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論文范文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驛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杭州有著極久遠的茶文化史。代代傳承，源遠流長，據一些茶學研究者認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橋人就有飲茶的習慣。”這段話引起筆者極大的詫異，因為筆者所知有關跨湖橋遺址的報道里，并沒有跨湖橋人已知飲茶的內容。正如序言所說，跨湖橋人有飲茶的習慣，是“一些茶學研究者認定”的，那末這和考古學界無關，應該到茶學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尋找。

在《倡導茶為國飲、打造杭為茶都～高級論壇論文集》里（2005年）終于找到答案。論文百事通那是該論文集獲得優秀論文獎的作品，題目是“根深流長的杭州茶文化之開發暢想”（以下簡稱《暢想》）。這篇論文很長，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許為“茶史研究上的一個突破”和“開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本文是專就《暢想》第一部分展開討論，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兩節敘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較完整發展環節證據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讓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在這兩節里展開他的“考古”和“論證”的。

關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

說跨湖橋有茶，是根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跨湖橋》發掘報告（2005）附錄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顆炭化的植物種子，附有茶的學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錄部分附錄表二一（365頁）地層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種實遺存和數量統計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顆茶子，與彩版相呼應。此外，《跨湖橋》發掘報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態與經濟》的“植被和氣候”節，詳細敘述了跨湖橋植被的演變內容，分為六部分：1，闊葉、針葉混交林階段；2，干旱、較干旱稀疏林～草叢階段；3，闊葉、針葉混交林發展階段；4，沼澤植被發展階段；5，干旱闊葉林混交林～草叢、沼澤發展階段；6，落葉、常綠混交林～草叢發展階段。這六節里敘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獨沒有提到茶（不論野生或栽培）。這不是遺漏或疏忽，是因這顆唯一的炭化種子，在制作附錄彩版說明時，工作人員覺得它象茶子，臨時給它一個茶的學名，因并未經專家鑒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敘述，就是說，所謂茶子只供業內人討論鑒定，不供發表引用的。嚴格地說，這也是整理報告時不夠慎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炭化種子的定名寫作Camellia？表明沒有最后鑒定，便不致引起誤會。

聽說《暢想》一文的作者??訪問過文物考古所，該所同志一再告訴他這是初步鑒定，不可據為定論引用。但《暢想》的作者堅持作為茶子引用，所以這事與考古所無關，是《暢想》作者個人的見解。遺憾的是，《暢想》作者不去質疑或糾正考古所的鑒定，反而作為肯定依據，并大加發揮，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現今的茶樹資源，除栽培種Camelliasinensis外，還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見《浙江林業自然資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業廳編，2002）。現在僅憑一顆炭化的種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種，不是其他茶種？另一種可能性是，這顆炭化種子根本不是茶屬種子，這類差錯在其他出土種子的鑒定失誤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誤鑒定為蠶豆、花生、芝麻，后來糾正）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舉例介紹。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種子鑒定的失誤，是單純的鑒定水平不夠，鑒定人對被鑒定物沒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意圖。而“暢想”作者顯然是抱著追溯茶文化源頭，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調子發揮的。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發現一個殘破的釜，里面有一塊焦黑的殘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號的“藥”釜和“藥”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頁）說明這份標本曾送浙江省藥品檢驗所中藥室檢測，定為莖葉類，沒有進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莖葉。但“暢想”作者根據茶、藥同源的理論，認為“藥”釜應即茶釜（見《中國文物報》（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藥品檢驗所中藥室都沒有肯定的“藥”釜，一變而成肯定的茶釜，這樣的“考古”能有說服力嗎？百事通

1研究現狀

現有學者對期刊特征和被引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載文量、基金論文比、論文合著者、引文特征、出版時滯等方面，具體如下：

（1）期刊載文量。Elizee等[1]認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讀者數量增加，用戶可以更方便地獲取論文，期刊載文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期刊被引量。陳留院[2]以36家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為例，發現期刊的學術影響力與載文量成正相關。劉巖等人[3-5]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結論。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譬如，王鐘健等[6]以農業經濟類期刊為樣本的研究顯示，期刊載文量的增加與期刊學術質量之間沒有必然聯系。

