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形象主體人格創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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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皇天后土》農民主體人格

論文摘要:周同賓的鄉土散文多取材于農村生活,其系列紀實散文《皇天后土》建構了時代浪潮沖擊下的農民的主體人格。《皇天后土》中的農民主體人格可粗略地分為三類:保守型人格、開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作家對不同類型主體人格的描繪形象地勾勒出當代農民鮮明的個性特征,再現農村生活的豐富多彩和當代農民的奮斗、希望、挫折、困惑以及社會轉型期農民獨特的人格魅力。

現當代文學史上,無數作家都對農民的生存狀況、主體人格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關注。從80年代開始,作家們更是一反以前對農民群體一味贊美的做法,冷峻地剖析當代農民的主體人格。“一個只對農民階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味美化的時代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與否定的結合。”[1](頁11)

作為首屆魯迅獎獲獎作品,周同賓的《皇天后土》在向讀者展現農民多彩的生活內容、豐富的人生畫面,為大地母親塑像的同時,也為當代農民畫像,建構并審視當代農民的主體人格。

每個人的行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這些特征的總和就是主體人格。主體人格的發展具有穩定性,也具有可塑性,它隨著顯示環境的多變性和多樣性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人格是在遺傳、環境、成熟、學習許多因素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對不同人的影響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這是造成人格差異的原因。”[2](頁3)“如果我們要對真實的自我、人自身或說真正的人的最深、最真、最本質的各基本方面下定義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不僅需要囊括他的各種能力、生理上的特質以及他基本的內在固有的需要,而且還得囊括存在價值,這也是他自身的存在價值。”[3](頁39)就《皇天后土》中農民形象主體人格的建構而言,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其分為三類:保守型人格、開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

一、保守型人格

在現代文明這個大語境中,周同賓以現代文明為背景,把握時代變遷,觀照鄉土傳統在現代文明中的滯后性,以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去審視傳統農業文明,建構出當代農民的保守型人格,并在《皇天后土》中對此種主體人格進行了鮮明的刻畫與表現。保守型人格最本質的特征表現為:時代雖然前進了,但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卻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依然恪守舊時代的觀念,而且不能正視現實,自私狹隘、墨守成規、不思進取。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不是以積極的態度應對現實,相反,他們恐懼現實中的新生事物,所以體現出極端守舊意識。“悠悠歲月”之《世道》中的耿世臣,懷念當年做貧農、斗惡霸、當干部的情景,慨嘆現在世風不正,人心不古。覺得自己兒子下臺,爆發戶耿四寶倒風光起來,太沒有天理了。耿四寶在自家門前演場電影也被他看成是“夸富哩,耍能哩,收買人心哩”。其實耿世臣的想法一部分是對過去光輝歲月的懷念,一部分也是對社會發展,現實狀況的恐懼。“一般而言,這種恐懼是自衛性的。是為了保護自尊,為了保護對自己的愛和對自己的尊重。對于任何足以導使我們輕視自己,或是我們自感卑下、軟弱、不值得、邪惡、可恥等的一切認識,我們自然會感到恐懼。我們借著壓抑和類似的自衛方式來保護自我、保護自我理想的影像。”[3](頁94)《瘋九》里的秦捍東,“毛選”、紅寶書至今倒背如流,與耿世臣一樣,接受不了任何先進事物,讓人直慨嘆他的“迂”!對適應新時代農村發展的聯產責任制,他看不到它的先進性、時代性本質,反而認為:“聯產責任制,就是包產到戶嘛。舊社會就是一家一戶種莊稼,誰種誰吃,也是聯產責任制?這能是新政策?這是閨女穿她奶奶的鞋———老樣!”

