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日本明治維新及資本主義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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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紀中葉日本經歷了600多年的幕府統治接近尾聲，在經歷了明治維新后，日本從落后的封建國家蛻變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直至今天也是亞洲的經濟中心之一。很多人認為日本的資產階級在明治維新后才發展起來，其實它在明治維新之前就有所發展。在黑船事件后，西方開始了對日本的掠奪，但日本的資產階級不僅沒有像中國資產階級一樣被遏制，反而發展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階級。在這之后，日本開始了對外殖民掠奪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一舉進入強國行列。文章從日本明治維新入手，分析明治維新對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變化，并從經濟學的視角對李約瑟難題做出回應，以期為我國的發展帶來啟示。

【關鍵詞】明治維新；資本主義；發展；啟示

1868的日本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史稱“明治維新”。150年后的今天很多學者都在回顧這場日本歷史上的大變革。近幾年我國與日本的經貿往來不斷加強，據日本海關統計，2016年日本貨物進出口總額為12521.4億美元，2016年日本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705.0億美元，對中國出口1138.9億美元，2017年日本貨物進出口總額為13698.0億美元，其中日本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972.8億美元，對中國出口1328.6億美元。[1]由此可見，中日雙方的經貿往來不斷加強。綜上所述，一方面理論界對日本相關問題較為關注；另一方面兩國更加廣泛深入地交流也需要我們加強對日本的了解。

一、日本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及原因

1.1日本資本主義萌芽

（1）日本的資本主義思想萌芽19世紀末的日本在受到“黑船事件”的刺激后，開始主動地學習先進的科技并向國內不斷引進新的技術，因此日本有發展資本主義的需求。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工商業開始發展，商人會和下層武士通過聯姻等方式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正是有這樣的政治基礎，日本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李秀石（1986）認為，日本資本主義思想萌芽，主要產生于農村中的豪農豪商和城市中的町人（日本史學界將商人和手工業者稱為町人）階層。這兩個階層的階級局限性，即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思想雖然較為容易從他們中產生，但也不可避免的常常會附帶一些像是封建的唯心因素在內的不正確的思想。不過它們雖然有局限性但是它們卻代表了封建制度無可挽回的崩潰和資本主義因素不可抗拒的成長這一必然的歷史發展趨勢，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在看待這個問題時，總體而言還是持有一種肯定的態度。[2]而農村的豪農豪商則具有兩面性，即一方面他們在封建領主的保護下在農村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到封建領主的剝削壓迫，所以他們雖然某種程度上想要推翻封建統治者的壓迫以擺脫剝削，但又迫于當前與封建領主的勾結和自身實力的相對弱小而無法這樣去做。由此可見，日本資本主義思想萌芽的誕生與我國資本主義思想萌芽的誕生有共通之處即同樣是在官僚的壓榨下產生且同樣有局限性和軟弱性。（2）對日本資本主義萌芽進行梳理-以棉紡織業為例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第一步，“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第二步，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3]在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戶已非鮮見。例如，1845年尾州起村265戶農家中，完全依靠農業生產生活者52戶，其余198戶為兼業戶，67戶為脫農戶。其中在后兩者中，棉業加工生產者86戶，醫生、理發師等個體經營業者9戶，生活雜具手工生產者27戶，商貿、旅店、飯店服務業者58戶，食品及肥料加工生產者22戶，其他20戶[4]。說明在這個時候，日本已經開始從自然經濟開始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楊棟梁（2017）認為，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從棉毛加工業等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開始，幕末日本也不例外。這其實一個普遍規律，絕大部分資本主義經濟都起源于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部門或行業。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家庭手工工廠，絕大部分規模不大，大部分家庭的織機數量都在10臺以下，很少有超過20臺的。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有一些雇主會把織機租給他人使用，并給雇員一定的報酬，最終賺取部分利潤。毫無疑問，這已經是我們所界定的勞資關系了，即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像這種情況在那個時期廣泛地存在于各個部門之中。[5]換而言之，日本在這時已經開始了從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但與中國不同的是，相比與中國商人，日本的商人有著更大的自主權和經濟權，在日本，大名是不管理經濟事務的，他們認為那是下等的事務，因此召集商人為他們管理經濟事務，也就是說在日本，權與錢是分開的，相互制約，而在中國企業是官營的。所以日本官商之間聯系很緊密，但中國官商一體化。這也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緩慢且艱難的原因。

