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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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導刊雜志》2016年第一期

摘要:

在新興媒體的推動下，“火箭提拔”以網絡熱詞的形式從違規、造假、裙帶關系等方面對年輕干部快速升遷進行負向推測、解讀，反映了公眾強烈的社會情緒。“火箭提拔”現象的污名化解讀，直面當前干部選任工作中的病灶，是社會公信力危機的現實表現、公共權力失衡的必然反映。黨和政府應建立輿情研判機制、強化監督制衡機制、健全社會疏導機制，規范干部選任行為、培育公民理性精神、正確引導網絡輿論，以消弭“火箭提拔”引發的公信危機，增強網上凝心聚力的正能量，實現政風清新、吏治清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關鍵詞:

“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讀;干部選任;輿情研判

時下，年輕干部“火箭提拔”的消息頻現于網絡，暴露出干部破格提拔的種種問題，引起網民大量圍觀。在網絡媒體持續關注報道中，很多網民并沒有用包容、理性的心態對待年輕干部的職務升遷，而時常帶著有色眼鏡去審視、吐槽、拍磚，從違規、裙帶關系等負性方面進行推測、解讀，反映了網民對“火箭提拔”現象的強烈不滿情緒。探析“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讀的成因，及時對存在問題進行查處，引導網民理性地對社會現象進行推理和判斷，自覺調整不良情緒的任性宣泄，緩解階層對立和社會沖突，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課題。

一、“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讀

顧名思義，“火箭提拔”是指干部的快速提拔。這本是一個中性詞匯，但經網絡炒作，已成為攪動人們敏感神經的網絡熱詞，主要“用來諷刺‘官二代’或‘富二代’年紀輕輕就身居要職，他們從工作到身居要職時間很短，每次被提拔或‘重用’時間也很短，理由都是破格、年輕化或內部選拔等種種不合理的理由，被火箭提拔的官員中多數父母或者親屬也都是身居要職的官員，火箭提拔中大都存在違規提拔”，［1］表達了網民對“火箭提拔”現象的污名化解讀。

1.崗位提拔的定向性。網民首先對“火箭提拔”提出質疑的是定向選拔。“火箭提拔”對象一般都是“破格”，往往通過公開競聘的形式來實現。在網民的推想中，這些公開選拔事先已經有了明確的指向。為減少競爭，確保讓定向人選入圍。組織者通過干部選任的條件、規則、程序等方面的設計，對參與者的年齡、學歷、職稱、經歷、黨派甚至性別等競聘條件進行限制，為少數人量身打造種種框框，以過濾淘汰其他參與競爭者。網民質疑的此類典型案例是2012年的揚州團市委副書記選拔。在同時面向社會公開競聘的18個職位中，團市委副書記職位的競聘條件在學歷、任職年限及年齡要求等方面，與其它職位要求有顯著不同。尤其在年齡要求上，一方面明確要求是“30周歲及以下”，另一方面又加上“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說明。從當時組織選聘的具體時間看，這個“說明”與前面具體年齡要求不對應，卻與參加競爭的袁某的出生日期極其接近，讓網民產生無限遐想，因而推斷這是“量身招聘”“蘿卜招聘”。另一特別讓網民憤慨的事例是湖南省郴州市2012年縣處級領導干部公選。徐某只是參與了筆試和面試，甚至沒有進入最后差額票選環節，卻轉身成了湘潭縣副縣長任職人選，網民因此推斷徐某是一種“內定提拔”。

2.主體材料的欺詐性。個人履歷包含學習經歷、工作經歷和個人業績等個人信息，代表的是個人信用。黨政干部作為公共權力的執行者，個人信用如果不能保證，擔任社會公職能否誠信履職自然會引起民眾懷疑。本身素質不高、能力不足，主要通過“弄虛作假”的欺詐手段，謀取提拔機會，是網民眼中“火箭提拔”干部的第二個特質。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判斷，網民主要是從他們參與競爭性選拔時提供的個人簡歷的真實性進行判斷。一是學歷造假。有的學歷沒有經過認證，如湖南湘潭的王某;有的是學歷還沒有獲得，如遼寧東港的董某。二是任職履歷造假。有的任職年限偏短，如湖南湘潭的王某;有的甚至還是在籍學生，違規掛名履職，卻能得到破格提拔，如安徽望江的常某，隱瞞在校專升本學習事實，掛名“三支一扶”工作人員。三是年齡造假。這方面網民質疑最多的是浙江溫州的24歲女副鎮長王某，個人簡歷反映其是15歲入讀大學，網民認為就現行教育體制看，這種狀況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因而推斷其個人履歷明顯造假。

