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反腐敗理念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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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分權制衡理念及其延伸而形成的“三權分立”制度，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體現。盡管西方國家的分權制衡特別是“三權分立”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階級屬性，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可能全盤照搬，但也要看到其歷史進步性和合理性。當前，我國權力結構中權力失衡現象比較突出，各級黨政機關中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幾乎集于領導班子一身，這種失衡的權力結構催生了一把手的體制，滋生了“一支筆”的做法，派生了“一言堂”的局面，其直接后果就是各級黨政一把手腐敗案件頻發。要按照黨的十八大要求，借鑒分權制衡理念中“權力一定要受到制約”和“用權力去制約權力”的合理價值，進一步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在黨內分權方面，要逐步打破黨委“議行合一”的領導體制，并建立黨代表詢問質詢、黨內民主選舉、罷免撤換等制度。在黨委、人大和政府分權方面，通過將黨的政策主張轉變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意志，實現黨委決策權和人大決策權有機對接，同時，大力推進黨政分工和黨政分開，使權力結構向“黨委創議—人大審議—政府執行”模式轉變；在政府及其內設部門分權方面，嚴格規范不同權力的使用邊界和程序，在班子內部實行正職監管、副職分管、集體領導的新工作機制。要重點加強對各級黨政一把手的監督，通過建立重大決策票決制、專家論證制、問責制等，強化對一把手行使人事、財務、項目安排等重大決策權的監督；通過建立完善一把手履職考核評議和責任追究機制，做到有權必有責、有錯必問責。

公民社會理念

進入20世紀以來，民主政治家羅伯特•達爾等人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公民社會理論。達爾認為，一個國家要維系民主就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獨立社團和組織，社會對權力的制衡比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憲法制約更為重要。當前，公民社會作為西方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預防和反對腐敗斗爭中也不例外，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已經成為國家廉政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社會理念的實質在于以權利監督權力，通過保障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來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如果說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與紀檢監察監督指向的是“權力監督權力”的話，那么，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動員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指向的則是“以權利監督權力”。從當前我國情況來看，權力是倒金字塔結構，越往上權力越大，而在社會階層上則是金字塔結構，廣大人民群眾是金字塔的基座。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群眾的權利意識與政治參與熱情越來越強烈，這兩種結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解決這個矛盾，必須積極培育公民社會，強化社會監督，形成專門機關監督和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完整的監督鏈條。借鑒公民社會的理念推進廉潔政治建設，一是主動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有限政府，擴大社會自治，使“缺位”、“錯位”、“越位”的權力回歸到公共權力本位，剝離附著在政治權力之上的不當經濟利益，從而對腐敗問題形成“釜底抽薪”式的治理。二是大力培育公民社會組織，實行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度、強化社會組織自治、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推動“去行政化”改革等，提高社會組織的自主能力，使其對政府權力形成有效監督和制約，推動形成政府—社會—公民良性互動的反腐敗格局。三是拓寬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反腐敗的渠道，建立健全群眾利益表達和有序參與監督的機制，提高公民參與反腐敗的組織化和有序化程度，進一步拓寬信訪舉報途徑，積極開展網絡問政和網絡監督，建立健全網上信訪舉報系統，加大對舉報人和證人的保護力度，鼓勵群眾參與監督和信訪舉報等。四是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