（2）期刊基金論文比。Shen等[7]對ACMSIGIR、ACMSIGKDD兩個國際會議論文的研究，以及Pqi等[8]對2010～2012年WOS收錄的自然科學論文的研究均表明，基金論文的學術影響力高于普通論文。戚爾鵬和葉鷹[9]通過分析WOS數據收錄的2010～2012年基礎學科論文，發現除邏輯學以外，所有基礎學科的基金資助引用優勢為正，這表明基金論文的被引頻次和影響力普遍高于非基金論文。劉睿遠等人[10-12]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但是，王謙等[13]對中文醫學核心期刊的研究和林麗芳[14]對高校學報的研究卻顯示，基金論文比與期刊評價指標不完全具有相關性，基金論文與其學術影響力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而徐晶等[15]分析2007～2011年口腔醫學類期刊基金論文的引用情況之后，指出基金論文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期刊質量，但是不能單純依此評判期刊的質量。

（3）論文合著者。Glänzel和Thijs[16]的研究發現，生物醫學、化學和數學領域論文的平均引用率隨著合作者的數量而增長；Leimu和Koricheva[17]進一步指出，4個共同作者的平均引用率高于3個、2個或1個。鐘鎮[18]以2004～2008年WOS圖情學科研究型論文為樣本，發現按照合著人數進行分組，圖情學科4人合著論文的篇均被引頻次最高，但合著者的數量與論文被引影響力之間不能劃等號，合著作者數的提高未必能帶來論文被引頻次的提高。類似的，Glänzel和Schubert[19]的國際合著研究也發現，相當一部分國際合著論文的被引績效低于研究樣本的平均水平。Abramo和Ange⁃lo[20]的研究同樣拒絕了作者數量與期刊影響力之間的正相關假設。論文合著研究除了作者之間的合作，還包括機構之間的合作。趙金燕[21]發現，機構分布數與被引頻次高度相關，對被引頻次有較強的解釋能力。盛麗娜[22]也認為，用作者機構的分布情況評價科技期刊影響力優于使用影響因子和被引頻次。

（4）引文特征。Biglu[23]以SCI和WOS為數據源，發現期刊的引文量和被引量具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期刊的篇均引文量越大，相應的被引量也就越高，期刊引文量和期刊的被引量之間會形成“馬太效應”。Didegah和Thelwall[24]也認為適當數量的參考文獻將提高其獲得更多被引用的可能性。在國內，程慧平和萬莉[12]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平均引文量表明了學術論文的研究起點和深度，可以反映論文的學術水平，而且周吉光等[25]還提出，期刊引用半衰期衡量了期刊刊載文獻的參考文獻的時效跨度，期刊引用半衰期短，意味著該刊對較短期內發表的較新的研究文獻的興趣度。

（5）期刊出版時滯。Tsay等[26]對醫學期刊2000年JCR相關數據的研究發現，出版頻次較高的期刊被引頻次也高。Shen等人[27]以Nature、Science、Cell三種期刊為對象的研究顯示，期刊發文時滯與被引頻次之間存在相關性。與此類似，Pautasso和Schäfer[28]發現，生態學期刊平均編輯延遲天數與影響因子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但是，韓牧哲等[29]對圖書情報學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卻表明，雖然論文的影響力與其發表時滯的長短存在相關關系，具有能使論文影響力最大化的理想時滯區間，但是，發表時滯并非越短越好。同樣，劉俊婉等[30]以Scientometrics和《情報學報》為例，發現期刊論文的發文時滯與論文被引頻次之間僅具有相關性趨勢，但并不顯著。綜上，雖然已有不少研究分析了期刊特征與被引之間的關系，但是，在許多方面并未達成共識。為了準確地揭示國內期刊特征與被引之間的關系，從而有針對性地指導工作實踐和管理決策，本研究在系統梳理現有期刊評價指標的基礎上，提煉出11個期刊特征指標，分析它們與期刊被引之間的關系。

2數據獲取與主成分回歸分析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驛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杭州有著極久遠的茶文化史。代代傳承，源遠流長，據一些茶學研究者認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橋人就有飲茶的習慣。”這段話引起筆者極大的詫異，因為筆者所知有關跨湖橋遺址的報道里，并沒有跨湖橋人已知飲茶的內容。正如序言所說，跨湖橋人有飲茶的習慣，是“一些茶學研究者認定”的，那末這和考古學界無關，應該到茶學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尋找。