3.組織程序的違規性。“火箭”干部得以升空，是組織部門最后“按下的電鈕”。因而，網民往往將質疑目標對準組織部門的工作程序。從近期“火箭提拔”輿情出現的源頭看，引發社會和公眾廣泛關注的導火線主要指向干部選拔過程中制度執行的嚴重偏差。尤其在后期的考察、使用過程中，組織部門對“火箭干部”資格審查不嚴，網民最集中的曝料反映是“權力干預下的組織考察，暗箱操作的工作過程，領導意志主導的任命”等。如對于廣東揭陽江某的任職問題，按照中組部《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第20條(七)關于“晉升科員職務應當任辦事員三年以上”的規定，江某的科員任職即構成違規;對于湖南湘潭徐某的任職，“湘潭市委組織部未嚴格履行推薦和考察程序”;同樣，還有山東金鄉雞黍鎮鎮長韓某、湖南醴陵團市委書記易某、湖南石門縣委副書記劉某等的任職，都存在類似的違反相關規定的問題，網民因此將組織程序上的違規推斷到所有快速提拔的干部身上。

4.提拔結果的世襲性。“火箭提拔”現象備受網民詬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選拔結果的偏頗。從網民陸續披露及實際查處的情況看，一些別有用心的官員借“破格”之名，謀子女親屬晉升之實，將干部競爭演變為“權力世襲”的游戲。“子承父業”幾乎與其父“無縫對接”的揭東縣江某;父母均是當地重要領導的湘潭縣干部徐某;21歲就擔任湘潭市岳塘區發展改革局副局長的王某;27歲、剛畢業三年就升任副處官員的侯某;本科在讀就轉正的安徽省望江縣的90后干部常某等，都是在職領導干部的子女。有媒體盤點稱，近期經網友曝光、媒體報道并引發公眾質疑的18個“火箭提拔”官員中，有11人被指父母或者其他親屬在當地擔任領導職務。尤其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的揚州市處級干部公選，網友微博爆料“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輕干部中，好幾位都是干部子女”。凡是“火箭提拔”的年輕干部，其背后都是擁有公共權力和資源的“爹”，“兒女晉升，老子助力”的近親禪讓、權力世襲自然成為網民對“火箭提拔”干部的習慣性解讀。

二、“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讀的緣起

“火箭提拔”現象的污名化解讀，直面當前干部選任工作中的生態和病灶，對于遏制投機、保障公平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是，按照“特殊個案普遍化”和“具體事實想像化”的基本策略，［2］對所有“火箭提拔”干部都進行貪腐和私利的“違規假設”，以“怨恨式批評”的方式將其負面特征刻板化，也從另一層面加劇了階層矛盾和社會不安，必須予以理性剖析。

1.社會公信力危機的客觀表現。社會公信力是指國家機關或公共服務部門在處理社會公共關系事務中所具備的為社會公眾所認同和信任的影響能力，也是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對社會組織體系、社會政策實施以及其他社會性活動的普遍認同感、信任度和滿意程度，是公民對社會組織及其政策的一種評價。［3］體現在現實生活中，主要反映的是公眾相互之間、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信任、認同、合作、支持的社會心理狀態，表現為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趨同性，是社會合作、和諧的基礎性要素。社會一旦喪失公信力，政府將失去號召力，社會將沒有凝聚力，公眾將陷于無端猜忌和指責中。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急劇的社會結構變化給社會公眾的社會信任帶來巨大沖擊，導致整個社會信用體系遭受嚴重侵害。“昔日權威聲音如今難獲信任，政府、專家及媒體等公信力受損，社會信任度不斷降低，在一系列熱點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特別是‘從政府層面看，公信力損耗尤為明顯。”［4］近期多起破格提拔年輕干部輿情的急驟暴發，網民的大量圍觀和廣泛熱議，反映了公民“逢官必疑”的思維定勢。而這正是社會公信力缺失的現實表現。

