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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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接連在河南中牟、四川巴東發生的兩起農民由于不滿土地被征用自行維權而被施工方車輛碾壓致死的慘劇，更是暴露了行政救濟相對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嚴重滯后性。面對決策主體單一、決策過程封閉的城鎮發展規劃，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迫使即將失地的農民更傾向于以血肉之軀爭取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作為社會變遷的具體形式，城鎮化本身就是一個機遇與風險并存的發展過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影響深遠、地區發展差異顯著、基尼系數較大的客觀狀況，以及權力至上、官本位思想相對嚴重的文化環境為行政機關主導城鎮化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實施難度和決策風險。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一個有著數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國度，農村的大量消失、占有土地人口的持續減少，加劇了傳統文化的落寞、加速了傳統道德規范的解構，對社會運行帶來巨大沖擊。

由于單方面對經濟發展速度、城鎮化率的過度推崇，行政機關在城鎮化藍圖中既沒有為社會風險預留緩沖和消解的必要空間，也缺乏事前發現和及時干預的工作機制。土地問題是城鎮化進程中利益沖突的焦點，近年來農民因此上訪或被非法拘禁，甚至被作為精神病患者予以強制醫療，或被許以某種好處而息事寧人的現象，體現了行政機關主導城鎮化中解決問題的事后性與任意性。隨著城鎮化的深入，這樣的應對機制將難以適應日益增長且趨于復雜化的社會風險，并極易誘發新的社會問題。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依法管理國家，行政行為應當充分接受法律的約束并承擔違法責任。我國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所以在行政法治語境下行政機關應當服從人民，行政行為也應當以保護人民利益為根本價值導向，其實質與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的“中國的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論斷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人民日報》2013年4月3日曾刊發評論:“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這是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發展的基本共識。”由此可知，遵循行政法治原則、兼顧發展質量與發展速度是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應有之義。通過行政法治的發展推動政府主導、民眾被動接受的既有城鎮化道路轉型，應當從以下方面著力:首先，遵循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以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促進行政法治發展，協調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

社會變遷通常會醞釀著既有利益分配方案的重大調整，城鎮化打破了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各種資源和財富正在面向不同群體、不同階層進行重新配置，利益格局變化所激化的社會矛盾與糾紛得不到妥善處理勢必為城鎮化發展埋下隱患，最終制約整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為避免遭遇同拉美國家類似的城市化困境，行政法治應當以犧牲部分發展速度為代價，要求行政機關吸收更多的相關利益群體有序地參與行政活動，使城市居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都能夠享有獲取社會公共產品的均等機會。具言之，在行政立法和決策層面，應當努力探索“后村委會、村民小組時代”失地農民利益的組織化表達形式，將城鎮化產生的農村留守兒童等邊緣化人群合法權益的維護納入立法、決策依據的范疇;在行政救濟方面，倡導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失地農民的共同參與，構建以行政復議為主、行政訴訟為輔、行政調解事前分流的行政糾紛綜合解決體系，顯著改善行政救濟的預期效果。

同時，以底線思維促進行政法治發展，提升行政機關預防和控制社會風險的能力。所謂底線思維，根據的論述，即指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堅持底線思維是依法行政、穩步推進城鎮化發展的一項基本保障。行政機關的城鎮化決策理應是在通盤考慮當地社情民意、自然地理、歷史文化等情況的基礎上權衡利弊的最終結果，針對其中可能出現的棘手問題行政機關已經做好了充分心理準備與多套應對預案。在城鎮化決策付諸實施之后，行政機關有責任以此前的估計和預測為指導、結合當地城鎮化的動態情況來主動規避社會風險，從根本上講則需要借助稅收調節、行政獎勵、行政扶助等柔性行政手段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遏制社會階層固化的態勢。一旦社會風險已經現實化，行政機關還應盡快評估不同解決方案可能招致的次生風險，平衡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選擇出特定歷史環境下該社會問題的最優解，并進一步抽象出相對成熟的城鎮化風險管理框架供反復使用。

作者：陳金平單位：江蘇省如東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