在《倡導茶為國飲、打造杭為茶都～高級論壇論文集》里（2005年）終于找到答案。那是該論文集獲得優秀論文獎的作品，題目是“根深流長的杭州茶文化之開發暢想”（以下簡稱《暢想》）。這篇論文很長，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許為“茶史研究上的一個突破”和“開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本文是專就《暢想》第一部分展開討論，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兩節敘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較完整發展環節證據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讓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在這兩節里展開他的“考古”和“論證”的。

關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與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橋遺址”

說跨湖橋有茶，是根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跨湖橋》發掘報告（2005）附錄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顆炭化的植物種子，附有茶的學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錄部分附錄表二一（365頁）地層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種實遺存和數量統計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顆茶子，與彩版相呼應。此外，《跨湖橋》發掘報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態與經濟》的“植被和氣候”節，詳細敘述了跨湖橋植被的演變內容，分為六部分：1，闊葉、針葉混交林階段；2，干旱、較干旱稀疏林～草叢階段；3，闊葉、針葉混交林發展階段；4，沼澤植被發展階段；5，干旱闊葉林混交林～草叢、沼澤發展階段；6，落葉、常綠混交林～草叢發展階段。這六節里敘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獨沒有提到茶（不論野生或栽培）。這不是遺漏或疏忽，是因這顆唯一的炭化種子，在制作附錄彩版說明時，工作人員覺得它象茶子，臨時給它一個茶的學名，因并未經專家鑒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敘述，就是說，所謂茶子只供業內人討論鑒定，不供發表引用的。嚴格地說，這也是整理報告時不夠慎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炭化種子的定名寫作Camellia？表明沒有最后鑒定，便不致引起誤會。

聽說《暢想》一文的作者曽訪問過文物考古所，該所同志一再告訴他這是初步鑒定，不可據為定論引用。但《暢想》的作者堅持作為茶子引用，所以這事與考古所無關，是《暢想》作者個人的見解。遺憾的是，《暢想》作者不去質疑或糾正考古所的鑒定，反而作為肯定依據，并大加發揮，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現今的茶樹資源，除栽培種Camelliasinensis外，還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見《浙江林業自然資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業廳編，2002）。現在僅憑一顆炭化的種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種，不是其他茶種？另一種可能性是，這顆炭化種子根本不是茶屬種子，這類差錯在其他出土種子的鑒定失誤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曽誤鑒定為蠶豆、花生、芝麻，后來糾正）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舉例介紹。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種子鑒定的失誤，是單純的鑒定水平不夠，鑒定人對被鑒定物沒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意圖。而“暢想”作者顯然是抱著追溯茶文化源頭，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調子發揮的。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發現一個殘破的釜，里面有一塊焦黑的殘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號的“藥”釜和“藥”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頁）說明這份標本曾送浙江省藥品檢驗所中藥室檢測，定為莖葉類，沒有進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莖葉。但“暢想”作者根據茶、藥同源的理論，認為“藥”釜應即茶釜（見《中國文物報》（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藥品檢驗所中藥室都沒有肯定的“藥”釜，一變而成肯定的茶釜，這樣的“考古”能有說服力嗎？

［摘要］北平淪陷后，高等教育受到嚴重破壞，輔仁大學因其德國教會背景得以保持相對獨立。通過輔仁大學學生董毅的日記可以看出，在淪陷時期，輔仁大學抵制日偽的奴化教育，堅持開設傳統文化課程，重視語文、歷史及體育團體活動，而對不得不開設的日文課程，師生多采取應付態度以消極對抗。輔仁大學在北平淪陷時期的獨立色彩，成為青年學生躲避“漢奸教育”尋求民族文化根脈的文化家園，凝聚著師生們的愛國情懷及對日本侵略者的隱性抵抗，而輔仁大學也通過堅持辦學自主性，為戰后儲備人才做出了一定貢獻。

