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誤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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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誤讀的兩面性

以雷蒙•道森為代表的學者提出杜撰和想象固然有利于更新和補充自身的文化，但也影響了后來學者對他者的判斷。“18世紀歐洲人無條件接受的中國社會機會平等的神話，逐漸轉變成20世紀以‘民主制’一詞取代了‘平等’一詞的形式”，“在引進一門外國的藝術時，需要本國的藝術家從這新的源泉中更新和補充他的創造力，他絕對沒有義務要把他所看到的原封不動地復制出來”，“耶穌會傳教士德厄在1743年寫的一封信中，有一些關于北京郊外圓明園中的花園的詳細和熱情的描寫，這一描寫成為歐洲人對中國花園的看法的基礎，在以后的一些論文中常常引用它”，“我們常常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過去學者的判斷”以史景遷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無知和誤讀可能產生敏銳的見解，但也可能把他者排斥在體系之外，否定了他者的歷史身份。

二、國內關于西方對中國文化誤讀研究的不同視角

國內學界使用誤讀一詞，約始于20世紀80年代，最初指語音的錯讀，后來其主要含義和用途從語言學移入到文學、政治學和傳播學等領域。目前，學界主要從比較文學、傳播學、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探討西方對中國文化誤讀這一問題。為了深化西方對中國文化誤讀的研究，我們對不同領域內的研究成果進行爬梳，以推進文化研究的理論建構。

（一）誤讀研究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視角

1．形象學的視角從形象學視角對中國在西方文學作品中被誤讀的形象進行具體研究或者對文化誤讀進行一般的理論研究。代表人物有樂黛云、孟華、周寧、姜智芹等，代表論作有《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載《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載《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一書）、《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叢書》和《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誤讀》等。孟華在《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一文中指出，誤讀是產生套話的基礎，誤讀參與了套話的生產及推廣過程。姜智芹在《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誤讀》一文中探討了造成西方誤讀中國的三個原因，即自我認知的需要、傳播媒介的報道偏差和中國文化的龐雜。周寧在《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叢書》總論中指出想象與誤讀，真實與虛構的不同類型文本共同建構了西方的中國形象，這種形象實際上是西方根據自身歷史積淀中形成的異域經驗模式構筑的文化“他者”。

2．比較文化視角從比較文化視角對文化誤讀進行一般的理論研究，相關論作有《論文化交流中的誤讀與創造》、《略論文化誤讀》和《跨文化語境中的文化誤讀與文化寬容現象》等。吳莉葦在《論文化交流中的誤讀與創造》中探討了文化誤讀產生的原因，指出文化誤讀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不能被夸大，否則只會加深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誤會和隔膜。宋開支在《略論文化誤讀》一文中指出文化誤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更需要正讀，無論正讀還是誤讀，都必須依據文化發展的尺度對各種文化做出適應性解釋。鄒威華在《跨文化語境中的文化誤讀與文化寬容現象》中闡釋了文化誤讀的文化內涵及其與文化寬容的辯證關系，并從哲學、語言學和文學等方面闡釋了文化誤讀中的文化寬容問題。

3．翻譯視角從翻譯視角進行綜合分析和個案分析。近年來，很多碩士論文都是從個案分析入手闡釋和分析的，如《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研究———以〈紅樓夢〉英譯本為例》、《以〈圍城〉英譯本為例看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現象》和《論寒山寺在美國的接受與影響：文化誤讀的個案分析》等。還有的文章綜合分析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如《文化翻譯中文化誤讀的類型剖析》、《文學翻譯與文化誤讀》和《期待視野與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等。這部分研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是非常明顯的，它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變形，使一部作品獲得了新的生命，然而，沒有限度的誤讀或者理解性誤讀會導致文學傳播的部分流失，從而使文化交流的質量打了折扣。

4．文化批評視角從文化批評視角分析中國形象，如朱耀偉的《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認為一些西方批評家和中國批評家抱著善意解讀中國，然而卻因無法突破論述生產機制的既存成規而陷入更深的誤讀，因此，構建中國圖像應開放地指向在西方凝視以外的其他華人群體的政治歷史文化現實，而不是按穩定的中國性來增補相關論述的副生產線。

5．文學接受的視角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汪正龍的《“正讀”、誤讀與曲解：論文學閱讀的三種形態》、王順貴的《文學文本的“誤讀”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學意義》和孫中田的《文學解讀與誤讀現象》等，這些研究認為誤讀是區別于正讀的別有所解，讀者在作品空白的框架內來馳騁想象力，對具有召喚結構的文本，在不同歷史語境中作不同填充，區別于作者原意，也區別于杜撰。

