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活動及憲政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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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吉林自治及憲政的籌備和進展

按清廷計劃，在立憲的第二年(1908年)，各省督撫的工作應包括:籌辦諮議局;舉行地方諮議局和資政院的選舉工作;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調查人戶總數、歲入歲出總數;籌辦廳州縣巡警等幾項。在吉林，東三省總督和吉林巡撫按朝廷旨意漸次展開新政活動。

(一)官方的調查與養成機構吉林地區的調查工作，實際上在將軍達桂時期已經開始了。1906年，達桂按照國家政治考察館的方式，并于省城內創設吉林政治考察局，目的是“就各局處所掌事項分類詳查，以次推及于各地方”［5］。1907年，吉林政治考察局改為吉林調查局。調查局成立后，又成立了隸屬于調查局的“憲政講演員養成所”“調查員養成所”和一個非常類似諮議局的機構:省會議所。其中省會議所“聯合地方管理暨各局所學堂之長官，逢期到所，集議吉省應興應革事宜，以為推行新政之預備”，以期能夠“用仿爰諮爰取之例，冀收群策群力之功”［6］，從其組織形式和參與人員來看，已經具備了諮議局的雛形，可以認為是諮議局的前身。該所之所長，由調查局局長馬浚年兼任，可見徐世昌、朱家寶二人對該機關多倚重。省會議所成立后，其議案包括編輯政書、創設醫學堂等，多為行省采納。

(二)源自吉林府的民眾自治活動追根究底，立憲的本質目的是民眾參與政治。在當時的情況下，普通民眾限于信息傳播渠道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具備參政議政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迫于生計，難以有太多精力，因此對參政最積極的，是具有一定學識水平和經濟基礎的趨新傾向明顯的青年學子們以及更為重要的士紳們。由于科舉制度的廢除，吉林各府廳州縣涌現出了大量的新式學堂。如同盟會會員商震，在經過長春時發現“土壤豐裕、風氣敝錮，且為東三省之交叉點，為日俄分爭之區域”，因此“極力經營”，開設了“演說會、普及學校、官話字母學堂”。在遇到經費問題時，“邀吉林學務處黃觀察知遇”，并“函請長春府宋(春霆)府尊代為籌款”。當然，地方官員的積極參與，也是當時吉林省教育實業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吉林將軍達桂在1905年至1907年被參前，就設立了吉林學堂、師范學堂、巡警學堂、外語學堂等一系列新式學校，其分屬各處也積極籌備各級學校，到1907年，全省學堂已達78所，學生2713人;1908年則增至183所，學生9001人［7］。早在1907年1月，吉林府士紳、花翎二品銜吉林特用道松毓，在吉林將軍達桂的支持下，在吉林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會，簡稱吉林自治會，并報清政府民政部和吉林將軍衙門備案。松毓其人，時年44歲，正當壯年，曾因行事激進被免官。5月之后將軍衙門改為行省，地方自治研究會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吉林省自治會。開會當天，到會者有百余人，并在此后不到1年的時間里擴展到700余人。投票公舉松毓為會長，慶山、文祿為副會長，并隨后擬訂了試辦章程。在章程中，描述其宗旨為“預備立憲，以期成立實行立憲之人格”，其事業分為調查、討論、著譯、演說、條陳政見、贊助善舉、提倡學務、振興實業等，而更規定“本省應有之教育會、勸學所、宣講所、董事會、閱報處皆附設之”［8］?？梢姰敃r自治會雄心勃勃，正擬圖做一番大事業。自治會成立后，松毓領導全會迅速進行了一系列的自治活動，包括:1．擬訂章程并報備案;2．在省城設立自治研究所，以4個月為期，1907年12月開學;3．編輯自治報告書(第8期改為公民日報);4．在吉林河南街、白旗堆子和牛馬行設立宣講所;5．清查廟產作為自治經費?？梢哉f，從對憲政的理解到進行組織籌劃，從民風到財政，承辦自治最難的環節松毓都能帶領自治會協調妥當，可見其具備很強的工作能力和敏銳的工作思路，群眾基礎也較為良好?；仡^來看，松毓規劃的這幾項任務多數都做到了。然而在他風頭正盛的時候，出現了吉長鐵路的保衛路權事件，將吉林自治會推向了高潮，但是也隨之受到了打壓，并最終解散。

