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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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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

《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一、本研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對社會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結合我國對公共安全的四個方面的分類,圍繞社會治安與犯罪預防等相關事務,應對社會公共安全作相對狹義的理解。本研究認為,社會公共安全是與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種。社會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基于對犯罪活動的有效預防控制及實現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使社會公眾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嚴或財產方面的侵害,并能獲得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是與公眾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財產等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安全,其實質是對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財產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維護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路徑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總體分布于多個學科領域,且多自成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視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觀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安全研究社會秩序理論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西方社會秩序理論中的基本線索之一是:構成社會秩序的各個結構之間的關系如何,是沖突為主還是一致為主?沖突范式是西方社會秩序理論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會結構內部的沖突性,強調社會異質性對于社會秩序的自我調節、整合或者社會秩序的變遷所起的作用。如劉易斯•科塞(LewisCoser)將社會沖突分為現實性沖突和非現實性沖突、親密關系的沖突、內群體沖突與外群體沖突、意識形態的沖突等,他指出,“許多通常被看作是對社會有破壞作用的過程,如暴力、抗爭、越軌和沖突等在特定條件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強著社會體系的整合基礎,同時也在加強著社會體系對環境的適應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認為,西方社會在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第三次浪潮中經歷了大分裂,這期間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為社會合作最基本單位的家庭出現了破裂,而人們對他人、對公共機構、對政府的信任在下降,這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②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問題,卻為安全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宏觀背景和思維基礎,是對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礎。

(二)國際關系領域的安全研究國際關系領域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安全觀的研究上,安全觀研究分為以下幾種視角:一是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安全觀,主張以集體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勢模式來尋求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強調規范主義和律法主義。二是以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安全觀,認為保持權力均衡是國際安全與穩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特別是近年來以基歐漢(Keohane,R.O.)和奈(Nye,J.S.)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安全觀提出“復合相互依賴”的安全理論,主張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是政治因素,還有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國際安全只有通過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夠得以實現。四是建構主義安全觀,把認同作為安全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行為”(speechact)安全分析認為,如果人們知道誰能夠、在涉及什么問題和條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調整行為主體間的互動,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樣,一個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真正”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也塑造著國際體系內的安全互動。新自由主義安全觀和建構主義安全觀都強調了安全領域的互動與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協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國外學者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徑有零容忍警務政策、安全節點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等。第一種路徑:紐約警察通過處理輕違法行為來應對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務政策。這一政策以破窗理論(BrokenWindowTheory)為基礎。由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Q.Wilson)和犯罪學家凱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即一棟建筑物的一扇窗戶玻璃破爛后,沒有及時維修,就會暗示,這棟建筑物沒人關心,與這棟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無人管理,從而縱容更多的人去砸爛這棟建筑物更多的窗戶玻璃。破窗理論生動地揭示了社會失序與犯罪行為之間的一種潛在相聯關系。這一理論引用到犯罪學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某一社會失序的蔓延必然會導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據這一推理,人們又得出這樣一個理論:維護社會秩序與解決犯罪問題同樣重要,嚴肅處理小偷小摸等輕微犯罪行為能夠預防更多的嚴重犯罪。從這一理論出發,針對紐約市嚴重的社會失序與犯罪活動猖獗的現象,美國紐約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務政策。它的基本含義是:通過對各種輕微犯罪(特別是公共秩序犯罪)和違法犯罪活動決不容忍,堅決打擊,即通過在警務工作中加強對日常侵犯行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為嚴重的犯罪類型的產生。在策略層面上,對輕微犯罪和社會失序行為方面,要有更加靈活的執法手段。英國學者諾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認為,實踐零容忍政策的指導性原則是“防患于未然”,確保這種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過上述兩種方式減少輕微犯罪,將有助于預防更嚴重的犯罪。①第二種路徑:英國學者約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節點治理理論。他們認為“社會”的一般性概念,從理性治理(即作為政府干預的對象和機制)的角度看,將逐漸被更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區”所取代。作為這種發展模型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政府提供安全的權力減少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現在只是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個。節點治理的核心思想認為,國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公共警察機構的功能正逐漸變成收集和分析從其他機構得來的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到警務網絡系統的其他節點上。②這一路徑重新審視了國家與社會在安全供給領域的角色和關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種路徑: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務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奧斯特羅姆(Ostrom)等將警察服務當作公共經濟的產業,從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對警察績效進行評估,認為制度安排會對警察服務績效產生影響,與較大規模的生產者相比,小規模、直接服務的警察服務生產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熱羅爾(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蘭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過改變第三方日常行為的活動方式實現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務,并認為,“在第三方警務中,許多合作伙伴是人為鍛造出來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這種合作伙伴關系在本質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緊緊圍繞遵守規則和解決當前面臨的犯罪問題這個中心展開活動。”④上述主張為社會公共安全協同供給提供了基礎性理論設想。以上三種路徑都主張,伴隨風險社會的出現,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責任不僅歸國家一方,而要由社會多方共同承擔,而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中的發起者、多方協作的方式、進程、焦點等方面有所差異。

