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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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工人階級的人數和比例不斷提高，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數、相對貧困率和絕對貧困率持續增大，表明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日益加劇。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視角的考察表明，日本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體制下進行的結構改革，導致了工人階級貧困化、失業率上升和工會組織作用下降;反過來，日本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大量增加，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阻礙了資本擴大再生產，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的體制下，日本不可能制定真正保護勞動者的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這使我們進一步認清了新自由主義服務于資產階級特殊利益的本質。

［關鍵詞］

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

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日本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屢創新高相比，日本“一億中產階級社會”解體，以“非正規雇傭”為主的“工作貧民”(workingpoor)的人數不斷增加①，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日益加劇。對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的原因、過程和影響進行剖析，并對其失敗教訓進行總結和批判，成為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理論界通常把二戰后日本的經濟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經濟恢復時期(1945—1955年)、高速增長時期(1955—1974年)、平穩增長時期(1975—1995年)和長期蕭條時期(1996年至今)。國內學者席研杰對日本經濟恢復時期的工人階級貧困化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②;李完稷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長時期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③;李公綽、伏龍、蔣立峰分析了日本平穩增長時期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特征④。但由于上述論著發表時間較早，故而未能考察日本長期蕭條時期工人階級的狀況。隨著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日本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日益加劇。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較大的可能性。比較而言，日本學者的研究水準居于世界前列，不僅出現了著名的“橘木、大竹之爭”⑤，其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也對此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橋本健二采用計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日本階級差距擴大及階級固化的歷史和現狀⑥;伊藤誠分析了“基本收入(basicincome)”制度和馬克思經濟學的親和性⑦;馬渡尚憲考察了勞動工資的理論基礎⑧;宇仁宏幸和德丸夏歌用經濟實驗的方法，說明了勞動過程變化和工人階級貧困化的關系⑨。這些論著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但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視角，對日本的“結構改革”造成的工人階級貧困化進行考察的論著尚未出現。本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是在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的體制下產生的，這一時期日本實行的“結構改革”帶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色彩，是“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

一、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現狀

(一)日本的階級結構正如保羅•斯威齊所言:“每個社會必須首先被設想和認識為一個階級社會。……如果你想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它們，就必須識別其階級結構、從屬階級和主宰階級、榨取剩余價值的方式。”這里的階級結構是指，在某個社會中存在哪些階級，各個階級之間存在哪些差距和利害沖突。橋本健二分析了日本的階級結構，并指出:第一，在日本，有一部分階級(如農民階級和個體工商業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就已經存在，他們既占有小規模的生產資料又承擔勞動，可以稱為“舊中產階級”或“傳統小資產階級”。第二，在資本主義社會創立后，伴隨企業規模擴大，資本家把部分業務委托給了勞動者，從他們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被資產階級雇傭并領取工資來看，具有工人階級的特征，但從他們具有部分生產資料的支配權來看，又具有資產階級的特征，因此可以稱之為“新中產階級”或“新小資產階級”。第三，關于中產階級，如果農民和個體工商業者雇傭員工的人數超過5人，則是資產階級。如果不超過5人(含5人)則是舊中產階級。如果男性勞動者擔任課長以上職務或在專業崗位上工作，則是新中產階級，其他勞動者即使是正規雇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如表1所示)。戰后至今，日本各階級的人數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本文對1985年至2005年日本勞動人口(20—69歲)的階級結構進行統計(包括在校生)，發現1985年至1995年，資本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的人數分別增加了150萬人和157萬人，但1995年至2005年又分別減少了118萬人和23萬人;1985年至2005年，舊中產階級的人數持續下降，共減少576萬人;工人階級的人數持續上升，20年間共增加679萬人(如表2所示)。但由于戰后至今，日本的人口總數不斷增加，僅考察各階級的人數變化難以全面把握階級結構的變化。為此，本文進一步對戰后日本各階級所占比例進行了分析，發現資產階級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9.8%，之后開始下降，到2005年占8.4%;新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11.2%上升到2000年的19.6%，之后稍有下降，到2005年占19%。舊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58.8%下降到2005年的13.3%，工人階級所占比例則持續上升，從1950年的28.1%上升到2005年的59.3%。上述數據來自日本內閣府每隔十年進行一次的調查，雖然2015年的最新調查結果尚未公布，但根據過去十年日本的經濟發展狀況可以推測，資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和舊中產階級的人數和比例將進一步下降，工人階級的人數和比例將進一步提高。上述變化與二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狀況基本吻合，即日本在高速發展時期與平穩發展時期，工業化持續加速，第一產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導致舊中產階級所占比例不斷下降，工人階級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資本家階級和新中產階級所占比例稍有上升;但90年代中期進入長期蕭條時期以后，伴隨“一億中產階級社會”解體，工人階級所占比例進一步提高，其他三個階級所占比例進一步下降，尤其是新舊中產階級所占比例下降最快。