2.公共權力失衡的極化反映。公共權力是維護社會秩序、引導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關乎公眾的生存質量、狀態及社會的穩定。公共權力屬于全體人民，客觀上交由政府或由其委托政府機關公務人員掌握、行使，主要用以管理社會公共事務、保障社會公共秩序及增進社會公眾利益。因此，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增進是公共權力運行的終極目的和歸宿。如果公共權力代行者在公共權力運行的過程中，借助執行權力的有利地位將其演變成為私人服務的工具，便會導致公共權力的異化和失衡。干部選拔關系到一個政權的穩固，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尤其是年輕干部的選拔任用傳遞著用人導向，反映著干部選任風氣，關系我們黨事業薪火相傳的根本大計。近期，網絡媒體曝出的部分地區干部“火箭提拔”中，一些事件的主角并不是公眾期待的“品質卓越、政績突出”。相反，相當一部分提拔經不起深入推敲，在媒體曝光下不得不迫于壓力而主動請辭或者是被提拔他們的有關部門“打回原形”。這些非正常的“火箭提拔”無不是以干部年輕化、培養接班人為借口，行暗箱操作、降格以求、任人唯親之實，為家屬、子女、親友謀求制度和法律以外的特殊晉升通道，將公共權力遞延化。這種合法程序掩蓋下的“公權世襲”，暴露出官本位思想下的公共權力失衡，給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危害，必然遭到公眾的強烈反對。

3.弱勢階層抗爭的宣泄表達。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現實語境下，社會資源配置方式日趨多元化，權力、市場和關系成為資源分配的重要推動力。［5］傳統的官本位思想，加之不完善的社會體制制度，導致權力階層不可避免地擁有較多的政策資源，成為社會分配過程中最重要的主宰者。正是權力的魔力與貪婪，使得一些領導干部試圖將公共權力遞延到家庭，甚至將其變成家庭的私有財產傳遞給子孫，將權力演變成“利益格局的凝固劑”。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但是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尚未形成，中間階層總體比例明顯偏小，階層固化的趨勢明顯加快，社會階層流動日趨困難，抑制了社會發展的生機與活力。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對于階層固化的趨勢充滿焦慮與憤恨。從媒體曝光的情況看，走向“火箭提拔”前臺的主角背后往往有現職官員的身影，讓人們感受到強勢階層的身份利益企圖與控制力量。基于對階層利益沖突的感知，弱勢階層則試圖借助網絡媒體進行情緒宣泄，甚至采取某種極端化表達去損害權力階層的利益，以對特權階層權力家庭遞延化進行堅決抵制，促進現行政治體系的關系狀態改革，維護社會秩序的公平正義。

4.新興媒體監督的力量彰顯。“火箭提拔”一詞，最早源自于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講話。當時，針對“”期間一些幫派分子利用提拔年輕干部的名義，違規、越級破格提拔他們的黨羽而給黨和國家帶來的嚴重危害，鄧小平同志嚴肅指出:“用坐火箭、坐直升飛機的辦法提拔干部，我們再也不能這么干了。”［6］其后，直到2010年5月，“火箭提拔”現象一直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與討論。梳理“火箭提拔”的相關報道，可以發現“火箭提拔”現象在網絡媒體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到2012年，相關輿情出現了井噴式增長，已經成為備受社會關注的污名標簽。這反映出我國干部選任制度正逐步公開透明，特別是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使得公民知情權得到了較好尊重和保障，干部的個人情況已經成為公民了解政治信息的重要資源。與此同時，新興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的蓬勃發展，為網民發表意見建議，實現信息共享，行使民主監督權利提供了新的話語平臺，構建了草根話語表達的新機制，使虛擬的網絡變成關照社會現實的強大輿論武器。伴隨網絡+時代的到來，公民的主體意識日益增強，利用網絡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會越來越高。特別是社會弱勢階層，生長在傳統監督機制堵塞的土壤之上，突然感受到沖出傳統信息關卡、強行輿論引導控制帶來的自由與愉悅，往往更多地愿意通過網絡媒體表達批評，以促進社會利益的均衡與整合。“火箭提拔”作為一個污名標簽的出現，正是公眾借助網絡對當前干部人事工作參與的產物，標志著我國公民主動參與的監督式民主時代的來臨。