［關鍵詞］輔仁大學;淪陷時期;戰時教育;董毅日記

北平淪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遷或停辦。整個淪陷時期，一直堅持原有辦學的高校為數不多［1］，其中，輔仁大學作為淪陷前北平“五大學”之一，堅持傳統的辦學特色，抵制日偽的奴化政策，被譽為“抗日大本營”［2］(p．164)。學界對于淪陷時期的輔仁大學已有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長陳垣及國民黨政權對輔仁大學的組織等問題，而對輔仁學生在校的真實學習狀態少有關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的董毅的日記①為主體史料，從一個普通學生的角度觀察輔仁大學在淪陷時期的辦學特色，以及淪陷區青年學生對抗戰的感受和認知。

一、堅守在淪陷區進行戰時教育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大學教育受到嚴重破壞，清華等多所高校陸續南遷，最初幾年，“碩果僅存，賴以支撐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輔仁兩私立大學。這兩所學校，因是教會所立，由外人為靠山，所以尚能茍延殘喘”［3］(p．27)。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在“驚濤巨浪中，屹然未動”，一同被視為“魯殿靈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輔大還保持著半獨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學也最終被迫關閉［6］(p．58)，僅剩輔仁大學與其他日偽直接進駐的大學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眾眼中，當時的輔仁大學成為淪陷區“站在教育界的先鋒”［8］。淪陷時期，青年學生報考高校會有所比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處在日寇占領時期，京津地區比較有名的大學是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北大雖是老字號，但是日偽直接管理的學校，不甘心報考。燕京大學是英、美系統的大學，已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隨時將面臨被封閉接收的噩運。只有輔仁大學，雖校齡很短，但因是德國教會主政，而德國是軸心國之一，日寇因同盟關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寬松些。許多著名老師也多齊集輔仁，因此成為大多數青年學子報考的焦點”［9］(p．264)。所以，在整個淪陷時期，輔仁大學不僅“仍照常開辦”［10］(p．697)，其規模還得到進一步擴大。北平淪陷后，“輔仁在應付上，雖較困難，差幸尚能上課”［11］。師生們深切地感受到學校所處的困難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應付困難事件，總抱不屈不撓的態度……英、美、德使館方面，也能隨時贊助”，以至在整個淪陷時期輔仁大學能堅持原有教學風格［10］(p．697)。輔仁大學借助教會的力量應對日偽政府管控的同時，一直和國民政府保持聯系，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開放狀態，基本延續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學設置，培養了青年的愛國精神。輔仁大學還建議與京津地區其他國際教育組織協力合作，以如下三條原則為指導:“(一)獨立管理(二)學術自由(三)不懸偽旗幟;以示正義不屈。”［12］(p．7)正因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堅持原有的辦學特色，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把輔仁大學與后方大學一同對待，無條件地承認戰爭結束時輔仁大學的學歷證書。而淪陷時期日偽控制的其他高校的畢業生，則必須參加補習和考試才能得到國民政府的學歷認可［13］(pp．209－213)。這是國民政府對輔仁大學在淪陷時期堅持原有教學方針的認可，同時也是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政策的落實。戰爭開始時，對于教育是要服務于戰爭，是應該保持正常的教育體系，社會上存在很多爭論。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的講話指出，雖然教育不可以獨立于國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后，不應把所有的青年都無條件地從課堂、實驗室、研究室趕到戰場上去［14］(pp．128－129)。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政策鼓勵青年學生在戰爭時期堅持完成教育。

