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許可第三人范疇判定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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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許可法》中明確地將利害關系人列為行政活動參與人，而其中利害關系人即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范圍由于“重大利害關系”在實務中具體的范圍和標準難以確定，造成了具體執行上的困惑。這一問題反映到行政訴訟中，還夾雜著原告資格問題的影響，使得行政許可第三人范圍的判定在司法上也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1]。本文也就是基于現實中存在的這一難題，希望從司法審判的視角，能在結合我國司法實踐和行政法領域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加以研究，提出一些具有實踐意義的觀點。

一、行政許可第三人范圍確定的理論基礎

（一）第三人問題的由來

行政法上對于第三人問題的關注是從國家行政由“行政國家”向“有限政府”轉變開始的。在“行政國家”時代，國家對社會各個方面都有相當高程度的控制[2]。此時，行政法學比較關注的是作為行政主體對面的行政相對人的利益保護，因為國家力量過于強大，直接干涉的領域過于寬泛，個人極易受到來自于國家的直接侵害，這個時候就形成了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兩造對抗，保護行政相對人的權益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務之一。在兩造的行政模式思想指導之下，學者們認為行政主體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行政權力，其最后的獲益是由公共所享有，第三人作為公共群體中的一員，其也自然地從公共整體受益中獲益，第三人的利益也就湮沒在公共利益之中。基于這種考慮，學理上將第三人的利益狀態稱之為“反射利益”[3]。由于行政國家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諸如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威脅，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資源缺乏有效的配置和人的生存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退化等等[4]，20世紀后期開始，國家行政逐漸開始向“有限政府”模式發展[5]。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導之下，行政對于許多領域采取的調控措施主要是行政許可、行政指導等間接模式[6]，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極大地發揮個體的作用，國家行政在此起到的只是維護的作用。這個時候由于國家避免直接對于社會生活進行干預，于是在行政行為的法律關系中呈現利益多元化，在傳統的行政法律關系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凸現出來了。在行政行為使得社會整體獲益的過程中，第三人這個群體所承受的不利益要明顯與其在社會整體利益中得到的利益不相符合，權利義務產生了不平衡。在行政許可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對第三人產生不利影響或侵害的是被行政許可人，由于被許可人進行的是一種私行為，行政許可只是對其進行具體活動的資格的認定，只要被許可人符合法律的規定并且在具體的行政活動中按此運作，行政主體就不加以干涉，雖然可能有利于激勵被許可人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介入社會活動中去，但是如果不單獨強調第三人的權益，那么會使得第三人沒有辦法獲得救濟，這種現象有悖于社會公平、正義。所以第三人問題的研究在現代行政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行政許可第三人范圍確定的基本要求

我們從上面第三人問題的來源中可以發現，對于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范圍的確定問題的實質是在于如何在社會發展的效率和公平之間取得一個“平衡”[7]，既要考慮到社會公共利益、被行政許可人、行政許可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也要考慮到社會整體運作的效率的提高的問題，避免行政許可條件過于苛刻而抑制社會發展的動力，比如在科學領域，一些科學研究項目的建設研究因為現代科學技術的局限，對于一些損害的發生并不能夠預料到并且予以防范，對于一定范圍內的第三人仍然存在風險，但是如果要完全排除風險，確保風險都能在人力控制之中，那么勢必無異于對科技活動的全面禁止，這一些風險被稱之為“剩余風險”，是事實上無法避免，同時也是法律規范上面所應該容許的，自然第三人也應當忍受[8]。由上所述，筆者認為在確定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范圍的時候我們要遵循“禁止保護不足”和“禁止過度侵害”這兩個原則[9]。“禁止保護不足”是指國家采取保護手段自必須以有效達到保護的目的。“禁止過度侵害”是指國家在采取手段保護基本權主體（指行政許可第三人），使其基本權免于遭受第三人（指被行政許可人）侵害時，則國家保護之手段免不了以限制第三人的基本權或者自由為必要，所以在第三人與國家之關系上，國家采取于第三人干涉手段時，亦不得超出必要限度[10]。這兩個原則具體到確定第三人的范圍的確定的問題上來，就是究竟第三人的哪些權利可以得到保護以及第三人的權利和行政許可之間的關聯要達到何種程度。如果我們對于第三人的應該保護的權利范圍定地過寬或者相關程度過低，則會導致在做出行政許可的時候利益主體過多，需要保護的權利范圍過廣，使得被許可人的束縛過多，從而產生了過度的侵害。反之則會對于第三人的權益保護不力。在具體進行行政許可的時候，國家就必須兼顧這兩個原則，盡量避免利益之間的零和博弈，實現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非零和博弈。

