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怨恨體驗的獨特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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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之怨恨比較

相比之下，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不是古代“恩德易忘，怨毒難消”的個人情感發泄，也不是古代憂國憂民憂天下的個人命運生不逢時的怨恨，而是已經屬于全民族全國民的集體心理體驗。正如所言：“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①在中國古代神話里，神的喜怒哀樂產生了世界的風雨雷電；但在中國現代文學里，是世界現實的變遷引起了現代中國人的怨恨。這種怨恨不僅是《尚書•湯誓》對專制暴君的怨恨，更是因民族生存對列強入侵的怨恨；不僅是《擊壤歌》對寄生階級不勞而獲的怨恨，更包含對整個國家腐敗、人民凄慘無告以及各國侵略者燒殺搶淫國人的怨恨；不僅是對自己前途渺茫命運坎坷的怨恨，更是面對亡國滅種危機時中華老大帝國不復存在的怨恨；不僅是底層婦女“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愛而不得式怨恨，更是中國現代婦女在經歷人性、民族、國家、階級等一系列大解放的歷史蛻變中對踐踏公平民主、自由正義等現念的怨恨；不是對君主無德的怨恨，而是推翻君主建立現代民主的怨恨；不是為治國平天下與光宗耀祖而不得的怨恨，而是對社會痼疾、封建余孽、軍閥混戰、民族危亡、階級斗爭、國家獨立以及每個個體的創造潛力與獨立人格被壓抑的怨恨；不是為怨恨而故作怨恨，而是在抗擊外來入侵與統一國內力量的巨變沖突中產生的怨恨；不僅是農民對貴族與統治者的怨恨，而且是全民對所有侵略者與獨裁者的怨恨。從理論來看，中國古代的怨恨，自“興觀群怨”到“怨憤”，從“不平則鳴”到“童心”，從“哭泣”到“怨刺”，始終沒有脫離個體情懷的發泄，不是將一己悲歡與時代歷史、民族社會相聯系，而是將怨恨目標集中在個人遭遇、君主德行、父母專制、他人折磨、命運滄桑、貴族特權、天時地利等方面；不是在寬廣的政治革命、戰爭物質、精神文化等背景下全民族全社會的普遍怨恨，而是局限于個人失意與落勢集體、黨派集團、機遇緣份、游戲規則等方面的怨恨。

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從根本上屬于民族國家集體有意識的共同心理體驗，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與歷史遭遇背景。孔廣德把怨恨提高至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高度來理解，直接與中華民族和國家的興衰存亡聯系。梁啟超提出的“怨刺”，目的是欲新中國國民與中華民族。這種怨恨主要是由于民族創傷而不是個人傷害———雖然長期戰爭也導致了大量的個人怨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創傷與民族怨恨。不僅如此，中國古代文學的很多怨恨表達，大都是個人對外在事物的怨恨，將拯救自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與丈夫等他人的回心轉意上，嚴重缺乏自我懺悔與自我怨恨，即使“吾日三省吾身”與“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表現出一定自我反省意識，但不是自我怨恨，而是按照儒家道德倫理要求來反省自己，達到世俗認可，從根本上不具有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識。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明顯具有懺悔意識：由于西方文化伴隨其堅船利炮強行進入中國現代文化，西方基督教倡導的懺悔因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體驗表達，增加了許多自我怨恨的心理訴求。總之，中國古代文學的怨恨主要是個人怨恨，既不具有現代化追求，也不具有現代性體驗。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是在世界現代化追求與質疑都已凸現的歷史大背景下的怨恨，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怨恨，是既在文化上與世界接軌、同時又在軍事政治上面臨西方強敵進攻以及在國家獨立后企圖取得與西方列強相抗衡中的怨恨，是追求中國現代化與避免中國現代性弊端中的具有一定懺悔意識的怨恨。不但是現代中國遭受多國強敵踐踏蹂躪時產生的全民怨恨，更具有某種自我懺悔意識的對人性缺陷以及人類局限的怨恨。

