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創新發展實踐及進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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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識產權金融是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強有力手段。西方發達國家注重法律、政府、金融機構等在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中的作用，并且重視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復合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以及在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方面的實際運作等都為我國開展相關活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知識產權金融;創新驅動;研究進展

黨的指出要“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2015年3月，國務院的《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把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知識產權金融（IntellectualPropertyFinance，簡稱IPF，其中知識產權簡稱為IP）是指知識產權與金融的結合，通過金融手段來實現知識產權所包含的經濟價值。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加強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有助于貫徹落實我國關于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戰略部署，是支撐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在支撐和引領我國產業向高端發展、轉型發展和創新驅動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總結了國內外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具體內容和措施，以期為我國正在實施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國外實踐與研究進展

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發端于西方，到19世紀后期就已經逐步建立起國際性保護體系。期間，不僅構建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在知識產權運用上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方面也是如此，主要表現在重視政府、法律、金融機構等在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中的作用，并且注重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復合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以及在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方面。

（一）強化政府的引領作用和法律的規范作用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前提是IP價值得以保護和產業化。在產業化之前，此時的市場很難起到相應作用而非政府作為不可，西方發達國家很重視政府的引領指導作用。比如日本，為了推動該國的知識產權交易，日本政府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制定并且實施了多項拓寬IP融資渠道的措施，200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知識產權國家戰略大綱》，積極推進IP的創造、保護和產業化（徐一峰，2015），重視構建完善有效的知識產權金融服務體系：包括相關的行政、金融和司法等服務機制等，體系的構建有效地推動了日本IP相關成果順利地實現產業化（侯水平，2014）。為了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有所作為，除了政府的引領，就是法律的規范作用。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就通過各種方式強化法律在相關制度建設中的核心地位（王立軍等，2016），這些國家大多數都建立了完善的IP法律制度，比如美國政府在1952年頒布的《統一商法典》，該法典為美國構建了最早的IPF服務法律制度。日本、美國等相關國家的知識產權金融相關實踐告訴我們，加強科研成果的轉化助推IP產業化以及加強知識產權金融相關制度的法律規范等是關系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二）構建綜合配套的強化金融機構等中介參與的IPF服務體系在IPF服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等中介在其中的作用，比如2000年美國著名的知識產權鑒定、風險評估和知識產權商業研究機構M.CAM公司，其推出的基于信用強化的知識產權融資保證收購價格機制，促使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積極開展IP業務，其主要是針對IP自身沒有實體標的物從而難以獲得擔保的問題，M.CAM公司的這種機制通過對中小企業的IP進行信用增強，收取相應的服務費用的同時承擔IP未來交易的風險，促使IP的靈活交易，由此逐步形成了比較發達的IP質押金融服務行業，也推動了IP價值評估業務的興起（徐一峰，2015）。其他國家如日本、德國、韓國等同樣注重金融機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如韓國由政府大力扶持IP交易市場建設，引導金融機構參與其中，通過IP質押融資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鮑靜海等，2014）。由于這些國家的帶動，使得IP的交易和服務在本世紀初期在全球范圍內得以迅速開展，著名案例比如歐洲IP證券化發展中的音樂版權證券化、體育產業中轉播權證券化、數據庫收益證券化等，成為了開發自主知識產權的有效的金融支持手段（肖海等，2009）。上述這些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相同的事實是，通過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經濟升級最好的方式是以生產力促進中心為核心，由相關專業中介服務機構特別是金融機構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形成綜合配套的IPF服務體系，既推動了IP業務的開展，又提升了經濟發展的動力。

（三）重視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復合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IPF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上，對相關人才的培養是重中之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非常注重復合應用型的培養模式。美國高校的知識產權法專業學生，通常是從大學理工科本科畢業生中招收的。所以如果從教育層次上看，美國的這種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模式屬于研究生層次教育，但是如果從專業知識的角度來看，實際上仍屬于本科教育范疇。而相關的教師則是擁有豐富IP執業經驗的人員被聘為客座教授，其培養的人才分布在知識產權的創造、利用、保護、管理等各個環節。在日本，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的培養真正起步是在2002年7月日本政府頒布的《知識產權戰略大綱》以后，該《大綱》將“知識產權立國”列為日本的國家戰略，明確培養知識產權的應用復合型專業人才，此前可以說相關人才的培養也是很缺乏的。例如大阪工業大學知識產權院系和知識產權專門職業學院分別定位于從事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其中本科生教育在課程設置方面拓寬到包括法律、理工、經濟金融等跨學科的課程；研究生的課程培養目標則與產學研結合，以培養實踐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上述實踐告訴我們：我國知識產權金融能否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培養問題。我們可以以人才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教學內容創新和課程體系改革為抓手、以實踐條件建設為基礎、以創新創業為引領，實現實踐與理論教學融合、人才培養與師資培養同步、高校人才培養與企業發展合作共贏的目標，為復合型知識產權金融人才培養提供理論支持和應用支持。

（四）非常重視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運用與研究在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的核心內容上，西方國家主要集中在知識產權以及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的本質、內涵（CrosbyN.etc.，2000）、影響因素（Yu-JingChiu，etc.，2007）、評估方法以及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環境的變化等（DarylM.，etc.，2005）。對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價值評估的研究重點主要在評估方法上，其中有三種基本方法得到學者們的重點關注：成本法、市場法、收益法（MichaeD.，etc.，1999；DavidT.，2002；DoritS.，2007；Chandra，2005）。在什么情況下用哪一種方法，學者們有著比較一致的看法：當市場發展得比較成熟時，判斷知識產權的價值宜用市場法；當市場只是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宜用收益法；當市場發展還很不成熟時，只是最好使用成本法來評估知識產權的價值（徐一峰，2015）。此外還有期權定價法、層次分析法、科技因子法等等。在上面總結的四大內容以外，西方的相關實踐和研究也涉及到：知識產權服務中合作創新行為的相關研究（谷麗等，2017）Tonisson、AlfredRadauera，（2016）；對企業科技創新及成果應用的研究；對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的研究等方面的內容。

