條文的法律是不同的。被劃分為自由裁量的行政決定只能基于有限的理由被審查[……]然而，立法者往往會預計行政決策的空間，裁量權也一定要在這個空間的合理解釋范圍內行使[……]”美國聯邦法律也承認了一些合理性檢驗。第四修正案保護個人權利，尤其反對“無證搜查和扣押”。當在上述兩個方面的檢驗之下考慮無證搜查和扣押時，特斯訴美國案的法官Harlan建議道：“[……]需要有雙重要求，首先是個人要表現出切實的（主觀上的）對隱私權的期待，其次是對于承認這個隱私權期待的合理性，社會已經做好了準備。有趣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合理性標準不僅被用來規定裁量權如何行使，也用來探究聯邦政府是否有權進行搜查和扣押?！?/p>

（二）奧地利日耳曼地區和法國的傳統

當你仔細查閱德國，捷克，或法國行政法院的判例法或者優秀的學術性評論，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其中沒有合理性這樣的字眼出現。然而，在民法傳統下，把合理性原則用作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普遍性標準又是另一種情況了。對于我認為屬于中歐的國家，比如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這樣的國家，在日耳曼國家或“日耳曼奧地利”的法律傳統中，行政法院對于功能性類似情況的處理方法，即判定權限的范圍和在權限之內審判行政機關裁量權的行使的方法是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的。

1.德國

在德國本國，就第一次考慮合理性應用的方案而言，參考“合理性”標準劃分行政機關權力的界限，在這樣一個嚴格守法的法律體系中是難以想象的。對于公共行政機關嚴格的法律約束是法治原則的延伸。在這個原則之下有很多的限制，其中兩條對于公共行政機關的限制是這樣的：第一，公共行政可以變為主動的并且可以做出一切決定，只要在法律中有可以這樣做的明確的授權。這個權限和它的范圍一定要被寫在條文中；否則，禁止公共機關這樣做。第二，法律自身的比例性原則和對比例性原則的應用仍然是國家法治原則的延伸。除此之外，行政裁量權的限制還包括來自行政法本身的系統性的限制，來自其他法律的限制，來自憲法和憲法保障的權力的限制，行政機構自愿接受的限制，個人主觀上的公共權力的限制，最后，還有做出決定所依據的比例性原則。關鍵因素在于，一個行政決定一旦經審查發現有可能“不合理”，這個決定就會面臨兩種結果：被認定為法律解釋中的錯誤或者是“不合法”。

2.捷克共和國

在捷克的法律體系或者在其他具有奧地利日耳曼法律傳統的中歐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行政裁量權的審查方法。在捷克法中，對于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的權限的審查仍然保留在話語合法性：要么是基于一個特殊的授權，授權行政機關以一定方式作出某種行政行為，要么根本沒有授權。有趣的是，《憲章》的第二條第三款做出了一個相反的規定，這是一個涉及到考慮個人行為自由的條款，是這樣規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做不被法律禁止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做法律沒有強加給他的事?！惫矙嗔退男惺箍偸鞘艿椒蓢绤柕募s束，反之個人的行為總是默認為是自由的。這些默認原則的存在使得捷克的前沿的理論家們的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捷克法律中沒有“規范”的自由空間。

3.法國

法國行政法雖然從來沒有明確地表達過任何關于行政自由裁量權過度延伸的理論，但是他建立了一套復雜的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體系。審查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審查和行動各自的類型而定。行政權限的存在和在權限范圍內的裁量權被行使的方式會隨著對過剩權力采取的行動而被審查。在這類行為之內，行政行為會基于申請人的提出而被審查，比如說涉及目的的違法，涉及動機的違法，對一般原則的遵守的和不濫用權力。法國學說至少在理論上承認行政裁量的自由空間。這并不意味著行政機關在這個空間內完全的自由；過度延伸原則和制約原則是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標準之一，但更意味著行政法院對于這項控制的實行會更加寬松。

二、區別的解釋——后獨裁VS.進化歷程

各種的“合理性”檢驗在英美法的司法傳統中形成了一個關鍵因素，同時，在這里大致描述的大陸法系中，它們的作用卻是有限的。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和每一個法律體系中行政機關司法審查的進化歷程中找到答案。如果我們對照司法審查的英國傳統和日耳曼傳統，這個區別則最為顯著。在英國和其他普通法國家，司法審查體系的進化歷程是逐漸進行的并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像A.Wharam記錄的那樣，行政審查在維多利亞時期以及以前主要是由有執行力并且具有永久使用權人頒發的特許執照的相應機構來行使。因此法院不能應用任何合法性原則或越權規則，因為法律條文中沒有規定行政機關或當地政府的權限。在法條對于審查中機構的權限沒有任何明確規定的前提下，法院能夠審查日益增多的授權立法和行政決定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訴諸“普遍理性”原則，即普遍理解的適當的權力行使方式。在這些體系中，“合理性”的共同體為審查提供了外部權威和基礎。

而德國或捷克的傳統則與英美法國家有所不同。人們也許會稱之為對公共行政和司法審查的“后獨裁”方式。這個方式典型的要素是對公共行政和它嚴格受制于法律條文的不信任。上述行政權力嚴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憲法原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審查行政行為的出發點。由于兩國獨裁統治的經歷和國家機構超越甚至違法法律的活動，至少在他們的憲法理論中，沒有規范的自由空間。行政機關作出一定的行政行為一定要能夠證明他在這個方面擁有明確的法律授權。因此關于行政行為的疑問僅僅是合法性的問題，沒有動機問題或適當性問題。

為什么放棄了公共理由和合理性原則呢？正如在這里大致完成的功能性比較論證的那樣，合理性在司法討論中僅僅是英美法系的問題，而在大陸法系國家沒有相應的概念，去考慮這樣的爭論是不合適的。英國法和美國法中合理性審查的目的是對行政裁量權的限制，而在大陸法體系中是通過對公共行政活動的合法性和公共行政行為的比例性原則的合并達到與之相同的目的。相同的考慮也許不能總是被貼上相同的標簽；然而，他們在功能上具有對等性。

那么什么是舊的Wednesbury檢驗？也許有人出于歷史情結，會稱他為司法審查檢驗的殘余。其他人也許會爭論，這些標準實質上保存了下來，他們僅僅是包含在了新出現的比例性分析之中。如果后一種解釋是正確的，就會支持這篇文章的核心主張：狹義上的合理性原則和比例性原則很大程度在功能上是相對等的，它們實質上是對行政裁量權審查的同樣的考慮，無所謂被貼上什么樣的標簽。

本文作者：MichalBobek單位：歐洲大學研究所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