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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同時也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蘇曼殊翻譯的小說和詩歌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一直吸引著后人對其進行關注和研究。文章著重對蘇曼殊為什么會選擇《悲慘世界》來作為他的翻譯對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樣的思想進行探討。這其中有政治因素,文化方面的因素,以及自身的原因。
關鍵詞:蘇曼殊小說《悲慘世界》翻譯思想
蘇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同時也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蘇曼殊翻譯的小說和詩歌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一直吸引著后人對其進行關注和研究。蘇曼殊是于1903年憑借其翻譯的《悲慘世界》走上譯壇的。至于蘇曼殊為什么要選擇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來作為他的翻譯對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樣的翻譯思想?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在此作一些探討。
一、當時的“雨果熱”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雨果是19世紀法國積極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是法國文學史上優秀的資產階級民主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發揚人道主義、反對暴力,提倡以愛制“惡”。雨果曾在1861年在《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發表自己對火燒圓明園的看法,信中詳細地敘述了圓明園的輝煌和價值,他痛斥聯軍是強盜,憤怒地譴責了他們侵略和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如他在信中寫下了這樣一些話:“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劫掠,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對圓明園的一場大規模的洗劫完成了,贓物由兩個戰勝者平分。”“一個戰勝者裝滿了他的口袋,另一個看見了,就塞滿了他的箱子。然后,他們手挽著手,哈哈大笑著回到了歐洲。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國,另一個叫英國。”“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洗清罪惡,把這些贓物歸還被劫掠的中國。”[1]從這些話語可以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封信,更是一篇義正嚴詞的檄文,雨果的“兩個強盜”的經典比喻,揭露了英法兩國的惡行,并希望兩國能夠承擔歷史罪責。這封信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說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每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讀了之后,都會對雨果產生敬佩和喜愛之情。但雨果最早為中國人所認識的卻是在1902年年底,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小說》第二期的插頁里,印上了兩幅外國大文豪的照片,一位是英國的拜倫,當時譯為擺倫;另一位便是雨果,當時譯為囂俄。[2]這是首次對法國小說家雨果作了介紹。[3]但據目前現有資料來看,馬君武是中國最早詳細介紹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的學者。他于1903年3月12日在《新民叢報》第27號上發表了《茶余隨筆》,其中文章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愛國之女兒”、“菲律賓之愛國者”、“中國人無公共心”。在第二部分“菲律賓之愛國者”中,馬君武提到愛國者有多種類型,如:“有能言之愛國者,有能文之愛國者,有能行之愛國者。”“所謂能言之愛國者,激勵民氣,抵御異種,敝唇焦舌,圖利國家,若德摩士電Demosthene、甘必大Gambetta之徒,即其人也。所謂能行之愛國者,溺愛自由,夢想革命,捐軀棄名,以為民役,若克林威爾Cromwell、羅拔士比Robespierre之徒,即其人也。所謂能文之愛國者,發揮共和,鼓吹自由,排除王政,九死不悔,若拉馬爾登Lamartine、雨茍V·Hugo之徒,即其人也。”[4]雨果名字赫然被列入“能文之愛國者”中。
馬君武在1903年3月27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28號上,發表一篇《歐學之片影》的文章,其第三部分為《十九世紀二大文豪》,談的正是雨果和拜倫這兩位大文豪。19世紀的大文豪有不少,可為什么只有雨果和拜倫才能稱得上呢?馬君武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他說:“十九世紀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戀愛,使人崇拜者,非茍特Goethe(按:歌德),非許累爾Schilles(按:席勒),非田尼遜Tennyson(按:丁尼生),非卡黎爾Carlyle(按:卡萊爾)。何故?因彼數子之位格之價值,止于為文豪故。至于雨茍VictorHugo(按:雨果)及擺倫Byron(按:拜倫)則不然。”馬君武緊接著進一步敘述雨果和拜倫獨特的地方,他寫道:“雨茍者(一作囂俄),法蘭西之大文豪也,而實愛自由之名士也、國事犯也、共和黨也。擺倫者,英倫之大文豪也,而實大軍人也、大俠士也、哲學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使人戀愛,使人崇拜,使人追慕,使人太息。”[5]
