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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英美文學的小說、詩歌、戲劇等領域,都有為數不少的文學作品與中國的文學、文藝作品在主題或人物或風格或其他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擬舉出英美文學中的一些作家作品、流派等,將其與中國文學中相關的作家、作品、流派等進行比較,分析異同,從而打開文學學習的思路,加深對文學知識的理解。
[關鍵詞]
一、引言
“文學”二字,給人以一種高雅的“陽春白雪”之感;而對中國的學生而言,英美文學更易讓人感到高深莫測,進而對其敬而遠之。英美文學這只“王謝堂前燕”如何才能“飛入尋常百姓家”呢?對此,高校的英美文學教師不妨來一個“中西合璧”,將英美文學與中國文學作一番比較研究。主觀上,中西結合能激發興趣,啟發思路,加深理解;客觀上,英美文學作品中有為數不少者,或在主題或在人物或在風格或在其他方面與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為“中西合璧”這一做法提供了條件。
二、多種體裁的“中西合璧”分析
不論是何種體裁的文字:小說、詩歌、戲劇等,在英美文學和中國文學兩種不同的文學中,都可找到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的作品。
(一)小說
將中西小說進行比較,會發現有些作品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將其比較讓人浮想聯翩,洞悉萬千。就流派而言,美國在東西部尚未完全融合、地區差距比較明顯之時出現了以馬克•吐溫的小說《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為代表的本土主義思潮;而中國文學中雖無“本土主義”這一說法,卻也有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等等,淋漓盡致地彰顯著各地的特色。就具體的作家、作品而言,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經典《福賽特世家》描寫幾代豪門恩怨,人物之多、規模之大堪比中國的古典文學巨著《紅樓夢》;《格列佛游記》的作者、英國作家斯威夫特與中國近代文學巨匠魯迅同為諷刺大師,但前者的不動聲色與后者的鋒芒畢露、咄咄逼人卻又截然不同;英國作家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中國古代作家蘭陵笑笑生(筆名)的《金瓶梅》都因其中露骨的性描寫而頗受爭議、一度被禁,卻又因其嚴肅的主題、高超的技巧、生動的文字而終獲肯定,只是前者熱情歌頌查泰萊夫人與其情人真實自然的人性,后者卻嚴厲鞭笞西門慶及其情婦的荒淫無度。更值一提的是,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長篇小說《飄》與中國作家張愛玲的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兩部小說的作者都是女性,都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細膩緩緩講述曲折動人的故事,詮釋她們對愛情、對婚姻、對人生的看法和感受。二者都有對愛情的真知灼見,如《飄》中思嘉所沉思的:“現在,她依稀覺得,如果她過去了解希禮,她決不會愛上他;而如果她過去了解瑞德,她決不會失去他。”[1]1046和《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作者所評價的:“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2]51這兩段話都透露出一條無可奈何的愛情法則:人們對熟悉的、已有的人和事是不屑去珍惜的,卻永遠為那些神秘陌生、遙不可及者而心動不已。《飄》的女主角思嘉一直苦戀有婦之夫希禮,卻肆意傷害對她一路照顧的丈夫瑞德,最后希禮的妻子病亡,思嘉卻在她唾手可得之時幡然醒悟:自己并不愛他。而《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主人公振保亦是如此。留學英國之時,在妓女帳下初試云雨;后遇女友玫瑰主動投懷送抱,他卻儼然正人君子,巋然不動;回上海工作,卻又情不自禁為老同學士洪性感妖嬈的嬌妻嬌蕊而春心大動,與“不可欺”的朋友之妻暗渡陳倉;當嬌蕊向士洪坦白、為他而離婚之后,他卻突然清醒地感覺到原先所置之不顧的倫理、社會的壓力,斷然與她一刀兩斷;明媒正娶娶了一妻,沒多久就感到乏味,開始;在發現妻子亦與一其貌不揚的裁縫不干不凈之后,更加無所顧忌,隨意玩女人……總之,他在名正言順的女友、妻子面前神色凜然,卻把滿腔熱忱留給了不該碰的朋友之妻、風塵女子之類的角色。