三、中國學者對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視角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徑對我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體制和警察職能的差異,我國的安全研究還要結合自身的體制和環境特點加以分析,相關理論的運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適應性問題。我國學者對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種視角:

(一)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重要方面,我國學者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政治學視角對社會穩定的類型及地方政府維穩困境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壓力維穩的模式存在成本擴大化、價值預設與行為結果的背離等困境,需要改革當前的維穩方式,“國家的政策取向應當從壓力維穩型向改革維穩型解決模式轉變,維穩成本向改革成本轉移,變被動改革為主動改革。”⑤二是從管理學視角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的研究。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需要加強對于重大事項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建設。雖然全國范圍內已經建立起相關制度,但主要是圍繞項目或決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內容實施評估,這種做法不夠科學嚴謹。應以風險為核心設置評估指標,將風險與政府風險控制能力分別評估,在此基礎上確定實際風險值。①當前從量化視角考慮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是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

(二)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應對研究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應對研究近年來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近年來,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研究總體呈現高漲趨勢,且對公共安全的關注維持在較高水平。對于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內涵、特點、原因、對策等幾方面進行了分析探討。對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許多對農村、城市或某一類型的具體對策研究,宏觀對策分析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有學者認為首先要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為主要手段,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性和回應性;其次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換,調整政府與市場、社會及政府與企業、公民的關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達和協商機制。②此外,還有學者從當代群體性事件的后果出發,對群體性事件后果性質評估的“肯定論”與“否定論”分別進行綜述,認為我國目前群體性事件后果研究相對稀薄,國內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議行動的后果、拓展抗議行動結果的研究方法、探尋抗議后果的因果機制等問題。③近幾年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呈現上升趨勢,學者們分別從公共管理、公安工作、傳媒、信息技術、傳播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視角呈現多學科趨勢,學者們從風險社會下政策沖突、社會資本、群體行為模式、協商民主等眾多領域研究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問題。三是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性質評價研究出現了爭論,出現了“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立場,特別是將群體性事件與社會抗爭、民主轉型、政府政策、社會變遷等問題聯系起來,這無疑擴展了對群體性事件分析的視野。四是出現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群體性事件或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近兩年有學者嘗試進行了實證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學者提出在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進行概念界定和突變分析的基礎上,構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尖點突變模型,指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發生過程是連續性和突發性的統一,突跳值大小決定了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應針對控制變量進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研究近年來,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綜合性研究呈上升趨勢,學者們紛紛對危機及與危機管理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對公共危機類型劃分、公共危機的誘因、研究領域和范圍以及公共危機管理體系(機制)的構建等進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論”、“公共關系論”、“經驗論”和“全面整合論”等不同分析視角。但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疇,主要從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視角,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現狀加以評價,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資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的完善路徑,并嘗試構建城市公共安全相關模型。如有學者運用可靠度理論,探討系統可持續發展指標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為例,提出了系統評價預測研究的方法論,共同構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本框。⑤

