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案例教課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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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厲行的現實緊迫性

相比較民法學、刑法學等其他部門法學而言，我國的行政法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經過30年的發展，行政法學的理論體系已經相對固定下來，種類繁多的行政法教科書也為初學者提供了重要入門書籍?？傮w來說，當下正統的行政法教科書仍然普遍充斥著生硬的概念和原理，不僅教師難以生動地傳授行政法學知識，而且學生也缺乏學習行政法學的興趣。可以說，實例的匱乏已經成為行政法學教學質量提升的重要障礙，以至國內曾有學者嚴厲批評行政法學是一種“頂天”不夠、“立地”不足的“黑板行政法學”?？梢姡谛姓▽W教學中引入案例元素十分迫切。就當前我國法學教育改革和法治國家建設形勢而言，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厲行的現實緊迫性集中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厲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是落實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緊迫需要。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員會聯合了《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12年11月23日，教育部辦公廳和中央政法委員會辦公室聯合了《關于公布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名單的通知》，標志著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國家戰略的正式實施。卓越計劃的強力推出，是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改革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按照《意見》的要求，卓越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強化法學實踐教學環節”，其中要求之一就是“搞好案例教學”，目的在于切實提高學生的“法律詮釋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論證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實的能力”。在這一高等法學教育改革的新背景之下，行政法的案例教學就顯得格外重要。第二，厲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是適應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國家戰略的緊迫需要。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耙婪ㄖ螄痉铰匀媛鋵?，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濃郁官本位傳統的國家，法治國家夢想的實現端賴法治政府的建成。法治政府既是權力受限的政府，同時也是權力行善的政府。法治政府的建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的，作為基礎性環節的行政法學教育至關重要。隨著我國高等法學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法科畢業生大多以國家公務員作為職業首選的現實背景之下，提升法科生行政法律規范的解釋和運用能力就成為法學院教學工作的重要環節。因此，應當站在培養適應法治政府建設需求的高端公務員角度去理解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的現實緊迫性。第三，厲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是提升行政法學術研究核心競爭力的緊迫需要。30年來，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對國家的行政法治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應當看到，當下的行政法學研究還存在諸多危機。與根深葉茂的民法學和刑法學相比，主流法學刊物上發表的高端行政法學論文明顯偏少，行政法學研究成果很難輻射到其他法學二級學科，行政法學對整個法學研究進步的貢獻度甚低，行政法學青年人才儲備明顯不足。行政法學研究的這些危機成因較為復雜，但與行政法學教學方法的落后也直接相關。由于缺乏權威、實用的教科書，加之課時稀少、開課時間過早，行政法教師的授課普遍存在選擇性講授的情形，很多教師往往對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大講特講，對自己沒有興趣或者沒有研究的內容則一帶而過。如此循環往復，就很難吸引足夠優秀的法科生以行政法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志業。于是，在法學研究之林中，行政法學就失去了人力資源這一核心競爭力。因此，從提升行政法學術研究水平、確保行政法學研究可持續發展角度上看，在法學院行政法教學中厲行案例教學顯得格外緊迫。