二、行政許可第三人所受保護的權利范圍

第三人和行政許可行為之間的牽連便是第三人的利益。只有第三人的利益符合一定的條件的時候，法律上才能認定為其是受到行政許可行為影響的個體，其也才能享受法律上所賦予的一系列的救濟手段。所以確定第三人的范圍必須從利益這個角度著手，具體來講就是研究第三人的哪些權利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以及權利與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利害關系程度。而這其中研究第三人的權益范圍是首先要解決的，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能進一步去處理利害關系的問題。

（一）關于第三人受到保護的權利范圍的學說

在界定第三人的權利范圍的時候，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是以大陸法系為代表的法律上權利說，另一種是以英美法系的法律上值得保護的權益說。

1.法律上權利說

法律上權利說認為第三人在行政行為所可以主張的權利必須來自于法律。在我們實踐中，法律所明文規定的權利并不是普遍的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之下，我們必須通過推定的方法來判斷相對人是否擁有法律上的權利，這種形態我們稱之為“推定權利”[11]。在德國行政法中，公民對行政行為提出自己的請求，就必須要具有“主觀公權利”，即只有在設定裁量的法律規范既服務于公共利益又服務于有關公民的個人利益時，該公民才具有請求權[12]。主觀公權利理論認為如果有效的法律規定（行政的法律義務即由此而來）不僅是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為了公民個人的利益，就應當肯定主觀權利（的存在）[13]。日本國內也有判例認為，這種法律對于行政主體義務的設定并不限于明文規定的制約，即使沒有直接的明文規定，也包括能夠根據法律的合理解釋所當然導出的制約[14]。可以看出法律權利的生成方式需要兩個要件：其一，存在設定行政主體義務的客觀法律規定；其二需要探明法律具有保護個人利益的目的。只要能夠具備這兩個要件，當事人便具有主觀公權利，就應改受到法律的保護。

2.法律上值得保護權益說

法律上值得保護的權益說，也稱為事實上的權益說，認為相對人無需擁有法律上的權利，而只要個人的權益在事實上受到損害，就可以被認為符合了利害關系中的“權益”要件[15]。例如在美國大部分的州的法院中采取的標準便是單一的事實上的損害標準：（1）損害具有現實性；（2）損害的特定性，即損害必須只是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受到損害；（3）損害和行政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在英國行政法的實務中認為當事人只要有足夠的資格就可以了16]。英國甚至有學者在這上面更進一步，認為申請人不必要個人的權益受到牽連，只要能證明實實在在的玩忽職守或者濫用權力即可[17]，即允許行政訴訟中的公益訴訟。可以看出，該說所保護的范圍明顯要比法律上權利說所要保護的利益范圍廣泛。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因此人們也就越來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從中進行協調，這樣行政主體作為最佳選擇便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行政權的影響程度往往超出了立法機關的預料，如果局限法律的考慮，就極有可能使得法律的保護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不能給予當事人有力的保護[18]。再加上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的傳統也使得法官在具體的案件中可以自由發揮，能結合具體的情形來評估當事人的權益是否在法律上面具有被保護的價值，并不拘泥于陳例和成文法的規定，例如在SierraClubv.Morton案（405.U.S.727）中，法官在判決中就認為“審美上的和環境上的利益和經濟利益一樣，是我們社會生活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應該包含在事實上的損害之中”。在聯邦最高法院2000年判決的FriendsoftheEarth,Inc.v.LaidlawEnvironmentalServices（TOC）,Inc.案（528.U.S.167）中，法院認為原告休閑、審美和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應該得到法律上的保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法律上值得保護權益說對于當事人保護權益之廣泛。