三、“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讀的回應

通過對網絡媒體相關內容的系統分析，可以判斷網絡媒介對“火箭提拔”主要以污名化方式進行解讀，定向、欺詐、違規、世襲是反復出現、相對集中的描述年輕干部快速提拔的“關鍵詞”，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許多網民的共鳴，反映了網民郁結已久的社會情緒。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應當高度關注呈現于網絡輿情之中的民意和民愿，從網絡媒體的觀念視角、表達方式和推斷邏輯等方面研判網絡輿情，著力干部選任程序的嚴格規范、社會監督力量的介入制衡，以消弭“火箭提拔”引發的公信危機，增強網上凝心聚力的正能量，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1.建立輿情研判機制，正確引導網絡輿論，切實發揮網絡正面宣傳效應。伴隨著網絡的迅猛發展，網絡信息傳播由最初的邊緣渠道演變成信息傳播的主陣地;網絡輿論也由最初的“少數呻吟”演變成反映社情民意的“眾聲喧嘩”，能量深不可測。從現實情況看，網絡已經搭起各種利益群體反映訴求的平臺，是社會問題集聚的一個重要窗口，成為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尤其是網絡意見領袖的出現，網絡輿論的“生態邏輯”驟變，網絡群體性事件隨之不時發生。“火箭提拔”這一污名標簽的形成，正是在這個生態環境之中發展、演化的。然而，網絡輿論的信度、效度究竟如何把握?它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真實反映現實民意?回答這些問題至少需要從三個角度考慮:明確網絡發聲的人群構成，掌握輿論焦點揭示問題的真相，理清網絡輿論掌控者的社會心態。就中國網民的結構而言，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有權威的數據呈現:“截至2013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18億。其中，我國網民中農村人口占比28.6%，月收入500元以下及無收入人群占比為20.8%。”［7］此數據表明，網民并不能等同于公民，社會低階層的人民尚未具備在網絡輿論中發聲的條件。而即便是網絡的固定公民，也更多的是“沉默的他者”。從這個角度對網絡輿論生態格局進行科學研判，就能夠透過網絡輿情的表象，全面把握背后真實的社情民意，發揮其信息參考價值，促進國家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否善于發現、培養、選拔、使用年輕干部，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繼往開來的根本大計，其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已經得到公認。“火箭提拔”污名標簽現象并不是否定大膽使用年輕干部本身，而是更多地引導人們關注年輕干部選任中的社會不公問題。客觀事實表明，年輕干部的選任給不同階層提供了可能的機會，如焦三牛、周森鋒等農村娃的“火箭提拔”，通過網上交鋒否定了人們的揣度和猜測。因此，政府應根據網絡輿情的生成、演化特征構建網絡輿情研判機制，對其中的輿情趨勢進行深刻的洞察和研判，就事件本身的利弊問題、信息的真偽問題等向公眾及時澄清，還原事件真相，以增強網民的辨析能力和思考能力，促進輿論生態向積極、正確的軌道發展，切實發揮網絡正面引導效應。

2.強化監督制衡機制，規范干部選任行為，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讀中的媒體深挖、公眾質疑，固然反映了我國干部選任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網民的片面理解。然而，火箭干部背后一定的現實狀態，是造成這一網絡輿情不斷發酵的關鍵要素。首要的原因，還在于“火箭干部”升遷過程中的“權力異化”現象以及相關監管處置措施的乏力，使得作為社會公信體系支撐力量的政府信用出現嚴重危機。消除網絡流言，回應民眾訴求，必須從這個根本問題出發，科學設計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堅持公開透明，真正實現“由多數人選人，在多數人中選人”，形成多元融合的干部選任路徑，防止和糾正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確保干部選任之權公開、公平、公正地陽光運行。本著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精神，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重新修訂并頒布《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從十個嚴禁、四個不得、五個一律、責任倒查、常態監督檢查、明確組工干部紀律六個方面強化了干部選任工作的法紀要求，及時回應了人民群眾及社會對干部選任工作的關切。當前，必須一以貫之嚴格貫徹落實新《條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尤其在考察、公示、問責三個層面，有關部門要切實負起政治責任，真正選準人、用對人、用好人，切實維護黨和人民政府的公權信用。一是干部考察要切實發揚民主，真正聽取民眾意見，聽取民眾真正意見。“選人用人，注重社會公論”是干部選拔任用的基本原則，然而，時下的一些考察者，不是“深入基層，傾聽群眾意見”，而是“匡定目標考察人，劃定范圍聽意見，裝上‘過濾軟件’寫考察匯報”，形成注水的群眾公認，造成不少干部帶病提拔，失去了干部考察的公信度。一些“群眾公認”的火箭干部毀于網報，大都因于其形式主義考察環節中的“失真”。因此，干部的考察選拔，必須真心實意聽取公眾意見，尤其要善于捕捉隱藏在平常話語背后的蛛絲馬跡，發現考察對象的客觀真貌，真正得到“社會公論”，避免流于形式。二是公示信息要全面真實，避免公眾猜疑。在干部選任上，“任前公示”雖已是普遍實行的制度，然而公示信息卻因過于簡單，一般只有出生年月、學歷、民族、黨派、現任職務、擬任職務等，人民群眾實際上無可置喙，從而導致其對簡歷背后的神秘信息進行猜測。組工部門應當增進變革意識，充實干部公示內容，真正讓人民群眾知情，減少民間猜忌和疑慮。三是對用人不察、失察、失誤的領導干部要嚴格追究責任。“‘帶病提拔’常有，而問責卻不常有，‘破窗效應’不斷發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風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8］維護干部選任的公平正義，必須強化責任，喚醒領導干部選人用人的責任意識，增強領導干部對權力的敬畏之心，從源頭上割斷權力與市場的交易，從根本上純潔用人風氣，以實際行動打消民眾的猜測和疑慮。