保守型人格除卻表現為極端守舊思想的主體人格特征外,還體現出宿命論的人格特點。對于社會和時代的轉變,他們不是積極地挑戰自我,把握機遇,而是寄希望于虛無的鬼神和所謂的“命運”。“行動的抑制和責任的喪失,必定導致宿命論,亦即,‘會來的一定會來,世界本來就是如此。早就注定了,我實在無能為力’。因此喪失了意愿,喪失了自由意志,成為一種最糟糕的宿命論,這當然有害于任何人的成長與自我實現。”[3](頁171)《黃蛇》中的閻四也一樣對這世道不滿:住在他前面的鄰居閻振海發財致富蓋起了高樓,自己卻仍住著“滿地雞屎豬糞”的“一方小院”,閻振海家的高樓給自己一家的生活帶來了種種不便,他到處找人但是最終也未能解決。于是無知的閻四竟用“善惡到頭終有報”這樣一種宿命論想法,或者說類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將心中的怨憤寄希望于鬼神的報應,希望鬼神顯靈,以此報復閻振海對自己的鄙視。他不只是憎恨,甚至上升到詛咒對方的程度了,堅信閻振海現在欺負自己,將來一定會遭報應:“有初一就有十五。常在橋上過,總會掉下河。黃衣大仙能饒了他?說不定啥時候拉他娃去償命。”他察覺不到自己窮、受人鄙視就是因為孩子多,每年都被罰款,家里缺少經濟來源。對此,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恪守著越窮越光榮的“貧民”思想,而不是振作起來尋找致富門路,在致富路上與閻振海一比高下。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皇天后土》中的保守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國民劣根性的主體人格特征,然而應該指出的是,保守型人格并不都是具有國民劣根性的主體,也有不失人性的堅韌和農民善良、淳樸、敦厚本色的主體人格。他們講述“活著”的艱辛、生活的苦楚,用整個人生盼望著苦盡甘來的那一天。《苦菜》中熬寡四十年的無怨無悔的屈巧兒:“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從根兒到梢,都苦。”他五歲便沒有了親娘,后媽狠心歹毒,好不容易出嫁了,生活有盼頭了,十九歲便又守了寡。她吃遍了千般苦,受遍了萬般罪,“潑上命掙工分”,將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自己無怨無悔地付出,只愿孩子能夠出人頭地,表現出了人性的堅韌、頑強。《皇天后土》開篇就呈給世人一道《苦菜》讓人慢慢品味,細細咀嚼,悠悠回味,理解人生的“苦中作樂”,生活原本就是苦辣酸甜攪在一起,不同的主體看到的“苦”的意義是不同的。

在《皇天后土》中還有一部分農民,一輩子靠天吃飯,靠土地養家,靠牲畜耕田、勞作,對土地、牲畜、農具有著滿腔的熱戀與感激。《牛事》中的李來成,“一個憨厚的莊稼人”,“憨厚”突出了其最主要的人格特征。他愛牛如狂,恨不得“下輩子托生成牛”,“莊稼人,不能沒有牛,莊稼人更不能對不起牛。咱那莊稼地,牛犁過幾千幾萬遍,祖宗八代沒餓死,不都是牛的功?看見牛,我心里美,吃飯香,睡覺也甜”。《土命》中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傳統農民趙得富;《黑土》中的邵金聚,不向往城市的燈紅酒綠,偏偏鐘情于這黑土地,“咱就是這窮命,一輩子離不開土……土里生,土里長,土里刨食,死了還睡到土里化到土里”。這應該是唱給摯愛土地的一曲生命的戀歌。

作者清醒地意識到社會在發展、在變革,千百年靠畜力勞作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但是老輩的農民割舍不下這份情,在他們心里,自己和那些出過力、立過功的“老功臣”一樣,他們愛惜那些“老功臣”,其實也是對自己一生功績的肯定與系念,還有一分不舍與不忍。這正是社會轉型期各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在農民主體人格方面既矛盾又統一的集中體現。“比較而言,農村比城市更貧窮、更落后,農村人比城市人更苦、更累、更少文化而多愚昧;農民的苦、甜、酸、辣,農民的喜、怒、哀、樂,便更有歷史的沉重感。正由于歷史的原因,農民的命運便總有一種濃濃的悲劇色彩。雖然他們往往想不到這點。世事滄桑,新舊代謝。新事物出現,舊事物消失,這無疑是進步。但是,失去的有的該失去,有的不該失去。不該失去的,竟失去了,難再回復;該失去的卻依然存在,且還要往下發展。這是無可奈何的,總使人感慨不已。”[4](頁270)農民的主體人格“既有那么好的前途,又有那么多的羈絆,既有那么美的憧憬,又有那么多的遺憾……實在是一個一言難盡的話題”[4](頁271)。作者之所以建構這種保守型主體人格,大概也是基于此吧。

二、開放型人格

較之保守型人格,開放型人格則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識和進取精神,能順應時代的發展,體現出一定程度的歷史主動性。他們是當代新型的農民主體,“追索著時代的主潮,回蕩著生活的基調,承載著認識的價值,高揚著社會主義的思想光耀和進取精神”[3](頁63)。