（二）我國法律實務中的做法

從具體的實務上來看，我們國家目前還是采取法律上權利說，沒有法律的明確提示，則司法人員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也不敢輕易的加以擴大，例如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1款第8項中將利益界定為“人身權、財產權”，法院審理的范圍也就限制在這個范圍之內。在《行政訴訟法》的司法解釋第13條第4項“兜底條款”中就規定原告與申請撤銷或者變更具體行政行為之間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從而打破了原來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限制，在《行政復議法》第6條第11項中規定為“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在此之后，行政司法中對于權利種類的范圍確定才變得靈活起來。現在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在行政許可案件中所承認的當事人較為典型的有相鄰權、競爭權和環境權。

1.相鄰權

相鄰權起先是私法上的一項權利，在《民法通則》第83條即有明文規定：“不動產的相鄰各方，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確處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風、采光等方面的相鄰關系。給相鄰方造成妨礙或者損失的，應當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賠償損失。”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鄰權局限在私法領域的使用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諸如在建設許可行政行為中，第三人和被許可人之間的相鄰權的糾紛極有可能是因合法的行政許可而起。為了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避免行政機關假借公共利益名義過度侵害第三人的利益，立法者在制定這些公法規范的時候，除了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外，還必須兼顧第三人的利益保護，如一些國家的建筑法明確規定了建筑的強制性的標準，并且確立了建筑許可程序，賦予鄰人參與該程序、對行政決定提出異議，以及在異議不成立時候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這種包含有以保護鄰人（第三人）利益為目的的公法規范就是公法相鄰關系法，鄰人所享有的權利即為公法相鄰權[19]。由于近些年來國家的城市建設加速，所以在我們國家行政許可案件中，針對建筑許可的案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而且其中大部分涉及到相鄰權問題。面對這一趨勢，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行政訴訟法》解釋第13條第1項中承認相鄰權屬于法院保護的權利，并且在實務中當事人的相鄰權得到了有效的保護，例如W市郵政局持W市計劃委員會批復、建設用地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W市規劃局的審批意見等資料向W市規劃局申領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W市規劃局審查后，認為符合城市規劃要求，做出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準予郵政局建設。緊鄰郵政大樓的J小區居民黃某等21人認為郵政大樓嚴重侵犯了J小區7號、8號住宅樓居民的采光權，W市規劃局做出的第83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違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在二審中，W市中院查明：2004年1月21日（農歷大寒日），經測繪部門實地測量，J小區7號202室日照時間為50分鐘，不滿足建設部《城市居住區設計規范》規定的“不低于1小時”的日照標準。W市中院認為，市規劃局在核發許可證的過程中違反了《江蘇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辦法》第26條規定的規劃技術審查職責，未能盡到法定審查義務。該行政許可行為與國家強制性標準相抵觸，確認市規劃局頒發第83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20]。在本案中，雖然僅有一家用戶在一天里面日照少了10分鐘，相鄰權僅僅受到輕微的侵害，但是法院還是確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違法，可以見得相鄰權在行政司法中得到了承認和嚴格的保障。