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開展的現實可能性

如上所述，厲行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在當前具有諸多的現實緊迫性。那么，行政法案例教學的開展是否已經具備現實可能性呢?筆者認為，當下我國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的實施條件完全成熟，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蔚然成風，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提供了師資力量和教學方法上的保障。近五年來，案例研究方法在國內行政法學研究中悄然興起。一方面，一大批60后、70后乃至80后行政法學者開始以“案例”為觀察視角，通過解讀《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以下簡稱《公報》)、《人民法院案例選》(以下簡稱《案例選》)、《中國行政審判指導案例》(以下簡稱《指導案例》)等權威媒體登載的典型行政案例的裁判文書，縮短了行政法學研究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差距，增強了行政法學研究的現實解釋力和回應性;另一方面，《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主流法學刊物以及多家知名出版機構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對行政法案例研究秉持了一種積極的回應立場，行政法案例研究的系列成果得以公開問世，具有濃郁民間色彩的“判例研讀沙龍”的連續開讀顯示了行政法理論界與實務界的有效溝通，一個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學術共同體正呼之欲出①。理論研究具有反哺教學的特殊功能。當案例研究已經成為行政法中生代和新生代學者的自覺行動時，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的實施無疑具備了師資力量和教學方法上的有利條件。第二，各種行政法案例素材成倍增長，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提供了分析樣本和研究素材上的保障。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定期公布《公報》和《案例選》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新近還專門編輯出版《指導案例》，專門整理行政審判方面的經典案例。同時，自2011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相繼公布了四批共計16個指導性案例，其中5、6號均為行政法方面的案例。這些通過官方渠道正式公布的案例雖然不能完全反映我國當下行政審判的全貌，但也真實地再現了我國法院為推動行政法治進步而付出的努力。按照傳統案例分析的路徑，上述典型行政案例已經為法學院行政法案例分析教學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材料基礎。如果將眼光投向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行政管理實踐，就能夠發掘更多具有分析價值的案例。第三，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已經成為法科生就業的基本門檻，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提供了實施績效和職業取向上的保障。在中國急速的社會轉型時期，就業壓力之大已經成為困擾千千萬萬個家庭和高校畢業生的現實難題。尤其對于發展過快的高等法學教育而言，法科生就業難正在成為令法律人十分尷尬的話題。法科生的就業難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的難。按照常理來說，法科生在經歷完整而系統的法學正規教育之后，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應該并非難事。然而，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本科畢業生國家司法考試一次性通過率并不理想，甚至有些學術型碩士生三次考試都未能通過，致使其就業形勢更為嚴峻。與此同時，法科生公務員考試的總體情況也不容樂觀，多數法科生沒有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只能選擇做律師、公司法務甚至從事與法律毫無關系的工作。就業視野拓寬雖然有積極意義，但就國家有效治理而言，無疑應當使大多數法科生進入官僚體系內部。