(二)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第一，從戰后至今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看，1981年的0.349是歷史最低值，之后不斷上升，1996年是0.441，2008年的0.532是歷史最高值。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把不平等劃分為“低度不平等”、“中度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和“極度不平等”四個類型，基尼系數超過0.5屬于“極度不平等”，它意味著最上層的10%的階級占有60%的財富，其中最上層的1%的階級占有25%的財富?，伂嬁梢娙毡臼杖氩罹嗪凸と穗A級貧困化的嚴重性。第二，從戰后至今日本二次分配的基尼系數看，1981年的0.314是歷史最低值，1996年是0.361，2012年的0.392是歷史最高值?，伂尪畏峙涞幕嵯禂挡粩嘣龃?，意味著利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甚微。20世紀80年代至今，日本不斷下調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僅2015年度就把企業所得稅34.62%的標準稅率下調了2.51%，并計劃2016年度進一步下調至少3.26%。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要盡快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0%下調至25%左右。但同時，日本在1998年將消費稅上調至5%，在2007年將居民稅的累進稅制修改為6%稅率的單一稅制，2014年又把消費稅上調至8%，并計劃進一步上調。這無疑減輕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使工人階級貧困化進一步加劇。第三，從相對貧困率看，日本厚生勞動省2014年7月公布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顯示，日本的相對貧困線是年可支配性收入122萬日元，低于該收入的人口即為相對貧困人口。據此，日本1995年、2005年、2014年的“相對貧困率”分別是9.4%、13.7%和16.1%，呈持續上升趨勢。2014年的數據意味著日本1/6的人口是相對貧困人口，與30多個OECD國家相比，排在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國之后，位列第四，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和美國的相對貧困率最高。第四，從絕對貧困率看，成瀨龍夫指出，可支配性收入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費并接受政府救濟的，都應該算作是絕對貧困人口。據此，日本2011年的絕對貧困人口達到了205萬。成瀨龍夫進一步指出，由于日本規定的接受政府救濟的條件過于嚴苛，被家庭成員撫養的和有工作的低收入者都不能得到政府救濟，因此這個數據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日本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程度，而以非正規雇傭為主的工作貧民的數量則可以較好地反映這一事實。2011年的數據顯示，28.5%的單身未婚者是工作貧民(年收入低于個人最低生活標準186.3萬日元)，47.1%的家庭是工作貧民家庭(年收入低于家庭最低生活標準294.7萬日元)?，伂嵱捎诜钦幑蛡騽趧诱叩墓べY僅是正規雇傭勞動者工資的一半，那么即使他們延長勞動時間甚至“過勞死”，也擺脫不了“工作貧民”的宿命，同時顯示出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

