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化生態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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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文化生態學”概念的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Steward,1902—1972),他是20世紀中期著名的新進化論人類學家。早在20年代,生態學在人類學中的重要價值和地位已為斯圖爾德所表述,1955年他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并倡導成立專門的學科,目的在于“解釋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獨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1)斯圖爾德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認識到環境與文化是不可分離的,其中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斯圖爾德“生態學觀點的兩個基本思想是互為因果概念中固有的,即:一是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二是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還必須牢記,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2)因此,文化和環境有時各自起著不同的作用,而不完全是由環境決定的。文化生態學是建立在“環境適應”這一基礎之上的,與自然生態環境一樣,各種生物體都有自己的位置,彼此相互制約組成一條生物鏈,并保持生態平衡,如果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物種的生存也要受到威脅,文化生態學就用這種相近的觀念和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的創造、發展和變異。

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是一定環境中總生命網的一部分,并與物種群的生成體構成一個生物層的亞社會層,這個層次通常被稱為群落。如果在這個總生命網中引進超有機體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層之上就建立起了一個文化層。這兩個層次之間交互影響、交互作用,在生態上有一種共存關系。”(3)這種共生共存的關系不僅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同時也影響了文化的產生、發展,以及文化的創造。文化生態學雖然以生態學的理論和概念為基礎和方法論,但由于人既是自然的產物又是社會化的產物,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所以要把文化放到整個環境中去,來考察它的形成、發展以及變異的過程,即人如何適應環境,并產生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某種文化類型既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是自然環境的產物,同時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響,而并非是自然環境和物質活動單方面的產物。自然環境影響了文化的創造活動,同時社會文化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道德倫理、風俗習慣等又影響了文化的發展,二者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另外,由于社會制度、組織形式等也為文化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不同的社會環境,影響了文化的創造,所以文化生態學主張從自然、社會、文化的整體結構、作用及相互關系來研究不同社會、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形態和模式。

由此來看,文化生態學是一種綜合、整體、全面、動態的社會文化研究,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某一項內容或某一方面,只有把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聯系起來,才能夠說明環境因素對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影響,才能夠說明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如果孤立地考慮人口、居住模式、親屬關系結構、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術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們之間的關系及與環境的聯系。”(4)文化社會學家司馬云杰先生為我們列出了一個文化生態系統結構模式圖,以說明文化生態學研究中文化受自然環境以及各種文化變量之間的關系的影響。在這一模式圖中,從人類社會依次往外推,各種文化因素相隔越近,對人類的社會化影響越直接;反過來,從自然環境往里推,文化因素相隔越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就越密切,相互影響也越大。因此,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生計體制、社會組織及價值觀念等變量構成的完整體系。它不只講自然生態,而且講文化與上述各種變量的共存關系。”(5)

可以看出,文化生態學依據各種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來解釋文化的產生、發展及其特征,是一種聯系的、綜合的觀點,是對文化的整合研究,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特別在現實的情景下,文化生態學理論對現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類、自然及社會的整體協調發展。文化藝術的創造活動取決于許多不同的因素,自然因素、地理環境、文化傳承、種族社會、經濟技術各種綜合因素都對藝術的創造產生影響,這些因素既非一成不變,也并非獨自影響藝術的創造,藝術作為社會的產物,它的文化生態是完整的,因素是綜合的。藝術社會學家阿諾德•豪澤爾(ArnoldHaus-er,?—1978)曾經將影響藝術創造的因素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的、靜止或相對靜止的因素;另一類是文化的、社會的、可變的因素,這兩類因素對藝術創造活動的影響同樣重要。“如果我們過分強調自然的力量,那么我們就把文化結構的產生看成了‘神秘的自然過程’。