(四)社區安全問題研究社區安全問題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區安全的治理機制、評估體系和安全建設等領域。中國80年代開始社區警務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國大中城市全面實施社區警務。我國學者借鑒西方社區警務的理論與實踐,就社區警務的合作、預防、服務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就社區治理與社區警務、社區警務的模式與工作機制、社區警務與犯罪控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我國社區安全建設中存在政府唱獨角戲的弊端,需要調整府民關系,具體來說,要促使政府從社區安全建設主導者逐步變成引導者,最后成為監督者和評估者;同時整合各類社區安全建設方案,從而減少基層管理者承擔的“運動式”的工作任務。①有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的建立。通過采用在指標權重賦值基礎上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遵循科學性、標準化、實踐性、發展性、可行性原則構建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對制約社區安全狀態負面指標決定的靜態安全狀況與促進社區安全正面指標決定的動態安全狀況進行綜合評估。評估模型指標(因子)權重采用專家調查法確定,指標(因子)水平采用標準化方法確定,并可在定量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等級評估。②有學者以治理機制為分析視角,對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促(協)進組織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描述,著重對其在社區安全治理機制建設上的表現及作為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以內湖社區為代表的臺灣社區安全治理機制重視橫向維度的建設,這值得大陸地區在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活動中參考借鑒。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綜合模式研究這類研究從總體上較少。有學者提出了進一步改進中國各級政府綜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對策應重點關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體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縱向、橫向與綜合協調機制;建立發展規劃的風險評價制度;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建立社區綜合公共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區域綜合風險防范關鍵技術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會治安供給領域近期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著重研究其組織網絡,認為在充分吸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社會和市場組織資源的基礎上,建構起比較有效的組織化調控體系,是中國社會實現平衡轉型的關鍵所在。此外,有學者借鑒西方的相關評價體系,從“脆弱性——能力”的視角構建公共安全評價框架,提出區域公共安全綜合評價核心指標體系應包括:脆弱性指標(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標、易損性指標)和應對能力指標(包含基礎設施、管制能力、社會防御和經濟能力四個方面的二級指標)。⑤這些研究對于我國公共安全服務供給模式、社會治安的供給現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政策發展等進行了較好的梳理,關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協同機制,則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

四、當前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進展與不足

社會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廣,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進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在近年來受到多學科的普遍關注。近年來,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公安學為代表等,許多學科為與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相關的基本理論問題,如風險社會理論、協商民主理論、危機管理理論、社會沖突理論、治理理論等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這些為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向縱深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二是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出現多元化視角。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理論研究出現了零容忍警務、安全節點治理模式、情報主導警務、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問題導向警務、社區警務等多元化研究視角或實踐戰略,為社會公共安全領域研究向縱深擴展奠定了基礎。三是出現了對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量化研究。在社會公共安全評價體系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開始運用數學分析模型,嘗試設計社會公共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或進行定量評估基礎上的城市社會公共安全系統研究。這些量化研究成果為尋找中國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鑒。

綜合上述文獻,隨著近年來公共安全事件頻發,公共安全問題得到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對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研究在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但總的來說,目前國內外對公共安全供給問題尚沒有形成系統化研究,研究主要呈現以下不足:一是對公共安全的研究較為零散,重應對輕系統性研究。對公共安全的研究涉及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公安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國際關系、安全技術等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目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如何應對安全事故、安全矛盾關系、安全事件等這一思路為主,從安全問題的源頭出發進行涉及多學科系統性的研究總體較少。二是對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缺乏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本土化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目前主要還是以定性研究為主。從政治學、社會學、公安學進行研究居多,從管理學視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機管理和安全合作兩個方面。定量研究總體較少。且社會公共安全領域研究運用國外的理論較多,尚未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系統理論體系。三是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不夠。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多領域多學科,公共安全中對于國家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等領域的研究相對較為成熟。但就社會公共安全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法學、犯罪學、警務與治安管理實務研究的視角。系統性研究主要以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研究、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為主。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多是政府本位的分析,對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宏觀意義上的風險治理與危機管理研究,缺乏從社會公共安全這類安全問題出發的專業化、類型化研究,這些都限制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深度和廣度。

作者:錢潔 單位:江蘇警官學院公安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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