法科生之所以在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中表現不佳，主要原因還在于法學教育模式方面。鑒于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中有很多案例分析試題，這些題目注重考查考生的法條理解運用能力、邏輯判斷推理能力和綜合思維能力，如果缺乏必要的訓練，考生顯然難以適應這些考試。國家司法考試是法科生進入法律職業的必備門檻，法學教育必須適應這一需求。鑒于行政法是國家司法考試中最難的一門科目，因而大力開展行政法案例教學能夠提高法科生的應試能力，進而有效緩解法科生的就業壓力?？梢?，中國法科生巨大的就業壓力正在倒逼高等法學教育必須作出調整，其中的關鍵環節之一就是加強案例教學、努力培養法科生的法律規范理解和運用能力?？梢姡粕姓ò咐虒W的實施已經具備了實施績效和職業取向上的有利條件。

三、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模式的轉換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國法學院的“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核心課程教學中，授課教師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嘗試案例教學方法的運用，并取得了初步的教學效果。例如，有的行政法教師利用自己擔任兼職律師的機會，將其辦理過的行政案件帶入課堂教學之中，使法科學生能夠及時接觸到發生于所在地區的行政案件;有的行政法教師基于自身對案例研究的興趣，將《公報》、《案例選》、《指導案例》等權威媒體登載的典型行政案例引入課堂教學之中，使法科學生能夠關注經典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并闡釋其中的行政法理;有的行政法教師雖偏好理論思辨，但也能夠將一些社會熱點事件融入課堂教學之中，突出行政法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不過，總體上來說，現有的行政法案例教學還呈現出明顯的“單一化”模式。第一，在課程設計上，案例教學還比較單一，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學、行政訴訟法學兩門主干課的教學中將案例穿插在具體知識點的講解中，專門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課程還非常少見;第二，在案例選取上，主要還限于司法案例，對于大量沒有進入行政訴訟的事例則較少關注，致使學生很難了解具體行政管理領域發生的各種爭議;第三，在分析方法上，基本上限于傳統的以請求權基礎為核心的分析，往往站在法官的立場，強調當事人在個案中得以依照何種法律依據主張什么樣的權利，或者哪些法律上的權利已受到行政機關的侵害，有什么樣的救濟渠道，法院應當如何作出裁判;第四，在教學手段上，基本上還是沿襲預設標準答案、引導學生通過具體條文的解釋進行個案處理的做法，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缺乏互動甚至辯論。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這種單一化的行政法案例教學模式存在封閉、僵化的固有局限，幾乎使行政法案例教學完全依附于行政法知識點的簡單識記，很難發揮案例元素的應有作用。如前所述，面對卓越法律人才培養教育和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國家戰略的實施，行政法案例教學必須實現模式轉換，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案例教學的實際效果。簡單來說，這種轉換就是從單一化模式走向綜合性模式，在課程設計、案例選取、分析方法以及教學手段上堅持多元、開放的做法。就課程設計而言，除了在行政法、行政訴訟法課程中進行案例分析的穿插教學外，提倡開設專門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課程，就行政法案例進行多維分析;就案例選取而言，應當拓寬視野，將沒有進入訴訟的行政事例吸收進來;就分析方法而言，應當堅持傳統請求權基礎分析與三層次分析(“權利與救濟”、“制度與程序”、“政策與策略”的三維分析)并舉、個案分析與群案分析并舉的做法;就教學手段而言，提倡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廣泛參與和積極互動，幫助學生樹立合法性與最佳性相結合的行政法分析進路。其中，案例選取上的綜合化尤為重要。一般來說，行政事例指的是在行政管理實踐中發生的與行政法治有關的各類社會事件。與現實生活中的司法案件相比，行政事例最大的特點在于事件本身沒有進入司法領域。盡管沒有經過司法機關的處理，但這些行政事例本身卻仍然具有重要的分析價值，應當吸收進行政法案例教學之中。筆者認為，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的意義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的大量引用符合現代國家行政權力運行的實際。眾所周知，行政法學是一門以規范行政權力的運用為己任的學科。