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權作為憲法學范疇的證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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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權作為憲法學基本范疇重要內容的證成

(一)當前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缺乏反映和概括知識保護運作狀態的特有范疇

自TRIPS協議簽訂以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開始進入以私權保護模式為最主要保護方式的歷史階段。盡管TRIPS協議在序言中宣示以“認識到各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包括發展目標和技術目標;還認識到最不發達國家成員在國內實施法律和法規方面特別需要最大的靈活性，以便它們能夠創造一個良好和可行的技術基礎”為其政策目標，甚至引為協議的正當性來源，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屬私權”［4］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處心積慮地在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確立下來，通過所謂的自由貿易保護方式進行知識產品傾銷來實現知識資本利潤最大化，并輔之以文化霸權的推行來干涉他國多元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以排除基于人權保護考量而產生的防止知識產權濫用之合理規制，侵害了以共同體自足權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憲法權利要求。因此，學界認識到我國的憲政實情是解決現行知識產權與人權沖突的基礎，開始反思這一問題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在《文化多樣性公約》公布的前后，學者們分別提出“法益優先說”和“文化多樣性保護和自主文化發展選擇說”?！胺ㄒ鎯炏日f”主要盛行于《文化多樣性公約》公布之前。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主張，“出于公共利益的目標，出于對憲法權利的尊重，在一定情況下應對知識產權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利用”［5］，要求通過法益優先的標準來進行利益衡平，以期消除知識產權對人權保障的消極影響。如果僅就學界通行的知識產權的合理性特征而言，此種學說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知識產權的本質而言，這種主張事實上仍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私權，不足以窺知識產權人權保護之全貌，往往對公共利益的救濟只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程度。與之相近似的，還有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性主張，即“在知識產權領域進一步明確共有產權制度是保護知識公共性的必要措施”［6］，其與法益優先說相比在于看到了知識公共性(準確的來說是知識共享性)的特征，但由于其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的表面，人為地在知識產權之間樹立所謂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和共產主義知識產權的高墻，并沒有明晰知識產權在憲法權利體系中的歸屬。

“文化多樣性保護和自主文化發展選擇說”提出于《文化多樣性公約》公布之后，持此種觀點的學者在《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啟發之下，對“法益優先說”只能被動地救濟公共利益痛心疾首，提出“知識產權致力于解決智力成果的保護而忽視智力源泉的弊端”［7］，不足以承載文化多樣性的國際保護需求，也不足以抵抗知識產品輸出大國對知識產品消費國的文化霸權，并深刻地認識到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因此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為其核心的，并借助集體人權和第三代人權(發展權)的視角來分析自主文化發展選擇的正當性。這種努力就解決知識產權屬性不明引起的理論困境極有意義，其力圖在人權的視野下協調知識產權和少數權利及共同體自足權的沖突，有利于擺脫知識產權保護的純私權保護方式，為明晰知識產權本質屬性提供了科學的思考進路，然而由于其對知識產權客體認識的不明，妨礙了其進一步思考。此外，這種基于國家文化主權理論，雖然力圖依托共同體自足權為理論基石來解決文化多樣性和文化道路選擇自主性的需求，但如果僅僅以國家文化主權理論為理論框架，而不挖掘其深刻內涵，容易遺口實于反對《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國家，在實務層面上也確實存在著以美國為代表所指責的濫用《文化多樣性公約》來侵害本國公民人權和藝術自由的可能。此外，此種觀點不利于看到美國這種指責實質上是為消除《文化多樣性公約》對知識產品自由貿易的妨礙，重申其一貫主張的知識產權屬于私權的論調，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達到壟斷知識本身，加大知識產品輸出，以牟取知識產品利潤最大化。造成這種理論缺陷，而無法直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跨國知識壟斷資本輸出國要害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對知識產權客體認識的不明。盡管其為解決知識產權屬性不明引起的理論困境做了重大的努力，但在知識產權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上仍然不能明確。

雖然其已經認識到“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8］，“知識產品:精神產物財產化”［9］，但并沒有從中推導出知識產權的客體實質上是知識產品，仍然受知識產權是財產權的一部分(無形財產權)的影響，認為知識產權之所以通過財產權受保護，源自知識是財產權對象的依據，其暗合了知識壟斷資本家壟斷知識的目的。此外，其還提出“知識產權不僅是一種私權，也是一種國際人權”［10］，并通過知識產權的公益性和合理性對此展開論述，但仍強調知識產權保護應側重一體化，不應過度強調本土化。因此，即使從其已經朦朧的意識到應對知識產權的本質進行多維度解讀，即“從價值目標和制度功能的多維角度出發，可以對知識產權的本質進行不同的描述;在私人層面，它是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在國家層面，它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度選擇;在國際層面，它是世界貿易體制的基本規則”［11］，再加之缺乏對反映和概括當前知識保護運作狀態的特有范疇的提煉，因此仍無法真正跳出知識產權屬于私權的窠臼。因此，在當下已成通說的知識產權理論框架之下，欲解決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本質缺陷，存在著理論支持的不足。惟有明晰知識產權在憲法權利體系中的歸屬，提煉能反映和概括當前知識保護運作狀態的特有范疇，才能促進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人權保護沖突的真正解決。

