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理論概述及其運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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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75年美籍歐裔文學批評家兼翻譯家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中依據闡釋學提出了翻譯的四個步驟之后，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作用。翻譯并不是“意義”被簡單復制的過程，而是有“人”這一主體參與的過程。斯坦納的闡釋運作步步不離“人”的參與，而翻譯研究也正是要揭示“人”這一主體如何與文本（源文本）互動，從而創造性地產生新的文本（譯本）。［1］

在諸多文體的文本中，文學性文本最能體現譯者的主體性。關于這一點，在我國翻譯界，已經有很多人撰文進行論證。筆者在知網上粗略搜索了一下，就找到大約百余篇。然而，這些文章大都是從文本分析的角度論述譯者主體性在譯本中的體現。對于影響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因素鮮有提及。譯者的主體性是否發揮得充分與合理，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中一個很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譯者是否具備一定的文學理論知識。關于這一點，以往的文獻資料論及的更是少之甚少。

一、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與譯者的主體性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受結構主義與闡釋學的啟發，譯者主體性在翻譯界日益受到關注和認可。闡釋翻譯理論起源于哲學，它的提出者正是斯坦納。他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一書，對語言和翻譯的話題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討，在學術界受到了很高的評價。1992年和1998年，該書由斯坦納本人進行了兩次修訂，將翻譯過程劃分為“信賴（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納（incorporation）”或“吸收”與“補償（enactmentofreciprocity）四個階段。“信賴”表示相信所要翻譯的東西言之有物，是值得翻譯的；“侵入”（或“進攻”）表示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帶有侵犯性和破壞性，解讀原文就是要剖析原文，譯者在破解原文含義的過程中，必須剝開語言外殼，理解其真正內涵，正如要獲取堅果的內核，必須打碎其堅硬的外殼一樣；“吸納”（或“吸收”）表示把“俘虜”的東西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既包括原文的內容、也包括原文的形式，“吸收”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改變；“補償”表示在“信任”之后，翻譯傾向原作，失去平衡，而在“侵入、吸納”之后，又傾向于譯作，再一次失去了平衡，因此翻譯最后需要提供補償，恢復平衡。［2］

很明顯，以上四個步驟處處離不開譯者的主體作用，正如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劉宓慶教授曾經指出的，翻譯的主體是譯者和翻譯理論研究者。根據他的解釋，主體具有三個特征：一是主導性，它是人這個主體的內在規定性，即主體總是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地為前提或主導行事，處處伴隨著一種“自我權威感”；二是主觀性，即主體常常在實現自己主體性的同時，伴隨一種主體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為軸心的心理傾向；三是主體能動性或主觀能動性，指的是在一種精神或觀念支配下的創造性行為。［3］翻譯活動是譯者有目的的創造性活動，因此譯者是翻譯活動中的主體。

二、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與文學理論知識的關系

然而，對于不同文體的文章，譯者主體作用發揮的程度是有差異的。從文體的角度看，科技文體、商業文體、政論文體、日常文體和文學文體構成一個文體的連續統（continuum）。在這個連續統中，譯者的主體性呈現出逐漸增強的態勢。［4］在翻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譯者主觀能動性要想發揮到最佳狀態，除了依賴于譯者本人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結構、思想深度、想象力、審美能力等之外，還需要文學理論方面的知識。這里的“文學理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既包括對具體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流派的考察，也包括對文學規律的探討。

無論在我國還是在西方國家，大多數著名翻譯家在文學理論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如我國的魯迅、傅雷、楊憲益、美國的納博科夫、斯坦納等。近年來，我國愛好文學翻譯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但是，有一些剛入文學翻譯行當的年輕人往往對文學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影響了對優秀文本的選擇和翻譯作品的質量。在翻譯文學作品過程中，譯者從選材、解讀到翻譯成文，每一步都離不開文學理論知識。

首先，根據闡釋翻譯理論，翻譯的第一步是“信賴”，即相信挑選的文本是值得翻譯的。譯者在挑選文本的過程中，只有依據有關的文學理論，才能在令人眼花繚亂、良莠不齊的各種作品中挑選出有價值的、值得翻譯的作品。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作品的花樣也日益翻新，各種風格和流派層出不窮，如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實主義等。尤其是近年來，文壇上出現了一種“新小說”，這些新小說無論從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與傳統小說有著很大差別。如果不了解文壇這種新動向，在挑選過程中就很可能把一些很優秀的文學作品遺漏，不利于優秀作品的傳播。正如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如果沒有老一輩翻譯家金睇、蕭乾等慧眼識珠，其漢譯本在我國問世的時間可能還要晚一些。一個文學翻譯工作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必須對各種文學樣式爛熟于心，才能對供選擇的翻譯對象作出準確的判斷和定位。