在行政法發展的初期，由于崇尚“管得越少就越好”，因而政府權力極其有限，只要借助于議會的事前授權和法院的事后審查，就能夠從容地解決行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行政案例理所當然地受到“禮遇”。但是，現代社會已經過渡到福利國家時代，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都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管制。在這一背景之下，單純的合法性審查已經難以回應現實的需求，“什么樣的管制政策是好政策”業已成為更具前瞻性的問題。圍繞政府的管制政策必然會引發諸多爭論，由此而形成的社會事件當然需要納入行政法學的分析框架。第二，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的大量引用符合現代行政法學范式轉換的趨勢。傳統行政法學的研究往往立足于事后的司法救濟，從訴訟角度去分析行政活動的合法性。為此，行政法學的主要任務就在于對大量的行政活動進行分類，形成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指導、行政計劃等眾多“抽屜”。由此造成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在行政法學的教學中充斥著大量“分門別類”的行政案例，教師往往借助于這些活生生的案例來說明行政法對各類不同的行政活動是怎樣進行規范的。然而，現代行政管理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專業活動。在某一具體領域，行政機關往往需要動用各種手段進行管制，很難說哪一種手段是最重要的，更難以人為地將復雜的管制活動劃分出眾多的“抽屜”。相反地，圍繞某一具體管制政策的得失，各方利益群體都會有不同的態度和行動。對行政事例的分析無疑契合了這一新的發展趨勢。第三，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的大量引用有助于提升行政法學理論的市場化程度。傳統行政法學過分關注概念的演繹和體系的建構，因而理論回應現實的能力較差。即使引入了行政案例的分析模式，也僅僅是解決了具體的微觀問題，對促進行政管制過程的正當性并無多大貢獻。相比之下，在行政法學課堂教學中引入行政事例分析模式則能夠彌補這一缺憾。道理很簡單，行政事例存在于各種具體的行政管制活動過程中，直接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從行政法學原理角度對這些活生生的事件加以分析，無疑能夠解決真實世界中所存在的管制難題，從而大大提升行政法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市場化程度。正如美國學者孫斯坦所言，傳統的圍繞法院為中心展開的行政法學，對規制項目的實體目標、后果、病理及成因缺少實在的理解，因此應該對立法和行政官員給予更多關注，因為只有他們才是行政法首要的設計師。行政事例引入行政法案例教學之后，必然會引發課程設計、分析方法及教學手段等諸多方面的連鎖反應，進而形成與傳統單一化行政法案例教學模式所不同的綜合性模式，兩種模式的差異可通過下表反映出來。

四、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的展開

近年來，筆者每個秋季學期都在所供職的蘇州大學法學院為本科生開設54學時的行政法案例分析選修課，吸引了很多優秀的本科生參與這門課程的學習和討論，為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的展開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充足的課時為司法案例與行政事例并重、個案分析與群案分析并重、請求權基礎分析與三層次分析并重、師生之間及學生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有效保障。筆者認為，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的展開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行政事例的遴選與分析

與以往單一化的行政法案例教學模式所不同的是，綜合性的行政法案例教學模式在案例選取上堅持了司法案例與行政事例并重的基本原則，注意將不同行政管理領域發生的熱點事件納入行政法學的分析視野。與司法案例教學相比，行政事例教學需要著重解決好遴選標準與分析范式兩個問題。面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諸多行政事例，教師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應當如何去選擇呢?筆者認為，行政事例的遴選應當堅持三個基本標準:一是典型性。在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會發生大量的與行政管理有關的事件。然而，很多事件僅僅具有局部意義，有的甚至是某地所特有的問題，這些都不太適合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進行分析。因此，事件是否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反映了我國行政管理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應當成為遴選行政事例的首要標準。