(二)知識權能夠擔當和反映知識保護運作狀態的理論使命

如前文所述，個人自由不應被狹隘地界定為個人專有權。同時，“人使自己區分開來而與另一人發生關系，并且一方對他方只作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們之間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據共同意志并在保持雙方權利的條件下將所有權由一方移轉于他方而獲得實存。這就是契約”［3］48。因此，將知識產權視為私權而無限擴大，是“作為特殊意志，而與自身，即作為自在自為存在的自身相殊異而對立的。這就是不法和犯罪”［3］48。也就是說，無論是以TRIPS協議為代表所確立的通過自由貿易保護方式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還是就各參加國本身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構建而言，由于其側重于對知識產權所有人的保護，在實質上造成了知識商品消費者在公平的條件下獲取知識及知識商品的客觀困難，進而嚴重妨礙了人權的實現甚至波及到以共同體為主體的發展中國家自足權，并突出但不僅僅表現在對公共健康、傳統知識保護、落后國家科技進步等權益的危害上。因此，知識產品在現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異化為知識商品，被跨國知識壟斷資本所操縱，達到壟斷知識、進行知識商品傾銷、牟取知識商品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的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概念，僅僅是指知識產品受益權，屬于憲法權利的下位范疇，即憲法學的普通范疇———憲法權利具體化之內容，不足以反映和概括知識保護運作的實際狀態。因此，知識產權作為“精神產物財產化”［9］，也就是狹義范圍的“知識”的財產化，必須對其進一步抽象。知識是什么，學界眾說紛紜，有信息說，有主觀映象說，有認識活動成果說。盡管各有側重，然而就其共通性而言，其都在于對人的有用性，也正是這種有用性使知識產品成為商品;此外，知識還具有于人的必要性，即蘇格拉底所認為的“德性即知識”，認為知識就是人的本性，是普羅米修斯盜取的智慧之火，是屬于共同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財富，是人類向神性發展的工具。直到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知識的產物———知識產品才開始凸顯出個人解放，反對封建特權的私權屬性。然而，知識本身并沒有異化為知識所有人獨占的對世權利之客體，其本身仍屬于共同體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共有財富，僅僅只是將知識所有人的權利客體(知識產品)異化為知識商品，并在此之上建立了知識商品拜物教，才扭曲了對知識的認識，也使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產生了危害人權保障的消極影響。正是這種對人的有用性和必要性，使知識成為人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手段，來保障人權的真正實現，可以說就概念層面而言，知識產權作為憲法權利在私權范域的衍生性權利遠遠早于其經驗層面的產生，是憲法權利的具體化———憲法學普通范疇的內容。因此，可以將知識界定為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手段，包括經驗和由經驗揚棄而來的理論。

從以上對知識的界定可知，就知識產權而言，事實上知識產品而非知識本身才是知識產權的客體，而知識則是知識產權上位概念(知識權)的客體。因為，就經驗層面而言知識產權最早是作為一種封建特許權出現的，這種特許權事實上是對基于封建王權予以合法授予的知識產品壟斷權;而知識產權的上位概念則是由其發展而來的一種獨立的、成熟的權利形態，已經脫離了私權的桎梏，而發展成為憲法權利的重要內容是人權的具體內容，其在邏輯層面的位階高于知識產權，屬于憲法學基本范疇的重要內容。根據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情勢的變遷，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的知識產權不僅不足以促進人權全面保護，反而在TRIPS協議主導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對人權保障帶來消極的影響，因此，應該提出知識權的概念來與財產權、勞動權等憲法權利的重要內容并列，豐富憲法學基本范疇的外延。此外，知識權在此處指的并不是西方所謂知識權或所謂社區知識權［12］，而是將西方所謂之知識權包括在內。所以，知識權作為憲法權利的重要內容，是憲法權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存在物而言與人權存在的時間相始終，是人權價值的普世性與實現方式的時空特殊性的統一，并依托共同體這個概念而存在，解決的是共同體每個成員公平獲取知識的權利，以及為社會組織和共同體主體公平的獲取知識提供可能，促進少數權利的保障和共同體本體自足性的鞏固。而憲法權利則是反映和概括當前知識保護運作狀態特有范疇，體現了對憲法主體獲取知識的保障。

二、知識權作為憲法學基本范疇重要內容的價值和意義

就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言，其實質是對知識壟斷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的保護，其目的是要實現知識商品利潤的最大化，而非知識共享最大化，甚至以阻礙知識的傳播與獲得為手段，來實現壟斷知識牟取暴利之目的。正因如此，《多樣性文化公約》簽訂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知識資本輸出國對公約持鮮明的反對態度，而主張對知識產權屬于私權，應進一步開放對知識商品的自由貿易。但TRIPS協議主導下的這種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僅僅只反映知識權的私權屬性，并不能反映知識權的關于人權價值的普世性與實現方式的時空特殊性的統一，客觀上造成了知識商品消費者在公平的條件下獲取和選擇知識及知識商品的困難，實際上妨礙了憲法權利的實現。

因此，欲真正解決當前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與人權保護的沖突，就必須提出知識權概念來滿足共同體多元文化選擇和自足之現實與理論需要。具體而言，知識權作為憲法學基本范疇重要內容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如下:

首先，知識權以人權的普世價值為其終極價值追求，否定以私權屬性代替人權屬性的自由貿易價值趨向，為規制知識產權濫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其次，知識權的實現以本身所在特定時空的共同體之實際情況為前提，依照自己的實際能力履行國際義務，并立足于本共同體的事情加快知識創新，提高本共同體的知識競爭能力，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基本原則。

最后，知識權是人權價值的普世性與實現方式的時空特殊性的統一，既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力所能及地進行知識權保護，同時，也尊重了人類的共同財富———知識，堅決履行自己應盡的國際義務，并堅決反對損害自己國家自足性的知識權保護模式，并自主地決定自己知識的選擇和加大對自己傳統知識保護的力度，滿足發展中國家共同體多元文化選擇和自足的人權需要，為保持多樣性的世界文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本文作者：劉永單位：漳州師范學院政治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