2.競爭權

對于各個市場主體而言，在介入一個市場時候他關心的是是否能夠在市場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而因為許多行業其自己具有特殊性，對于其中的從業主體需要一定的要求，并不是社會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均有資格介入，如果不加以審查，會引起整個行業不安定。所以這個時候就往往由行政主體作為市場進入的資格審查人對欲進入特定行業的主體進行資格審查，這個時候行政機關所重點考慮的便是“機會均等”，根據相關市場的需要，對于所有符合條件的主體必須予以發放許可。在行政主體發放市場準入許可的時候，與行政許可第三人相關的案件會出現兩種情況。其一，如果行政主體超過市場的實際需求發放許可，則是對市場原有主體的經營產生了沖擊，必須與更多人來分享相對固定的市場份額，加重了其正常運行的負擔，而且也會產生社會資源的浪費的效果。在美國的“聯邦電訊委員會訴桑德斯兄弟無線電廣播站”一案中，法院就認為桑德斯兄弟廣播站作為一個競爭者，其利益受到了聯邦電訊委員會新頒發執照的不利影響，在實際上受到損害，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21]。另外一種情況便是多個人同時申請一個許可，最終沒有獲得行政許可的一方當事人對于行政機關做出的具體的行政決定不服而提起的復議或者訴訟。在我國實務中也承認競爭權的存在，司法解釋中對其予以了明文的規定，而關系到第三人的案件主要以后面一種情況為主。

3.環境權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于自己生活周邊的環境日益關注，環境權的概念逐漸被提出，國際人權法中甚至將環境權當作是第三代人權[22]。環境權是社會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公民要求其所置環境資源具有基本生態功能的權利，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內容：一是優良環境享有權，即公民有要求享受優良（即健康、安全和舒適）環境的權利；二是惡化環境拒絕權，即公民有拒絕惡化環境（即水氣污染、噪音、自然景觀受損等）的權利；三是環境知情權，即公民有知曉環境資源生態狀況的權利；四是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有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23]。目前我們國家法律中雖然在環境法中對于公民的環境權的實質性內容有所涉及，如《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環境防治法》和《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中有“環境影響報告書中，應當有該建設項目所在地單位和居民的意見”的規定[24]，但還沒有明確提出環境權這個概念，但在具體實務過程中，法院還是對當事人的環境權益加以考慮的，但是法院在判決中對環境權的問題往往避而不談，只是以具體行政行為違反相關強制性法律為由做出判決。在“沈希賢等182人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頒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糾紛案”中[25]，被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在給第三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發放動物實驗室建設項目的時候，在程序上違反法定程序，在沒有環境保護影響報告書的情況下發放了許可證，在實體上面，動物實驗室的建設與國家的相關硬性標準不符合，對原告的環境權造成了現實的影響。法院在做出判決的時候也是以被告違反法定程序為由做出判決，對于環境權并沒有加以論述，但是原告起訴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權益受到現實的威脅，并不是其程序違法，程序違法并不一定導致結果的不公正。