1.2日本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

（1）幕藩體制下幕府的統治在幕藩體制下，將軍是日本實際的最高統治者，幕府是國家最高的政權機關。幕府統治全國各地的藩國。各藩的統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盡管如此，大名仍擁有一整套獨立的權利機構體系，其中就包括司法、行政、稅收等。而日本的資產階級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期，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商人地位是最低的，這可以類比清朝末期，此外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也曾提及，有些發展起來的商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通常會選擇招下級武士做上門女婿。[6]由于幕藩領主設置的封建身等級制度成為了商人們提高社會地位的阻礙，因而他們也是推翻幕府統治的潛在力量。同時由于領主向下轉嫁財政困難在士族內部也造成了一個怨敵，即滿腹不平的下級武士[7]。反叛的下級武士和豪農、豪商成了后來“倒幕運動”的基本推動力量。德川幕府的統治本身也有問題，對內，德川家康以巧妙策略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使幕府政治組織達到最高峰。但在集權的封建制度形成之后，武士們向都市集中也為消費注入了新的活力，消費的刺激帶來了都市和工商業的繁榮，政府向農村召集富余勞動力，并不斷對其進行壓迫，逐漸使農民成為被壓迫階級，階級矛盾嚴重，招致幕藩體制的瓦解。對外，德川幕府采取“鎖國政策”，禁止對外貿易和相關書籍的出口。這種鎖國政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產階級更好地獲取利潤，因此倒幕運動的開展也不難理解了。（2）日本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在資本主義生產諸要素中，勞動力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勞動力不僅在于數量，而且在于質量。幕末人口超過3千萬，相對于其國土面積，處于人口稠密、勞動資源過剩狀態，從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內容看，其人口質量在當時的東亞地區具有優勢，這為日后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奠定了基礎。而在黑船事件后日本的國門被打開，外國資本流入日本，但日本與清政府不同的是日本主動開放了箱館、神奈川、長崎、新瀉、兵庫5港口與外國通商使外資大量涌入，在擁有資金和優質勞動力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在簽訂通商條約后的10年間，日本對外貿易額直線上升，從貿易額的變化來看，1860年至1865年，出口由471萬日元增至1849萬日元，進口由166萬日元增至1514萬日元，6年間分別增長約4倍和9倍[4]。由此可見，日本在受外國資本掠奪后做出的改革，使日本的經濟有了飛躍的發展。

二、日本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如何擺脫西方掠奪成為獨立的階級

2.1地稅改革

（1）地稅改革的具體措施在明治維新前，日本的地稅由當地的大名制定，因此有很多地方的稅收很重，官僚階層和社會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相差很大。有一個詞叫“試刀殺人”指的是日本的武士在得到新刀時，他們可以任意用刀傷害比自己社會地位低的人，如農民、商人，之后只要繳納罰款即可。由此可見，在明治維新前，社會的階級矛盾十分嚴重。因此明治政府對土地制度進行了改革，洪春（1999）詳細描述了日本地稅改革的大致過程，他把地稅改革分為如下幾個階段。首先是在1869年實行“版籍奉還”，緊接著于三年后推行“廢藩置縣”，這一政策使得以前那種土地與人民都被不同的藩所割據的局面得到了改變，即新成立的政府將全國的土地與人口整合起來，從而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而在1872年，政府又頒布了一項重大法令，那就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就標志著在土地這個重要領域內私人財產所有權的確立。與此同時稅制改革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首先是在1871年統一了貨幣地稅，緊著著兩年后又對地稅做出了修訂，修訂后的方法是：在對土地進行詳實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土地的耕作權和人會權確定土地所有權和地價，發給地券；根據地價的3％征收地稅（1877年后改為2.5％）；地稅用貨幣交納，由土地所有者支付；決定地價每5年改訂一次。1881年，改革在全國最后完成。[8]在這種財政方針下農民的階級分化加快，地主制確立。（2）地稅改革的成效和后果付際紅（1995）對地稅改革的主要影響進行了概括。它在很大程度上賦予了農民的人身自由，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給了農民翻身做主人的希望。但與此同時，地稅的貨幣化又使農民卷入商品經濟的洪流，使得在農民之間迅速造成了兩極分化，大量底層農民被迫涌入城市，充當資本主義企業的產業后備軍。[9]。日本正是在產業革命進行的同時，通過地稅改革和對外掠奪達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目標。雖然最后形成的是地主制，但土地私有權的確立引起農民要求租稅共議權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成自由民權運動具有農民性質的基礎。