二、日本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指國家政權同壟斷資本相結合的壟斷資本主義，其實質是壟斷資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國家政權對資本主義再生產進行干預和調節，以保證壟斷資本獲得最大的利潤，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階段必然出現的結果?，伂巼覊艛噘Y本主義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時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干預經濟活動。1929—1933年，爆發了資本主義大危機，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用貨幣政策擴大就業和有效需求，直接參與了資本主義再生產。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實施產業政策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實際上，從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具有強烈的“凱恩斯主義”色彩。這一時期，日本形成了少數壟斷資本(大企業)與國家政權相結合、大多數非壟斷資本(中小企業)相互競爭的局面。20世紀70年代，生產力發展與壟斷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兩次石油危機引發了資源和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導致消費低迷并引發投資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又進一步引發價格上漲，產生了嚴重的滯脹。同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引發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混亂，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決裂。1979年成立的英國撒切爾政府、1981年成立的美國里根政府、1982年成立的日本中曾根內閣先后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促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但英、美、日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無一例外地帶來了工人階級貧困化、失業率上升和工會組織作用的下降。20世紀80年代，日本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當時的中曾根內閣主張“從官到民”和“從中央到地方”，民(私人企業)能做的事情就交給民，減少官(政府)的干預;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就交給地方，減少中央政府的干預，以此放松管制、促進競爭。1986年，中曾根內閣又出臺《勞動者派遣法》，允許13類職業雇傭勞動派遣工，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6類職業。之后的細川內閣、橋本內閣等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政策。

1991年，日本的經濟泡沫破裂后，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一方面縮減了公共支出的規模，另一方面在勞動法、流通政策、國際貿易、海外投資等方面制定有利于私人壟斷資本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使大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收益率屢創新高，但工人階級貧困化卻日益加劇。勞動者社會生活保障的財源本應由大企業繳納的法人稅來承擔，但如上文所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卻進一步降低了企業所得稅，同時又提高了對低收入者不利的消費稅。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國外原材料和勞動力價格變得相對便宜，企業紛紛在海外設廠，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空洞化”，企業減少了對國內勞動力的需求;90年代初期，日本企業出口受損、泡沫經濟破裂、外部經營環境迅速惡化，進一步減少了對國內勞動力的需求。1994年，時任索尼公司會長的盛田昭夫指出，日本企業最重要的是和美英企業的規則保持一致，展開公平競爭、改變終身雇傭制。瑏瑥1995年，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以下簡稱“日經聯”)在《新時代的“日本經營”》中指出，應該把勞動者劃分為“長期積累能力型”、“專業型”和“柔性雇傭型”三個類型，只有對“長期積累能力型”才適合采取長期雇傭制度，其他兩個類型適合采取非正規雇傭形式，但同時應該在長期雇傭中引入“成果主義工資制度”。之后，企業開始減少長期雇傭、增加柔性雇傭，日本的終身雇傭制開始解體。目前，日本80%的企業引入了“成果主義工資制度”，它不僅導致工人階級喪失了從前的安全感，而且導致兩極分化，少數人在競爭中獲勝成為“勝利組”，而更多人成為“失敗組”。但即使是“勝利組”，由于要繼續面對永無止盡的競爭，仍然沒有安全感。1999年，小淵內閣對《勞動派遣法》進行修訂，進一步放松了對勞動派遣的管制，規定承包公司也可以采用非正規雇傭。2001年成立的小泉內閣以“沒有改革就沒有經濟增長”為口號，對郵政事業、道路公團等進行了民營化，2003年，又把勞動派遣的期限由一年延長到三年，規定制造業也可以使用派遣工，使雇傭制度發生了質變。此前，非正規雇傭者主要是貼補家用的已婚婦女和賺取生活費的大學生;此后，非正規雇傭的范圍擴大到作為家庭“頂梁柱”的男性，這無異于把工人階級的整個家庭推向了貧困深淵。為了防止工人階級的反抗，日本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大大削弱了工會的作用。1955年，日本形成了以各行業統一行動的“春斗”為特色的集體談判制度。