二、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西方之怨恨比較

古希臘將愛恨看作推動世界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因，恩培多克勒認為世界由水、火、氣、土四根組成，四根結合與分離形成萬物的生成與滅亡，而四根的源泉就是愛與恨，愛恨與善惡相連，恨造成惡也即世界的紛亂戰爭與災難死亡。蘇格拉底認為愛既不是美又不是善，愛就是對某事物的愛，一切渴求的都是它缺乏的，當渴求無法滿足時就產生怨恨。亞里士多德將愛與恨結合起來提出：主動施舍愛比被動體驗愛更幸福，施舍愛的一方因施愛而得到感恩與回報的快樂，被愛者除表達感恩外，欠了巨額人情債，在得到現實細微利益的慶幸心里后并無多少快樂的收獲。相比之下，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即使局部細節與古代西方的怨恨偶有所同，如亞里士多德“愛人如愛己”的愛之黃金規則，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思想異曲同工；但從整體與根本上說，兩者不但方向相反，而且在具體內容與性質上也根本不同。從方向上看，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并不具有創世界的哲學意境，充其量只不過是現代中國的遭遇與社會現實的磨難使人們產生了怨恨的心理情感，而不是怨恨促使人們產生了對于世界起源的認識。從內容與性質上看，古希臘怨恨研究試圖從各方面考察愛與恨作為哲學術語的內涵與外延，考量愛恨與世界的關系，將愛恨與文化哲學、教育衛生甚至國家民族、軍事政治等聯系起來，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將愛恨作為他理想城邦的倫理標準。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愛恨不具有倫理性質，是戰爭與軍事激發出現代中國人在情感上無比的愛與無比的恨，而不是相反。古羅馬的愛恨具有基督教的宗教含義，此后古代西方的愛恨在基督教浸染中產生特別的宗教涵義，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愛恨并無多少宗教色彩，沒有宗教含義與性質，只是中國現代人的情感體驗而已。在整個西方中世紀，基督教的愛恨觀具有一定的統治地位，基督教的愛恨與認識發生關聯：上帝的愛就是存在的愛，愛的存在就是上帝的愛，上帝的無限之愛就是愛的無限之在。基督教的愛不是生物學或政治學的愛，而是靠說教與信仰等方式對個體精神思想建立的虛幻境界：它既不是中國現代文學所表達的感情，也不是現代中國人追求國富民強以及自身幸福的渴望，更不是出于自己情感需要的實際人生考慮。基督教的愛很特別，不是康德式的理性，也不是民眾對于愛的感受，而是一種基于貌似信仰基礎之上的人對于現實世界的另一種精神觸發與心理反應。

古羅馬的基督徒奧古斯丁認為：上帝的愛比凡人的愛更有價值，上帝的存在比凡人的存在更有意義。生命不過是揮霍，其意義在于上帝。愛是認識的本源，愛推動認識進而實現愿望，所以愛恨情感先天于理念并決定著理智，愛比認識更先天，人的愛比人的追求意愿更先天，甚至比人的感覺直覺與思維想象都先天。奧古斯丁主張：愛具有某種本體性的地位，人們的認識或者人的意識，最初不僅與認識對象有關，同時還與人的感覺想像、思想概念也有關聯，而且最終必然與愛恨有聯系，從表面感覺到理智思想、人的認識，都服從于或者說受制于愛與恨的情感取舍。奧古斯丁的愛恨觀，顯然與亞里士多德的愛恨說大相徑庭：上帝作為人與世界的本源，是施愛者而不是被愛者。上帝作為永遠的施愛者才會成為人與世界的本源，人與世界作為被愛者，所以才要服從并聽令于上帝的召喚。相比之下，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愛恨觀顯然不同，中國現代文學的愛恨并不具有認識意義上的本源性質。古希臘的愛，其方向是從低級到高級、從卑微到尊貴、從下人到高神、從流俗到高雅、從事物到思想。相反，基督教的愛恰恰強調的是從高處到低流，從上帝到羔羊，從神圣到平庸。很明顯，前者是向上的攀登，后者是向下的俯視。古希臘的神是被愛者，而基督教的神是施愛者。古希臘的神看見卑劣就拋棄甚至懲罰，而基督教的神面對敵人也能施愛。所以，基督之愛是以愛達到救贖的愿望，不是古希臘通過認識來取得自我解救，基督之愛強調對鄰人、對他人、對自己都要與對上帝一樣地愛，只要承認愛是上帝的本質，那么對上帝的愛就是對萬千生靈的愛以及對萬事萬物的愛。上帝是造物主，也就是永遠的施愛者，而萬千生靈與萬事萬物永遠是被愛者。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基督教的愛恨觀存在一定相通，即愛的方向是以下為本位，以弱者為本位。具體來說，中國現代文學推翻了中國古代文學以皇帝與上級為本位的帝王將相式愛恨觀，顛覆了中國古代講究等級、立足強權的勢利情感立場，建立了以下層勞動人民為本位的愛恨觀念，即對一切專制統治者、剝削壓迫者、不勞而獲者的恨與對平民老百姓、自食其力者、無私奉獻者的愛：愛民族、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的以普通千百萬勞動人民為本位的思想，即使就中國現代社會文化思潮而言，從三民主義或舊民主主義再到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這種思想在加強。