例如，近些年來，全國很多城市相繼出臺了除夕之夜禁止放鞭炮的規定，但不久又紛紛解禁。從禁放到限放，表面上看只是地方政府的決策變化而已，但其實質卻是政府究竟應當如何對待民間習俗、公共權力又該怎樣審慎介入私人領域的大問題。毫無疑問，這一現象具有典型性特征，應當被吸收進行政法案例教學之中。二是時代性。在現代大工業社會，行政管理領域可謂日新月異。在這一背景之下，主講者對行政事例的選擇就應當“與時俱進”。一般來說，每一年度行政管理領域都會發生多起重大的社會事件，這些事件通常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相關領域的管制政策也會發生重大變遷。因此，對某些陳舊的行政事例就沒有必要在十分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內加以詳細分析。相比之下，那些“剛剛”發生、媒體正在關注的典型事件則應當及時融入到行政法案例教學中去。例如，十年前發生的“夫妻黃碟案”、“孫志剛案”都是與行政管理密切相關的典型事件，但由于這些事件早已引起世人的關注，甚至聽課者在行政法課程的學習中已經相當熟悉，因而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筆者就沒有花過多時間去剖析。2009年9、10月間，“釣魚執法”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于是，在那學期的課堂教學中，筆者特意組織學生對這一正在發生的行政事件從行政法學角度加以分析，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三是爭議性。就內容而言，很多行政事例所反映的問題較為單一，且往往具有“標準答案”。由于這類事件的分析大多會產生比較一致的認識，因而對訓練學生的多維分析能力效果并不明顯。相反地，對于那些極具“爭議性”事件的分析，往往會同時出現若干種不同的解決方案，有助于分析者在不同的方案中進行選擇，從而有可能形成相對較好的管制政策。例如，伴隨著《行政許可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繼實施，多年來上海市一直實行的“私車牌照拍賣”制度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公開質疑，從而將這一問題再次暴露在公眾面前。這一事件涉及法律的統一適用、個別地區的靈活變通、道路交通管制政策的選擇、政府對公共利益的判斷等重大現實問題，不同的利益群體(如有車族與無車族之間、本地牌照者與外地牌照者之間等)對此都有不同的見解，無疑具有較高的事例分析價值。在經過認真細致的篩選之后，如何有效展開對行政事例的分析便成為擺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主講者面前的重要課題。以下筆者結合曾經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對“黑龍江率先恢復強制婚檢”事件的分析，就行政事例的具體分析流程予以說明:第一，展現事件全部發展過程。回放行政事例的全部演變過程是深入分析行政事例的基礎。一般來說，行政事件的涉及面都比較廣泛，且時間跨度大，因而以時間為序展現事件的過程不失為一種理想的方式。在課堂教學中，筆者對“黑龍江率先恢復強制婚檢”事件的回放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986年衛生部與民政部聯合發文，開始在結婚登記之前試行婚檢;1994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規定有條件的地方應當實行強制婚檢制度;1995年《母嬰保健法》規定強制婚檢制度;2003年新的《婚姻登記條例》改強制婚檢為自愿制度;2005年《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保留強制婚檢制度。通過以上回放，學生了解到了這一重大事件的全部發展過程，為其后的討論奠定了重要的事實基礎。第二，揭示事件涉及專業問題。行政管理領域的社會事件往往涉及多種問題，但就行政法案例教學而言，主要是摘取與行政法治相關的專業問題展開討論。在上述事件中，筆者引導學生分別從形式與實質兩個方面分析其所涉及的專業問題:形式上的問題主要是不同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及法律位階的維護，即國家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沖突及其消解;實質上的問題就是在傳統個人自由領域，政府的公權力應當如何介入。應當指出的是，對于該事件所呈現出的形式問題，學生一般都能感覺到，但對于事件所反映出的政府如何管制婚姻登記事務特別是如何對待婚前檢查，學生則較少關注。為此，筆者在課堂教學中，更加注重引導學生去探究該事件所引發的深層次問題，從而使學生對問題的把握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現代行政法學注重管制研究的發展趨勢。第三，挖掘事件之后社會背景。對行政事例的分析如果僅僅局限于表面報道，從法律原理到法律原理，就難以真正有效解決事件所引發的制度變遷難題。為此，主講教師還必須引導學生深度發掘行政事例背后的復雜社會背景。在前述事例的分析中，筆者引導學生從更為廣泛的視野去體察婚檢制度的變遷。