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線性與環性的特征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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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性與環性認知結構中西文化的差異

（一）線性結構

在關系推理中，當人們面對自然界確定性現象時，常常表現出線性傳遞的推理結構。在形式邏輯框架下，若前提為真，結論也必為真。①假定：A、B和C表示三種事物。A的單一屬性———“長度”大于B，且B大于C，那么大多數人可能做出邏輯推斷：A大于C，該推斷的關系傳遞路線是線性的。②線性結構是一些自然屬性﹙如身體、樓房等的輕/重、高/低﹚在確定性情境下的推斷規則。其邏輯的合法性是基于關系推理中比較的屬性﹙長度﹚是單一的，而不是多種屬性組合，否則會出現多種非線性結構。對被試而言，根據前提正確推斷A和C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頭腦中儲存著線性結構的認知結構。至此，我們可以推斷：西方文化表現出的線性結構可能根源于該文化中的人們對于自然界確定性現象的認知和文化偏好，具有自然認知的特點。

（二）環性結構

當人們面對多種屬性組合時，事物間的關系則是不確定的，我們很難根據前提判斷A與C的關系。這時，線性規則可能并不成立，而必然出現非線性傳遞的關系結構，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③下面以起源于中國民間的社會性游戲———“錘子-剪刀-布”來說明環性認知結構的特點。與“3-2-1”的線性傳遞關系不同，“錘子-剪刀-布”的大小關系是環性傳遞的，這基于兩個原因：一是事物間比較的屬性是多樣的，二是多種屬性的比較導致概率性質的互反關系。比如，布和錘子的比較包含“重量”、“面積”等多種屬性，那么二者的關系就難免包含“布的重量比錘子小”、“面積卻比錘子大”等，這種互反關系代表了中國文化“一物降一物”的互相聯系與制約思想。如果假設：錘子大于剪刀，且剪刀大于布時，那么，布和錘子的關系客觀上存在以下情況：1.可能二者毫無關系；2.可能布大于錘子；3.可能布小于錘子等。具體是哪一種情況，要根據個人經驗和具體社會情境而定，這就是一種不確定的推斷，常被稱為社會傳遞性推理。其中第2種情況為環性結構，因其關系傳遞路線形似圓環得名。環性傳遞的現實意義是：在布和錘子的所有關系中，“面積”這一屬性比較常見或符合情境。那么，布大于錘子為大概率事件。概括地講，該游戲的事物兩兩間都存在互反關系，每一關系都是概率的，這使得“大于”這一關系并無法必然沿著線性路線傳遞。線性路線是一種必然確定關系，只適合諸如3-2-1之類的關系，這是兩事物間僅存在單一屬性﹙如長度﹚和單一關系﹙如3必大于2﹚的單變量模型，諸如大/小、長/短、輕/重等精確的自然概念。而環性結構的數學形式是多變量模型④，是針對那些擁有多種互反屬性捆綁在一起的諸如愛/恨、勝/負等社會性概念，帶有很大的社會認知特點。

綜上所述，人們的日常游戲依賴于人們的深層認知結構，這種結構也廣泛影響著人們的其他心理與行為方式。與西方文化注重精確細分的單一屬性的變量分析截然不同，中國文化更強調各種因素或多種變量捆綁在一起進行整體的直覺把握和頓悟思維，尤其關注事物間互反的兩面性思考。在中國的日常行為和學術思考中，這類現象比比皆是。比如，為人做事講求“內方”，又強調“外圓”；陰陽學說強調相生相克等。這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法則，重視依存和制約的互反兩面性，因而形成環性結構的認知特點。

二、中國文化環性特點的實證研究及展望

皮亞杰在結構主義的框架下，首先提出線性傳遞問題①，得到國內外心理學家的廣泛研究，這里不再贅述。近年來，非線性特別是環性傳遞問題的研究已經開始。簡要介紹環性結構有關研究，有利于進一步闡明中西文化差異的心理基礎。文獻顯示，針對中西文化線性和環性特點，國內外實證研究幾乎空白，大部分是關于動物和人類的環形結構獲得研究。這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鑒，需要詳細闡述。

（一）實驗研究

在過去很長時期里，人們堅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線性傳遞推理才是正確的，而環性結構推理只是我們必須有意識糾正的錯誤。很多人也由此認為，西方文化中盛行的線性傳遞邏輯才是真正符合客觀現實的邏輯，而否定中國文化所遵循的環性思想。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在現實世界里，人們為了適應復雜環境，能夠在無意識努力的情況下發現生活、生產和實驗任務中隱藏的規則或潛在結構②，并且能夠對復雜關系結構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應③，這就是內隱學習。比如，出生幾個月的新生兒就可以內隱獲得復雜的概率性刺激結構和語言結構④。自動內隱地探測環境中的復雜規則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方面，文化的熏陶可能正基于此。當然，這里并非意指外顯學習對文化的培養不重要，而是強調無意識的內隱學習對文化形成的至關重要性⑤。其實，無論中西，無論人類還是動物，終其一生，都內隱地習得了自己文化環境中的潛在深層結構⑥，其中不但包含線性結構，也必然包含環性結構。因而，中西文化差異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意味，都有著共同的心理基礎。

