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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貿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個共同原因同漲同落，那么兩者之間的聯系則很難說清。分別在兩個不同地域研究這兩個作為研究案例的國家的貿易和金融之間的聯系，也許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都在一戰以前都對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采取顯而易見的放任主義政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貿易摩擦增多。另一種解釋是兩國都正是地使用經濟計量經濟學工具，接下來的證明中我們也將采用這種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與和其貿易更加密切的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流和資本流與其他貿易國家的不同。顯然，密切的貿易伙伴之間貿易流和資本流都很大。如果與其它國家的資本流動一樣，這是因為在計算中計入了發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貨幣政策、違約和社會制度。盡管以前的研究都沒有建立貿易和金融模型，但是這些研究都表明這些因素在這兩個國家對貿易和資本流的決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經驗統計

作者又依據已存的一些理論假設，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論，可能會發現一些不同的理論和預期得到的貿易和金融在數據上的正相關的關系。下面列舉了一些可能的理論：

1．金融相當于對貿易的輸入。由于雙方更強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風險，更大的國家間的資金流從而產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貸，金融的發展也使得貿易繁榮。

2．信息溢出。通過商業活動，產生了貿易聯系；貿易聯系加強了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信息交流，但這也反過來刺激出更大的將金融資本的流動。相反的因果關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強的財政的交互作用何能會導致更客觀的信息交換，這也會刺激更多的貿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間也會泄露。

3．完全違約和貿易懲罰。貿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違約時的懲罰手段。

4．名聲的間接影響。持續的低風險，在商品合同中的誠信交易可以提升名聲，進而提升長線交易的可持續性。

5．風險共享和產量劃分。國家間的金融發展和合并推動了風險共享，這就可以根據各國的比較優勢產生更加專門的產品模式，從而提高貿易量。

6．外國直接投資。由于有建立“出口平臺”的愿望，外國直接投資是有動機的。它是由價格因素決定的。FDI隨著貿易的變化而一起變化。當運輸成本太高時，本地市場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廠家，FDI就替代了貿易。

基于上面的理論和雙邊貿易、資金流等數據的可靠性，作者假設上面的項目存在一定的關系，這個關系可用于從某個策源國到幾個目的國的資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資本流動量由參與國的規模適當規劃，X是其他影響國家間金融流量的變量的矢量，u是誤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這里有些單元是在過去某時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個時期的平均數據。典型的數據可以通過不同時段的幾個接受部分的數據獲得。這里所依賴的變量值用來衡量雙邊金融流入量。類似的，貿易值也可以衡量貿易。可控變量X包括人均收入、貨幣制度等。這些變量值對貿易量、金融流動量、或二者兼有影響。

（一）穩健性檢測：其他控制變量

經過分析，得到一些變量，這些變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補充對該國的資本流動的因素的貢獻：勞動力增長（通過人口增長率和移民率反映），人們的資本積累水平（通過教育費用衡量），自然資源（通過代表出口資源反映）。這四個另外加上的變量沒有對私人部門有很大影響但初級產品變量對公共投資造成了較大影響。

（二）穩健性檢測；輔助變量估計：

作者再次運用工具變數校正貿易潛在內生性的方法進行基準分析，當用貿易的工具變數分析時，貿易對私人和公共投資的影響都要比在運用OLS分析時要大。從結果中得出在該例中貿易金融關系對于由金融到貿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內生性保持穩定。

（三）穩健性測定：違約和制度

對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體制質量對資金流動沒有決定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體制質量對資金流動沒有影響，因為該影響是間接的。討論說明大英帝國繼承了優良的體制，該體制和帝國與高的貿易流相聯系，促進了更多的資金流。貿易和金融的關系，從表中得出的結論對默認值變量和體制變量并不敏感，事實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檢測：貿易帝國的交互作用和懲罰理論

最后，拋掉沒有意義的體制系數，對戰前例子中加入一個關于殖民的變量。關于殖民的系數可以說明貿易對資金流的影響相對獨立國家是強還是弱。關于懲罰假說，表中沒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貿易對金融的影響并不遜于獨立國家。我們得出貿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聯系是一樣強的，同時對懲罰理論造成了懷疑。

二、討論

在美國情況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兩次戰爭之間，美國的投資并沒有像戰前英國那樣被貿易所引導向私人部門。因為人們公認在兩次戰爭之間時期的貿易比戰前貿易更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戰后持續的貿易銳減，金本位的崩潰，更嚴重的貿易壁壘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問題過于嚴重，從而使得連通私人部門間關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領域處于領導地位，給戰前英國足夠的時間來展示這些累積的力量。然而在兩次戰爭期間，在美國霸權建立的早些時候，美國沒有顯示出這種積累。這一在新金融霸權出現期間聯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基于因果累計，信息及信譽外溢理論的正確性。

我們接下來指出在兩次戰爭之間所出現強烈的所得效益。這些所得效益對于私人投資和總投資說明了新的霸權是建立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上的。如果在兩次戰爭之間，信用薄弱，持續時間很短且難以有效獲得信息的話，美國的投資人將會尋找一個可選擇的信號來幫助他們找出較好的債務人。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視為在該國能可靠經商投資的信號。這一因素在強烈的貿易-金融關系中尤為明顯。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對于其他衰退的影響是十分輕微的。在研究中，貿易關系與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資目標國的貨幣體制更能吸引投資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貿易變量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許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國家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把殖民地這一因素和金本位這一因素結合起來看的話，我們可以把金本位制視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結論

總體結論是貿易-金融之間關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確實存在并發揮作用。通過對于機制等變量的分析可以發現：增長的貿易將導致從兩個霸權國家獲得更多的投資，一戰前的英國和戰后的美國的銀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與信用有貿易外溢到投資的理論可能會借助于我們分析中所發現的兩個霸權國家之間的差異。由于英國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夠的時間來建立相互關系及信用，外溢現象在一戰前更為顯著，而由于美國是新興的霸權國家，缺少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充當領袖的記錄，這一關系在兩次戰爭間的美國較為薄弱。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發現在兩次戰爭間私人投資的貿易-金融參數較小。

最終作者對懲罰理論造成了懷疑，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基于因果累計，信息及信譽外溢理論的正確性。

有關貿易與金融之間的聯系的解釋說明應著眼于在各個時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變量如政治，帝國，組織機構，運輸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說明這一理論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