法治理念

西方法治理念是建立在“人性惡”假設基礎之上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其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人性惡”的觀點，并主張法律的統治。其學生亞里士多德發展了他的法治理念，提出人的本性都是惡的，法治起源于防惡，只有法治才能防止人性惡的膨脹。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無賴原則”：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時，應當把每個掌握公共權力的人都先視為無賴，必須建立一套可靠的預防機制，將他們發展成無賴的道路堵死。經濟學大師哈耶克認為，制度設計關鍵在于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這些重要思想都成為西方法治理念的理論基礎。法治是一種確定性最強、透明度最高、也最容易讓人接受的治理模式，是以理性的方式開展反腐倡廉的最佳途徑。建設廉潔政治，必須在法治的框架內進行，必須以法制規章的形式制定規則，并且強力執行，否則就會偏離正確的軌道。所以，在建設廉潔政治的進程中，強化法治的要素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抉擇，也就是說，要把建設廉潔政治放在法治視域中去謀劃和運作。一是創新權力制約模式。要實現依法治權，讓所有權力主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二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有限政府和責任政府。在建設廉潔政治、實現政府清廉的過程中，要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個重要環節，堅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社會組織分開的改革方向，推動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轉變，讓政府從微觀經濟活動中退出來，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尋租機會。要健全清晰化的責任約束機制，這是建設廉潔政治的重要保障。應進一步完善失管必究、失教必究、失察必究的責任追究機制，同時拓展問責范圍，既把“三亂”等問題列入責任追究范圍，又把決策失誤、行政不作為、管理不善、政績平庸等納入問責機制；進一步規范責任追究程序，形成責任追究的閉環效應。三是加大依法查處力度。在當前腐敗還比較嚴重的階段，懲處仍然至關重要，只有通過嚴厲的懲處，政治意志才能得到宣示，黨員干部才能得到警醒，也才能獲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沒有懲治的強制力做保障，教育、監督、制度的效果就會打折扣，預防就是一句空話。

透明政府理念

透明政府的理論基礎在于人民主權原則，由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創立。根據該理論，人們為了維系自由和平等，自愿相互訂立契約，讓渡出一部分或全部權利給社會，共同組建政府。所以，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公眾和政府之間實質是一種委托與被委托的關系，作為受托人的政府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必須對作為委托人的人民和公眾負責；作為委托方的公眾，有權查閱公共信息，了解受托人——政府的運作過程和績效，對政府工作進行評判和監督。近年來，一些國家廣泛開展以建立“透明政治機制”為主要內容的“陽光行動”，成為及時揭露和防止腐敗的有效手段。如西方國家大多實施了被稱為“終極反腐制度”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各級政府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這其中就理所當然地包括向人民公開有關信息、報告工作情況。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政務公開工作仍停留在政府部門有限度地自愿公開的水平，幾千年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傳統慣性導致了權力的封閉運行和暗箱操作，成為權力濫用、腐敗滋生的溫床。“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約束權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權力置于“陽光”下，讓“陽光”成為預防腐敗滋生的最好消毒劑。借鑒透明政府理念，一是加大公共事務公開力度。要牢固樹立公開是黨委、政府必須履行的基本義務、知情是群眾的基本權利的理念，不斷拓展黨務、政務、廠務公開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重大建設項目、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公益事業建設等信息，必須及時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公眾監督，從而推動“金魚缸”式政府的形成。二是推進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當前，以電子監察系統為代表的科技反腐風起云涌，極大地提高了反腐倡廉建設的科學化水平。要大力推進“網上政務大廳”建設，建立融合網上公開、網上辦公、網上服務和網上監督等多項功能的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電子平臺，推動形成運行公開、制約有效的行政權力陽光運行機制。三是積極探索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從我國當前情況來看，無論是高層的反腐決心，還是社會的民意基礎，抑或法律和技術手段，實行領導干部家庭財產申報制的條件都已具備，應積極推行，可以采取分步實施、先易后難的步驟，如先開展新任領導干部和后備干部財產申報公示制度，積累經驗后再全面推行。