3.健全社會治理機制，推動公民理性表達，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如前所述，“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讀是借助于網絡等新媒體的推動生成的，表達了公眾對階層通道阻滯的怨恨，揭示了網絡輿論批判背后的階層博弈。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急劇期，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社會流動的范圍擴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與之相伴，社會結構分化的程度迅速加大，但社會結構調整的速度卻放緩。總體上看，社會階層橫向流動的通道相對暢通，但社會制度變革與調整的動力減弱，使得階層縱向流動的通道日漸狹窄，弱勢階層向上流動受阻，階層之間的界限加劇，難以實現利益的交流，不少社會成員陷入心理失衡狀態中，進而表現為網絡上的夸大其詞、以訛傳訛、跟風起哄等非理性情緒宣泄。為此，必須建立和完善良好的社會疏導機制，構筑各階層協商共治的現實基礎，推動整個社會和諧進步。一是要大力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疏通弱勢階層的進位通道。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要進一步加大社會領域相關改革的力度，打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藩籬，優化資源結構配置，縮小階層收入差距，建立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提升政府社會綜合治理的效能，形成政府與社會各階層合作互動的良好局面，從源頭上消減階層矛盾和沖突，有效彌補社會裂痕。二是要暢通網絡民意表達渠道，尊重和保障民意表達權利。網絡雖將階層博弈的空間擴大，一度造成了階層之間的緊張，但由于情緒得到表達和釋放，不會積累起來不定時地突然劇烈爆發，客觀也增加了階層緩解的因素。“社會得益于二階多樣性尤其是因為各種實驗的范圍廣泛，以及相反的立場的異彩紛呈”，［9］因此，不必將網絡表達視為“洪水猛獸”，要通過制度化渠道的建立，讓人民群眾的合理利益訴求充分表達出來，讓人民群眾的緊張焦慮情緒得到釋放，發揮社會風險早期預警作用，防止民意堵塞造成溝通失靈，進而避免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三是要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引導人民正確認識階層流動。網絡媒體由于缺乏必要的、有效的信息“把關人”，表現出信息處理機制的局限性，其后果是降低了信息傳播的公信力。相反，這正是傳統主流媒體的權威所在。因此，主流媒體要主動發揮其資源優勢、承擔社會責任，堅持正面輿論引導，客觀真實地報道社會現實，使人民群眾能夠真實全面了解到現實生活中階層差異的客觀原因，理性分析和評判當前我國不同階層相異的發展空間和路徑，以開放、包容、理性的心態全面分析年輕干部升遷過程中階層流動機會、條件和結果，客觀看待干部快速升遷問題，促進各階層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為年輕干部成長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四是要依法治理網絡，切實維護網絡生態平衡。網絡為公民提供了平等參與的話語平臺，有助于民意在政府決策中的展現，促進了社會民主進步，本身應當是一個中性的表達工具。但是網絡的開放和虛擬性，也易降低網民法律、道德約束力，容易被各種力量左右和利用，為輿論暴力的產生提供了土壤，造成網絡話語在大眾情緒的波動中走樣，給公民個人人身權利、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帶來巨大沖擊。“火箭提拔”這一污名標簽的生成、傳播過程中，虛假信息乃至造謠誹謗大量存在，表現出追求精神刺激和宣泄憤青情緒的極端化傾向，必須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加以監督、治理，切實將網絡言行納入法治的框架之內，防止避免極化的情緒表達引發“網絡暴力”;要通過法制教育和必要的法律懲戒，不斷增強網民的守法意識，負責發表言論，達成階層共識，促進各階層網絡和諧共生局面的形成。

參考文獻:

［1］火箭提拔［EB10L］．百度百科

［2］王建民．“逆向標簽化”背后的社會心態［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3］奚潔人．科學發展觀百科辭典［K］．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4］陳仁澤．公信力緣何被削弱［N］．人民日報，2011－09－08．

［5］薛深．“官二代”的身份利益歧途及其解構［J］．理論導刊，2012，(7)．

［6］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4－01－16．

［8］人民日報評論部．強化問責嚴防用人失察———三論做好新形勢下干部選任工作［N］．人民日報，2014－01－22(05)．

［9］凱斯•R•桑斯坦．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M］．新華出版社，2010∶203．

作者：薛深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