(三)吉長鐵路護路活動中的吉林自治會吉長鐵路的護路活動是由當時吉林省城到長春段的鐵路修建事宜引起的。1906年日俄戰爭結束后，俄羅斯將南滿鐵路的固有利權轉讓日本。日本接收公主嶺一帶的鐵路后，修筑公主嶺至孟家屯(今長春南站)線，并于1906年10月通車，而俄羅斯占據著東清鐵路的北段，其線路終點到長春寬城子(今長春火車站)，此二站為“兩國勢力圈之界限點也”。兩站之間距離8．5公里左右，由于能連接大連灣到哈爾濱，“凡兩晝夜而可達”，因此當時“車馬絡繹，常川不絕，交通頗繁”，孟家屯車站“商旅蟻集，爭購車票，頗形擁擠”［9］。當此繁榮形勢，從長春到當時的省城吉林的鐵路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無論是日、俄，還是清廷、吉林地方官員、當地士紳，都希望能夠獲得這條鐵路的路權。對于日俄來說，他們“圍繞東北中部和北部貨物運輸展開了對抗性的競爭”，是“大連中心主義”和“海參崴中心主義”的博弈，同時日本也將目標指向了朝鮮半島［10］。對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員，通過戰爭認識到了鐵路路權的重要性，唯恐利權旁落;而對于當地士民，對于鐵路的利害關系，“則庚子之役、甲辰之役，蹂躪于鐵軌之下者，皆為身受之痛苦”，“前車已覆，來軫方遒”［11］，民眾已不堪再將路權交于外人。為此，吉林地方自治會于1908年7月發起了“吉林公民保路會”，由松毓兼任會長，其宗旨為“各抒熱誠，爭回吉長鐵路，備款自辦，及境內一切未辦之路，亦必籌及，力保主權”，并在幾天的時間內，在本地就籌措了股銀170余萬兩，“有無贏利，則不暇計”，惟以路權為目標。并致書總督與巡撫，指出“吉長一路，關系主權”，日本方面對路款“強我以必借，公法私法皆所罕聞”，請求督撫們代奏，并“分咨軍機處、政務處、外務部、郵傳部、農工商部、民政部”，力爭“抗廢前約”［12］，吉林自治會一時間在東三省風頭無兩。而此時的清政府，已經以日本撤走東北南部的護路兵、并贖回新奉鐵路為條件，答允了向日本借款的要求，同意日本工程師參與工程，并因此裁撤了達桂，平息了吉林當局的反對意見，而將矛頭主要指向了吉林自治會和公民保路會。也許1908年7月時的公民保路會成員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如此激進的舉措、強硬的態度和洶洶的民意已經讓清政府感受到了自治對自身政權的沖擊，或者他們意識到了，但并不認為這是太大的問題，總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們繼續以激烈的言辭上書總督徐世昌和巡撫朱家寶，以及朱的繼任者陳昭常。在官員宣布將私募股份并入官股，并依然與日本人合辦的時候，由試用通判張毓芳和日本法政大學學生金鼎勛繼續上書，并陳明朝廷的命令下達之后，“合市大嘩”，又提及蘇杭甬鐵路修建的過程中“何等堅嚴，各部駁議，何等激切”，認為朝廷“蘇杭何厚，吉長何薄”，且以言語暗示督撫道:“我吉甘居人后，不但紳等所深恥，恐我憲臺亦有所不甘也”，并有“大帥蒞任雖淺，感情實深”“特以生死攸關，不敢不飲泣以陳”［13］等語。1908年10月6日，吉林各界200多人在省城集會，現場認購股票，繼續保路工作的宣傳。不過，最終觸及東三省總督和吉林巡撫們底線的是法政學堂、師范學堂、審判講習所等436名學員(其中大部分也是士紳)的上書和10月份的集會。在上書中，學生們直言“鐵路所至之處，即兵威勢力所至之處”，直刺官方“公民冒死抗爭，而無政府以主之”，且“新奉之約又如此，大帥之批又如此”，并發出了“不愿茍活、供外人之奴役，不避斧鉞，冒死上陳”的誓言。官員們終于意識到，向來淳厚的東省民風在自治的帶領下“不意有此囂張之習”，對該書的批復也從之前的“該紳等俱系深明大體之人，豈不研究明白”變成了“倡言者不免參以私臆”“不查事實，過為危論”，最終“不得任意縱容”［14］了。11月10日，清政府以鐵路國有為理由，不許商民自建，并下令解散公民保路會，接近3個月的吉林保路活動就此結束。最終，吉長鐵路由中日合資建設，但清政府迫于形勢和民眾的壓力，并未將主權拱手讓與日本，而是采用了折中的方法，包括縮減了向日方貸款的數額、按照中方設定的北線線路而非日方屬意的南線、總工程師由中方負責任免等。1912年10月，該段鐵路建成通車。