《皇天后土》中開放型的主體人格是作者熱情贊揚的,也是寄托著作者殷殷期望的主體人格類型。他們有著不同的愛情觀、人生觀、價值觀。不管是《入贅》的白玉棟、做《木匠》的姜長水;還是從事著受人鄙視的低賤職業,仍努力追求自我價值的《閹豬》的葉貴,《駒場》的單福祥;抑或是《烘爐》中那心胸寬廣,“多大的鐵疙瘩都能化成水兒”,有情有義的大男人姚中義,還有帶領全家人科學致富、《治家》有方的徐興順,都是《皇天后土》中能夠把握自我命運的主體。“開放型人格拋棄過去與未來,不使自己遠離當下的情景……完全著眼于當下,有足夠的勇氣與自信,當新問題來臨時亦能平靜地面對,相信自己有能力應付。這就是健康的自尊與自信,免于不安與恐懼的情緒。換句話說,他們對世界、現實或環境的評價,使他們信任這世界,不認為它是危險而強勢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應付,他并不會感到害怕。它看起來一點也不恐怖。擁有自尊代表個人視自己為初始的行動者,對自己的命運負有責任,是自我命運的決定者。”[5](頁373)

《入贅》里為求真愛而甘愿入贅到妻子家賣豆腐的白玉棟,“想結婚,就得‘倒插門兒’……為小改嘛,也就是為愛情嘛”。白玉棟在愛情的態度和行為上都體現出鮮明的自主意識,把握自己的幸福,決定自己的命運。《改嫁》里的丁小艾失去丈夫后,開明的婆婆不想耽誤兒媳的幸福,毅然摒棄了千百年來在世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留根”的傳統觀念,主動勸兒媳改嫁,并親自出面為她挑選人家。于是丁小艾帶著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一起改嫁,到了李成栓家。李成栓也完全接納了他們,絲毫不介意自己娶的是個寡婦,撫養的是別人的孩子,他很寵愛孩子,就像對待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見到人家吃魚,(孩子)也想吃,想得直哭。成栓說:‘娃,別哭,我去給你逮魚。’就掂個小桶去了。”另外他也很尊重孩子的生父,清明節帶孩子去給生父上墳,“燒了紙,他給墳添土,添多大”。他們的幸福完全是自己把握和爭取來的,因為他們敢于挑戰世俗的傳統觀念,追求自我幸福;還有不顧世俗禮教的約束為仙逝的老母親辦喜喪的快活三,他對鼓手們說:“我媽是喜喪死后要升天,成仙哩。吹那哭哭啼啼的調調兒,啥意思!”他一說,就都吹喜調了。一下子喪事變成了喜事,“鬧成鍋滾一樣,都像瘋了”。《圓魚》里靠養殖元魚發家致富的吳柱子,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干出了點成績,一場大雨讓他的事業化為烏有,但他不氣餒,“有人就有東西,有人就有錢……全當十萬元買個經驗教訓……重打鑼,另開張,又干……”

在這里,我們看到這些主體所表現出來的是沉著冷靜的堅定與正直,因為他們十分確知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并能專心一意全力以赴,毫無懷疑、猶豫、三心二意或退卻。因此能夠朝目標全力以擊,而不是隨意瀏覽、不痛不癢地輕飄而過。周同賓說:“我對農村,對農民,便有一種復雜的情愫,既愛又憂,既喜又悲。執筆為文,便一邊眷戀,一邊嘆惋;眷戀和嘆惋里尚有真切的希望。我的散文,便是唱給農村生活的一曲綿綿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論唱得好壞,自信歌里尚有一顆真心。”[4](頁271)這種開放型的主體人格便是作者“真切的希望”、“自信歌里……一顆真心”。在社會進一步發展,思想日漸開放的今天,他們“主宰自己的內在本性,掌握自己的潛在力、自己的才干與才能,操控自己創造的沖動。他認識自己的需求,日益變得更為整合、更具統一性;他日益覺察到自己的本來面貌,覺察到自己真正的所需,并覺察到自己的召叫、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命運”[3](頁67)。