（二）誤讀研究的傳播學視角

1．綜合分析從傳播學視角綜合分析西方媒介對華報道，有的從新聞報道的內容分析切入，有的從媒體誤讀的原因分析切入。相關成果有劉康、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后》（1996）、李希光的《妖魔化與媒體轟炸》（1999）、劉繼南的《鏡像中國———世界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形象》（2006）、羅以澄的《他國形象誤讀：在多國視野中觀察》（2002）、程曼麗的《美、俄、日、德主要報紙涉華報道分析》（2002）、陳媛媛的《尋找逝去的家園———對中西文化誤讀的解析與思考》（2006）、劉明的《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與傳播》（2007）和周明偉的《對外傳播中的國家形象設計》（2012）等。《妖魔化中國的背后》一書通過對西方媒體上的中國形象進行考察分析，提出了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觀點。《妖魔化與媒體轟炸》一書通過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BBC新聞報道的專題研究，指出標榜新聞自由的西方媒體為美國國家利益所操縱，或者說作為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生產的美國傳媒是為建立美國獨霸的世界新秩序打頭陣的。《鏡像中國———世界主流媒體中的中國形象》一書通過對《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時代》周刊等一系列西方主要國家的主流權威媒體（2000年12月20日至2003年12月20日）對中國的報道加以考察分析，探討國際傳播環境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及其對西方受眾的認知影響。《他國形象誤讀：在多國視野中觀察》一文認為誤讀可能帶來國際關系方面的直接和顯在的后果，并分析了影響他國形象誤讀的傳媒因素，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新聞職業性因素、消費主義因素等。最后，針對如何漸進地減少中國形象被誤讀的目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培養和訓練我國官員的媒體適應能力、逐步與國外主流媒體記者建立合作和信任等。《美、俄、日、德主要報紙涉華報道分析》一文跟蹤分析了美、俄、日、德權威報紙的涉華報道，發現四國的涉華報道都是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來報道和評價中國及其與中國關系的，各國報紙刊登的中國新聞，大部分都是與其自身利益相關度高的中國新聞。

2．國別分析從傳播學視角具體分析西方某個發達國家媒體上的中國形象，相關成果有劉康的《美國人如何看中國》、劉琛的《美國媒體視角下的中國形象》（2012）和高小曼的《德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等，盡管有些學者沒有直接使用“誤讀”這一概念，但是其對誤讀的看法散見于論文中，有的分析了美國或者英國媒體對中國的誤讀，有的分析了造成誤讀的原因。劉康在《美國人如何看中國》一文中認為美國媒體對中國評價呈現兩極分化，但是負面評價居多，像中國威脅論、非洲新殖民主義都是美國人對中國的歪曲；美國民意對中國存在固有的偏見，這歸咎于中美之間復雜的恩怨，以及中美之間的價值觀與文化差異。3．個案分析從傳播學視角以西方某種媒介對中國報道為例進行個案分析。相關成果有潘志高的《〈紐約時報〉》上的中國形象：政治、歷史及文化成因》（2003）、賈文鍵的《德國〈明鏡〉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國形象》、朱錫明的《紐約時報涉華社論所建構的中國形象》等。潘志高分析了《紐約時報》從1993年到1998年的該報涉華報道，其結論是冷戰后的國際形勢以及美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的看法決定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的誤讀，賈文鍵通過對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間《明鏡》期刊中重點報道中國文章的分析，指出其誤讀中國由于德國的國家利益面臨挑戰，德國人的文化自信面臨危機及“跨文化沉默的螺旋”現象造成的。此外，朱怡嵐在《紐約時報如何報道中國———以紐約時報對神舟五號的成功發射的報道為例》一文中指出該報對中國的誤讀受到四個方面的影響：國家利益的驅使，刻意迎合美國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體現意識形態的對峙，中美文化差異的障礙。孫有中在《正視中國形象》一書中對《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的對華報道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兩報對中國的誤讀主要集中在所謂“人權問題”上，所采用的信源過分集中在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和中國政府的敵對勢力上。黃焱的碩士論文《德國媒體上的中國人權形象—以法蘭克福會報為例》認為德國關于中國人權形象的形成可以從文化異同、中西方對人權理解的分歧等諸多方面找到根源，曾湘、胡志華、冉繼軍的碩士論文分別分析了2003年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C）、今日美國（U．S．AToday）和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對華報道，指出美國對中國的誤讀不但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也受到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對華刻板印象的影響。4．對“誤讀”影響的分析從傳播學視角探討媒體誤讀的中國形象對中國發展產生的影響。例如：《亨利•盧斯與抗戰期間中國新形象的創造》一文探討了盧斯通過媒體創造的中國新形象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使南京國民政府獲得了大量的美援，并為日后發動內戰打下了基礎。