但是，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基督教的愛恨觀有著本質不同。基督教的愛本身就具有價值，其價值增長在愛者一邊而不在被愛者一邊，人在失去自我的行動中獲得的是永恒自我，充滿愛的人是更高尚更堅實更豐富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珍貴和標志就是愛的行動本身。基督教之愛的意義只在愛本身，在于愛在心中充溢以及愛心在其愛的行為中所顯示出的高貴，因此相助是愛的表達而不是愛的目的和意義。《圣經》宣揚施舍財產給窮人，不是讓窮人得到幫助，也不是財產分配更公平，更不是貧困比富有更好，而是由疏財與施舍表明精神自由和愛心充溢，并使施舍者變得更高貴富有。基督教道德的最高評價不是貧窮、貞操、順從，而是自由放棄財產、婚姻、意愿等。與之相比，中國現代文學的愛恨觀不是將愛本身看作一種理想信仰的價值觀去在無盡無原則的施舍中追求愛的價值存在，不是放棄自己權利責任以及個體愿望追求，而是隨著考察對象的具體不同確定愛與恨、施舍與接受。非但不輕易放棄個人權利與意愿，而且要主動堅守這種權利與責任、意愿及追求。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不是宗教意義上的信仰，而是現代中國作家自己的一種情感體驗，它所反映的是現代中國人活生生的愛恨情感，而不是宗教教義上的某種為求得正果的追求；不是對上帝與神靈的虔誠與忠誠，而是抵抗外來侵略與階級革命過程中的真誠流露，是現代中國人自我覺醒意識的表征；不是不分敵我的博愛與不問青紅皂白的仇恨，更不是要像愛自己一樣地去愛敵人———中國現代文學的愛恨觀有著嚴格的立場區分，在對待敵人與人民、光明與黑暗、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后、進步與保守、變革與倒退等方面，愛應該愛的，恨應該恨的，絕不是愛恨沒有時空范圍，情感沒有對象區別。

三、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西方之怨恨比較

現代西方的怨恨研究破除了宗教桎梏，出于對西方現代性暴露出的極大悖論性的難堪憂慮，不再關注與倫理學、社會學、神學宗教學、哲學范疇上的理解比較與歷史梳理，而是集中于對愛恨本身內涵的挖掘之中，大體有三個視域。首先是倫理道德視域。布魯諾認為愛和恨就實體與根源而論是同一個東西。笛卡爾認為怨恨使人把自己與厭惡的東西分離。帕斯卡爾認為人生來為了思想，所以愛在于思想的眷戀，恨在于思想的無知。斯賓諾莎認為怨恨是為一個外在原因觀念所伴隨著的痛苦，是一種擺脫損害的傾向。洛克認為怨恨是痛苦引起的心向。羅洛•梅認為真愛很少，所謂“愛”并不是真正的愛，在真愛背后暗藏著不可告人的不純動機，即使父愛與母愛，男女與情愛，親朋之間的關愛等等：父母對子女的愛潛藏著養老的自私功利，男人對女人的愛暗含著泄欲的自私需要，親朋好友的愛包隱著互相利用的實際考慮。當父母之愛、男女之愛、親朋之愛的暗藏功利遭遇謀殺或者放棄時就會產生怨恨，“它具有維護一些尊嚴和自我身份感的功用……用仇恨建筑起他內心的堡壘，作為他的尊嚴與驕傲的最后證明”①。其次是哲學心理學視域。康德認為愛與恨是一種感性的病理激情，因此理性要節制與管束愛恨。費爾巴哈從人的本質意義上試圖解釋愛與恨：“對現在或后來成為愉快的感覺的原因的東西的愛也是人的本質。反過來，對不愉快的感覺的原因的仇恨也同樣。”②克爾凱郭爾反思審視西方現代性，對現代性所造成的傷害諸如環境污染、道德淪喪等大加討伐，西方追求現代性但以失敗告終，導致了極大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愛的最深處隱藏著恨，所以愛可以轉化成恨。弗洛伊德認為恨表示著自我內部心靈與異己外部世界的關系。阿德勒認為怨恨經常與焦慮、敏感、抑郁有關，類似多疑癥或迫害狂。蒂利希認為愛表明了具體情景中的正當東西，人往往利用愛的幌子來取得對公平正義以及責任擔當的逃避。

