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批評與黑人戲劇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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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批評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多元文化論”的大背景下。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等是其早期的代表人物。“多元文化論”被定義為“對包含不同而相關文化傳統(tǒng)與實踐的社會予以的承認與研究;常與整個社會組合中不同族群的構成相聯(lián)系。”文化批評從產生之初就關注并存在同一社會形態(tài)中的處在不同生存狀態(tài)下的各種族之間的聯(lián)系與矛盾，態(tài)度鮮明地認可這一多元存在的意義，并致力于探討這種構成中各成員的發(fā)展與桎梏。作為一個從嚴格意義上來界定既沒有嚴密系統(tǒng)的組織，也沒有權威統(tǒng)一的批評方法的文藝理論，文化批評的范疇涵蓋了文化維度下的一切文學觀察與研究。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手段的多樣性使得文化批評具有很強的跨學科特點。社會的集體感情構架、個體的感情體驗以及總是處在變化之中的社會系統(tǒng)機制等社會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是文化批評所考察的對象。而其質詢傳統(tǒng)與權威的特點則使文化批評的研究焦點落在被主流文化忽視或排擠的，被界定為“他者”的邊緣群體的文化身份的確立與發(fā)展上。文化批評的宗旨即在于顛覆和瓦解強勢一方的主導地位，拆解其排斥和壓制“他者”的策略和手段，探討邊緣群體“身份認同”的途徑。文化批評認為不同的個體對于物質和文化資源并不具有平等的享有權利。這使得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所應當具有的生存與發(fā)展的條件處在極其不均衡的分配狀態(tài)下。因此，文化批評的價值主張堅決支持在這種不平等的關系中被壓制和排斥的一方，對任何既有的、普遍的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都持質詢的態(tài)度，不斷向主流文化的固有權威性提出挑戰(zhàn)，積極地為在主導話語下失聲的“他者”代言，力圖批判和重構統(tǒng)治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邊緣群體、身份認同和他者是文化研究的重點批評對象。
文化研究的理論觀點認為社會的權力結構存在不均衡的支配與從屬關系。因此，文化研究者致力于通過分析邊緣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反應，解構社會機制系統(tǒng)，進而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縫隙中為邊緣群體正名。所謂邊緣群體，并沒有內在的、固化的普遍概念，它在種族、階級、性別等界說中被劃歸入各種亞文化的載體。這種特殊的、不具備穩(wěn)定內核定義的概念隨著社會構成關系的變化和發(fā)展而不斷演變。美國文化批評家勞倫斯•格洛斯伯格認為，文化研究“能夠對付自身歷史語境的無限復雜性”，其原因是它總是能夠依據所參與的文本和占有的資源來搭建批評框架，“試圖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資源來解釋文化。”
悲慘的奴役歷史和特點鮮明的非洲文化傳統(tǒng)鑄造了美國黑人特有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這也使得他們被排斥在白人主流文化之外的邊緣。這種族裔層面的邊緣處境使得美國黑人群體一直無法找到自身在異質文化中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問題是當代文藝批評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文化研究確實處于過渡之中，那么它目前的演變階段大多被集體身份的問題所占據。”大多數學者將“身份認同”定義為在具體的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個體身份辨識。廣義上的“身份認同”指某一特定的文化主體在主流文化和邊緣意識形態(tài)間的身份定義。這種選擇往往伴隨著強烈的不同觀念和思想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困惑和掙扎。生存在白人強勢文化中，美國黑人面臨著兩種族裔、兩種身份的沖突和困惑。他們在生存環(huán)境的影響下處處感受著同化，與此同時又時時被自身族裔文化傳統(tǒng)引導著、警醒著自身的黑人文化屬性。因此，身份認同一直是美國黑人戲劇乃至黑人文學積極探討的主題。在文化批評中，“他者”被用以討論非理性的、女性的、東方的等沒有話語權，處在邊緣位置，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被規(guī)誡者。在文化批評中，“他者”的定義是，“人們將一個人，一個群體或一種制度定義為他者，是將他們置于人們所認定的自己所屬的常態(tài)或慣例的體系之外。于是，這樣一種通過分類來進行的排外的過程就成了某些意識形態(tài)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悲慘的奴隸經歷和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觀念使得黑人戲劇在產生之初就在探討本群體的身份認同問題。生存在白人文化霸權的社會中，黑人無法享有同等的受教育、就業(yè)、醫(yī)療等基本的生存和發(fā)展的權利。