這些背景包括:因婚檢過程亂收費而加重了公民的負擔，引起社會對強制婚檢制度的不滿;婚檢機構只關注收費不重視檢查的做法，背離了該項制度設計的初衷;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增加，婚姻領域的自由度日益增強，強制婚檢存在的正當性基礎發生動搖;婚檢與公民隱私權保護的潛在沖突;微小人群存在的問題是否需要通過建立適用于所有人的制度來解決;婚檢機構的利益爭奪，等等。通過對這些背景因素的考察，學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該事件的起因及其現實困境，為其從管制政策變革角度探索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而全面的信息。第四，探尋事件可能解決之道。行政事例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的運用不僅僅在于使學生了解事件的始末，開拓眼界，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重大、典型事件的分析，探討現實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促使形成更加成熟而有效的政府管制政策。在上述事件的分析過程中，筆者引導學生從成本收益原則、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利沖突與消解、不同代際之間權利的沖突與消解、政府對公共利益的判斷與維護等方面剖析強制婚檢管制政策的利弊。多數學生認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婚姻登記中應當實行身體檢查制度，但不能采取整齊劃一的強制做法，也不宜采取撒手不管的自愿做法，比較可行的是采取靈活易行的勸導、指導方法，將婚檢當作公民的一項福利而非義務來對待。與此同時，還應當通過健全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來克服純粹的婚前檢查制度，使得體檢真正成為每個公民自覺的行動。通過上述多層次、多方位的分析，學生普遍認為簡單恢復強制婚檢的做法實屬不當。

(二)司法案例的三維分析

對司法案例的精深分析依舊是法科學生的基本功。原因在于，很多行政事例的發生可能都緣自“頂層設計”的失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之后，法律規范的理解適用必將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事業的主要課題。因此，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固然需要引入行政事例分析，但司法案例的多維分析也不容忽略。司法案例的分析需要尊重既有的裁判結果，同時也需要保持必要的批判立場，避免司法案例分析落入符合預設標準答案的窠臼。在多年的行政法案例教學實踐中，筆者摸索出司法案例的三維分析方法，分述如下:第一，個案專注式分析方法。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公報》、《案例選》及其他渠道公布的行政案例，還是特定時期發生的備受社會關注的行政案例，都蘊涵著豐富的制度資源，值得從不同角度予以深入分析。在筆者看來，個案的專注式分析可以從程序和實體兩個方面展開。例如，在講授“中國行政信息公開第一案”①(“董銘訴上海市徐匯區房地局信息不公開案”)時，鑒于國家層面尚無統一的信息公開立法，且現行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均未就信息公開訴訟的基本程序規則作出規定，因而筆者立足程序視角重點分析了這類案件訴訟的起訴規則和審理規則;在講授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4月的指導案例6號“黃澤富、何伯瓊、何熠訴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案”時，則圍繞該案裁判要旨對其中的解釋技術進行了條分縷析，認為受案法院經由文義解釋和目的解釋方法的運用，對法定行政程序作出了擴張性解釋，并提煉出行政處罰聽證程序適用范圍的判斷標準。個案專注式分析是行政法案例教學的基礎，能夠培養學生解讀法條、處理個案、發展規則的能力。第二，個案引申式分析方法。對司法案例除了進行個案專注式分析之外，還可以撇開個案具體的裁判結果進行個案引申式分析。原因在于，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相比，行政訴訟更為復雜。受制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法院往往很難作出是非曲直的裁判。對于這類司法案例，如果不顧客觀環境一味批評案件的裁判結果，就可能失去通過反思個案、發展規則進而影響后續類似案件處理的寶貴機會。例如，在講授“中國姓名權第一案”②(“趙C姓名權案”)時，鑒于案件以雙方和解、撤回上訴告終，且國家層面尚無專門規范姓名的法律規范，因而筆者并沒有對該案裁判結果本身給予更多關注。相反地，筆者分析了姓名公權控制的歷史沿革，認為姓名取舍的歷史就是一部個體自由不斷得到彰顯的歷史，但公權對命名活動的控制卻從未消失。