二、堅持開設傳統文化課程

占領北平后，日本“為使中國人民徹底認識‘東亞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視各種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學校，開設了各種師資訓練學校和“職業學校”，強迫中國子弟入學。就大學教育方面，日本開展所謂事業本位的教育，設立了偽“北京工商學校”，以及偽“北京大學”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等。日偽政府除從日本方面聘請教授，設立日本文學、日本美術、日本精神講座等科外，還組織了“臨時政府教科書編審科”，將各校課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濃厚的所謂“漢奸”教科書［15］(p．24)。淪陷時期，很多過去的國立大學，都由日偽組織直接控制，校門前豎起日本國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師和教官，有的學校師生每天進校門時，要向日本國旗、日本軍官行禮。學校強迫學生讀日文，有的學校必須用日文課本，或不準讀中國歷史，有的大學則用從東北運來的偽“滿洲國”編寫的歷史教材，進行奴化教育。日本在華北的教育政策不似東北那樣強化，重在控制而不是發展，因此，“也不是無漏洞可鉆”［13］(pp．174－175)。輔仁大學雖然從外部也不能擺脫日偽統治的管理，如當時日偽政權各種管理機構不下十幾個①，但由于德國人及教會方面與日偽政府周旋，經過往復協商，校內教學體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課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課本，不懸掛日本國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程［7］(pp．239－240)。與日偽直接控制的大學不同，輔仁大學在整個淪陷時期的課程設置仍基本保持原有體系，堅持用中國課本。如學生在第一學年一般性的必修課較多，專業性課程較少。學校特別要求，無論何院、何系，在第一學年必修“國文”及“英語”等語文課，而“國文”每兩周有一次作文，并選優者于“以文會友”玻璃櫥窗公開展示。“于此不難想象校方強化語文教育，以乃重視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學年，每周四也選了必修課國文［17］(p．37)。輔仁大學國文課的目的是強化語文教育。董毅所上國文課內容有二:一是講授、背誦漢文經典。如董毅在國文課上聽授了《洪亮吉與崔瘦生書》《讓太常博士書》，背誦了《后漢書•吳裕傳》等［17］(p．12)。二是訓練學生的漢文寫作能力，如寫作《論文字之功用》《讀書小記(別記)》《春日紀游》等題目的文章。有時教師也會給學生講“普通錯漢字”［17］(p．99)。國文考試所出題目也以此為宗旨，如標點幾段《后漢書》、寫作《一年來對國文作文之興趣》為題的文章等［17］(p．106)。對于國文系學生來說，這些是最基本的訓練。董毅顯然比較喜歡國文，認為自己這個科目學得不錯，在考國文的時候自認“不甚難，答的還滿意”［17］(p．21)。輔仁大學加強漢語教育，以此來重視傳統民族文化，國文作為必修課只是其中一個措施。其他科目輔仁大學也基本保持了淪陷前的課程設置，董毅1939年所選課程便可證明這一點。董毅在日記中記載了他選的課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級第二學期)，除了體育、英語、國文等必修課，專業課程有目錄學、聲韻學、中國文學史、邏輯學、文字學、中國現代文學，只有日語課是為了應付時局而開設的新課。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除了英語外，其余均為專業相關課程，包括唐宋詩、詞及詞史、文字學名著、經學通論、各體散文習作、倫理學、中國小說史、新文藝習作。這些專業課程都是延續淪陷前國文系的課程設置，教師也多是淪陷之前即在國文系授課，如目錄學余嘉錫、聲韻學及文字學名著沈兼士、邏輯學英千里、文字學陸宗達①、唐宋詩儲皖峰、詞及詞史孫人和、倫理學伏開鵬、中國小說史孫楷第等。從教師配置與課程設置來看，輔仁大學具有很高的穩定性和繼承性，特別是國文系，依然側重語文教育，重視民族傳統文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偽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續了中華民族的文脈與內在精神。如儲皖峰開設的唐宋詩課程，訓練學生作詩填詞。