(四)回歸官方的諮議局籌辦事宜按照九年的立憲計劃，吉林行省于1908年9月25日成立了諮議局籌辦處，以民政司司使謝汝欽、直隸候補道顏世清主管，并商定“辦事及調查司選各規則”［15］，并進行劃分初選復選區域等工作。諮議局籌辦處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處理吉林自治會。以自治會的章程“出諸私擬”，并且“辦理未能合法”的理由，按照天津府試辦的先例，將吉林省自治會改為吉林府自治局，官紳合辦，“專事籌議調查，以為異日實行自治之預備及各地推行自治之規模”，并歸諮議局籌辦處管理［16］。而實際上，最初自治會成立的時候是在將軍府備案的，當然因為達桂因鐵路事件被裁撤，備案一說也就無從談起，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吉林省自治會的會長松毓，自然于官方眼中也難辭其咎，被徐世昌以“把持學務、破壞政權”參奏革職。后辛亥革命開始，趙爾巽成立保安會之初，又力邀其出山，然其時松毓已加入急進會，正擬革命推翻政權了。當然，諮議局籌辦處的功能，并不只是為了“招安”吉林自治會。調查省內的歲入歲出、籌辦省城及商埠等審判廳、籌辦巡警并初具規模，這幾項事務徐、朱二人還是做得比較成功的。而且在宣統年之前，籌辦的自治研究所包括吉林、雙陽、烏拉街、新城府、依蘭府、五常廳(此時尚為廳)、綏芬廳(后寧安府)、雙城廳、農安縣、榆樹縣、磐石縣、長壽縣等，而敦化、依蘭、琿春、伊通于宣統元年也紛紛成立，可謂成績斐然。當然更晚的還有臨江等地，或因建制較晚等問題，宣統后期才創建［17］。如綏芬廳即于1908年9月15日由張世昌、張際昌、關金泉、劉會儒等4名由省自治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協助籌辦了當地的自治研究所，除副都統與同知為監督外，包括所長副所長各1名，研究院32名，其中還有北洋高等巡警學校、吉林統計養成所(即前述調查員養成所)、吉林陸軍將弁學校等畢業生，新式教育推行之力度可見一斑。后來的各地自治研究所，均有大批學員畢業，如雙城縣自治分所共有80人畢業，其中包含后來的議長富克精阿;依蘭自治研究所畢業24人［20］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了諮議局和省議會的重要人物。興辦學校、提高民眾知識水平是憲政過程中重要的環節。吉林省的基礎教育，尤其是邊遠地區，多數都是從光緒末年到宣統期間開始規范起來的。如在琿春地區，直到1907年方由學務委員辦理教育事務。由于平均水平落后，采用選拔在私塾中“漢文一科程度較高”的人“灌以科學智識”的方法。此為當地“學校教育之萌芽時期”［21］。另外，對全省戶口，包括旗人、蒙古人和漢人的數量調查，對之后成立縣鄉鎮議事會、董事會和選舉票數的劃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中下層官員的相關活動在非省城的地區，士民的開化程度相對于資訊發達、文化程度較高的省城來說相對落后，因此，新政的推行主要由地方官員來實施。在吉林省，不乏一些開明的基層官員胸懷大志、熱衷新政，時任農安知縣的李澍恩即是典型。1907年8月3日至13日，《盛京時報》分六次連載了專件《署農安縣李司馬季康上朱撫軍條陳》，是由李澍恩上奏吉林巡撫朱家寶的關于在農安推行新政的計劃①。在條陳中，李澍恩從教育、巡警、實業、蒙智、民官、公吏與調查七個方面做出了詳細的規劃，而此時距離他5月份上任，只有3個月的時間。在“公吏宜選舉也”一節中，他提出在縣以下設置區長、鎮長、村長之職，雖非李氏首創，然而在東三省亦為嚆矢?！妒⒕r報》以如此大幅版面刊載其文，可見對李氏的改革方案也非常感興趣。李澍恩并非紙上談兵，而是在征得了巡撫朱家寶的贊同后，按照自己的計劃在農安逐步實施。1907年7月，農安縣自治局“依法組織成立，以樹自治之模范，而為將來辦理縣參事會之基礎，并按諮議局籌備處頒發章則辦理”。其編制包括:局長1人、參議兼法制課教員2人、宣講兼督查課教員2人、庶務兼調查課教員2人。按照朱家寶的批示，設置“公吏育成會”，開設憲法、地方制度要論、地方財政論、自治制等課程［22］。幾乎在同時，還在“城中繁盛處設宣講所”，并且常親自演說，漸次從隔日宣講到逐日宣講，聽講者每日有百余人。在8月的自治局開局儀式上，李澍恩“到局演說中國自治沿革，并東西各國自治制度”等內容，學、警、商、政各界到場“約有一千余人，會場幾無隙地”。同時，在地方行政上，測繪地圖、完善巡警制度、禁賭、緝盜等工作以次進行，并在1908年升任賓州廳同知(后升府)前呈上了農安丁未、戊申報告書。李澍恩署賓州之時，依然政績斐然，后曾任吉林知府與吉林西南兵備道等官職(1916年病逝)。李可謂清末吉林之能吏，其東洋學歷與其對憲政的熟悉和認同不無關系。在清末地方自治的過程中，中下層官員的活動也有其閃光點。