在此基礎上，筆者運用葉俊榮教授所倡導的三層次分析法，對姓名規制環境的變化、姓名規制目標的設定以及姓名規制手段的選擇進行了延伸式分析，認為民眾個性的張揚、婚姻家庭關系的裂變、姓名平行現象的激增、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變遷以及信息社會標準化的現實需求，共同構成了當下姓名規制所面對的社會環境，應當以公序良俗的維護作為姓名規制的基本目標，通過命令控制與激勵指導雙重手段的運用，對姓名的結構、長度、內容及變更進行適度規制。事實表明，筆者對該案引申式分析的授課取得了極其明顯的教學效果，引發了學生從憲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等不同學科角度對姓名權屬性及其行使限度的深入討論。此外，在講授“中國終生禁考第一案”③(“注冊會計師考生因向涉舞弊網站匯款被終身禁考案”)、“中國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第一案”④(“華中科技大學教師王曉華訴教育部案”)時，筆者同樣運用了個案引申式分析授課法，就終生禁考、職稱評審行為的法律屬性及其控制進行了深入解析，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第三，群案小結式分析方法。行政法案例教學除了選材個案之外，還可以選材一組案件，通過對批量案件裁判結果的觀察，提煉中國本土的司法智慧，并發展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這種群案分析方法雖然收集工作瑣碎、整理過程漫長，但卻能夠有效管窺當下某類行政案件的審理情況，從總體上把握相關案件的爭點及其處理。在以往的教學實踐中，筆者就曾經對行政不作為案件、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以及學生訴高校行政案件進行過群案小結式分析。這三次授課的基本流程是:從《公報》、《案例選》、《指導案例》等權威載體中對相關類型的案件進行“一網打盡”式的收集，課前對所選素材進行閱讀整理，以圖表形式對選材進行歸類;上課時先就特定問題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指出本土司法經驗提煉的必要;總體介紹選材情況;講授選材所反映出的共性規律;回答學生提問;小結。以行政不作為案件批量式分析為例，筆者事先選取整理了80個樣本，并以圖表形式對樣本的裁判結果進行歸類。從樣本案情及裁判的閱讀中，抽出行政不作為的司法判斷基準、行政不作為的司法裁判方式兩個核心問題，對樣本所反映出的共性規律進行小結。在行政不作為構成要件的把握上，我國法院業已形成了作為義務源自何處、有無現實作為可能以及是否已經作為等三重判斷基準，完全修正了法律文本中義務來源單一化和不作為表現形態片面化的規定，且通過個案特殊情境中危險預見可能性、避免損害發生可能性和公權發動期待可能性的權衡，建立了危險防止型行政不作為的判斷標準。在行政不作為司法裁判方式的選擇上，我國法院已經形成了履行判決、確認判決和駁回訴訟請求判決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同類型行政判決的具體適用，能夠妥善處理好司法獨立判斷、尊重行政裁量及私權有效保障之間的復雜關系。該堂課結束之后，學生紛紛表示受益良多，大大修正了以往行政法教科書上有關行政不作為構成要件的說法。

(三)案例教學中的互動與論辯

與預設標準答案、缺乏互動辯論的單一化教學模式相比，互動與論辯是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的典型特征。案例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啟發學生思維，尋找現實問題可能的解決路徑，并在相互論辯過程中謀求最佳的方案。從筆者多年的課堂教學體會來看，這種互動論辯既可以發生在師生之間，也可以發生在學生之間。在筆者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課程教學中，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以筆者主講為主、輔之學生討論與提問的形式完成的。筆者時常鼓勵學生對教師個人的觀點提出質疑，并敢于發表自己的新觀點。在筆者的激勵下，一些對行政法特別喜愛的學生不時就討論主題提出獨特的看法。例如，在講授“中國姓名權第一案”時，針對筆者政府可以公序良俗的維護為理由對公民姓名取舍活動進行干預的觀點，有學生提出質疑，認為公序良俗如同公共利益一樣都是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公權力行使者完全有可能打著維護公序良俗的旗號，干預公民的姓名自由權;還有學生則認為，文化問題不能通過政府強力推行，只能通過勸告、鼓勵等柔性手段實施，對于公民取名用字方面的個性化行為主要應該立足批評教育加以解決。盡管這些觀點未必正確或者更符合當下實際，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無疑值得提倡。通過師生之間這種經常性的互動，一方面，教師能夠及時掌握學生的接受程度以便及時調整授課的重點及進度，另一方面，學生能夠沿著教師的授課思路繼續思考進而提出其他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除了教師主講之外，在每學期的行政法案例分析課上，筆者還會預留三分之一的時間由學生主講。學生主講一般由兩個板塊構成:一是本科生按照自愿原則組成若干小組，針對所選案例或扮演不同角色或擔任不同方案的論證方;二是由筆者所指導的研究生針對所選案例進行主報告，然后由本科生提問。