1939年10月的一次課，儲先生出的兩道題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詩，一周后，儲先生發回修改后的詩。1939年11月的一次課，儲先生又出了兩個題目，讓學生寫《霧松》和《司馬池》。董毅自稱“向來不會作詩”［17］(p．219)，但經過學習，能夠按時完成這些詩詞作業。日偽政府為進行奴化教育，很多有關中日關系及現代中國的書籍都被查禁，但對中國歷史書籍的查禁不太嚴格，對大學內中國歷史的課程監控也不甚嚴，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就在校內開設了歷史課程。1939年下半年，作為國文系學生的董毅選修了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陳垣對學生要求嚴格，在課堂上講授《史記》《漢書》等經典史書，并留了許多課后作業。如1939年10月初，陳垣讓學生整理三國以前現存書目錄。董毅為了完成作業，到學校圖書館查閱了《四庫總目提要》，還到國立北平圖書館查閱了一些參考書［17］(p．197)，花費了很多工夫，一個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課上交了作業［17］(p．205)。之后，陳垣又給學生們陸續留了兩個題目，整理“史漢異同目錄”與《玉函山房輯佚書》引用書目。董毅和大多數普通學生一樣，從心里認可校長的講授，認為“很有條理也明白”［17］(p．205)，認真地去完成作業。以整理《玉函山房輯佚書》引用書目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種之多”［17］(p．242)。陳垣對學生的作業認真批改。董毅對歷史的學習是主動的，并不是羨于校長的名望，因此，聽課“兩小時精神專一”［17］(p．268)。課余時間，董毅也會去圖書館看歷史書籍，旁聽感興趣的歷史課程［17］(p．190)。從董毅的日記還可看出，國文系各科的考試也多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方面的題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試，詞及詞史的考試題目是作一首詞《浣溪沙》或者“溫韋李三人合論”［17］(p．254);文字學名著的題目是“試述讀段注說文之方法”［17］(p．256);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題目是“后漢書之敘事法與史漢有大不相同之點，試詳述之”［17］(p．257);經學通論考試題目是“‘經學展史’開辟時代書后”［17］(p．259)。即便是與時代聯系比較緊密的新文藝習作也考的是諸如“如何寫一個劇本”“舞臺藝術的重要”“評父歸”等題目［17］(p．255)，與日偽政府所進行奴化宣傳的內容毫無聯系。從以上課程設置和董毅所學內容可以佐證，輔仁學生“對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識形態或有關日本和德國研究的題目毫無興趣”［13］(p．210)，而是仍專注于學習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輔仁開設的科目培養了青年的愛國精神，延續了民族教育。

摘要:中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形成經歷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萌芽時期，職業教育理論進行初步的發展;在依附階段，是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發展的探索時期;到了完善階段，基本上形成職業教育的學科體系。盡管如此，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研究進入反思和重構階段，必須確立職業教育是一個研究領域而不只是個獨立學科的觀點，建立具有中國經驗、中國范式的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模式。

關鍵詞:職業教育;理論體系;學科體系;研究范式;反思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探尋我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發展的變遷過程，以及在變遷過程中所呈現的研究特點，進而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反思和重構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萌芽時期:職業教育理論的初步發展

這個歷史時期可以限定于1840－1949年，這個歷史時期既是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萌芽時期，也是傳統職業教育理論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由于我國當時特殊的國情與經濟形勢，職業教育實踐形態主要是學徒制，同時也伴有部分的學校制。隨著職業教育實踐的發展，其理論體系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顯然，在這一歷史時期，職業教育理論的體系發展與一大批具有實干精神的教育家是分不開的。他們對于實業救國、實業教育的倡導、論證、指導、實踐，對職業教育理論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1902年，山西大學堂總督辦姚文棟在“添聘普通教習文”中對職業教育的作用有著精辟的論述，他認為:“論教育之形式，與國民關系最為密切者，乃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分屬教育之兩端，缺一不可。”［1］這個表述應當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關于職業教育的認知。隨著職業教育的實踐發展，人們對職業教育的概念開始探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陸費逵先生，當時他擔任《教育雜志》總編，在該雜志創刊詞中，他發表了如下觀點，即中國教育最需要改進的是國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職業教育，而其中最緊迫的乃是職業教育，因為“職業教育是教人謀生的教育形式，是教人擁有一技之長的教育形態”［2］。從這個表述可以看出，其對職業教育的內涵做出一個基本界定，這個界定體現了職業教育的實踐屬性，即職業教育是技術技能教育。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學者開始注意到職業教育的理論問題，但在當時，教育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普通教育，特別是在科舉被廢之后，對普通教育的形式、實踐形態的討論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民族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既激發了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從客觀上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這一時期，不少教育先驅對職業教育開展深入的理論研究工作，在蔡元培、黃炎培、晏陽初等人的引領下，創辦了一批職業教育的學校，同時也開展了大量的職業教育理論研究，涌現出一批學術成果，包括引進和翻譯的國外職業教育著作和論文。如1916年出版的，由朱景寬編寫的《職業教育通論》，是我國近代第一部職業教育的專著，后來，相繼出現了朱元善翻譯的《職業教育精義》(1917年)、顧樹生的《外國職業教育學》(1917年)、潘文安的《職業教育ABC》(1927年)、陳表的《各國勞動教育概覽》(1930年)、何清儒的《職業教育學》(1941年)等;除了這些著作以外，像陶行知、晏陽初等人還發表了多篇論述職業教育特性方面的論文。顯然，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理論研究工作，既是對當時職業教育實踐的總結，也對當時職業教育實踐發展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還論證了職業教育實踐與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何清儒的《職業教育學》，用今日之眼光看，依然是一部觀點清晰、體系嚴密的學術著作［3］。整體觀之，這一歷史時期的職業教育理論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職業教育的概念、性質、作用、地位以及與普通教育的關系等方面，這些問題是職業教育理論的基本問題，因此，在總體上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盡管如此，這些先驅的探究對于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構建，還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我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這個時期既可以稱為傳統職業教育理論時期，也是現代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萌芽時期。