2.2封建俸祿制度改革

張季風（1990）的研究表明，明治政府先后采取了四個步驟，逐步取消武士的俸祿，首先，政府大幅度的削減了武士的人數；其次，政府給武士發產業資金，這個資金中一半是現金而另一半則是政府發行的公債；第三步，將俸祿改為貨幣；最后，將貨幣俸祿的現金支付全部改為發行公債、一次付給、30年內分期償還。隨后，政府積極引導持有公債的人將手中的公債投資于銀行及工商業，以期使巨額公債轉化為實現近代化所需的資本。其實不難發現，明治政府所使用的以政府公債代替現金的模式大大地將財富聚集到自己的手中，并在后期積極鼓勵大家將資本投資于各個產業，從而盤活行業，為各行各業提供初始資金。[10]這種做法說白了就是將官僚階級和世家貴族的資產進行變向收繳充入國庫，并且大量印發鈔票，稀釋財富，為生產注入了大量勞動力。2.3扶植資本主義企業和實行保護制度保護和扶植特權商人，廉價處理官營企業給私人，這也是明治政府對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手段。政府在初期大力扶植一些有權有勢的財閥或者說是巨頭企業，比較典型的是扶植三井家族創辦三井銀行和三井物產，扶植巖崎彌太郎創辦三菱公司。此外，從1880年起，明治政府開始將大部分官營企業廉價賣給一些有權勢的大商人，不僅如此，還允許他們分期付款。這就體現了政府對于本國企業的扶持，對于每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常見的。

三、對外殖民掠奪進行資本原始積累

進入19世紀9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但并不能解決其工業發展與狹小的國內市場、貧乏的資源之間產生的日益尖銳的矛盾。明治政府通過對外進行殖民掠奪快速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目的。并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為主要侵略對象的所謂“大陸政策”，并且與中國、朝鮮簽訂了如《馬關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條約內容大多涉及到賠款，給予日本特權等，其中在賠款最多的《馬關條約》中向清政府索要白銀多達2.3億兩。通過諸如此類的賠款使日本得以快速的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增加了日本發展資本義和進行產業革命的資本。

四、對李約瑟之謎的回應

李約瑟之謎描述的是近代為什么資本主義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率先在中國發展起來。很多學者都認為使用斯密動力來解釋這一現象是一種可行的方法。而同處儒家文化圈下的日本則經由明治維新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科技強國的行列。本文擬從斯密動力的視角對明治維新做出探討，以期對李約瑟之謎進行回應。按照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見解,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專業化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的經濟增長說到底與市場的深化和擴展是一回事。其實，當我們把眼光投向遙遠的過去，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生活水平的增加總是伴隨著交易的擴大，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當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時，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交易行為也會更為普遍，因為交易可以使得人們接觸到更加多樣化的商品，也就能增加人們的效用；而交易的不斷擴展也刺激著人們對更好的生活的向往與追求。所以我們縱觀歷史可以發現，兩者總是相伴而行的。進一步地，人們在市場上的交易源自不同的勞動分工,而交易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又會促進勞動分工，此外，分工的程度與市場的規模成正比。市場擴大會刺激勞動分工的細化,從而經濟增長與市場的深化和擴展,實際上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即勞動分工和市場擴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這種勞動分工和市場擴展的相互促進,就構成了任何社會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反過來再看日本，易得之日本得以產生強斯密動力的原因在于：第一，日本對本國產業進行大力扶持，使本國產業快速發展，導致國內國際市場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因此需要加速和深化勞動分工；第二，日本在近代進行了大量的殖民掠奪，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第三，日本的民族資產階級自誕生之日起就取得了獨立性，因為在它誕生時就已經擊退了帝國主義，不是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半殖民地基礎上開啟資本主義萌芽的，資本家的財產權利與資本運動產生的剩余價值獲得了充分的保障。

五、文章小結

梳理了日本明治維新前就已經存在了的資本主義思想萌芽，以及明治維新期間采取的相關政策。本文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擺脫李約瑟難題，一舉進入發達資本主義強國行列的原因就在于其在明治維新期間產生了強斯密動力。通過對日本的研究，本文發現市場在經濟發展中作用巨大。因而我們要不斷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2017年日本海關網。

[2]李秀石.略論日本資本主義思想萌芽[J].歷史教學.1986

[3]《列寧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4]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M].中譯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

[5]楊棟梁.論日本明治維新前夕的社會經濟發展[J].經濟社會史評論.2017

[6]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南星越譯.南海出版公司.2007

[7]區建英.近代化綜合比較研究的嘗試—評馬家駿、湯重南合著《日中近代化的比較》[J].日本問題.1990

[8]洪春.明治政府地稅改革與資本原始積累新論[J].歷史教學問題.1999

[9]付際紅.略論日本產業革命的條件[J].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5

[10]張季風.淺議日本資本原始積累及其特點[J].外國問題研究.1990

作者：張名軒 單位：西安鐵一中濱河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