他們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是被白人文化界定為“他者”的邊緣群體。白人文化的價值觀不斷的沖擊他們的思想和意識，他們渴望獲得平等的待遇，卻無時無刻都遭受到壓制和排斥。他們本能地傳承著自身民族的精神意志，力圖在異質文化中尋找到屬于這個特殊群體的身份認同。十九世紀中期，在南北戰(zhàn)爭的影響下，美國黑人戲劇應運而生。奴隸制的摧殘和種族歧視的壓迫使得美國黑人文學普遍具有以下兩種主題特點。一部分黑人主張在維持現(xiàn)有制度的情況下，通過增加黑人參與投票，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和就業(yè)機會等措施來改善生存境況，提高社會地位，使自己逐漸融入美國主流文化。另一部分黑人則認為，只有徹底消除階級壓迫和種族歧視這些導致黑人悲慘處境的根本因素，才能真正改變黑人受剝削的命運。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使得黑人戲劇創(chuàng)作有了長足的進展。這一時期的黑人作家將展現(xiàn)真實的黑人生存處境和奮斗愿望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目的。作品中的黑人形象不再是從前白人作家筆下善良、順從的模樣，而是真實的，為改變自身處境不斷奮斗的黑人形象。蘭斯頓•休斯的《你不想要自由嗎?》(1937)是該時期的代表作。這部劇無論在主題創(chuàng)作還是語言寫作上都使黑人戲劇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休斯也因此被公認為是第一個較為重要的黑人劇作家。進入五十年代，黑人戲劇在創(chuàng)作上不再刻畫順從卑恭的模式化人物形象，而是開始注重采用戲劇藝術來包裝真實的生活材料，在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來呈現(xiàn)抗議的主題。一些黑人文化元素也不再是戲劇中的情緒點綴，而是被用作塑造人物，服務主題的有效手段。洛雷因•漢斯伯雷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太陽下的一粒葡萄干》(1959)獲得紐約劇評界獎。也是憑借這部作品，漢斯伯雷成為首位獲得美國主流戲劇文學獎項的黑人作家。六十年代的一些血腥的政治事件進一步促進了黑人平等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的黑人劇作家力圖用戲劇藝術的感染力喚起黑人群體的反抗意識，倡導創(chuàng)作具有號召力量的抗議劇。作為第一位獲得奧比獎的黑人劇作家，阿德里安娜•肯尼迪在其代表作《黑人的開心館》通過講述黑人女孩薩拉在尋求自我發(fā)展和認可過程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視，反映了黑人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艱辛和痛苦的思想掙扎。《太陽下的一粒葡萄干》將故事的背景設置在黑人貧民窟。
劇作描寫了黑人所遭遇的艱難經歷和他們所遭受到的來自白人世界的排斥和壓制，以及黑人為了維護自身權利和尊嚴所進行的抗爭。黑人婦女麗娜在丈夫死后決定用保險金為一家人在白人社區(qū)購置新房。麗娜的這一想法表明一家人希望能夠獲得與白人同等的生存和發(fā)展條件的愿望。但他們的舉動遭到了白人的強烈反對和無情的阻止。當地的白人居民甚至用高價收購房子的手段來阻止他們搬入。顯然，在白人霸權文化的社會中，黑人是被排擠的邊緣群體，是不被接受的“他者”。在巨大的阻力和打壓下，麗娜一家無懼白人的威脅和恐嚇，斷然拒絕了各種無理荒謬的要求，勇敢地搬進了新居。麗娜的女兒渴望就讀醫(yī)學院校并成為一名醫(yī)生，這些舉動反映了白人的價值觀對黑人的同化影響。生活在白人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氛圍中，少數族裔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種主導意識的同化。當他們辨認自我的文化身份時，這種同化影響與自身的族裔文化傳統(tǒng)相碰撞，往往產生巨大的精神困惑和迷茫。當兒子提議接受白人提供的金錢時，麗娜用本民族的文化精神鼓勵他，提醒他要時刻捍衛(wèi)自身的族裔文化傳統(tǒng)，傳承那些民族文化的精神力量。在遭到排斥和打擊后，這一家人并沒像“太陽下的葡萄干”一樣干癟枯萎，而是信心十足滿懷希望地開始新的生活。與以往的作家專注于表現(xiàn)反抗斗爭題材不同，漢斯伯雷致力于在劇作中表現(xiàn)黑人在接受白人價值觀念的同時，通過重尋自身的非洲文化傳統(tǒng)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來確立自己身處異質文化中的身份認同的主題。《太陽下的一顆葡萄干》使美國黑人戲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從過去單純表現(xiàn)抗議主題過渡到探討白人文化影響下的黑人身份認同和“他者”角色的解構策略。作品中的主人公既痛恨種族歧視，又對同化主義表現(xiàn)出強烈的反感，他們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中，勇敢地探尋自身的文化身份。
綜上所述，西方文化批評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分析邊緣群體的精神焦慮和生存困境上，將顛覆和解構權威話語霸權作為己任，致力于為被剝奪話語權的“他者”正名，并積極尋求“身份認同”的策略和途徑。美國黑人戲劇文學通過呈現(xiàn)被白人主流文化界定為“他者”的黑人群體的真實生存境況，表現(xiàn)黑人群體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兩種文化、兩種身份的碰撞所帶來的精神迷茫，表達其渴望實現(xiàn)平等、獨立人格的訴求。
作者：郭靜怡 單位：長春醫(yī)學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