二、依附時期: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探索

1.對普通教育理論的依附職業教育從一開始引入中國就未能取得獨立地位，在理論研究上，也是從普通教育內部脫胎而形成的，可以說職業教育理論是借鑒普通教育理論而形成的。換言之，普通教育理論猶如“母體”，而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是由“母體”孕育的“子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深受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在實踐及理論研究方面也是完全照抄照搬蘇聯的，在這個過程中，職業教育的理論依附性表現得更為明顯。直到1980年代中期，職業教育的研究者才開始意識到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區別以及二者理論體系之間的差異，此時才開始嘗試運用普通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對職業教育的內涵、概念、價值、形態、地位、規律等基本問題進行探究，逐漸建立職業教育的理論體系［4］。這一時期的學術著作、論文也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編著的《技術教育概論》、天津師范大學編著的《職業教育概論》等，較為系統地以普通教育理論為基準來闡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

2.對國外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依附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改革開放后，國內學界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積累嚴重不足，以及職業教育實踐剛從“”中恢復不久，因此這一時期我國職業教育的研究者開始將目光瞄準國外，希望通過翻譯和引介國外的職業教育理論來完善我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當時，關于國外的職業教育研究成果豐富，呈現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的成果形式豐富多樣。既有翻譯國外學者關于職業教育的著作，如1981年由河北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翻譯的日本倉內史郎、宮地誠哉的《職業教育》，也有國內學者研究具體國家的職業教育相關論文，如王曉明發表在1985年第4期《比較教育研究》上的《談談聯邦德國的職業教育》;陳希蓮發表在1985年第10期《人民教育》上的《西班牙的勞動教育和職業訓練》等。第二，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的內容較為廣泛。既有對國外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介紹的，也有涉及國外職業教育管理的，還有涉及國外職業教育政策方面的，更有涉及國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另外，部分學者探討了國外職業教育的課程及教法。總之，這些研究涉及領域眾多，理論性較強。第三，國外職業教育研究關注面較廣。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在我國大陸興起的時間并不長，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真正獨立，還是一個二級學科。沒有獨立，說明它還稚嫩，還有很好的發展前景。然而，最不湊巧的是，在它還十分稚嫩的時候，碰上新中國歷史上尚未出現過的大學生就業難的時期，因此，對于它的未來，大家都十分關心，特別是學習傳播學的同學特別關心。為此，我談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學科教育與就業問題。

圍繞這個主題，我講四個內容：1、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2、未來的發展趨勢；3、傳播學教育的問題與發展方向；4、傳播學與就業。

一、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現狀

傳播學七十年代傳入我國大陸。那個時候，除了少數學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傳播學。進入80年代，更多的中國大陸學者開始對傳播學發生興趣。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有上海復旦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及《新聞戰線》等單位共20多人參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傳播學被批評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為“不講階級斗爭”，有人說，中國只能有宣傳學，不能有傳播學。

1992年鄧小平南巡，引發了新一輪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改革，使傳播學再度受到關注。從1993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與相關新聞院系、研究單位合辦的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成為每兩年一次的全國會議，至今已開辦了第八次。

從第八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來看，歷經20多年，傳播學在中國大陸可以說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八十年代是傳播學的登陸期，兩次都差點被趕下海。之后，僅十來年的時間，就召開了多次全國性會議，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人越來越多，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廣泛深入。第一次研討會有點像搞地下工作，門口還要有人“把關”。現在開會已是大張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不僅有大陸的大多數著名的新聞傳播學專家，港臺學者，還有不少外國專家，如日、韓、新加坡、美、英等國的專家蒞臨。不僅參加人數多，一共220多位，還有不少北京各大學前來旁聽的碩士、博士生。地點則選擇了最高學府清華大學，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敬宜擔任會議主席。

