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世界的權利保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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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叫唐云路的北漂女孩進行了一項生活實驗：網絡時代借助幾乎無所不能的網絡服務足不出戶是否可能？她的實驗結論是肯定的：“離完美約會只差一位男朋友。”她成功地通過求助網絡服務，宅在家里生存了18天。在這18天中，她使用了69種不同的互聯網服務，消費了4980元，接過來自125個服務方的電話，各種通知短信加起來共243條，至少有95位陌生人來過她家。但是她也許沒有意識到，她生活實驗中的幾乎每一項服務都涉及隱私并在網絡上留下了記錄：手機號、微信號、家庭住址、消費水平……而95位陌生人的上門服務對一個獨處女孩來說更意味著某種嚴重的安全隱患。難怪美國著名隱私法專家、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丹尼爾•沙勒夫會以“隱私不保的年代”來作為其新書的書名，可謂直截了當。丹尼爾明確指出：“互聯網上的八卦和謠言四起，事實上，肇事者便是我們自己。我們侵入彼此的隱私，我們甚至借著暴露出我們日后將會感到后悔的信息，侵入我們自己的隱私。”
華東師范大學的申琦老師深為這種“隱私不保的年代”擔憂，并致力于“網絡信息隱私認知與隱私保護行為研究”，其研究成果比較全面地呈現在了《中國網民網絡信息隱私認知與隱私保護行為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一書。
一、對隱私時代性特征的理論敏感
相當長時間以來，隱私在許多中國公民的心目中并不是作為人格權利存在的，而是一種茶余飯后的談資。人們往往將知曉對方隱私的多少作為衡量朋友之間友情深淺的依據，知道對方的隱私越多，則朋友之間感情越深，反之亦然。因此，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法規中，還將“隱私案件”與“陰私案件”混為一談，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幾乎無從談起。近二十年來，在西方國家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隱私權問題，隨著人們自主意識的逐漸覺醒，這種“不被知曉”的權利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一些司法解釋中，也有了關于隱私權保護的相關規定。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我國法律中還沒有對隱私權進行專門保護，公民隱私權受損被視作名譽權受損從而比照名譽侵權處理。當人們的隱私權意識剛剛開始真正確立起來時，我們迎來了網絡時代，網絡的諸多便利性讓人們幾乎忘記了在網絡上還有自己的諸多隱私存在,并可能對自己造成潛在的傷害。申琦老師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網絡時代到來對以網民為代表的中國公民網絡信息隱私侵害的可能性，并以此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了隱私保護的可能路徑。
二、對隱私權發展脈絡的科學梳理
研究網絡信息隱私，首先當然應該對“隱私”和“隱私權”這兩個核心概念的內涵和發展流變有全面的理解，然后才談得上保護問題。《中國網民網絡信息隱私認知與隱私保護行為研究》一書開始即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對“隱私”、“隱私權”發展流變的精心梳理上。隱私的概念內涵十分豐富，中國學者一般接受“個人生活中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秘密”這樣的定義，而對個人這種意愿保護的權利，則屬于隱私權。作者首先梳理了西方學者關于隱私和隱私權的定義，并提出其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早期隱私——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劃分；隱私——從消極的“獨處”到積極的“個人自決”。
確實，1890年美國的沃倫和布蘭代斯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著名的《隱私權》時，隱私權呈現出了強烈的“獨處的權利”的特征。因為那是報業興盛的第一個高峰期，而“黃色新聞”也借機盛行。偷窺和流言令兩位學者不堪其擾，并從個人的切膚之痛中體會到了“隱私權”即“個人獨處的權利”的價值。“二戰”以后，“國家權力空前擴張，政府開始積極涉入對個人生活和事務的管理，人們的生活隨時面臨著來自公權力的監控和管理”，以“個人自決”為特征的隱私權要求就體現出其獨特的價值。由于個人的選擇是與自己的利益相關的，并且個人的選擇不對他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應當保障“個人自決”的權利。中國學者關于隱私和隱私權的定義顯然受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古訓幾乎決定了相當長時期內隱私在中國社會的命運，而類似“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等格言警句則不斷強化著隱私在中國命運的走向。著名法學家張新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指出，“在我國大陸，將‘隱私’作為一個具有嚴格法學意義的詞匯，不過近十年的事情”，而真正在法律條文中出現“隱私權”，還是2010年7月生效的《侵權責任法》。遺憾的是，迄今為至，我國的法律法規仍未對隱私做出明確的規定。網絡時代的到來，關于隱私和隱私權的內涵無疑會出現新的變化。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網絡在給人們提供無限便利的同時，也借助信息的即時流轉，加速著隱私的傳播。在本書中，作者提出：“人們更擔心……遺留在網絡上的大量信息，被追蹤、重組和二次利用后，往往使得信息和數據持有者失去對其控制，導致意想不到的傷害。”“我們自愿將我們的生活，我們所愛的人的生活，暴露給全世界，當大眾認為這些最深的隱私無關緊要時……我們剩下的人看來，這是一種越來越頻繁發生的事故。”所以，“被遺忘權”成了網絡時代隱私權的重要時代特征。
三、用實證研究方法探討人格權保護問題
人格權的量化分析是一個頗具難度的問題。以人格權中人們關注度最高的名譽權為例。新聞傳播過程中，所有信息的傳播都可能涉及對相關個人或單位（法人）名譽的評價，一旦出現失誤，則會構成對當事人名譽權的侵害。當事人名譽權是否受損可以從行為人是否實施了侵害行為、受害人是否可以被指認、損害事實是否存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這樣四個侵權構成要件去判斷，相對比較明確和容易，但受損的程度如何量化表達，卻非常困難。所以在相關的司法實踐中，法官經常苦惱于侵害名譽權事實成立后，精神損害費具體數額的確定（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承擔方式之一是賠償損失）。隱私權侵權的情況也不例外，且由于隱私在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對其進行量化考量難度更大。本書的研究則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詳細的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提供了關于網絡信息隱私的一系列有說服力的數據。這種方法不僅幫助她順利地完成了這個主題的研究，也為我國的司法實踐提供了某種啟示。中國網民的網絡信息隱私認知與保護問題是個十分宏大的問題，實證調查難度較大，所以，作者選取中國網民中的上海大學生群體進行調查，具有了可操作性，且樣本對象也具有代表性。為了更好地探討網絡上的隱私保護問題，作者又對49家中文網站中的隱私保護政策進行考察，采用內容分析法，仔細對這些網站中出現的隱私保護政策的文本信息特征進行分析。在認真研讀了書中結論部分的內容后，筆者對書中的諸多觀點產生了深度共鳴：“法律規范作為國家管理的頂層制度設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剛性。然而，面對網絡新媒體技術的挑戰，我們的法律總顯得有些滯后……隱私，究其根本是人們對自我生活的一種控制和自決”；“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隱私，對隱私權益的期待如何，實質上影響著法律規范等隱私管理制度對網絡信息隱私的保護”；“中國網民在使用社交網絡時，應更加關注自己的信息隱私安全……慎重交流個人信息”；“中國網絡企業應參照國際網絡企業的做法，加強行業自律，制定更為規范的、專業的網絡隱私保護政策，真正尊重網民信息隱私的自決權”等。筆者認為，對于普通網民而言，本書起到的是提醒和警示作用；對于研究者而言，則有方法論啟示和思考深入的價值。
作者：顧理平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