以往研究表明，人類和動物都存在非線性傳遞的現象⑦⑧。該領域的研究大多使用諸如英文字母、日文或者實物圖形等抽象刺激作為實驗材料，以“非形式邏輯”關系學習的實驗框架為主﹙見下頁圖1﹚。比如Sidman和Tailby﹙1982﹚⑨的實驗，首先是學習階段，通過刺激-反饋﹙獎勵或懲罰﹚模式，訓練被試形成A與B、B與C等刺激間的聯結。接著對未學習過的四種關系﹙BA、CB、AC和CA﹚進行測試，檢驗被試能否自動形成這四種關系的聯結。其中，AC聯結是線性傳遞關系形成關鍵；而等價關系CA的聯結是環性結構形成的關鍵﹙見圖1﹚。實驗主要目的是：檢驗具有豐富自然性的動物和具有社會性的人類被試能否自動形成等價關系。根據這一范式，其他心理學家對人類、黑猩猩⃝₀、鯨魚⃝₁和海獅⃝₂等動物被試進行實驗。結果發現，人類和動物都能夠習得線性結構。然而，等價關系則只有人類和具有高度社會性的動物﹙如猴子﹚才能獲得，低社會性的動物則無法習得，即圖1Sidman和Tailby（1982）的非形式邏輯關系注：黑色箭頭指外顯學習的關系；灰色箭頭學習后可能出現的關系。Symetry-對稱性關系；Transitivity-傳遞性關系；Equivalence-等價關系。使讓它外顯地學習，也是如此。

綜上所述，等價關系直接關乎環性結構的形成，而研究表明只有人和高社會性動物才能習得。這給我們一個啟示，環性結構可能與社會性程度有關，是社會認知的關鍵特點，與自然認知相區別。畢竟，動物更多面對的是自然界“物”的環境，而人類更多面對社會的、互動的“人”的環境。這一差異給人類和動物提出不同的認知要求。對于中西文化線性和環性差異而言，可以推斷：西方文化重視個體主義，強調個體對自然界的改造；而中國文化重視集體主義，強調對社會和人本身的實踐，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等都是強調群體關系或人際關系的社會性價值取向。中西不同的文化選擇很可能造成了線性和環性認知結構的差異。當然，這里并不是說，西方文化中的人們不具有環性結構的認知能力，而很可能是中西文化被試對線性與環性結構的敏感性或偏好存在差異。其實，只要想到直刺蒼穹的教堂和環抱大地的天壇、直挺挺的芭蕾和彎曲環繞的孔雀舞，就不難看出：在日常生活、建筑和舞蹈等各個方面，兩種文化對線性和環性的不同偏好的確廣泛存在。①

（二）展望

就心理學而言，對中西文化差異進行更深層次的實驗研究，無疑是很有意義的。那么，如何模擬中西文化被試學習各種關系結構偏好情景呢？提供一些線性和環性認知結構有關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上文闡述的抽象材料和實驗程式之外，筆者認為，如果運用更加生態化的具有概率性質的骰子博弈游戲，將是一種有益嘗試。其合理性如下：首先，復雜概率規則的內隱學習開始研究。比如Hunt和Aslin﹙2001﹚提出以概率序列代替確定序列進行內隱研究②，因為概率規則不易外顯，且更接近現實情境。雖然生活中不乏確定性規則﹙如音樂﹚，但大部分事件都是概率的。其次，生態化的游戲已在心理學研究中廣泛使用，而骰子博弈游戲具有該特點。如Herey和Velani﹙2010﹚的研究，要求被試與電腦仿真頭像玩錘子-剪刀-布的博弈游戲③。結果發現，被試在游戲中內隱地利用了對手面部表情的變化規律。最后，從數學變量思想看，離散骰子是一種專門研究互反關系的抽象工具，骰子的面和面上數字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取值，從而形成各種結構。就科學研究而言，離散骰子是大部分社會性概念的恰當表示工具④。列舉三枚六面骰子：A=﹛3，3，3，6，6，6﹜，B=﹛2，5，5，5，5，5﹜，C=﹛1，4，4，4，7，7﹜。骰子代表某事物，各面代表事物的各屬性，數字代表屬性的量。在博弈中，骰子間的輸/贏關系是概率的，反映事物間的制約關系。這種設計可以展現包括線性和環性的各種傳遞結構，如上面三枚骰子間的大小關系就是一種環性結構﹙A>B>C>A﹚。

綜上所述，中西文化的線性和環性差異有其深刻的環境和認知基礎，從根本上表現為自然認知與社會認知的本質不同。目前，心理學針對線性與環性文化差異的實驗研究還是很缺乏。本文認為，若把內隱學習范式和離散骰子的概率傳遞模型⑤相結合，研究中西被試對線性和環性結構的認知差異是可行的。其基本實驗邏輯是：要求被試與電腦頭像進行骰子博弈游戲，每次結果都進行反饋。如果被試在游戲過程中，“贏”的概率逐漸上升，但又不知道骰子間的正確大小關系。由此推斷，被試為了贏得游戲內隱地獲得了骰子間潛在的線性或環性結構。這將為中西文化差異提供強有力的實驗支持，成為最終確定中西文化差異的心理學基礎。

作者：趙廣平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閩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