假使我們過分強調意識的作用,那么我們就會創造出某種沒有內容的怪物來。”(22)他指出,藝術創造活動的所有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賴中發生作用的,而不是依賴于部分“獨立的變項”和“不變項”,它是相互依賴的變項之間互動的結果。我們認為,用民間藝術的生存環境來解釋自身的創造、發展與傳承是一種更寬泛的研究視角。民間藝術的存在、發展與自然環境、價值觀念、信仰觀念、社會制度、道德倫理以及經濟技術形式等之間的關系是密切的。這些因素既是民間藝術生存發展的基礎環境和背景條件,它影響、制約了民間藝術的創造;同時這些因素也是民間藝術體現的重要內容,民間藝術的發展反過來又對這些綜合因素有所影響,而這些綜合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聯系,組成一個系統完整的整體。丹納以自然界的生物現象來講述文化藝術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界的生物規律有相似之處是有一定道理的,之所以不能直接轉借,是因為文化藝術的人類學研究與自然界的動植物學研究有著本質的不同。

雖然人類與動植物一樣都是自然的產物、自然的一部分,但人類又同時是社會化的產物,自然生物世界與人文社會世界既有本質的不同,又有各自的發展規律,因而藝術的產生、發展和轉化不同于動植物的生長、發育和消亡。丹納所說的環境也并非全面的,而我們所探討的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環境及其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全面的、整體的、相互聯系的,同時還是開放的、動態的、發展的。對于傳統民間藝術來說,由于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因素和經濟技術條件,文化藝術創造活動對自然的依賴是顯著的,環境因素對藝術創造的影響也是強烈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等因素的發展,自然環境對民間藝術創造的影響也在減弱,這也是歷史的現實,但這種變化以及對自然界的控制,對藝術的生存和自然的影響是否是一種進步和必然是既令人深思又需要及時作出判斷和決策的。民間藝術既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同時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國民間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載體,它是在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的背景下和民間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它不僅是民間文化的產物,更重要的還是民間文化的內容和組成部分。民間文化的造物觀念、價值觀念、信仰觀念、社會組織結構、經濟基礎形式以及對自然的認識都對民間藝術的產生、發展及存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或者說文化的規約。民間藝術的性質和特征是傳統民間文化的重要體現,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民間文化的性質、特征。

那么對民間藝術的研究就是對民間文化的研究,而對民間文化的研究反過來更有助于我們從民間藝術的基礎或本質上來認識民間藝術,二者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對民間藝術文化基礎和本質的研究,不僅可以更深入、更本質地把握民間藝術的創造活動和發展脈搏,而且可以更為全面、整體、系統地認識民間藝術的存在形態和發展方向,因為民間文化是民間藝術生存發展的背景和生態基礎。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整體協調是民間藝術得以健全生存的基礎,而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的失衡則意味著民間藝術生存環境的失落。探討民間文化生態系統各要素的特征及其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更全面整體地認識民間文化,協調民間文化各要素及其之間的關系,以謀求對傳統文化優秀內容的繼承和可持續發展,對民間藝術來說,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整體協調可以為民間藝術的創造和發展提供優良的生存環境和傳承基因。民間藝術的歷史發展也充分證明了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的全面協調為民間藝術的創造和傳承提供了優良的土壤,與自然條件、生產技術相吻合的各種豐富多彩、形制各異的民間生產工具、生活器具,與自然環境協調統一、體現了民眾智慧的民居及相關建筑,反映民間信仰觀念、價值觀念的祭祀供奉神像及其用品,具有實用功能和社會意義、文化內涵的各種民族民間服裝鞋帽及其裝飾,還有審美意識強、文化功能突出的剪紙、年畫、皮影等等,莫不是民間文化肥沃土地上結出的果實,而各種民間藝術品類及其內涵的衰微或演變,正是由于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的演化或轉變。

我們不能一味地為民間文化的現實境遇吟唱挽歌,而更應該考量民間文化各生態要素之間的變化與民間社會、自然環境及民眾自身之間的整體關系,以把握民間文化生態系統發展變化中的協調性。只有這樣,才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民間藝術的創造活動及其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認識民間藝術創造的文化生態基礎,從而有效地傳承民間藝術,這才是一種全面、系統、整體的民間藝術研究。對于民間藝術來說,文化生態論不僅是一種理論基礎,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分析現實社會背景下的民間藝術、民間文化的狀況。

