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下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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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的藝術學理論學科已經形成一個相對龐大和穩定的學科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晚近興起的文化研究雖然沒有產生過重大的理論影響，但卻對本學科的未來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首先，借助文化研究的反學科實踐，可以幫助我們在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中適當引入學科建制的反思功能。其次，文化研究所要求的人文關懷與反思立場，也對藝術學理論學科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學術要求。最后，文化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的“語境化”特征，也為藝術學理論學科拓展自己的疆域提供了更多的路徑。

［關鍵詞］文化研究;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

經過這些年的理論探討和學科建設實踐，作為一級學科的藝術學理論已經建構起一個相對穩定的學科體系，也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學科建制的理論與方法。正因為如此，有論者以近年來文藝學學科有關學科邊界等問題的激烈討論為參照，認為目前藝術學理論學科正處在一個蒸蒸日上的良性發展時期。文學理論界最近若干年間對于學科邊界“泛化”所表現出的焦慮情緒，的確是清晰可辨的。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文學理論研究者都對此保持一種悲觀態度。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其實是自覺地投入到這場學科“泛化”的潮流之中的。立足于對自身學科的深刻反思，他們將文化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引入文藝學研究的各種學術實踐當中。如果我們借助這種文化研究的視角，對目前仍處在建構中的藝術學理論學科進行一點帶有前瞻性的思考，應該可以對學科發展中可能遇到的相似問題有更積極的態度和更自覺的應對方式。

一

最近若干年間，文化研究在學界受到的關注程度一直居高不下。不過所謂文化研究，始終沒有一個可以準確界定的規范說明。“事實上，文化研究是反定義的，它不是一個學科，不是一個理論流派，不是一個學術行會;它不是定義式的，而是描述性的，它無法組織起一個一致的本質性的學科屬性，它僅僅是一個策略性的命名，是對一種學術趨勢、趣味的描述，是描寫學術轉向的權宜之計。文化研究，最好不要將它視做一種方法模式，一種共同的主題探討，一種理論的完善和深化，最好將它視做一種態度，一種大學機器的策略性調整，一種大學和大學知識分子的某種新的存在方式。”［1］147這種以反定義化、非學科化的學術研究的策略，一經引入就在文藝學界引發了激烈的反應。而它在文學研究領域首先產生影響，恰恰是與文藝學的學科建設問題密切相關的。有學者認為:“中國學術建設近十多年來有了長足的進步，文學研究已經高度制度化和學科化了。雖然學科規范化呼聲震耳欲聾，但文學研究在學科建設、學科細分和制度化運作等方面，已經相當完備。文學研究的這種學院化和制度化傾向一方面使得學術自治和研究有了相當發展;另一方面，這種格局又給文學研究本身帶來了限制、規定甚至壓抑。學術性、學術標準和文學規范，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是學術活動游戲規則的確立，從消極方面來說，它鼓勵技術性和操作性的傾向。把文學活生生的肌體割裂為適合于學科細分和主題歸納的刻板格局，無可避免地扼殺了思想的自由發現和富有靈性的創造。”［2］這段分析將學科建設中一味強調規范性、制度化的弊病簡明扼要地揭示了出來。文化研究的介入，正為解決這種弊病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參照。因為從文化研究的視界出發，任何學科一旦建立起完備的體系，就有可能從內部產生出制約自身發展的體制化力量。因此，借助文化研究的反學科實踐，可以幫助我們適當引入學科建制的反思功能。在一些倡導文化研究的學者看來，完全拋棄現有學科體制的想法可能過激，文化研究也無法取代既有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作為學科體制內的研究者，始終保持對自身建制的批判性警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3］近年來關于文藝學學科的熱烈討論，多半與這種由文化研究的反學科實踐帶來的“批判性警覺”密不可分。轉而考察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建設，這些年來應該說成績是顯著的。特別是學科建制的規范性和制度化方面，無論是在理論探索上還是學科實踐中，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和積極的進展。在藝術學科已經升級為門類的大背景下，藝術學理論作為一門與美學、文藝學彼此獨立的“具體學科”，“完全擁有自己所專有的、獨立的、具體而又獨特的對象領域”，這個對象領域便是“由各種門類、各種風格、各個民族、各種文化、各個人類歷史時期全部藝術現象所構成的完整的‘藝術世界’”［4］。為了更好地研究這樣一個龐大的對象領域，一個規范化、體制化的藝術學理論學科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應該說已經初具規模并且仍然在建構之中。這的確反映了我們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發展的可喜局面，也是一些學者能夠保持樂觀態度的重要原因。不過以文藝學近年來的爭論為鑒，保持一定的憂患意識并非毫無必要。所謂未雨綢繆，如果說“文化研究的興起，是對當代世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向傳統學術、傳統學科提出的巨大挑戰的回應”，“是傳統學術、傳統學科自身內在發展的迫切需要，是學科的‘內爆’撐破原有外殼的必然結果”［5］1－2，那么仍在自我完善中的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同樣有可能面臨相似的困局和挑戰。事實上，藝術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復雜性是有目共睹的。而當代文化轉型中所發生的所有重大變化，也都在我們的藝術實踐中有所體現。如何回應這種復雜性和新的現實性，必然成為我們進一步發展藝術學理論學科的直接動因。文藝學的邊界擴張所帶來的各種變化，一旦放在藝術學理論的框架內來思考，很可能就是帶有強烈前瞻性的現實問題。當文學研究者將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帶到文藝學中來時，他們不僅僅是將那些原本不屬于自己領地的問題納入到討論之中，也不僅僅是學術興趣的簡單移位。就研究者而言，其中包含著不同的知識分子立場;就研究對象而言，則意味著研究視角與理論訴求的分野。而這些，也是我們在建構藝術學理論學科體系時應該有所思考的。

