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理論蘊涵與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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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經濟人”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思維缺陷，論述了“生態人”產生的現實可能性，界定了“生態人”概念的內涵與特征，闡述了“生態人”理論提出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經濟人；生態人；生態文明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limitationofthetheoryabouteconomicpersoninenvironmentprotection,andpointsouttherealisticpossibilityofecologicalperson.Itdefinestheconnotationsand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personanddiscussesthetheoreticalandrealisticimplicationsofthetheoryofecologicalperson.
Keywords:economicperson;ecologicalperson;ecologicalcivilization
一部人類史既是生產力不斷發展、生產關系不斷進步的歷史，也是人的存在內涵、范式不斷深化、豐富和演變的歷史。因此人類歷史的進步發展階段既可以用狩獵、農業、工業的科技發展形態或原始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來概括，也可以從人本身的生存狀態來規定，對應于社會形態的演變，我們可以把已經有過的人的存在類型也相繼分為“自然人”、“道德人”和“經濟人”三種不同階段。
“自然人”是史前時代處于原始狀態中的人，此時的人既無獨立的意識，也無獨立的個性，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個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農耕時代依靠自然血緣和封建宗法等級觀念維系的人，這一時代生產的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張“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欲，通通釘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與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種和諧狀態，但同時這種重義輕利的思維方式弱化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因而隨著時代的進步，這兩種人性也為歷史的發展所淹沒。工業文明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是“經濟人”，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經濟人”的人性特征，為解決當代人的生存危機尋找一條出路。
一、“經濟人”的人格透視
“經濟人”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17、18世紀的西歐，封建的地租制逐漸被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決定人們地位的不再是門第、出身，而是看擁有財富的多寡，社會已經最大限度地圍繞著利益來運轉。1776年，亞當•斯密撰寫了《國富論》一書，在書中他描繪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自身動機的“經濟人”形象，并闡述了其思想特質、行為類型等，由此“經濟人”形象獲得了廣泛傳播，并成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據。
“經濟人”假設的提出確實有它積極的社會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激發了人們的進取性和創造性，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但“經濟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這種缺陷引發了今天的生態危機和當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經濟人”的思維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為的根本目標。在他的頭腦中思考的只是物質利益、財富和利潤，“經濟人”成為了一個完全的經濟動物，一個精于算計的逐利機器，這必然驅動著“經濟人”在生產過程中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毫無節制地掠奪資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當成原料庫和垃圾場，而毫不顧及他人、社會、子孫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費的資源，如果我不開采別人也會去開采”這樣的思想也在“經濟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這些必然引發哈丁所描繪的“公有地的悲劇”。
其次，“經濟人”在人與自然關系認識上的錯位，認為人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但在“經濟人”身上我們很難發現其自然屬性，馬克思所強調的“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的觀點更是無從體現，這種自然屬性的缺失也使得“經濟人”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片面地歸結為“利用與被利用、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將“作為人類生命之源和價值之源的自然界”視為人類的奴仆和奴隸，在“經濟人”的視野中人才是“萬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人類毫不考慮自己行為的后果，蔑視自然規律，違背自然規律，最終將人類推向了生態危機的困境中。
最后，“經濟人”的主體性過度膨脹，輕視生命過程，只看結果，只重物質享受。“經濟人”過于追求物質享受和物質欲望的滿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價值追求，導致了人性被泯滅，豐富的感性喪失，引起了人類價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單面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說：“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行為，至多還有居住、修飾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卻成為動物的東西。”
［1］
上述“經濟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業文明及其人性標準都已不合時代的發展，歷史呼喚著新的文明時代的到來，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確立。
二、生態人的內涵及其基本特征
對于工業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時代，著名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托馬斯•伯里將其稱為追求生態文明的“生態時代”。而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可見，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當今全社會的共識。與工業文明形態下人與自然關系尖銳的對立不同，生態文明強調實現人與自然的和睦、協調、良性循環，并以此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和全面發展。作為一種嶄新的文明類型，生態文明也需要一種新的主體承擔者，一種新的主體形態，以此表征、創造和建設生態文明，我們將這種人類存在的新形態稱為“生態人”。［2］
（一）“生態人”概念的界定
“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它是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人”不僅追求人與自然的共生，還追求人與他人、與自身的和諧，這是一種理想中的人，一種完人；狹義的“生態人”是特指單純的環境保護人士。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我們所指的“生態人”主要是對“人與自然平衡的向往”，對生態文明充滿憧憬的人們。畢竟生態危機是當代社會所有危機當中最為根本性的，同時也應追求社會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完善，因為“對自然的解放與人的解放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可以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意識，并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能夠做到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約束個人與集體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共生、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個人或群體。“生態人”既可以指國家，也可以指政府、企業和個人。
（二）“生態人”的價值觀
“生態人”并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述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的本質內涵來詮釋。在“生態人”的觀念中，生態問題的解決不是一種人類生存的某一特定階段上用來應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根本的生存原則，因此“生態人”除了具備關愛自然、生態平衡等生態意識外，還應具有以下價值觀念：
(1)具有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范式。與傳統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對自然的掠奪觀不同，“生態人”拋棄了近代以來機械論世界觀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以有機系統論的觀點看待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將“人—自然—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系統整體，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處于普遍的聯系中，認為人和其他生命一樣，只是生態系統這個有機網絡上的一個網絡點，人類生命的維持與發展要依賴于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人與自然之間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
