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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寫史進在渭州碰到魯達，巧遇師父李忠一段，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李忠，在生活的重壓下，個性如何被扭曲而至委瑣。事實上，生活的重壓并不一定導致人性的委瑣，直接導致個性扭曲的，可能還在于謀生方式。比如李忠，他選擇了在街市上耍槍弄棒賣狗皮膏藥的賺錢方式，這種謀生方式，才是造成他諂媚乞巧小心翼翼斤斤計較個性的直接原因。所以，人生艱難，但即使如此，也要盡量避免用一種很細碎的方法去謀生賺錢，因為錢來得艱難，會去得難受。一分一厘攢起來的錢，要大把大把地花出去，確實是對脆弱人性的嚴峻考驗。計較小得便會心疼小失。那些在掙錢時錙銖必較的人，一定在花錢時一毛不拔。所以，孟子說，“術不可不慎”，選擇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有人會說，難道李忠這樣艱難的人，我們不應該理解并同情嗎？我們當然可以，但是，李忠不能這樣要求。因為，當別人理解你時，也就看扁你了，至少是看輕你了。所以，做人，應該是這樣：給予別人的是理解；從別人那里獲得的是敬重。

世間確實有很多英雄，被衣飯所困。但是，真正的英雄，絕不會被衣飯逼成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不沖破衣飯的牢籠，就是個衣飯的囚徒。

比較一下史進和李忠是有意思的。史進是一個討出身的人，李忠是一個討生活的人。人可以討出身，不可以討生活。討出身，是向上活；討生活，是向下活。一種生活態度，往往決定了一種生活狀態，一種生活狀態，往往也就塑造出一種性格。像李忠這樣，到江湖上耍一通花拳繡腿的假功夫，討一些賞錢；賣一些狗皮膏藥，騙一些藥錢，整天錙銖必較，分毫必爭，一絲難舍，這種營生，足以壞掉一個人的境界，壞掉一個人的氣質。

后來，李忠上了桃花山，做了大頭領，與周通一起占山為王，打家劫舍。周通要強娶桃花村的劉小姐，被投宿桃花村的魯智深一頓痛打，李忠趕來報仇，認出魯達，請上山去，要留下魯智深。但這兩個人卻不大合乎魯智深的胃口：這兩個人小家子氣，不是慷慨之人。所以，魯達住了幾日，只要下山，推脫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

這兩人還真是小氣不長進，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

真是沒出息的話，你山上現放著金銀財寶，沒說拿出來作路費送與魯智深，卻說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再送，若明日下山一無所獲呢？或明日下山所獲甚少呢？更重要的，打著為魯智深搶盤纏的旗號去搶劫，這份禮魯智深會收嗎？

果然，第二天，當李忠、周通丟下魯智深和一大桌宴席，下山打劫，并聲稱打劫所得，盡送與魯智深時，魯智深把桌上的金銀酒器用他那大腳都踏扁了，裝在包裹里，挎了戒刀，提了禪杖，走到后山亂草坡上，把戒刀禪杖、包裹都丟下山去，自己把身子往下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腳邊，跳起來，拿了包裹，戒刀、禪杖，拽開腳步，取路便走。

李忠周通打劫回來，發現魯智深搶了金銀酒器，李忠要追，周通勸阻，然后，周通提議：“將打劫來的金銀段匹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賞了眾小嘍啰。”李忠道：“是我不該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

這一段對話真是丑，一口一聲你的我的，李忠眼下的桃花山，仍然不過是一個分贓之地，一個糊口之所。但他這幾句話，也可見他的忠厚，他到底還是一個忠厚人，所以他叫李忠，實際上，《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在人物的名字上，星宿稱號上，往往暗含了對他們個性、命運的秘密。如果說，半生淪落生計艱難造成了李忠性格的小氣、精明和委瑣，這是他的不足；那么，一直生計艱難卻仍能保有一份忠厚，保有一顆善良，則是他的優點。是他的可取之處。這也是他最終能位列地煞星的原因。他的星宿名稱是“地僻星”，“僻”字有“偏居一隅”、“片面”、“眼界狹小”、“性情偏執”等含義。

一般而言，一直呆在一個地方，或者，一直處于一種環境，或者，長期生活于一種狀態，一直沉湎于一種愛好，常有此僻。像李忠，就屬于長期處于一種衣食不保的生活狀態中，在那種狀態中欠缺的東西——錢財，就會成為一種傷痕記憶、焦慮記憶，深入心靈深處，從而成為一種癖好。

但這種人，正因為守舊、固執，不知變通，不愿變通，所以又往往保有一份忠誠，厚道，靠得住。男人最大的缺點是委瑣。而稍微可以補救委瑣的，就是忠厚。因為忠厚與委瑣不沖突，可以在一個人的性格里共存。

李忠委瑣而能入108人的名單，端的就是忠厚救了他。因此，當你一無是處時，就一定要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