翻譯的第二步是“侵入”，即譯者作為一名讀者兼闡釋者對原文進行解釋和剖析，透過其語言的表面發掘其內涵。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必須具有相關的文學理論知識。首先，譯者不是普通的讀者。普通讀者在閱讀時只是為了欣賞，為了精神上的愉悅。而譯者不只是為了欣賞和愉悅，他們還肩負重任，那就是他們要盡量能夠按作者的本意把作品的內涵全部領悟，借用朱光潛的話就是“須設身處在作者的地位，透入作者的心竅，和他同樣感，同樣想，同樣地努力使所感所想凝定于文。”［5］

因此，他們必須具有高度的文學鑒賞水平和獨到的領悟力，這種水平和能力不是天生俱來的，而是來自于譯者本人的知識儲備、審美感知、閱讀經驗甚至人生閱歷。而知識儲備不僅包括文、史、哲、藝術、建筑等多學科的知識，還應包括一定的文學理論知識。例如，在有些小說中，作者往往用大量的筆墨進行環境描寫，在追求故事情節的普通讀者眼中，這些環境描寫只是閑筆，可以忽略不讀。如果一個譯者具備了相關的文學理論知識，就會意識到這些環境描寫對于作品本身意義重大，就會去細細地品味字里行間透出的意境，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指出的：有的環境描寫“目的是建立和保持一種情調，其情節和人物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種情調和效果之下。”［6］作為闡釋者，譯者在理解原文時，首先要理解文章的語言，同時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認知補充來理解文章的意義。［7］認知補充既包括一般知識和生活體驗，也包括文學理論方面的知識，如作家的生活的背景、思想意識、創作風格、語言特色等。借助于相關文學理論知識，譯者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內涵，細細揣摩其美學意蘊，發現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在翻譯的第三階段，即“吸納”階段，文學理論知識的作用雖然不如在前兩個階段那么明顯和重要，但是仍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譯者對譯文的表達。“吸納”既包括對文本內容也包括對文本形式的吸收。每一部小說作品都有其各自的結構方式，比如“拱門式結構”、“對稱性結構”、“目擊者提供證據式結構”等等。［8］大多數文學理論書籍都會包括敘事結構方面的內容，如果譯者在翻譯一部作品之前對這些內容了然于心，在翻譯的時候就會順理成章地吸收作品的結構。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理論知識，即使忠實于原作的結構，也是處于一種完全不自覺的狀態，而不是因為意識到原作結構的審美價值而去刻意地保持它。

第四個階段是“補償”。“在翻譯行為中，為了恢復原有的平衡，補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譯者或者拿走得太多，或者拿走得太少，或者把一些蹩腳的地方刪去。真正的闡釋翻譯要使這些關系達到平衡。翻譯能體現原語的潛力，更能體現原語自身所沒有達到、沒有意識到、沒有體現出的價值。”［9］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要實現成功的補償，除了要擁有關于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豐富知識和嫻熟的翻譯技巧之外，相關的文學理論知識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拿翻譯詩歌來說吧，在諸多文學體裁中，詩歌的翻譯相對來說難度最大，因為詩歌的語言具有“語言凝練、富有韻律、意味雋永”的特點。要成功地翻譯一首詩歌，首先要學會賞析詩歌。有些文學理論書籍中會談及詩歌的賞析技巧，掌握了這些賞析技巧，不僅可以幫助譯者更深入地發掘詩歌的意蘊，而且在“補償”階段可以幫助譯者更好地協調原作和譯作之間的平衡，這樣才能做到“能體現原語的潛力，更能體現原語自身所沒有達到、沒有意識到、沒有體現出的價值”。

三、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闡釋翻譯理論中的翻譯四步驟凸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而對于從事文學翻譯的譯者來說，憑借文學理論的支撐，可以更好地在這四個步驟中發揮其主體作用。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文學理論的作用在這四個步驟中的體現不是孤立的、界限分明的，而是彼此聯系、相互重合的。某一文學理論在“信賴”階段發揮作用的同時，仍有可能在“吸納”或“補償”階段發揮作用。另外，對于從事文學翻譯的譯者來說，不一定非要像文學評論家那樣精通所有的文學翻譯理論。“術業有專攻”，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要專注于文學翻譯，就沒有太多的精力從事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對于一般的文學理論略通一二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