最后，資本主義精神視域。富蘭克林的怨恨觀是一種為實際生活所累及的資本主義商業世俗利益中的怨恨。阿爾貝蒂因其資產階級出身不被貴族重視，所以對貴族皇室充滿怨恨情懷，認為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過程中，怨恨具有極大的推動力。資產階級市民靠著怨恨心理把自己的交易規則與商業品性作為普遍的有價值的被社會所認可的生活準則。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提出愛恨情感對人的異化。尼采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道德價值中，怨恨是其中判斷取舍的根源，幾千年基督教所宣揚的博愛只是虛偽精巧的怨恨之花，基督教的道德價值觀是一種以怨恨為動機的奴隸道德，是對古代多神教的反叛！愛是一種能力，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這種能力，普遍的愛存在邏輯困難。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資本與貨幣僅僅是目的與手段，資本主義精神才是價值取向，它同時面臨著各種怨恨心理，許多形形色色的怨恨矛頭往往會指向第一個追求資本主義精神的改革者與先驅者。西美爾認為大城市如果沒有怨恨就沒有激烈競爭，將會失去根本活力，不再具備發達所需要的動力。因為大城市生存壓力大，競爭激烈，因此冷漠、厭世、怨恨成為都市人的典型情感特征。在資本主義精神這個研究視角，舍勒是怨恨研究的集大成者，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舍勒提出：怨恨不是單純的情緒反應，而是有著明確前因后果的持久心態，是出于價值意義上的涉及生存傷害的體驗。產生怨恨的首要因素是被傷害，接著是對這種傷害的隱忍未發。怨恨的根源在于價值攀比。怨恨者包括浪漫與變節兩大類型。現代仁愛普遍源自于怨恨，資本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怨恨。

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與現代西方的怨恨相通但存在差異。其相通的是：都具有共同的現代世界性大背景，都發現了現代化進程中凸顯出的陷阱。但兩者也有不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不是西方小說家莫利哀《恨世者》中小說人物所說的：“是人我都恨”，原因很顯然，莫利哀式的怨恨有一種極其自私的甚至極端的怨恨毒素，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不是見人就恨，乃是與全國家、全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緊密相連。如果國家不被侵略，民族團結和諧，人民安居樂業，那還有必要逢人便恨嗎？西方現代的怨恨，其主要關注點是對現代性所暴露的種種缺陷痼疾的怨恨，是對正常人性被高度發達的工業機器嚴重異化的怨恨。與之不同，中國現代性很不發達，其弊端已經暴露但遠未演變到極其嚴重的地步。所以，現代中國文學作品所表達的怨恨，雖然有少部分已經出現對于現代性悖論性的怨恨，比如沈從文、廢名、汪曾淇等人的作品，但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其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怨恨仍然是基于民族生存發展與國家獨立富強層面上的對于外敵入侵及其和平演變的怨恨。自鴉片戰爭以來，在百年的生存較量中，中國人從統治者到老百姓、從靈魂到肉體，屢次受到嚴重傷害，生命涂炭，器物盡毀，但是卻沒有對抗的能力與復仇的機會，一忍再忍，割地賠款，委曲求全的屈辱心理逐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蘊藏在心中積聚為怨恨，雖然中國人心中的怨恨內容，每個人都不一樣；所怨恨的對象、時間也不同，但就其基本而言，占主流的仍然不是個人的一己恩怨而是面對亡國滅種而產生的集體有意識怨恨。這種怨恨過去很強烈，現在仍然是記憶猶新。將來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并不會因為新中國的成立，中國人就會忘記那些屈辱歷史。前事不忘后世之師，哪個中國人能夠忘記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甲午海戰與抗日戰爭？這不是個人的暫時性怨恨，而是整個全民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的深深沉淀與永久烙印。將來，只要國際社會的創傷誘因出現，中國全民就會自然而然引發這種怨恨的強烈呈現。這種怨恨并不是由于西方現代化財富太高而中國現代化程度很低所導致的嫉妒，不是因為中國落后于西方，而是由于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化語境中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始終不斷地蠶食與擠壓中國，強化了中國人對于民族生存與國家獨立的歷史記憶，激起了中國人對于西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層面的價值比較與實力較量。雖然中國人其實在各個方面真的目前還比不上西方列強，但是依靠怨恨的動力，不斷追趕，拿來與吸收，在這個過程中，當中國人遭遇了西方的陷阱及其腐朽與弊端時，依靠怨恨的心理，很警惕地拒絕或者隔離。所以，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起主流主要是追求現代化的怨恨而不是反抗現代化的怨恨。