不管是思嘉還是振保,對他們來說,“山的另一邊的青草總是更綠”,唯其難得,唯其非分,所以誘人。但同中有異,兩部小說在層次結構、表現手法、認知視角等方面又大相徑庭。《飄》在主要描寫思嘉和瑞德的愛情的同時,又有思嘉與希禮之情、瑞德與貝爾之情、媚蘭與希禮之情、蘇埃倫與弗蘭克之情等多條線索與之縱橫交錯,且戰爭的風云、時局的變幻、社會的狀況亦穿插其中,既有情感糾葛,又有生存斗爭;既有人與人的沖突,又有人與社會的沖突,層層疊疊,錯綜復雜,不失為一幅廣闊、生動的社會生活圖。相形之下,《紅玫瑰與白玫瑰》結構單一,唯一的線索是振保與各個女人的瓜葛,寫完一段情,寫另一段……用筆專注,幾無旁枝。除了與主人公的經歷息息相關的少數時間和空間的變換,極少著墨社會歷史背景。只有人與人的沖突,沒有人與社會的沖突;但當中又還存在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沖突———個人與倫理、道德的沖突,如振保第一次嫖妓之后的負罪感和羞恥感,對女友肉體的極力抗拒,與嬌蕊茍合之前的心理掙扎,等等。從表現手法看,《飄》中不乏大量的心理描寫,對思嘉心理的描繪細致入微,有時更是長篇大論;而《紅玫瑰與白玫瑰》主要是通過語言、動作來表現人物的心理;從認知視角看,《飄》采用的是特定人物———思嘉的“限知式”視角,這使情節充滿懸念,扣人心弦;而《紅玫瑰與白玫瑰》則采用洞察一切的“全知式”視角,這使情節一目了然,明白易懂……
(二)詩歌
在英美文學中有些詩人、詩歌與中國的詩人、詩歌有不謀而合之處,亦不乏鮮明對比之處。如美國詩人惠特曼和中國詩人郭沫若都有一瀉千里的激情和一氣呵成的詩作,只是前者放眼美國的現實社會,而后者則更多浪漫瑰麗的想象和抒情;如以美國作家龐德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意象派詩歌與中國的古詩,都強調要在讀者面前呈現具體、生動的意象,事實上,“意象派產生的根源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中國古詩的影響不容小覷,以至于意象派代表詩人龐德曾經這樣說過:‘讀中國詩即可明白什么是意象派。’”[3]97但前者呈現的意象主要是給人一種強烈、短暫的感官刺激,而后者的意象除了有明晰生動的特點之外,還給人以咀嚼不盡、余味無窮之感,這又與漢字的含蓄雋永不無關系;英國詩人彌爾頓的《致亡妻》與中國古代文學家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都是表達對亡妻真摯思念的千古名篇,《致亡妻》中:“我醒了,/她逃了,/白晝帶回了我的黑夜。”[4]149這樣的句子令人唏噓不已,而《江城子》中所表達的與亡妻陰陽相隔、縱使相逢亦不相識的未亡人之悲更是催人淚下,但《致亡妻》帶有更多的神話色彩,夢想著亡妻被諸神所救、像仙女一樣重回“我”身邊,因為“在希臘人那里,神性高于人性”,[5]325在西方人的思想價值觀中,“神”舉足輕重,而把亡妻寫得圣潔、飄逸如仙女,更是深深表達對其喜愛與崇拜;愛爾蘭詩人彭斯的詩歌《一朵紅紅的,紅紅的玫瑰》中有這樣的句子:“直到所有的海水都枯竭,親愛的,/直到巖石在太陽下消融;/我都會一直愛你,親愛的,/只要生命的沙漏尚能為繼。”[6]244,245使人想起中國的成語“海枯石爛”,亦想起漢樂府中的《上邪》一詩,列舉山峰消失、江水枯竭、冬日雷聲、夏天飛雪、天地連接這些不可能出現之事物,發誓只有這些事物出現才敢“與君絕”,從而表達對戀人的忠誠、對愛情的堅貞。比較典型地代表了中西方思維習慣的詩作還有英國感傷主義的代表詩人托馬斯•格雷的《墓畔哀歌》和中國唐代著名詩人王維的《渭川田家》。兩首詩的背景都是夕陽西下之時、農夫荷鋤歸的情形,兩首詩中都出現了農夫、牛羊、蠅蟲等鄉村常見之畫面,然而卻有截然不同的氛圍和主題。格雷的詩在寫到昏沉暮色之下的墳墓之時,便圍繞其展開了對人生、對命運的思考,抒發了對埋在這些墳墓里的寂寂無名的生命的感傷:他們亦曾享樸素的家常之樂,如今只化為冰冷的泥土。然而,不論是位高權重者,還是美貌富有者,都請將藐視收起。因為他們之中,也許不乏治世之才,只因命運將其埋沒;因為不管人生如何輝煌,死后終歸黃土一抔……這樣連篇的、深沉的哲思在王維的詩中是不見的,他只是在描寫了黃昏之時各事物舒緩、閑散、歸家的情形后,來了一句簡短的抒情:“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7]50表達一種不知何處是歸途的惆悵之情。可見西方人的思維更具有論辯性和系統性,強調進行科學的、明晰的說理;而中國人的思維更多的是點悟性和零散性,強調感物抒情,給人一種朦朧的美感。且中國人比較安于現狀,能夠融入自然并自得其樂,能夠“哀而不傷”,所以《渭川田家》雖然末尾點出一種淡淡的悵然,但與《墓畔哀歌》所渲染的那種濃重的哀傷還是相去甚遠。