（三）我國以后的權利范圍確定的趨勢隨著我國的經濟的不斷發展，公民的各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長，對于自己的權益也有越來越強烈的意識，公民會逐步意識到原來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權利，要求國家司法保護予以保護，所以以后司法中會遇到種類越來越多的利益訴求，例如在“念泗三村28幢樓居民35人訴揚州市規劃局行政許可行為侵權案”中[26]，原告的訴稱被告的行政許可行為使得第三人建設的樓房“行政一道屏障，破壞了瘦西湖的景觀，不符合揚州市的城市規劃，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居住環境，侵犯了我們的合法權益”。其中的“破壞瘦西湖的景觀，不符合揚州市的城市規劃”明顯一個具有公益訴訟的性質，同時還含帶了公民觀賞、休閑權在里面。雖然最后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還是從相鄰權的角度出發，但是作為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公告的案例，我們應該敏銳地覺察到實務中當事人主張的權利范圍正在擴大，并且法院已經開始對新的權利主張開始進行關注。面對這種趨勢，我們司法中應該結合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給予當事人盡量大的權利保護，但是結合我國的國情還是按照大陸法系的做法，采用法律上的利益說為妥。因為首先英美法系中提出的法律上值得保護的權益說，條件過松，范圍過于寬廣，“值得保護”這一主觀判斷在具體的場合下會得出不同的結果，所以難以把握。同時保護面過寬，司法成本過高。美國最高法院也深感不加以限制，必然會導致在判定上的混亂，于是提出了兩層結構標準，即：一是當事人的申訴必須是憲法所要求的案件；另一個為法律的標準，即當事人所申請保護的利益必須無可爭辯地屬于法律或憲法保護或調整的利益范圍之內[27]。其次，我們國家目前發展不平衡，東西差距、城鄉差距較大，這就導致了各地之間的司法水平不一，而英美法系中的做法極度依賴司法人員的較高的法學修養，采取英美法系的做法勢必會導致法律在具體適用上的不統一，從而違背了法治社會的要求。而采用大陸法系的做法則比較容易實現在最低要求上的統一。第三，我們國家一直是成文法國家，與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不同，英美法采取標準是和他們的普通法的傳統密切相關的，貿然地引入普通法的做法必然會引起整個司法系統的混亂。但同時我們也關注到大陸法系中對于其保護的范圍也在變化，通過對法規目的和其他要件的寬松解釋，使“權益”內涵不斷擴張。同時還有對于憲法產生法律權利模式的運用，亦使法律權益說更為豐滿，擁有了與事實權益說相差無幾的自由度[28]。面對這種趨勢，我們司法工作在具體執行法律的時候，也需要探究法律制定的實質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條文的表面，在具體操作中對于當事人的權利種類問題避而不談，亦如上文中的念泗村一案中，法院判決中即沒有對于“破壞瘦西湖的景觀，不符合揚州市的城市規劃”進行回復。我們應該通過不斷發掘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從而豐富當事人的所受保護的權利種類。

三、行政許可第三人的權利與行政許可行為的關聯程度

在明確了第三人的哪些權利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之后，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究竟這些權利要和行政許可行為的關聯達到何種程度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第三人的權利與行政許可如果之間的關聯程度過低，以至于這種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給予第三人權利救濟無疑會帶來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反之則會使得第三人的利益保護力度不足，不能夠完全避免行政許可給第三人帶來的不良影響。同時，關聯程度的把握是一個非常依賴司法人員自由裁量的行為，所以這個問題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實踐中的態度

在行政許可法上對于第三人與行政許可之間的關聯所要到達的程度定義為“重大”，但是重大一詞更多的是一種主觀的感覺，有賴于司法人員的具體評斷。在實務中，司法人員一般認定行政許可第三人和行政許可行為之間存在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利害關系”是實際存在的和必然產生的利害關系，而非可能發生的利害關系[29]。利害關系人是直接受到行政許可行為影響的人，排除了間接影響。為了明晰重大一詞，我們仍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找出在斷定時候的應該考慮的因素，從而避免實務中的擅斷。

（二）參考因素及程度把握

1.利益關聯程度參考因素

總的來說，當事人利益與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利害關系程度主要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時空上的關聯性、技術標準、成本因素和國家政策因素。

（1）時空上的關聯性時空上的關聯性是我們考慮這個問題的出發點，要確定一個主體必須要從時間和空間結合而成的四維坐標開始。在確定行政許可第三人的時候，時空上的關聯性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容，其一為有非常緊密的空間關聯性，其二為非常緊密的時間的關聯性[30]。緊密空間的關聯性的標準在與被許可的行為的作用范圍，且此范圍不具有普遍性，必須依據個別情形來判斷。如在環境項目建設許可中，考察許可建設的設施的作用范圍一般是指一特定的區域，由設施所產生的有害物質達到一定數量的數量、濃度，而造成此一區域長時間及此區域內的有害物質與其他物質相互作用的狀況，稱為設施及設備的作用范圍[31]。所謂的緊密的時間關聯性是指第三人必須在上面所述的空間存在達到一定時限，使得空間內的不利的影響能否累積到一定程度，足以使法律予以保護。例如在具有環境污染的設施建設中，決定性標準在于提起訴訟者，是否在一定時間中，持續受到該設施產生有害的作用，以及會對其產生非日常生活的一般危險狀況，而是超越一般日常生活的危險性[32]。此時不論土地所有人或是物上權者，而是所有持續在該地區停留或是由非常緊密的生活關聯性之人皆包括在內，如承租人或受雇人等[33]。