（三）誤讀研究的政治學視角

從政治學的視角分析被誤讀的中國和中國形象及其對中外關系的影響。相關成果有何英的《美國媒體與中國形象》（2005）、劉繼南的《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國際關系的新視角》（2002）、倪建平的《關于中國國家形象與外交政策的理論思考》（2004）、陳宗權的《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國形象》（2007）和胡永佳的《美國對中國的文化誤讀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1999）等。其中《美國對中國的文化誤讀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一文分析了美國對中國文化誤讀的表現形式和原因，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是比較膚淺的，美國對中國的認識、態度和看法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與不連貫性，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對中國的了解、看法和評價具有不一致性和不兼容性，原因就在于美國的兩個思想傳統，即美國高度的唯我獨尊意識和拯救沒落文化的天賦權利，并進一步提出美國傾向于低估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和運動能力，傾向于低估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寬容精神與和平取向，從而一再給中美關系帶來曲折和麻煩。

（四）誤讀研究的歷史學視角

從歷史文化的視角探討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歷史變遷及發展中的影響。相關成果有許明龍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2007）、張國剛的《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2006）和《近代歐洲的中國形象及其烏托邦價值》等，其中《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分析了18世紀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對中國的積極誤讀成為推動西方發展的重要積極因素，對歐洲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是經由歐洲思想家們的理性思考實現的，他們認真分析傳教士所提供的材料，對中國文化和歐洲傳統思想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汲取有益成分，用以修正或充實他們的傳統思想，從而推動了歐洲思想的發展。”《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認為啟蒙時代歐洲人對中國有意識的誤讀成為批判歐洲文化與現實的利器，改善了歐洲的整體形象。《近代歐洲的中國形象及其烏托邦價值》一文通過分析西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解讀”，認為這種“解讀”對西方的社會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激勵了歐洲人對“理想王國”的向往和追求。

（五）誤讀研究的社會學視角

目前，就筆者收集的資料來看，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僅零星散見于少量的文章中。如《中國研究的可能立場與范式重構》一文認為誤讀的價值除了為西方人了解中國提供了粗略的線索，還使人們意識到了理解中國或中國文化的艱巨性，它也推動了中國學者嘗試著轉換解讀的立場，所謂在中國研究中采取中國主位之立場，或者確立中國在中國研究中的主體性。

三、我國相關研究的欠缺及突破方向

（一）存在的不足

一是研究中存在重復現象。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學者關注17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對我國的文化誤讀，研究視野基本局限在國家形象的范圍內，缺乏必要的創新，關于西方對我國文化誤讀的研究的若干問題，尤其是這種誤讀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影響研究不夠。當然，研究歷史上西方對我國文化的誤讀是必要的，但是過多集中于這一個方面，就容易造成重復研究的現象。例如，有的文章只是停留在對中國文化現象的一些支離破碎的描述上，有的文章只是簡單照搬西方學者的觀點，有的文章涉及西方文化誤讀對我國文化產生影響的研究多是提出比較零散的觀點，對影響的主要內容和特征等一些基本問題，缺乏較科學規范的界定，特別是針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而提出與時俱進的觀點和理念更為缺乏。二是研究多采用內容分析的方法。目前，西方對中國的誤讀研究大部分是從文學、傳播學和歷史學等不同的學科角度對文學作品、新聞報道與歷史檔案等文本進行研究，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種細化處理對于解決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問題可能不得要領，從實現我國現代性的文化自覺的角度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用我們自己的概念來詮釋文化的發展，使之擺脫他性理性構架的支配還需要從文本轉移到文本背后隱含的意識形態研究上，從內容分析轉移到框架分析，即通過不同學科成果之間的交流整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框架下，以對中國文化誤讀的共同關注為紐帶，探討文化創作、生產、傳播、消費和再生產與意識形態、價值取向之間的關系的一種研究范式。

（二）突破的方向

在研究內容上，目前我國關于西方對我國文化誤讀的研究還存在視野不夠開闊、研究不夠細致、闡述不夠深入等問題，下一步我們不僅要探討這種“誤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還要探討這種誤讀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如何改變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知識體系和價值取向，重點要把握好這么幾個關系：歷史上的文化誤讀與當前誤讀的關系、文化誤讀與國內外環境的關系、文化誤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誤讀理論研究與文化建設的關系等。在研究方向上，既要對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誤讀和中國對西方文化的誤讀進行比較分析，挖掘他們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同時還要在綜合應用文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化學和社會學等學科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并結合我國文化建設現狀進行具體分析。既要注重西方對中國文化誤讀的歷史與現狀，又要注重這種誤讀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既要注重西方對我國文化誤讀的宏觀研究，又要注重其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微觀研究。只有對自身文化的發展歷程、文化發展現狀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定位中國文化的價值，防止文化的“失語癥”，提高與不同文化長期相處共存的意識和能力，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

作者：潘娜娜單位：中共青島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