與西方現代學者致力于道德倫理角度的愛恨研究不同，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主要是情感體驗而非倫理道德。不像西方現代學者從資本主義精神的角度去闡釋怨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怨恨，從集體無意識看主要是圍繞國家獨立民族自強的生存斗爭的怨恨；從個體有意識看主要是伴隨被侵略與大內戰而產生的長期剝奪個人生命踐踏個人尊嚴的怨恨。不像西方現代強權立足強者立場，嘲笑受難蔑視弱小，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其實就是作為弱者受害者的下層老百姓對于法西斯敵寇與階級敵人的怨恨。不像西方現代關注愛恨本身的理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不在乎如何深化怨恨理論，而是通過文學作品表達現代中國人在現實苦難與絕望深淵中愛國恨敵的怨恨情感。西方現代怨恨研究指出：怨恨是以市民城市階層為主要存在的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實質。可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訴求，并沒有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精神作出結論。顯然，中國社會主義的精神實質并不是怨恨，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等一系列思想為精神導向，與時俱進的同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和諧公正。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怨恨是不可避免的一種心理，特別是當社會主義國家逐漸繁榮富強，物質現代化逐漸發達的時候。中國社會主義的愛恨主要體現為：愛美恨丑、愛真恨假、愛善恨惡、愛誠信恨欺騙、愛發展恨倒退、愛富裕恨貧窮、愛科學恨迷信、愛廉潔恨腐敗、愛和平恨分裂、愛團結恨暴恐等幾大模式。西方現代社會學認為：怨恨不但是因情趣不和與利益不均，更是由于群體追求的社會理想。怨恨對象不是個人原因，而是出自社會全體或特定群體的生存威脅。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現代文學所表現出的怨恨不僅是個人怨恨同時也是國民群體的怨恨，但其內容與性質顯然不同：西方現代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怨恨是一種普泛化的群體對象，而中國現代文學作的怨恨者特指內外戰亂中危難的國民特定群體，其怨恨對象特指外國入侵者以及本國禍害者。西方現代社會學學者從資產階級革命的角度指出：怨恨是革命的動力，這個斷語照樣適合于中國現代革命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每次戰爭的每個士兵能夠沖鋒陷陣并寧死不屈，其心理動機就是對敵人的極大仇恨和對人民的極大熱愛，就是對入侵的極大仇恨和對和平的極大熱愛。同時，中國現代文學更加細膩地觸及到了人性深度，集中表達了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具體對象的怨恨。西方現代哲學學者最喜歡研究愛恨與認識的關系，不管是愛恨控制著認識方向，還是認識決定著愛恨內容，觀點不同，思維同構。與西方現代哲學家相差甚遠，中國現代文學的怨恨訴說不是對理論的一味探討，而是對情感的真誠表白。不是對哲學的玄妙感悟，而是對人性的深度剖析：因民族創傷所帶來的個人受辱，從而產生的反抗意識與怨恨體驗。這種怨恨雖然也與現代中國人對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甚至政治軍事等方方面面的認識相關，但不是目的，而主要是情感方面的反抗性與復仇性的體驗。中國現代文學中大量的怨恨體驗，完全可以作為怨恨心理學與革命歷史學的研究材料，但這些飽含怨恨心理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甚至電影等等，其本身是一種文學藝術體驗，而不是對于愛與恨本身的理論哲學探究。

作者：王明科單位：喀什師范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