道德教化理念

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人性可以深刻地改變人格，可以使人放棄自私自利。因此，西方學者認為，道德教化作為國家廉政建設的一種基本手段，可以促使公職人員建立一種自我約束的道德規范，從實質上說就是一種主觀意志的法。當前，道德教化已成為世界各國預防腐敗的重要手段之一，凡是政府清廉指數較高的國家，都十分注重發揮道德教化在反腐敗中的作用，如新加坡在反腐敗道德教化上講究“心治”，把儒家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作為整個社會尊崇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芬蘭公務員進入政府機關就職時必須舉行儀式，宣誓遵守紀律和公務員道德規范；在瑞典，一個人在任何時期、任何領域違紀違法的不良行為，都會被記錄在案，如有不良記錄，在就業、晉升、貸款等各個方面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甚至無法立足。如果說以權力制約權力和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權力的外在制約的話，那么，以道德制約權力就是一種內在的制約，具有更深遠的影響。任何制度的推行、法律的實施都離不開人，制度再完善，法律再健全，人在實施的過程中都有可能使之變形走樣。從這一角度來看，反腐倡廉不僅要靠法律、制度等外在制約，更要靠權力主體的道德自律。建設廉潔政治，必須大力倡導自律從嚴的道德取向。一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重構道德規范。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結合我國各地傳統廉潔文化，提煉具有地域特質，體現地域人民行為方式、文化藝術、價值觀念的核心道德理念，并使之成為當地人民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追求。要特別注重加強從政道德教育，通過“道德講堂”、“廉政課堂”等形式，構筑“以廉為綱、以德為先、以信為重”的黨員干部道德誠信高地，抑制和消除權力腐敗的內心動機。二是要實現道德規范的制度化。個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是有限的，只有通過制度的強制性力量，才能確保道德規范被嚴格遵循。要大力推進黨員干部從政道德的制度化工作，如制定“黨員干部道德守則”、建立領導干部道德檔案和考德制度等，來約束黨員干部的日常行為，起到防微杜漸的警戒作用。三是要積極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權力腐敗總是與政府和官員誠信缺失聯系在一起的，而企業誠信缺失更是商業賄賂的源頭。要大力推進以政府信用為表率、企業信用為重點、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逐步建立集紀檢監察、銀行、稅務、工商、質監、司法、民政、公共資源交易等部門信用信息于一體的綜合性誠信數據庫，建立企業廉潔誠信檔案，實現跨部門、跨區域信用信息共享。同時，推行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推動企業廉潔從業、誠信守法。要突出抓好政府信用建設，堅持誠信辦事、誠信服務、取信于民，推進誠信政府的建設，切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零容忍”理念

“零容忍”的理論基礎是“破窗理論”，該理論于1982年由美國預防犯罪學家喬治•凱林和詹姆斯•威爾遜提出。他們認為，如果一棟大樓的一扇窗戶遭到破壞而無人修理，肇事者就會誤認為整棟大樓都無人管理，從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壞的暗示，緊接著就會發生一系列犯罪行為。“破窗理論”鮮活地說明了輕微的違規違紀與嚴重的違法犯罪之間的重要聯系。它啟發我們：完好的東西一般不會有人去破壞，而一旦這個東西被破壞，如不及時修復，可能會遭受更大的破壞。因此，對付“破窗”現象，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實施“零容忍”，在違法違規行為出現苗頭的時候，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真正做到防微杜漸。一要嚴格落實“零容忍”的普適原則，按照中紀委二次全會的要求，既打“老虎”，又拍“蒼蠅”，只要違犯了黨紀國法，無論涉及什么人，都一律依紀依法嚴肅查處，從而對存在腐敗傾向或苗頭性問題的黨員干部產生“伸手必被捉”的強烈震懾。二要切實完善“零容忍”的制度體系。對腐敗“零容忍”，必須健全制度規范，嚴肅制度執行，提高對腐敗行為處罰的剛性。當前在反腐實踐中，存在著一種“抓大放小”的趨勢，違紀違法案件立案的起始金額標準節節攀升，在適用法紀的標準上因人而異。這些都與“零容忍”理念背道而馳，要通過適當降低并嚴格執行腐敗案件的立案標準，嚴禁法不責貴、以紀代法等現象。三要積極培育“零容忍”的廉潔文化。通過傳遞“違規無小事”、“凡腐必究”的理念，警示公職人員自覺抵制各種誘惑，培養廉潔從政的責任意識和良好風尚；通過營造“以貪為恥”的社會氛圍，使“零容忍”理念深入人心，從而形成有效遏制腐敗的社會心理和價值導向，凝聚廉潔從政、廉潔從業的正能量，為建設廉潔政治注入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本文作者：熊國建單位：中共湖南常德市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