（2）技術標準在判定第三人的范圍的時候，技術標準是一項重要的參考因素。技術標準作為一項客觀的指標，是對第三人的利益進行的硬性保護，行政許可相對人必須符合，這樣可以極大地排除司法人員在實務中的主觀判斷，如在環境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技術標準，諸如《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和《有機食品技術規范》等。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技術標準也是和一定時期內人類的科學技術發展認識水平密切相關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在美國聯邦法院1980年的“苯污染決定”（BenzeneDecision）一案中，法院認為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署”（OSHA）將車間的苯濃度標準從過去的10ppm界定到1ppm以下沒有證據證明新的濃度標準比原來的標準更能有效的保護安全和健康，但是造成的企業增加的負擔卻是確定的，因此判決OSHA制定的新標準不具備合法性和合理性[34]。但是在十年之后，當OSHA收集了足夠充分的證據之后，人們認識到了苯在10ppm-1ppm之間確實會對人體造成損害，所以又重新采取了1ppm以下的標準[35]。對于技術所不能預測的風險即屬于我們上面說過的“剩余風險”，第三人必須忍受，不然不利于社會的整體發展。

（3）成本因素法律實施的過程中并不單單受到技術因素的影響，還必須受到成本因素的影響。因為給予進行一項保護，就不可避免的要產生成本，所以在對當事人進行保護的同時必須考慮到成本的因素。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項為積極成本，另外一項是消極成本。所謂的積極成本是指國家和被許可人對于第三人的權利進行積極的保護的時候所付出的成本。被許可人為了防止或者彌補對于第三人造成的損害也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這一點毫無疑義。國家對于第三人進行保護的時候也必須占據一定的司法力量和行政力量，司法和行政力量的動用也是有成本的，且國家力量也是有限的，對于第三人的利益的保護也不是無限制的成本投入。消極成本，是對第三人進行保護的機會成本。因為要對第三人的利益進行保護，國家和被許可人就必須付出積極成本。因為這些成本的付出，國家和被許可人就會損失機會成本。對于國家來說，國家投入到其他領域的力量就會減少，對于被許可人來說，其具體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投入和收益便會受到影響，動力便會受到抑制。如果機會成本過高的話，則不利于國家機關的效率的提高，抑制了被許可人的動力，從而不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因此必須綜合考慮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分布。

（4）國家政策因素國家作為實行統治的組織，要由法來協調其內部關系并為其活動指明方向，提供調整社會關系的各種規則[36]。這樣，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必須要把國家對于國家管理的政策方向考慮進去，使得法能夠完全體現國家的意志。同樣，司法者在具體執行法律的時候，必須要結合國家的現行政策來理解法律，而并不是單純地從法理上對于法條進行機械的推理。我們國家目前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針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按這一方針政策，司法工作者在確定范圍的時候，更多地要考慮到范圍的確定給當地社會經濟帶來的整體效益的影響。這樣，實際能接受到保護的第三人的范圍便受到嚴格的限定。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國家對于公平的關注高于效益的增加的時候，司法者在具體執行法律的時候適宜放寬標準，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受到權利的保護，從而消除發展帶來的不和諧的因素。

2.程度的把握

上文中提到的幾個因素在具體的案件中應該綜合加以考慮，不能偏廢其一。在考慮了上述的標準之后，隨即產生的問題便是，這些因素要達到何種強度就能使得一個當事人成為適格的行政許可第三人，這也是我們實務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里，我們提出用對比分析的方法來進行實際操作，即用行政許可行為實施之后與行政許可行為沒有實施兩種狀況下進行對比。經過對比發現，如果在存在行政許可行為的情形下，造成了當事人在沒有行政許可行為的情況下的各種權利的享有和行使時候不必要的負擔，即第三人的日常生活的安寧受到了驚擾，那么我們便可認為當事人成為行政許可第三人。

