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文學史研究現代性難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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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概念對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與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現代性”是西方話語，人們在借用這個概念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先見看法或者主觀目的，這種現象在文學史研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現代性”概念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它與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學史的關系是異常復雜的，然而在文學史研究與寫作中，人們在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時，表現了明顯的單向度性質。為了實現一定的主觀目的，現代性不是被誤讀了，而是被遮蔽了。

一、融合與裂隙：現代性與現代中國文學

現代性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伊夫·瓦岱把現代性追溯到1l世紀，然而其歷史也許更加久遠。經歷近千年的歷史發展，哲學、社會學各領域對現代性概念進行了多方面的建構和闡釋，然而，現代性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與悖論使現代性概念的內涵仍然十分模糊。同時，現代性的二重性加劇了這個概念的模糊性，從而使現代性成為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古老話題。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從笛卡爾到黑格爾，西方建構了深厚的現代性理性大廈，在建構的同時也孕育了對現代性理性的批判，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現代性拯救方案，因此，現代性的二重性是相生相成的。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對人生來說，藝術比真理更有價值”，他試圖建構“一種激烈的傾向于審美的相反理論”，以表達他對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理性傳統的不滿。審美拯救現代性的方案在尼采以后的哲學中有了延續，如馬爾庫塞、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對啟蒙理性的批判。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對于現代性的闡釋具有獨特的意義，他一貫強調現代性的理性批判和自我反思性，以揭示人與制度面臨的現代困境。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本質上是一種后傳統秩序，“在這種秩序之下，作為秩序保證的傳統和習慣并沒有被理性知識的必然性所代替。懷疑，即現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學意識當中，并形成當代社會世界的一種一般的存在性維度”。他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中揭示了批判理性在現代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他認為在現代晚期，工具理性的負面后果暴露得日益明顯，從而引發了對“存在性問題”的壓制，這種壓制成為現代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和道德難題。他認為：“現代性，是在人們反思地運用知識的過程中(并通過這一過程)被建構起來的”，“自我反思性”在現代性制度中具有結構性特征，現代人通過自我反思成為自我動員的實體。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現代性》一書中力主“多元現代性”，認為多元現代性的一個共同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因此，在西方知識建構的過程中，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現代性”概念的內在機制。

作為一個后發現代性的國家，中國的現代性具有自已的特征。從社會學和歷史學上來看，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的建立，也就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歷程。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產生明顯不同的社會形式，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民族一國家”。新中國成立應該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標志性事件。

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分析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和美國的由費正清開創的‘挑戰一回應’模式為代表的歷史敘述中，研究者們基于不同的立場將鴉片戰爭以降發生的變化解釋為中華帝國向民族國家(亦即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歷史過程”，“鴉片戰爭作為中國遭遇西方文明挑戰的象征性事件而被這兩個學派視為中國現代性發生的分期標志”㈣。張法等人提出“在中國語境中，它(現代性)則有了新的獨特含義：主要指喪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啟蒙與救亡工程”。這種概括明顯受到了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觀點的影響。然而把中國現代性概括為“啟蒙與救亡”，一方面壓縮了中國現代性的時問范圍，另一方面則縮減了中國現代性的成果。這種獨特理解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潛藏的關于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矛盾和焦慮。現代性在西方經歷了近千年的發展，中國的“啟蒙與救亡工程”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就已經終結，但中國現代性非但沒有終結，反而發展得更加復雜。

現代中國文學是在現代性宏大歷史語境中產生發展的，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決定了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在分析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性的關系時，如何理解“現代性”是關鍵點，發先生曾經對此提出了憂慮：“在現代性一語的使用日益頻繁、語義日益駁雜的當下語境，尤其是人們戲言現代性爭論最為激烈的當代中國，它不僅成為一種泛理論形態，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強勢話語，而且作為一種話語權力、日益成為重新規劃和構造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的某種先在性框架和圖式。”現代性概念泛化必然抽空它存在的意義，現代性成為先在性概念也必然掩蓋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發展的復雜性。現代性可以闡釋現代中國文學近百年的運動和發展的歷史總體性，然而對于“紅色經典”、“樣板戲”等具體文學現象并不具有充分的表征性。