1995年，日經聯提出了“企業在決定工資時更應該注重本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不是同行業的勞資關系”的建議，破壞了工會的橫向聯合，降低了工會的談判力。同年，受到阪神大地震的影響，水、電、氣、交通等公共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工人因擔心會被解雇而放棄了罷工的計劃。這之后，工會再也沒有組織過罷工。放棄了罷工這種斗爭形式，工會難以擁有與資本家平等對話的權利。21世紀初，小泉內閣提出“打破工會既得權利”的口號，進一步削弱了工會的作用。同時，工人階級的意識和非正規雇傭制度降低了工會的加入率，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工會作用的下降反過來又使入會率進一步降低，形成惡性循環。1945年，工會的加入率超過50%。隨著日本進入高度經濟增長時期，工人階級的收入不斷增加，開始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一億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一員，認為沒有必要加入工會，70年代工會的加入率因此降到30%多，80年代進一步下降到20%多。之后，由于非正規雇傭勞動者增加以及工會作用的下降，工會的加入率進一步下降至2013年的17.7%(如表3所示)，尤其在小企業，工會加入率甚至不足1%。這樣，當工人階級尤其是非正規雇傭勞動者認識到自己并非“一億中產階級社會”的一員，想加入工會維護自己的權益時，卻因為自己的工作時間短、流動性大，而不知道在何處加入。從2015年的“春斗”結果看，工會加入率較高的大企業多數增加了工人的工資(雖然增加額很低)，但工會加入率低的中小企業幾乎都沒有增加工人的工資，這進一步拉大了工人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2012年12月安倍重新組閣之后，于2013年4月修訂了《勞動契約法》，創造出雇傭年限可以超過五年、容易被解雇的“限定正社員”這一新型雇傭形式。

圖2顯示，21世紀以來，日本正規雇傭勞動者的人數不斷下降，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人數不斷上升。在安倍晉三2012年12月上臺之前，非正規雇傭者人數達到了1813萬人，2014年12月達到了2016萬人，占全部勞動者人數(不包括337萬公務員)的38%，這表明“安倍經濟學”進一步加劇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從日本的失業率來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別是4.3%、4.0%和3.6%，似乎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這難以掩蓋工人階級貧困化日益加劇的事實。圖3顯示，日本非正規雇傭勞動者中，除了有可能轉變成正規雇傭勞動者的“合同工”的人數有所下降之外，其他雇傭形式尤其是兼職工、臨時工和鐘點工的人數都在增加。這表明工人階級雖然找到了工作，但由于38%的工人階級是非正規雇傭，處于工作不穩定、隨時可能失業、收入低的境地。

三、批判與啟示

日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進行的結構改革，造成了工人階級貧困化，深刻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服務于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所謂的“結構改革”不過是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把財富抽進資產階級手中的引擎，其結果必然導致失業、生產率下降、社會不穩定和經濟停滯。從日本經濟來看，二戰后日本形成了出口主導型發展模式。對于日本這樣一個缺乏資源、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日趨嚴重的國家來說，其比較優勢并不是原材料和勞動力的大量投入，而是先進的技術和強大的創新能力。但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伴隨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大量增加，日本企業減少了提高勞動者技能培訓的投入，原因在于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流動性較大，當他們被辭退后，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和技能也會外溢到其他企業，從而提高其他企業的競爭力，而其他企業很可能是本企業的競爭對手，這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勞動者的技能，阻礙了日本生產力的提高，降低了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

2006年索尼公司“筆記本電池”召回事件、2010年日本豐田汽車召回事件、2015年三洋電機倒閉事件，暴露出日本企業已經陷入到技術和產品研發滯后、產品質量下降的泥潭中難以自拔。同時，工人階級貧困化必然導致消費能力下降，不利于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在看到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和經濟蕭條之后，曾經擔任細川內閣和小淵內閣的首相咨詢機構成員、間接地參與了小泉內閣的改革、將新自由主義引進日本的中谷巖，在懺悔錄《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中寫到，日本的失敗教訓在于“過分天真地相信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市場至上主義的價值”，僅僅依靠美國經濟學的合理邏輯來決定日本的國策，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是美國的精英們用以掩飾他們貪婪欲望的工具，不能保證使美國或日本的普通百姓獲得幸福。從現實來看，工人階級除了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只能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以換取生存，這決定了勞動的買方和賣方地位的不平等。面對市場經濟的這一缺陷，日本應該制定真正保護勞動者的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的體制下，日本不僅沒能制定上述制度，反而制定了有利于資產階級的制度，這印證了中谷巖的觀點。雖然中谷巖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問題，但他對曾經奉為至理的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有利于我們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并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劃清界限。

作者：呂守軍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