二

任何時候，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都是學界關注的話題。如果說文化研究的興起意味著“知識分子的某種新的存在方式”，那么這種方式一定與對自身處境的反思有關。在文藝學的學科框架中，人們越來越體會到:“隨著文學研究日益學科化和制度化，隨著知識分子的角色被文學研究專家的角色所取代，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退守到一個狹小的、封閉的和自治的專業化研究領域，在那些帶有技術操作性和適合制度評價的研究課題里皓首窮經”［2］。在研究領域，各種各樣的專家取代了福科所強調的“萬能知識分子”、賽義德所追求的“業余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研究對規整到板的封閉學科化傾向的反叛，不只涉及學術研究自身，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它涉及一個普遍的問題———知識分子的消失”［2］。以文藝學的學科建構為例，其建構過程并不僅僅是一套可以不斷修補和擴充的知識體系，它還涉及學科之間的權力關系。文藝學的研究和教學越來越多地被帶上了體制化色彩。這種體現中國高校文學教育體制和管理體制的科層化趨向，在培養專業人才和專業態度的同時，卻使學者們逐漸喪失掉關注公共問題的熱情。這說明為文藝學學術劃界和分類的努力，其背后所包含的社會權力意義遠遠超出了學科知識體系的范圍。［3］而文化研究則從根本上要求通過一種話語實踐來重塑知識分子的反思立場。從知識儲備上來看，它要求研究者不僅具有某一學科的專業知識，更要求具有一定的跨學科知識背景，從而培養一種更開放的理論視野。在此基礎上，它要求研究者超越其所在學科對自身的專業設定，不僅轉而進入更廣闊的社會文化領域，而且將自己納入所要研究的對象之中。如布爾迪厄所言:“一種真正的反思社會學必須不斷地保護自己以抵御認識論中心主義、科學家種族中心主義，這種中心主義的偏見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個外在于對象的位置上，他是從遠處、從高處來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這種忽視一切、目空一切的觀念貫注到他對客體的感知之中。”［6］102為此，研究者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跨學科知識背景，更重要的是，他(她)必須通過研究來干預研究對象。“萬能知識分子”也好，“業余知識分子”也好，其根本點就體現于此: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介入到事實之中，必須有所關懷。所謂人文關懷的立場，在知識分子那里，是以對對象的研究始，再以對人和社會的關懷終的。就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對象而言，當然有自身的獨特性。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事實證明，當研究者并不了然于某些藝術實踐，自己又沒有田野工作經歷，就只能在名詞概念上繞著走的時候，藝術學就成了沒有藝術的‘藝術學’，遭到藝術界人士的冷淡也是必然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正是俗話所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那些概念也許時尚，特別是夾雜洋文的時候，但畢竟是一種熱鬧而已”［7］。對于藝術學理論研究者而言，有一些最基本的素質或技能是展開研究的前提條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化研究對知識分子立場的強調與藝術學理論研究毫無瓜葛。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適當地豐富一下自身的學科知識背景，對于藝術研究，尤其是作為一級學科的藝術學理論研究，絕非壞事。任何時候，理論視野的拓展對研究的展開都是有益無害的。