據上我們可以了解,馬君武對雨果的認同,主要還是超越文學層面的“位格之價值”,側重的政治因素。他把雨果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一個“鼓吹自由”、“排除王政”、“堅持共和”,并“九死不悔”的民主斗士來看的。這是由梁啟超發起,馬君武緊隨其后連續兩次對作家雨果的詳細介紹,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雨果熱”。
接著,魯迅先生于1903年6月15日在《浙江潮》月刊上發表了雨果《悲慘世界》翻譯的一部分,譯作名為《哀塵》,其實那只是其中《芳汀》這一部分,轉譯自日本報上的《哀史的片鱗》。譯者署名為庚辰,作者名譯為囂俄。魯迅在《哀塵譯后記》中寫道:“嗟社會之陷進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使囂俄而生斯世也,則剖南山之竹,會有窮時,而《哀史》輟書,其在何日歟!其在何日歟!”從中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當時聯想到中國的社會現狀,希望國人能從雨果的作品中感受到社會變革的迫切需要,此外還表現出魯迅和時人能對雨果這部作品所反映出的人生悲況有感同身受的共鳴。雨果剛“到”中國時,讀者這樣感嘆:“讀此節之文及苦魯脫小傳一書,而哀史之文章早隱約須蓄諸胸中。悲憫在胸,乃發為憤激,凄楚之文,論稗官以諷世,嗚呼我震旦眾生日趨苦惱。安得有囂俄先生者,一一狀其悲慘耶。”[6]
同年10月份,蘇曼殊在《國民日日報》上開始連載小說《慘社會》,是譯自法國大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第二部分“沉淪”一章,署名“法國大文豪囂俄(按:雨果)著,中國蘇子谷譯”。登至第十一回大半回未完,因停刊而止。可以說在當時,蘇曼殊是不可能完全不受梁啟超、馬君武、魯迅等人的創作影響的,因此,蘇曼殊選擇翻譯《悲慘世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文壇上流行的“雨果熱”是分不開的。
二、佛教道德感化思想的指引
宗教對于人生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宗教“是人類精神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對于人生的鼓舞和振奮,具有無比的力量,同時,宗教可以安定社會,凈化人心,使人對未來具有信心和希望,使人可以過著一種較合理、高尚的生活”。[7]小說《悲慘世界》通過對男主人公冉·阿讓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寫,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奴役勞動人民、逼良為娼的慘無人道的現實。然而,作者雨果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醫治社會災難的良方。雨果在小說里塑造了一個寬厚、仁慈、博愛的米里哀主教,在苦役犯冉·阿讓刑滿釋放后四處碰壁、得不到平等對待、感到絕望無助并對社會充滿對立情緒的情況下接納了他,還以道德感化了他,使得冉·阿讓最終棄惡從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為一個高尚的有作為的人,從而表現出人性的巨大轉變。不難看出,雨果在作品中宣揚了基督教仁慈、博愛和道德感化的巨大宗教力量。
蘇曼殊是個僧人,一生都信仰佛教,我們暫不論他的信仰忠誠度如何,但可以斷定的是他是個具有慈善心腸的人,我們通過讀他的書信、札記可以了解他連一個雞蛋都不忍心吃。在這里,蘇曼殊選擇翻譯《悲慘世界》,是因為他所崇尚的具有感化作用的佛教思想與雨果這種宣揚宗教道德感化思想有著相通之處。《悲慘世界》這部小說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藝術風格,“作品里對善戰勝惡、理想戰勝現實的浪漫精神的向往,符合剛剛覺醒的這代中國人的期待”。[8]這也正好契合了蘇曼殊一直所崇尚的佛教道德感化思想。因為“佛永遠以慈心和慈悲來教導弟子,他不認為有愚笨到不可教育的人,有兇惡到不會悔悟的人”。[9]佛教具有凈化社會人心的作用。
蘇曼殊是參加早期翻譯的大多數文人中的一位,同樣也是一位仁人志士,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他在小說《慘世界》發表之前,曾先后參加過“青年會”、“興中會”、“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這些革命組織。蘇曼殊一直都非常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甚至到了后期,他遁入空門后,仍不忘關心國家興亡。他在1913年發表的《討袁宣言》中說道:“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結,涂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魄!爾諦聽之。”[10]因此,外國名家及其作品中反映出的人格力量、宗教力量,以及其它方面的內容,往往成為蘇曼殊所關注的重點,這對他的翻譯文本的選擇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革命思想的感召