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同一切理論論題一樣,它不只是緣自自然生態、文化生態理論的啟示,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文化背景下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對民間文化與民間藝術現實境遇的認識與理性思考。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和科技文明的巨大進步,人類在充分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環境問題又為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由此,現代生態學的發展不僅超越了傳統自然生態學的內容,拓寬了生態學的研究領域,而且由自然科學向人文社會科學滲透或結合,產生了諸多邊緣性或綜合性的學科,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合起來。從自然界的水土流失、水資源枯竭、空氣污染、草原沙化、臭氧層空洞、地球升溫、植物變異、動物瀕危、洪水泛濫等自然生態的惡化和災難,到人類情感的疏離冷漠、心理的障礙、倫理道德的變異、精神的空虛、物欲橫流、文化粗俗、浮夸功利等人文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藝術生態的失衡和無序,人類不僅呼喚自然生態的倫理觀,同時也呼喚文化生態的健全,人們既意識到自然環境的危機,也在感受精神的危機。對于中國民間藝術來說,品類的消失、技藝的失傳、功能的庸俗、內涵的膚淺也同樣像自然生態一樣,在遭受著自然與人為的破壞,要留住傳統的藝術,就要守護民間文化的生態,培養健全的文化土壤,正確對待民間文化的傳統,才能使民間藝術得以健康地傳承,并獲得文化藝術的新生。

我們只有在重視自然生態及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在重視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同時,又要兼顧社會、文化、藝術與人類主體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才是完整、健全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其中,健全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使民間藝術合理傳承與發展,也是民間藝術乃至民間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如果說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的失衡與自然生態被破壞是表面現象的相似,那么民間文化生態的內部結構及文化的時空發展規律也同樣說明了文化生態研究的必要。文化生態結構在處理人類文化藝術創造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結構內部科技發展、經濟基礎、社會組織結構、價值觀念等文化因素相互之間的整體關系時,與自然生態系統各要素的協調平衡有著共同的規律,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平衡是自然生態健康發展的保證,文化系統各要素的聯系與互動也是人類社會和文化藝術發展的基礎。二者系統、整體、動態的理論觀點是相吻合的,這既為文化與生態學架起了橋梁,使民間文化生態研究成為可能,也為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文化的創造作為人類特有的物質與精神活動的統一體,必然地與自然生態環境發生密切的聯系,民間藝術作為文化的產物和文化的內容與自然的關系也是難以解脫的,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的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條件下,民間藝術與自然的關系須臾不離。這必然地使民間藝術與自然生態結合起來,并具有與其他形態和階層的藝術不同的、與自然特殊和顯著的關系。

西方文化生態學的誕生和理論基礎與方法,也是民間藝術文化生態研究的直接鋪墊和借鑒,斯圖爾德、丹納、地理環境學說、進化論都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而諸多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者的文化學研究成果,更是為我們的藝術文化學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雖然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并不成熟,但生態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結合勢在必然,相關的學科研究如雨后春筍,如生態倫理學、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生態社會學、生態文藝學不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參照。這一切都說明,藝術學、文化學的特性及其發展趨勢不僅為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提供了條件,也具有現實和理論的可能。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是自然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也是文化生態學的重要方法,它幫助我們系統、整體、聯系地觀察和理解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動。對于民間藝術來說,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系統包含了傳統民間文化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造物觀念、造物與環境的關系、信仰觀念、技術因素、民間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文化的時空發展等內容,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不僅著眼于民間藝術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更廣泛地指向了民眾與社會、文化、生活之間的整體存在關系。因此,對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不僅可以更全面整體地認識民間藝術,協調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認識民間藝術的生存與發展狀態,謀求對民間藝術以及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是為了建立一種自然—人類—社會三位一體的整體和諧的文化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