二、國內實踐與研究進展

與外國相比，國內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研究還剛剛起步，主要集中在國家在戰略角度引起重視，相應的人才培養、服務體系和服務模式上已經有所建樹。華荷鋒等（2016）分析了我國高新區知識產權金融的發展狀況：在參與主體方面，現有的高新區知識產權融資服務已經考慮得比較全面了，包含了企業、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等主體；在運行機制方面，也已經摸索出了用兩條腿走路的模式：以政府引導式和市場主導式等模式；并且知識產權融資服務機制的框架也已基本搭建完成。盡管如此，我國現有的高新區知識產權融資服務還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比如融資服務的針對性有待加強和契合性有待提高等（華荷鋒等，2016）。

（一）政府引領作用日益明顯且在國家戰略上予以重視IP的價值在于運用，如果沒有IP的合理和有效運用，就很難實現知識產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對接，很難激發財富創造，創新發展也就很難持續地推動下去。就我國而言，IP運用總體水平較低、創新驅動力不是很強是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但令人鼓舞的是，目前，知識產權金融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已經上升為我國的國家戰略。我國歷來重視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業態的發展，近年來表現得更為積極：2006年，我國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綱要（2006-2010年）》，明確鼓勵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參與到知識產權服務業務中來。2007年，銀監會頒布的《關于商業銀行改善和加強對高新技術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和《支持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政策性金融政策的實施細則》提出，支持高新企業用知識產權等資產作為抵押物申請貸款，明確了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融資的法律依據。2008年，國務院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確提出要“引導企業采取知識產權轉讓、許可、質押等方式實現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2009年，我國先后批復了3批共16個城市作為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試點（徐一峰，2015）。2015年3月，國務院的《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把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17年10月，黨的指出要“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作用。

（二）我國知識產權金融相關人才培養模式較為單一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我國知識產權事業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培養問題。在國家和政府層面，2004年11月，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知識產權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有條件的高等學校要開展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和專業人才的培訓”。但我國的現實是，包括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培養在內的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卻比較明顯，學者們作了許多總結（張乃強等，2016），主要有：學生缺少理工科背景；高校知識產權教師結構不合理，缺少有實踐經驗的教師；高校課程設置重理論輕實踐等（徐一峰，2015）。除此之外，知識產權在我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和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缺少專業特色也是制約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重要問題（張乃強等，2016）；并且主要集中于重點高校法學專業為基礎的人才培養，而知識產權運用型人才的知識結構應更加偏向于理工科、經濟金融等專業背景。因此，可以考慮綜合院校特別是財經類院校要結合自身金融、管理、會計等優勢學科資源，結合金融知識產權服務和金融商業方法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通過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課程體系，為以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為代表的知識經濟應用型知識產權與金融人才培養提供理論支持和應用支持，培養具有金融特色的知識產權人才。

（三）高新區知識產權服務模式異彩紛呈各有特色目前來看，我國的知識產權金融服務主要集中在高新區知識產權融資領域。高新區產業發展需要知識產權的引領和導向，知識產權融資需要服務于高新區產業轉型發展（華荷鋒等，2016）。比如蘇州工業園區知識產權的融資服務就說明該融資服務體的有效性，重點做好產業導向融資政策的建立、科技中介服務的細分、產業金融服務的深化等（華荷鋒等，2016）；孫波等（2016）關于廣東省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金融證券化的研究，表明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金融證券化和科技服務機構互動機制的建立至關重要；袁兢業等（2015）認為知識產權商用化服務未來的發展有必要從金融支持、價值評估、風險控制、平臺建設、人才培訓、體制創新等方面加大建設和引導。這些研究都表明：雖然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模式可以各異，但共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完整的服務體系。華荷鋒等（2016）總結了我國高新區知識產權融資服務的發展特征，認為我國高新區知識產權融資服務承襲著科技金融服務的功能，但其在細節上又有自身的特點：突出企業知識產權能力型的比如強調區內科技型中小企業知識產權能力提升的天津濱海高新區；著眼知識產權服務體系型如通過服務體系將知識產權投融資業務貫穿起來的常州市；以及強調金融機構服務創新等類型。此外，學者們也研究了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及其相關法律風險的防范機制（黃勇，2015），認為需要構建符合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特性的法律風險防范機制成為推進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重要舉措，也指出了我國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還存在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很需要強化知識產權的有效運用，夯實創新發展的基礎。

三、研究結論及對策

現代IP制度發端于西方，它們不僅構筑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我國則起步較晚，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得以正式建立。我國提出了“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目標，明確了“點線面結合、局省市聯動、國內外統籌”的知識產權強國思路。這既是一個理論創新，也是一個實踐創新，需要從點滴做起。西方國家的做法為我國知識產權金融服務領域提供了可借鑒的素材：政府主導型的推進模式，完善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法律體制，綜合配套的市場中介服務體系，以及一支能夠推進知識產權證券化市場發展的人才隊伍等。特別是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金融實務人才的復合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模式，改變目前我國高校相關人才單一的培養模式，加強和創新運用經濟金融學、管理學、法學等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進行交叉性、綜合性培養，努力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助推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理論與實踐體系。

作者：劉茂平 單位：廣東技術師范學院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