三

以上從研究者的角度，簡要討論了文化研究中的知識分子立場問題。而就研究對象而言，這種知識分子立場則直接反映在其研究視角與理論訴求之中。確切地說，強調人文關懷與反思立場，使得文化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特征，即“語境化”:“文化研究是一種具有高度社會性、實踐性、參與性的知識活動，這決定了它必須針對自己的現實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它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它的‘極度語境化’”，“這種語境化就是指它必然地呈開放狀態，而在特定的歷史時間中，在本土的具體化實踐中展示或實現自身”。［5］6正因為如此，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地方性”知識。所謂地方性，是一種相對于總體性和普遍性而言的“局部性”知識，它反映出文化研究對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文化觀的強烈質疑。對局部性知識的語境化研究，目的就在于揭示出文化的不平等與話語霸權的存在，進而自覺地捍衛多元價值和少數話語的合法性。就本文的討論而言，文化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的這一特征也是相當重要的。它對于我們再度審視藝術學理論所要研究的對象范圍以及研究方法，都有積極的參考意義。以當前已經很受關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問題來說，目前所展開的藝術學理論研究方法雖然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原因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不僅是一個具有明顯跨學科特征，而且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包含了極其復雜的多元文化以及非主流話語。如果能夠更自覺地引入文化研究所強調的對局部性知識的語境化研究思路，可能會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已經看到:“文化研究的價值論態度從根本上說避免了帶有暴力色彩的‘總體論傾向’，它揭露了普通本質之后所掩蓋的某種權力關系和壓制，為各種地方性的文化要求和知識構成提供了合理化的證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研究與學科制度化的文學研究不同。它決不是一種普遍的審美趣味和文學價值的捍衛者，而是多元價值與少數話語合法性的捍衛者。就中國當前的文學現狀來說，它繼承了傳統文學根深蒂固的‘人民性’傳統，對欲望和身體寫作泛濫的消費主義傾向進行有力的批判，而對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及其文學表現的失落深表關切。”［2］29這種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對弱勢文化的關切，同樣也是我們藝術學理論學科應該重點關注的內容。此外，文化研究所關注的很多文化現象，不僅涉及藝術學理論方面的內容和知識，而且有一些問題完全可以直接納入藝術學理論的學科框架中加以討論。比如文化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視的視覺文化現象，很多問題的討論都理應由從事藝術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中。對于仍在建構中的藝術學理論學科而言，如何規范自身是理所當然的要求。但是我們必須時刻意識到，任何學科發展的成熟期，都存在自我僵化的傾向。對自己研究領域的學科化、體制化保持一定的反思意識，本身就是一個學科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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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憲．文化研究:學科抑或策略［J］．文藝研究，2002(4):26－32．

［3］羅鋼，孟登迎．文化研究與反學科的知識實踐［J］．文藝研究，2002(4):14－19．

［4］廖明君．藝術學的元理論思考與學科建設———李心峰訪談錄［J］．民族藝術，1998(3):20－30．

［5］金元浦．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導言［C］．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6］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C］．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劉道廣．藝術學:莫后退———論藝術學研究的學科構架［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71－76．

作者：翁再紅 單位：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