（三）不特定主體的轉化

在實務中，如果行政許可一經做出或者被許可的行為一旦付諸實施，當事人的權益便可以判定受到影響，那么我們認定當事人為行政許可第三人，這一點毫無疑義。但是我們在現實中還發現一種特殊的情況，即當事人在行政許可行為做出或者被許可的行為付諸實施之時，權利并沒有受到我們在考量時候所要注意的影響，只是因為一個偶然的事件與該行政許可行為發生了聯系，受到了該行政許可行為的損害。這個時候當事人是否是行政許可行為的第三人？在實踐中似乎也還是給予這類當事人以類似于第三人的資格。《行政許可法》第76條中規定這類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而行政賠償訴訟的前提條件便是所訴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所以法院在審理的時候，仍然必須要首先確認被訴的行政許可行為違法，例如在葫蘆島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訴工商局行政登記的案件中，被告工商局由于工作人員的重大實務，給注冊資本不足的申請人予以行政登記，被許可人在運營的過程中，由于資本不足，導致原告對于被許可人的債權無法得以實現，于是對工商局提起了行政賠償訴訟[37]。案件最終的結果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請，同時也確認了工商局的行政許可行為違法。這種現象在社會中還比較普遍。還比如在工程建設許可中，由于建設許可的非法，具體的建設行為不合格，導致偶爾經過的當事人受到損害。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為建設法的安全審查首先服務于公眾的利益，但也保護遭受不安全的建筑物倒塌侵害的特定個人的權益[38]。我們認為應該給予這類當事人以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資格。這類當事人獲得第三人的資格是在偶然事件發生、特定的損害發生之后。這樣做是因為所謂之第三人，必須是該主體作為公眾之一部分，但明顯較他人受影響者[39]。在具體的行政許可行為作出之時，無法判明該行政許可行為對于該當事人是否會產生影響。不當的行政許可行為造成的威脅是一種普遍性的威脅，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主體具有受害的可能，是否造成損害，以及對何者造成損害都是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在這個時候，對于未來可能發生聯系的當事人行政主體無法確定，當事人也一般不會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只有在當具體損害發生之時，該當事人較他人明顯受到行政許可行為影響，符合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資格要件，應該給予該當事人以第三人的資格。給予這類當事人以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資格則給予這類當事人的權益以更加完備的法律保護。在實務之中雖然這類當事人進行訴訟也會得到支持，但是不對其在具體行政行為中的地位進行明晰，則會導致這類當事人在實際損害后難以得到有效全面的法律救濟。所以在法律上將這類第三人的地位加以明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結語

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范圍確定這一問題的難點在于對第三人進行定義的時候使用了“重大利害關系”一詞。由于對“重大”認識具有很強主觀裁量因素，所以在實務中操作中引起了諸多困惑。在這個問題的把握上面，我們應該從國家整個行政及行政法大的發展背景來把握。我們認識到現代行政及行政法體現了一種人本主義思想，即考慮問題以人為本，不僅僅是在行政中要考慮到個體的利益，而且考慮問題的時候也不像原來那樣站在“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立場來居高臨下俯瞰“個人利益”，而是開始嘗試從公民個人的角度去考慮行政行為對于公民的影響，這樣能夠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能夠取得一個更好的平衡。我們國家也正朝著這一方向發展，《行政許可法》將行政許可第三人這一概念的引入即代表了這一趨勢。所以我們在界定行政許可第三人范圍的時候，也應該順應這一趨勢，結合我國的實際，通過對于行政許可第三人的范圍的合理確定，我們可以有效地對于公民的個人利益進行保護，極大的消除具體的行政許可行政行為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實現行政許可行為的最大功效，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