《悲慘世界》是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說通過對男主人公冉·阿讓一生不幸遭遇的描寫,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善良淳樸的勞動人民,注定要陷入受歧視、受凌辱、受壓迫的悲慘命運中去,從而憤怒地控訴了這個慘無人道的現實社會。蘇曼殊在翻譯這部小說的開頭幾回是比較忠實于原著的,但是從第七回開始到第十三回則幾乎是另外插編了一部小小說在里面,而最后一回——第十四回卻又重新返入正軌。蘇曼殊在這里竟然隨意增刪原文且添入許多創作成分,表現出極不忠實原著。他所采用的是極不忠實的譯法,這對翻譯實踐教學來說,實不可取。但我們細心分析文本,可以看出蘇曼殊在改編的《悲慘世界》中,運用了很多漢字諧音來達到諷刺的效果。如滿周茍諧音“滿洲狗”;范桶諧音“飯桶”;明頑諧音“冥頑”;名“明白”字“男德”,諧音“明白難得”;名“吳齒”字“小人”,諧音“無恥小人”,等等,這寄寓很強的褒貶意識。再看小說第八回、第九回蘇曼殊借主人公男德之口說道:“世界上這般凄愴模樣,難道我就袖手旁觀,聽他們這樣不成嗎?只恨那口稱志士的一班人,只好做幾句歪詩,說兩句愛國話。其實挽回人間種種惡習的事,那個肯親身去做呢?”[11]“在這種慘世界上,那一個人不和華賤一般。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壞了這腐敗的舊世界,另造一種公道的新世界,是難救這場大劫了。”[12]這分明是蘇曼殊借他人之口,發泄自己心中的不滿情緒。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蘇曼殊隨意篡改的背后體現了很強的革命性。因而,這也恰好成為蘇曼殊小說翻譯的一個特色,就是蘇曼殊想借翻譯來表達革命思想。誠如柳無忌先生所云:“他的譯作并不忠實于原著,改動甚多,穿插著杜撰的對于中國政治、社會、人物的諷刺,鼓吹當時革命排滿的思想。無疑的,這種譯法并不可取,但如以譯文與原著相對照,指出曼殊改編的地方,亦可見其用心所在。”[13]
當時是一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并呈現錯綜復雜的年代,梁啟超的啟蒙新民說、文學救國論等觀點在新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社會排滿革命思想非常嚴重。在這樣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和思想斗爭狀況下,有志之士蘇曼殊也深受其影響,所以這在他的翻（中國論文聯盟整理）譯作品中也就留下了時代的烙印。我們再結合蘇曼殊同期的詩文相參照解讀,亦可深入了解蘇曼殊當時的思想。同年10月7日,蘇曼殊發表《以詩并畫留別湯國頓》二首于《國民日日報》副刊《黑暗世界》上。
一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二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易水瀟瀟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蘇曼殊因為在日本東京參加中國留學生反抗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運動,為其表兄林紫垣所逼迫回國。蘇曼殊在臨行前,作詩繪畫告別師友湯覺頓,借以表明自己誓死反帝、勇赴國難的決心。10月7、8、12日,連載《女杰郭爾縵》于《國民日日報》上。開篇:“咄!咄!!咄!!!”語氣之急,可見情感之激,憤怒之情溢于言表。蘇曼殊很還欣賞郭爾縵,稱她為“女杰拘留獄中,意氣軒昂,毫無挫折”。10月24日,在《國民日日報》上發表《嗚呼廣東人》,起筆就是“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于我廣東人手”,還大罵那些“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并且仗著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虐自己祖國神圣的子孫”的無恥之徒。所有這些都表現蘇曼殊當時的年輕氣盛,意氣勃發,想積極投身革命洪流中去的決心。
以上對蘇曼殊的小說翻譯特色,即隨意篡改的背后體現出很強的革命思想性,進行了一番深入解讀。通過對蘇曼殊小說翻譯特色的了解,我們可以知道蘇曼殊積極配合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積極響應時代精神的號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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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世祥.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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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世敏.佛教的精神與特色.19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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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世敏.佛教的精神與特色.1971:65.
[10]馬以君編.蘇曼殊文集(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324.
[11]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二).北新書局(上海).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1928:142.
[12]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二).北新書局(上海).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1928:153.
[13]柳亞子.蘇曼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