(2)樹立生態安全觀。“經濟人”只注重經濟利益，無所顧忌地掠奪資源，而“生態人”將生態安全放于首位。生態安全是生態學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幾十億年漫長的生物與環境協同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氣候、溫度、濕度、光照通量等生態參數處于穩態時的狀況。“生態人”能夠意識到失去生態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虛假的，因而在決策時將生態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為危及到生態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棄。
(3)擁有生態善惡觀。生態善惡觀是“生態人”的核心，生態善惡也即生態道德，它擴展了傳統道德的界限，把道德關懷引入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使人們以道德理念去維系生態平衡，樹立人們對于自然的道德義務感，因而對人類具有更大的約束力。當有了這種善惡觀時，“生態人”就會把保持生態平衡作為個人的一種人生責任，當其行為有利于生態平衡時就感到高興，而對破壞生態、傷害生物的行為則感到悲哀。
(4)主張環境公平、正義觀。環境公平是針對環境倫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樣是“生態人”堅持的一個準則。環境公平包括代內公平、代際公平，盡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異，環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階級、群體對環境會有不同的訴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權利、履行環保的義務也應有所差別。環境正義理論要求我們必須實現環境資源所有權與享有權分配方面的公正，應承擔環境責任方面的公正，最終達到環境權利、環境責任和環境義務的統一。
(5)推崇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相協調的發展觀。“經濟人”以高耗費、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視了生態價值、生態效益和社會和諧，是片面的、不可持續的發展；“生態人”則不然，“生態人”是以全面的、整體的視角來審視問題，堅持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的統一，追求包括經濟持續增長、自然生態平衡、社會和諧有序在內的綜合效益。
以上只是對“生態人”價值觀的一個簡要陳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內容，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狀況下，出于不同的立場和主體利益的差異，對“生態人”的內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會有差異，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視生態觀念和生態保護是共同的。
（三）“生態人”何以可能
從上面的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生態人”是一種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設，但它并沒有違背人的本性和客觀現實，因此它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或空中樓閣，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認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一個社會范疇、歷史范疇。馬克思將其表述為“人的本質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體本性”，“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382。而社會關系是隨著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變化發展的，因而人的本質也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生態人”就是在社會歷史條件發生變化，生態問題日益嚴重、人類面臨生存危機的情形下逐漸萌芽的，“生態人”取代“經濟人”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本能或需求，一種是沿著生物譜系方向逐漸變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種是隨著生物進化而逐漸增強的心理需求。現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質財富在滿足人類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人類社會的、心理的、感官的、環境的、生態的等非物質需求則越來越強烈，旅游、休閑、景觀享受、閑暇生活、綠色消費已逐漸為人們推崇。伴隨著消費需要的變化，生產者也把降低環境成本、標榜綠色生產作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標，可見在人的本性中蘊涵著生態因素、生態因子，這些就為“生態人”的塑造提供了現實可能。
第三，當代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大大拓展了人們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聯系，一國的生產和消費逐漸成為世界性的，各種文化間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頻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種主體間的差異不再明顯，這些都為“生態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社會基礎和可能。同時生態問題的跨區域性以及本身的復雜性，也決定了生態問題并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事情，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三、“生態人”理論的當代價值
“生態人”假設作為一種嶄新的理論體系，在當代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經濟發展遭遇“環境瓶頸”的時刻，對于我們走出發展的困境具有極好的啟示。
第一，“生態人”價值觀對于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維護和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當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膨脹，人與自然的關系失調所引起的。而“生態人”堅持一種人地和諧的自然觀、可持續的發展觀，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榮衰與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前提下，謀取個人利益，力求實現自然、社會、生態的互動平衡、協調發展，因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同時“生態人”的觀念也有利于平息環境倫理學內各個流派的爭論，像“動物權利論”、“生態中心論”在“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問題上展開的論辯。而“生態人”并不在某些問題上過多地糾纏，它從人的本性出發，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觀念與普遍的價值觀，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和傳播。
第二，“生態人”的觀念深化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發展三階段”理論，是人的發展中的一個更高層次。馬克思在論述“人的發展三階段”時并沒有具體展開，只是抽象地將其描述為“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3］294。“生態人”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缺失，是對人性的更為具體的描述，而它強調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公平與正義”、“重視人的需要的滿足”，也為引導人們如何實現全面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維方向。
第三，“生態人”理論的確立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表現。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這就要求我們實現從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到產業結構、經濟方式的轉變，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擯棄鋪張浪費的現象，堅持實用節約的原則，要求社會的經濟生活以環境資源的承載力為基礎，堅持可持續發展，力求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方共贏。而這一切恰好是“生態人”的利益目標和價值取向，是“生態人”應有之義。因此，“生態人”的理論建構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態人”的觀念有利于推動當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當前我國的政府管理體制存在著許多弊端，如沿襲多年的單純用GDP的數據來考核干部政績方式；按行政區劃管理生態，破壞了生態本身的統一性，造成自己利益優先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為了“生態人”主體，它必須推進體制改革，樹立生態文明意識，建立生態管理制度；將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的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依法保障公眾在在環境事務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力求對極具整體性的自然生態系統進行統一而有效的保護、管理，努力構建“生態型政府”。
總之，“生態人”理論作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在當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還不完善。如何實現從“經濟人”向“生態人”的過渡，還需要靠理論界、知識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種種障礙。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4.
［2］徐嵩齡.環境倫理學進展:評論與闡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418.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