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體育認知的人口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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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1．1研究對象

按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考慮年齡、性別、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華、臺州、湖州、舟山等城鎮居民被試共2000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問卷134份，共得到有效問卷1531份。有效率為91．95％。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

1．1．1性別總樣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總樣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齡主要根據戈登對生活時期劃分：其中16～25歲之間人數419人，占27．4％；26～35歲之間88人，占5．7％；36～45歲之間718人，占49．6％；46～55歲之間167人，占10．9％；55歲以上的人數139人，占9．1％。1．1．4總樣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區域劃分，城市1（金華）為844人，占總人數55．1％；城市2（臺州）為90人，占總人數5．8％；城市3（舟山）為203人，占總人數13．3％；城市4（杭州）為229人，占總人數15％；城市5（湖州）為195人，占總人數12．7％。

1．2測量問卷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為人們對參與體育休閑可能性大小的判斷。根據趙臣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闡述，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主要通過時間認知（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體育休閑活動）、場所認知和信息認知三個指標進行測量［14］。問卷采用Liket自評式7點問卷計分，0＝完全不同意，過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體問題而言，得分越高說明機會認知程度越高。

1．3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為方差分析。

2結果與分析

依據休閑與生活質量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模式，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影響生活質量的所有過程中，還受制于社會人口狀況，即與人口學因素有關。為了考察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否存在人口學特征差異，本研究將樣本被試的變量整體進行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組合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2．1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性別與年齡的雙因素分析首先，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進行了性別與年齡的差異分析，表1為變量在性別與年齡方面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兩因素析因方差分析顯示，性別與年齡在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主效應均顯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們的交互效應也表現出顯著性特點（F＝3．563，P＝0．007）。說明不同性別和年齡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存在著顯著差異，而且它們的交互作用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影響也存在著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同性別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各不相同的。總體上，男性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高于女性；55歲以上的被試與其他年齡段相比，有較高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35～45歲年齡段要低于其他年齡段。但55歲以上的女性被試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要高于同齡的男性。分析認為，從家庭結構來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雖然職業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價值的體現通常是通過對家庭的經營來實現的，而男性的價值通常是以工作（事業）來實現的。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動空間與家庭綁在一起［13］。由于傳統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使她們沒有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去關注或參與體育休閑。另一方面，家庭和職業上的投入，包括時間與經濟方面，從另一角度卻限制了體育休閑行為的發生。而隨著家庭與經濟負擔的減少，女性由于對自我身心的重視和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有更多的體育休閑時間和機會，并能自主的選擇場地（如公園、社區空地）參與體育休閑活動。如有研究顯示，女性多選擇離家近、方便的體育休閑場所進行體育活動。從而提高了對體育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特別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與生活意義的獨立性，同時擁有健康的身體是他們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夠自己決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體育休閑成為他們很重要的選擇。另一方面，體育休閑是展示能力與自主的平臺。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塊的時間，嘗試以前沒有時間嘗試的活動。體育休閑可以為自我表達活動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機會，從而也提高了對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

2．2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性別與婚姻的雙因素分析研究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性別與婚姻方面的差異性也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性別和婚姻上主效應顯著（F＝13．692，P＝0．000；F＝4．059，P＝0．044）。交互效應也顯著F＝5．987，P＝0．015。但性別的效應值要大于婚姻的效應值。說明不同性別與婚姻的居民在體育休閑機會認知上存在著差異。在它們的交互作用中，性別的影響要大于婚姻的影響。男性對于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程度要高于女性，未婚的居民要高于已婚的居民，但已婚的女性要高于未婚的女性。結果反映了婚姻生活使男女雙方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也發生了變化，已婚男性居民由于家庭的責任，相對于未婚生活，通常會遭受更多的體育休閑限制因素。如隨著結婚生子，原來相對自由的時間會變成一系列的限制與責任，使他們與未婚居民相比，減少了參與體育休閑的時間和機會，從而影響了他們的社會互動的參與性和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度。而對于未婚男性，則較少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表現出更能自主地參加自己喜歡的體育休閑活動，有著更高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而對于女性而言，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已婚女性更多是把體育活動作為休閑看待。隨著年齡和月收入的增加，家庭子女教育和工作壓力的減少，這種外部的限制因素通常會逐漸減少，對自我的關注程度會逐漸增加。選擇并參與體育休閑的機會增加，其認知程度也隨之提高。而本研究未婚女性被試多為大學生群體，則可能更多地把體育活動只是作為健身與鍛煉的方式。

作者：高紅艷姜小平單位：浙江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