(三)戲劇
英美文學中的戲劇,尤其是莎士比亞一些戲劇的情節,都可以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找到其影子。如《李爾王》所反映的得勢則人人諂媚、失勢則兒女轉背的殘酷事實亦在中國的傳統戲劇《五女拜壽》中有所體現;早些年曾在中國內地熱播的電影《夜宴》更是被稱為中國版的《哈姆雷特》……而大家最為熟悉的當屬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中國的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此二劇都是悲劇,都是講心心相印的戀人因為家庭的阻撓而不能在一起,最后雙雙付出生命代價的故事。《羅密歐與朱麗葉》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悲劇的種子:兩家有不共戴天的世仇;再加上羅密歐又誤殺朱麗葉的表兄,更是仇上加仇,悲劇更加深化;兩人不可能在一起,除了私奔,誰知又在準備私奔的過程中出了意外,悲劇發展到頂點:本來朱麗葉是喝下藥水裝死,卻被提前趕來的羅密歐誤以為是真死,羅密歐萬念俱灰飲下毒汁,而醒了的朱麗葉一見死了的羅密歐,便也毫不猶豫地共赴黃泉……雖然此劇稍帶喜劇色彩,如兩人陽臺相會的場景,但這與整個事件發展的大趨勢相比顯得勢單力薄,微乎其微,扭轉不了形勢,左右不了大局,所以總的來說,情節是一悲到底。但是,不管有多“悲”,羅密歐和朱麗葉所代表的超越世俗的純潔愛情卻是一步步深化,從一見鐘情到互訴衷腸到私定終身到雙雙殉情,愛的力量、正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其最后的毀滅給人以悲壯之感,讀者的心靈亦在這種情感的洗滌下得到凈化,得到升華。相比而言,《梁山伯與祝英臺》在戀人之死的結局之后又加上了一個“化蝶”的情節,翩翩二蝶,悠悠同飛,讓人感到驚喜,感到安慰,但這種“大團圓”的結局又不無牽強,且或多或少淡化了整部戲劇撼人心魄的審美沖擊力。
三、結語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體裁,“中西合璧”現象在別的體裁中亦存在。如在散文領域,美國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梭羅在其《瓦爾登湖》中投射出的那種遺世獨立、萬物有靈的觀點在中國古代先哲莊子的《逍遙游》《齊物論》等作品中就有很好的體現。而且,除了各體裁之間的平行聯系,在中西之間還可找到跨學科的聯系。如英國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作《當你老了》被譜上曲子,經由中國歌星莫文蔚等人的演唱,變成了一首廣受歡迎的流行歌曲;而彭斯的“AuldLangSyne”譯成中文就是“友誼地久天長”這首經典老歌……總之,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而本文只是對其進行粗淺的列舉和歸納,以期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中西合璧”現象的認識和重視。通過分析這一現象,中西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本質和特點得以凸顯,而英美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距離亦得以拉近。這就給高校英美文學教師以啟發,在英美文學的教學過程中適當來點“中西合璧”,因為“主體最感興趣、最易接受的往往是那些既帶有熟悉信息也帶有陌生信息的對象。”[8]56將學生相對熟悉的中國文學和相對陌生的英美文學進行“合璧”,能讓其對英美文學產生容易接受、樂于接受之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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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敏 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涉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