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權利保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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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明顯增加，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以前的這些規定不足以對未成年人進行全面的保護，或者說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力度或效果，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究其原因，主要從以下幾點予以說明：

（一）未成年人無法律上的主體資格在現實生活中，權利受到侵害的往往是弱者，未成年人作為成人世界的弱者，在權利受到成人侵害時，面臨著如何維護自身權利的問題。在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中，并未將未成年人視作權利主體，更多的是將未成年人作為權利保護的客體。當未成年人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尤其是受到自己父母或者親屬侵害時，未成年人無法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比如乞討兒童被父母以出租的名義將自己出租給他人以收取租金時，這是將未成年人作為成人世界附屬品的典型代表。法律至今未賦予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就無法對未成年人權利進行有效的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權利的伸張與否，完全取決于其監護人對其的在意程度，而受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最有可能的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伸張者，有時為了既得利益更不會主動代替未成年人起訴自己。由此，未成年人的救濟權利在法律方面無法實現。這在保護未成年人權利方面是一個很大的空白。

（二）未成年人權利的法律條文漏洞多我國法律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存在屬于法律上的規定空白部分。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關于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只是散見于諸分則中，沒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對未成年人權利進行整體概括和具體規定。現存的保護未成年人的專門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分則）部分關于未成年人的部分規定，這使得在法律適用時顯得捉襟見肘。兩部正式的法律規范只是從宏觀方面概括地進行了規定，并未從具體實施上和適用方面進行詳細規定，對于部門之間的具體分工都沒有詳細的規定，各有責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托詞，互相“踢皮球”的現象很嚴重。在對未成年人的責任分擔方面，我國更多的將責任分配到其父母、村委會、居委會等基層自治組織，但是對于這些責任主體，尤其是村委會和居委會的責任范圍、責任內容、責任的后果承擔等具體方面都未作進一步規定。這種泛泛而談的規定對于解決未成年人的權利救濟，適用性不強，起到的實際保護作用也很小。

（三）未成年人的監護主體單一我國未成年人的監護主體基本上是父母、村委會、居委會。三者中如果父母沒有盡到相應的監護職責，另外兩個主體基本是發揮不了什么職責的。村委會和居委會作為公權力的代表，只能是整個家庭出現問題時進行批評教育，而對于家庭的內部事務，暫時性的關注是可以的，難點在于如何長期持久的發揮協調家庭內部矛盾。帶兒童乞討的父母固然應該被譴責和制裁，但是如果父母被判刑，關于兒童的善后問題仍需要正視。前段時間發生在南京的案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兩個幼童父親在監獄服刑，母親疏于撫養，以至于倆孩子在自己的家里被活活餓死。這一悲劇的發生，不是一朝一夕。在孩子餓死的前幾天，家里沒有人；鄰居基于長期和其母親的不和以及之前孩子母親類似做法，選擇袖手旁觀；居委會因管理服務面大、事多，確實存在未及時發現的可能，種種原因最終造成了這個在現代社會餓死孩子的事件。由此可知，如果我們把未成年人的生存問題完全寄托于朋友、鄰居的接濟，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未成年人的生存問題。監護主體的單一，確實是我國目前在解決家庭問題時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未成年人權利救濟機制探索

（一）建立未成年人維權的特殊立項特殊立項，特殊在于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要用一套獨立的法律規程。比如，針對未成年人案件，可以允許特定類型的案件（例如家庭暴力等未成年人傷害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有法定的起訴權。盡管未成年人是否擁有訴權是一個待考量的問題，但是這不能夠成為未成年人無法維護自己權利的借口。較之其他較為平緩的權利救濟方式，法律無疑是最有效的也很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權利救濟方式。特殊立項不得不說是對現存制度的一種創新，在公安機關試點成功的經驗不妨推廣到法院和檢察院，從而和少年法庭、少管所等一系列機關連貫起來，成立一個專門的體系。我們可以根據在司法實踐中的結論有針對性的進行改革和創新，以期能夠設計出一套合法合理溫情的制度。也可以借鑒外國的經驗，采用其中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來使用，我們應該最大程度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各種救濟權利，尤其是法律救濟權利。

（二）健全立法保護對于我國出現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漏洞的問題，我們要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正，加強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堅持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原則，《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規定“:暫時或永久脫離家庭環境的兒童，或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這種環境中繼續生活的兒童，應有權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和協助。”對法律的執行作進一步的具體規定，在適用對象上區別對待。在法律規定上，要對法律的實施方式、實施內容和責任承擔進行具體規定，使之在實施過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實施性，運用起來更加便捷高效，同時保證追責機制的順暢運行。同時加強行政立法，詳細規定各有關部門之間的具體分工合作及權利運行方式，使各部門工作銜接更高效，防止發生各部門之間推諉不負責的現象。使得法律為達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利的目的而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發展壯大NGO等社會公益組織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在我國有居委會或者村委會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他們進行接觸，往上級機關來看，有各級民政部門進行總體規劃和人力、物力、財力支撐，從這種整體的未成年人援助結構來看，我國的政府部門對未成年人不可謂不盡心。但是，未成年人保護實踐中出現了很多紕漏與空白，都說明單靠政府的保護是廣泛性和滯后性，很多情況都是出了問題再解決。針對政府保護不力的問題，要積極引導培育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是一種新的社會團體，不同于以往公辦性質，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民間性，對政府功能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補充。由于其非營利性，NGO的資金來源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補助。政府可以通過對NGO組織進行資金上的扶持，結合NGO自身的設立初衷，充分發揮其民間性、靈活性的優勢，對弱勢未成年人的生存狀況予以關注，及時解決問題。通過“兩手抓”、“兩條線”的方式，發揮NGO的機動性，壯大群眾力量，更加有力地保護未成年人。

作者：李琳岳光科單位：四川大學人權法律研究中心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