奧克達維沃·帕茲曾經討論過“現代文學具有現代性嗎?”這個話題，然而他的結論令人吃驚：“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很含糊。”，他認為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存在著沖突，也就是說文學與現代性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文學與現代性甚至存在沖突。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們的生成深受《新民主主義論》的影響，即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概念的生成具有十分強烈的意識形態含義。與現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發展所受到的“規訓”力量無疑更強大，當代文學與現代性的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中國當代文學的運動與發展也充分體現了這—特點。現代性作為元話語對歷史總體性的建構無疑是清晰的，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現代性宏大敘事，現代中國文學參與了這一歷史進程，如以魯迅小說為代表的五四文學以改造國民性而表現出啟蒙精神。現代中國文學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識的匱乏是明顯的，巴金晚年的《隨想錄》之所以珍貴其原因也就在此。另外由于意識形態的規訓，現代中國文學實現的是“齒輪”與“螺絲釘”功效，使文學自我批判和反思機制的喪失更加突出，這些與現代性的固有機制存在著一定的悖謬，如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表現出激烈的反傳統精神，強調文學的啟蒙功效，然而高揚啟蒙精神必然忽略《狂人日記》張揚的仇恨意識。因此把現代中國文學納入到現代性宏大敘事的歷史進程中，本應要敞開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性之間客觀存在的裂隙，然而這種裂隙在文學研究中被人為地遺忘和遮蔽了。

二、轉折與反思：現性代與文學史觀

1922年3月，胡適為上海《申報》創辦五十周年紀念而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從進化論角度看待新文學的形成，以進化的思想建構文學史，在文學史觀念上產生過重大影響，“二三十年寫作作的諸多文學史，都自覺不自覺地認同胡適這篇文章所描繪的新舊文學轉型的圖景”。1935年，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出版，以其鮮明的“階級論”文學史觀區別于已有的文學史著作。不久，“階級論”文學史觀成為文學史研究的主導思想。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1917~1937))也是以“階級論”文學史觀治史，在文學評價中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新民主主義論》面世以后，“階級論”文學史觀更加重視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從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經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等，直到唐駛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都堅持了“階級論”文學史觀。“階級論”文學史觀在文學史研究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一方面是因為特定時代環境要求文學史家主動向“階級論”靠近，另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規訓力量。眾所周知，“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概念在各歷史時期所負載的意識形態意義對文學的發展和文學史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正如洪子誠在考察“中國當代文學”這個概念是“如何被構造的”以后，明確指出：“當代文學概念的生成，不僅是文學史家對文學現象的‘事后’歸納，而且是文學路線的策劃、推動者‘當時’的‘設計’。”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長期受到意識形態的規訓也是必然的，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直到1980年前后，唐駛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一批文學史著作仍未能在文學史觀上實現實質性的改變。

1985年，黃子平等3人發表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轉變：以20世紀文學的整體觀打通近代、現代和當代文學的區分，以現代性文學史觀引發文學史研究方法論的轉變。這種現代性文學史觀強調2O世紀中國文學是一個獲得“現代性”的過程，它包括多個方面價值體系：“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其中“改造民族的靈魂”高度突出現代性的啟蒙理性精神，是最為根本的價值范疇，“作為‘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其所特具的思想啟蒙性質，是現代文學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決定著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而且引發出現代文學的基本矛盾”。現代性文學史觀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開創了文學史研究的新局面，如錢理群等人的高調的啟蒙現代性立場在1987年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就有了鮮明的體現。朱棟霖等人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也認同“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在2O世紀持續獲得現代性的長期、復雜的過程中形成的”。現代性文學史觀在當代文學史寫作中也得到了體現，董之林認為：“我們已經從現代性敘事與被敘事的歷史的關系當中，窺見到講述歷史的多種可能性”，陳曉明提出：“‘現代性’這個概念是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最為有效的理論視點。”繁華和程光煒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試圖以現代性語境和現代性話語來敘述當代文學史，為以現代性文學史觀建構當代文學史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工作，孟繁華等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發生的年代，已經遭遇到了現代性問題，”當代文學發展的不確定性特征“都是新的現代性焦慮的反映”。更為重要的是，孟繁華等人是從現代性角度建構價值評估體系，“現代性追求”成為選取史實的重要標準，如在第五章中，他們認為共和國初期文學的現代性表現了文學的實驗性質，認為《我們夫婦之間》的文學史價值是最初揭示了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膚淺的“頌歌”和《保衛延安》則為文學的現代性實驗積累了經驗。