【論文關鍵詞】聲調中古語音近代語音現代語音

【論文摘要】聲調是字音(音節)的要素之一。音節有聲調是漢藏語系語言的特點，在漢語以及與漢語同系的語言中。聲調在區別詞的意義方面的重要性和聲母、韻母相等。本文從古音聲母清濁方面，就漢語的聲調及其發展演變，對中古語音的聲調、近代語音的聲調以及現代語音的聲調做了簡單的思考與論述。

所謂聲調，是指音節讀音高低升降的變化。

漢語從何時起就有了聲調的存在，現在還無法斷言。通常認為，上古漢語也應該有聲調的區別，但究竟有多少個調類，它們可能的調值如何，至今尚無定論。而中古時期的漢語語音的聲調區別已經得到了共識，并且，當時的音韻學者已開始對這種區別進行了深入的、系統的研究。

一、中古語音的聲調概述

漢代以前，人們還不知道有四聲，直到齊梁間駢體文盛行，受佛教轉讀佛經聲調的影響，逐漸覺察到自己的語言中也有聲調存在，開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對字音進行歸納，隨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稱為四聲。《切韻》、《廣韻》、《韻鏡》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聲”分韻的。

四聲的名稱起于南北朝齊梁時代（五世紀末六世紀初），據《南史•陸厥傅》說：齊永明年間，“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x，瑯?e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J善識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永明時期的這段敘述是平、上、去、入“四聲”名稱見于記載的較早的材料。此外，《梁書•沈約傳》云：“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J傳》記云：“?J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

“四聲”只是歸納了中古時期語音的調類，至于各個聲調具體的調值如何，古人沒有明確的記載，我們只能從古人的形象的描繪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急而促。”我們由此可推測，中古時期四聲中的平聲是平調，入聲是短促調。因為平聲沒有升降，較長，而其他三聲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聲”與“上、去、入”三聲形成了平與仄兩大類型。

本文對漢語“法學”一詞在古代中國、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國的產生、發展及演變的過程進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漢語“法學”一詞在中國古代即已出現，但多用為“律學”，且與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有著重大區別；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原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伴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而產生，并由日本傳入中國的。在考察了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由日本傳入中國的途徑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與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的根本區別在于兩者所依據的世界觀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統治者的權力意識和臣民的義務、責任，將法視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強調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權威性，將法視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手段。最后，作者還指出，多年來，我們對“法學”一詞仍抱有一種排斥心理，這與我國輕視法學的傳統意識有一定聯系。

作者何勤華，1955年生，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現在我們所使用的“法學”一詞，是一個舶來品，它的故鄉在古代羅馬，是經過二千余年的發展、演變，才為西方各個國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傳入中國。那么，漢語“法學”一詞的起源、流變是什么樣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國人怎樣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一

在中國近代以前的辭書（如《康熙字典》）或現代出版的解釋中國古典文獻的辭書（如《甲骨金文字典》、《辭源》、《辭海》等）中，是沒有“法學”一詞的。據高名凱、王立達和實藤惠秀等中日學者的研究，“法學”一詞是近代中國人在向日本學習過程中，從日本傳入中國的(2)。然而，這個結論僅僅在下述意義上才正確，即現代含義的漢語“法學”一詞是從日本傳入的；“法學”一詞早在中國古代即已出現。

在我國，“法”和“學”字出現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了。在我國古語中，“法”字寫作“灋”。在中國現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現了（鹿去“比”加“與”去“一”為灬）字，寫作□（讀zhi）(3)，相傳是一種善于審判案件的神獸。有的學者認為該字事實上就是我國法的締造者蚩尤部落的圖騰(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現了“灋”字，寫作□（克鼎）(5)。至戰國時代，出現了灋的簡體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灋字仍被頻繁地使用（這從前幾年考古發現的云夢秦簡《語書》中可以得知），有時也與“法”字一起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6)。漢代以后，灋字逐漸消失，為“法”字所取代。

“學”字比“法”字出現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學”字，寫作“□”。在金文中，“學”字有進一步的發展，寫作“D”(7)。古代教、學通用，釋義為：

一、教也，《靜簋》：“靜學（教）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