前者的目的在于訓練本科生的論辯能力，后者的目的則在于打通本科與碩士教育，使本科生能夠與行政法專業碩士生進行有益互動。在剛剛結束的秋季學期中，筆者在行政法案例分析課上遴選了“大城市私車牌照發放三種模式之爭”與“中國終生禁考第一案”作為學生主講的課題。其中，前一課題由三組學生構成，分別代表上海、北京和廣州，以政府發言人的身份就私車牌照拍賣發放模式、私車牌照搖號發放模式和私車牌照拍賣與搖號結合發放模式的正當性進行論辯。每一方發言的內容包括發放模式簡況、制度設計背景、實施效果、爭議回應等，在各方發言之后，由其他未直接參與的同學進行發問，再由相應團隊進行現場回答。實踐證明，這一主題的討論相當成功，使學生得到了多方面的鍛煉，真切地體驗到了公共政策制定的艱難。后一課題同樣由三組學生構成，分別代表原告被處理的考生、被告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法院，以模擬庭審的方式對終生禁考行為的法律屬性、法律依據、正當程序等展開激烈辯論，并分別撰寫宣讀詞、辯護詞和判決文書。待模擬庭審結束之后，由其他未直接參與的同學進行發問，再由相應方進行現場回答。實踐證明，這一主題的討論同樣相當成功，不僅使學生熟悉了行政訴訟程序的基本流程，而且還對“其他行政處罰”的種類及其控制有了全新的認識，從而彌補了行政法教科書的不足，進一步拓寬了本科生行政法的知識視野。

五、結語

就筆者所倡導的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而言，其初步成功實踐取決于很多因素，除授課人本人的濃厚興趣和責任意識等主觀因素外，還離不開所在法學院外在的客觀環境，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學院層面對開設選修課的大力支持、學科點教師數量較多質量較好、法學專業本科生生源優秀等。在教育部新近公布的學科排名中，筆者所在的蘇州大學法學學科整體水平得分74分，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山大學、重慶大學并列第11位。如果參考其他相應排名并結合有關辦學評估指標，蘇州大學法學院的整體實力排在全國法學院校第17位左右。根據這些排名情況，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在同類法學院校中具有推廣空間。當然，如果以國內目前600余所法學院校的規模計，這一教學模式能否推廣則不無疑問。不過，隨著中國高等法學教育改革的不斷推進，法學教育資源面臨進一步重組。特別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推行，有望為法學教育變革提供契機。從理想角度上看，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鑒于行政法較強的實踐性特點，僅憑行政法教師的力量顯然已經難以適應案例教學的需要。依托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或者其他法學教育實踐計劃，“請進來”的教學模式值得加強。筆者認為，在行政法案例教學中，可以有針對性地將行政機關負責法制工作的資深公務員和法院的資深行政法官請進來，通過對其工作的深入介紹，幫助法科生了解行政執法和行政審判的實際，縮短“紙面上的行政法”與“行動中的行政法”之間的差距。例如，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推進，拆除違法建筑成為橫亙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難題。盡管《行政強制法》、《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對此都有規定，且城市管理機關也配有相應的執法力量，但“為什么拆不掉”卻是值得深究的課題。如果將城市管理執法部門的資深法規處長請進來，由其根據多年經驗觀察和總結，通過大量實際案例來授課，必將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又如，協調和解已經成為當下中國行政審判最重要的結案方式，在助力社會和諧的同時，這種做法也危及到了行政訴訟制度的根基。盡管《行政訴訟法》對調解方式作出了禁止性規定，但為什么司法實務卻對此趨之若鶩?如果將基層法院的資深行政法官請進來，由其根據多年經驗觀察和總結，通過大量實際案例來授課，相信也會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這些新形式和新手段的增加，將進一步提升行政法案例教學的質量，推動綜合性模式的發展。鑒于行政法是法學院最難教、最難學、最難考的一門課程，因而行政法案例教學的探索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如果行政法案例教學綜合性模式能夠取得更大范圍的成功，那么案例教學在其他法學二級學科中同樣會產生積極的效果。本文的寫作只是對個人近年來行政法案例教學的初步記載和粗淺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檢驗。如果本文的部分內容能夠引起國內行政法學同行和法科學生的關注，并展開更為深入的探索，那么筆者就心滿意足了。

作者：章志遠單位：蘇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