然而，現代性的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機制，決定了現代性文學史觀建構的價值評估體系必然遭遇廣泛的置疑。現代性的模糊性決定了對現代性理解的復雜多樣，如楊春時、宋劍華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近代性》就“把現代性等同于現代主義”，程光煒等也承認“現代化或現代性是個內涵繁復的概念”。現代性的二重性使文學現代性的研究也出現了分化，與錢理群等人強調啟蒙現代性不同，李歐梵、王德威等人重視文學的審美現代性。李歐梵把中國現代性時間觀念的產生追溯到晚清的粱啟超，他在《追求現代性(1895~l927)》一文中，運用馬丁·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幅面孔》的觀點論述了美學現代性，指出了中國人對現代性的理解“偏重當代”、充滿“新的”內容，闡釋了“五四”文學的現代性的二重性：“當五四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美學中的現代主義那種藝術上的反抗意識聲氣相通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拋棄自己對科學、理性和進步的信仰。”09et2363李歐梵的另一篇文章《漫談中國現代文學的“頹廢”》也借用了《現代性的五幅面孔》觀點，認為“頹廢”也是一種現代性美學，把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邊緣角色”、“被史家針砭”、“反面教材”的“頹廢”與現代性緊密聯系起來Rote42)。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中也強調了現代性的二重性，“如果‘五四’文學以啟蒙、革命、情感與理性對話，以及寫實主義的表述實踐為特征，其實晚清小說已經先馳得點，而且其激進處，可為‘五四’典律添加另一向度”。王德威從4個方面論述了“被壓抑的現代性”，即啟蒙與頹廢、革命與“回轉”、理性與濫情以及模仿與戲謔。“五四”典律強調的是啟蒙、革命、情感與理性的社會現代性，而頹廢、“回轉”、濫情、戲謔體現的是美學現代性，正是這種美學現代性為“五四”典律添加了另一向度。李歐梵和王德威把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時間前移到晚清，對文學審美現代性的重視，無疑挑戰了“五四”啟蒙文學的霸權地位，也啟發了研究界對文學現代性的重新思考。1998年，錢理群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面世，修訂版對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重新作了論述，提出現代文學是一個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錢理群在《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一文中表達了對現代性文學史觀的反思和追問圈，當現代性被論述為一個寬泛的時間概念時，無疑消解了“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突出啟蒙現代性所引發的緊張氣氛。修訂版另一個重大改變是增加了通俗小說，并且獨立成章地進行描述，通俗文學進入文學史，無疑挑戰了“五四”啟蒙文學在文學史中的霸主地位。修訂版作出的這些改變，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文學史研究中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對立。以現代性文學史觀建構當代文學史與現代文學史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孟繁華等人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表現了文學史家建構現代性文學史敘述框架的主觀努力，但是客觀上現代性并不能全面地表征當代文學的歷史。一方面，歷史合目的性(現代性)在該史中的明顯體現遮蔽了歷史真實，中國當代文學大部分時問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表意，因此“現代性實驗”文學與“紅色文學”并不具有同等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一元歷史發展觀壓抑了現代性的二重性，該史試圖為當代文學的現代性正名，現代性的二重性和反思性在當代文學史寫作中成為被忽視的問題。

以現代性文學史觀建構文學史需要探索一些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首先，現代性作為一種世界化的理論思潮是否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文學史敘述中，這是文學史敘述應該解決的理論基礎。其次，文學史敘述應該處理現代性真實與現代性表象的關系問題，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性的裂隙是客觀存在的，文學發展的歷史真實與表象并不一致。第三，文學史敘述應該處理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系問題，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表現出了現代內容與現代形式以及現代語境，但現代性更多是想象層面的，體現出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