三、中間型人格

在周同賓的散文創作中,理想人格的創造與建構是始終處于某種矛盾與沖突的困擾之中的。這種矛盾與沖突,主要體現在社會對創作主體的制約與創作主體對理想生活的渴求與探尋的不協調方面,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延續。這種矛盾沖突在《皇天后土》中也有所體現:即作品中所呈現出的一種中間型人格,這是介于保守型人格和開放型人格之間的一種交叉型人格。其性格有多個側面,每一個側面反映其主體人格的某一特點:有時他們自私,有時也開明;有時膽小懦弱,有時也堅強勇敢;有時開放,有時也保守;但他們有自己的追求、目標、理想。

最典型的是《留根》中的毛栓,政府號召發家致富,聰明的他辦起了養雞廠,很快便成了養雞專業戶,體現出開放型人格勇于開拓創新的一面。但傳統的子嗣觀念卻時刻困擾著他,因為他沒有生育能力,但又一心想為自己留個根:“只要有了娃,留條根,也算沒白活一場。”為了達到“留根”的目的,他甚至放棄了作為男人的尊嚴和作為丈夫的底線,竟讓妻子和自己的“光屁股”好友私通,妻子懷孕并生下一個兒子,他便把這個孩子算做是自己的兒子。但是他心知肚明:“我的娃,明明不是我的娃,是野種。這個根,不是我的根。把他養大,還是野種。”所以雖然圓了“留根”夢卻又時時為此感到臉慚,即使事業有成也絲毫不能彌補內心的挫敗感:“我是專業戶咧,有錢咧。我窩囊。我不算個男人。錢算啥?錢能給你笑?錢能給你睡?錢能給你生個親生兒子?”事業上他吃苦耐勞、精明能干,順應社會發展,積極接受新事物并不斷開拓進取,但是思想上卻有保守型人格愚昧守舊的一面,固守封建傳統的子嗣觀念,為達目的,甚至棄社會綱常倫理于不顧。新舊思想在他身上合而為一:既聯合又不停地斗爭,這正是社會轉型期的農民身上新舊思想雜糅的典型表現。

《時運》中的主人公靳春陽,熱愛文學,曾模仿《少年維特之煩惱》寫了一本散文詩,還“整天鉆屋里寫詩,寫小說,寫了就往外寄,最高寄到《人民日報》”,畢業后迫于生計停止了文學創作。高中畢業的他很迷信,特別信“命運”,認為“命是不可以改變的,人一出生就定了;運是可以改變的,或者說,是可以利用的。命是一生的,運是一時的。這就是時運,一時一時不同”。用作者的話說,他是一個“睿智”的青年,曾瘋狂地追求著自己的文學夢,但他迷信地認為一個人如果“時運不好,就是有危機……甚至還會把命送掉”。就連哪天出門也要算算是否吉利。他搞文學創作,到了“沒稿紙了,也買不起郵票”的地步,他沒錢、沒房子,也沒人給他介紹對象,他相信這是自己的命運,于是狠狠心,開始跑生意。他做買賣,也投機取巧,將石子塞進所賣雞、鴨、鵝的嘴里以增加其重量。怎樣評價他?好人?壞人?僅僅那么簡單嗎?新舊思想在他身上也表現出強烈的沖突:他身上有著保守型人格迷信落后的一面,那些關于“時運”的看法也有一些宿命論的味道,但他又是受過先進思想教育的新時代青年,有著自己的夢想與追求,因此不能用一個干巴巴的詞來定義他的人格特征,更何況他還沒有放棄他的追求呢:“我還想搞創作——我看報上、雜志上登的那些東西,我也能寫出來。到時候你給我引薦。我真愛文學。不知道是誰說的,文學像個浪女人,一旦被她纏住,會和她勾搭一輩子,一有空閑,就和她偷情。”

中間型人格主體,每個人身上都有兩股拉力,這兩股拉力始終相互作用,可以說是個人心理的一種內戰,是個人在某一部分與另一部分彼此之間的對立。這是社會和時展所產生的新觀念與傳統農民的舊思想激烈斗爭的結果和表現。正如作者所說:“新的與舊的,傳統的與現代的,在他們身上既矛盾又統一,他們是這個時期的標本和證明”。[4](頁67)總的來說,周同賓的《皇天后土》通過構建當代農民主體的保守型人格、開放型人格和中間型人格全方位、大容量描寫一個地域的農民,并以獨特的視角來審視農民、喚醒農民,表現他們的愛與恨,展現他們真實的生活。讓農民自己走上前臺,去宣講他們的追求與渴望。周同賓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農民一個個寫下來,為當代做個記錄,為后世留下檔案。”[4](頁26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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