二、清末吉林新政舉措的歷史評價

首先，就政治動機而論，審視清末吉林省自治及籌備憲政的大致情狀，可以看到，對于推行新政所帶來的政治變革，實際上最不能適應和接受的不是士民，而是政府。雖然清末新政是一場由清政府引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受到的最大阻力都來自于統治階層。他們既害怕失去權力，又不得不開放權力，在兩者之間如何能夠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并最終達到重樹政治威權目的，滿足士民對憲政的期望，這是清朝統治者直到退位也沒能實現的。徐世昌、陳昭常聯合的自治會改為自治局的布告中的話真切地反映了他們矛盾而糾結的想法:“前者吉省有二三熱衷紳士，聞明朝廷降預備立憲之詔，遂誤會地方人民已有自治之權?！保?3］從吉林的實踐來看，自治實際并未真正開始，可以說連試辦也不曾有過，僅僅處于籌劃醞釀的階段。承諾是含糊的，兌現期許則更是看上去遙遠。其次，就地方與中央表現之異同而論，雖然朝廷與地方官員對自治的推進輾轉反復，但吉林地方士民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并非如一般印象中的一無是處、唯奉天馬首是瞻，在這過程中涌現的一批士紳商學，甚至包括一部分中下層官員，無論是對憲政含義的理解和認同，還是身體力行的各盡所能，都展現出了趨新的政治風貌和價值取向;學堂林立、教育事業出現蒸蒸日上之勢;報刊熱衷時事，言論環境寬松，上下之觀念逐漸更新開化，可以說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的社會環境已初步具備。設想若非清廷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而是按部就班、徹底的推行憲政，可能歷史會是另一種走向，當然吉林地方的新政局面也會截然不同。吉長鐵路護路活動中紳商學各界的抗爭，所體現出的是民意的覺醒和政治參與意識的增強。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政府最后的下臺，也正是由鐵路的利權引起的。吉長鐵路護路活動于內在政治理路上與南方的保路運動亦有幾分相仿之處。老子所云“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顯然清廷統治者并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水準。再者，就歷史影響而論，光緒末年吉林省的自治活動及憲政籌備，顯然給宣統年間諮議局的成立與選舉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吉林自治會的銳意進取之風沒有因為打壓而消沉不起，而是在諮議局階段依然延續。在宣統時期請愿速開國會的一系列活動中，吉林省諮議局議員們大聲疾呼者有之，赴京請愿者有之，乃至斷指血書者亦有之。就本文所論的吉林地方推行新政過程中官民互動情況看，吉林地方自治和籌備憲政諸項活動后雖發展有限，但畢竟在東北乃至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鮮明的一筆。清末新政在吉林地方的個案研究，無疑對于豐富整個清末新政的研究是具有重要價值的。

作者：塔麗婷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