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生活意識文化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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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精神資源與現代中國語境中的生活意義

與現代和當代西方語境中的生活觀念不同，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日常生活觀念一直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理想和現實相統一的豐富世界。首先，生活基于生存又高于生存。一方面，中國人所理解的生活是基于生存的概念。生活的基本語意就是活著?！睹献?#8226;盡心上》：“民非水火不生活。”后猶言境況、生計和一切飲食起居活動。余華所表現的生活意義就是活著。同時，在中國文化里，生活又是高于生存的精神與意義之鄉。生活不是異化生命的場所，而是生命生長的場所。生活是安心立命之本，在生活中獲得自由。陶淵明辭官歸隱就是歸于田園生活，李白也是在縱飲漫游的生活中實現生命的自由。在中國某種場域可以異化人，如官場、生意場、情場。生活不是場域，而是精神的家，是生命之鄉。個體在生活中可以找到自己，實現自由。其次，生活是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活的統一。外在生活是每天的勞動、交往，內在生活是內心世界的修為。中國人不把外在生活看成是海德格爾所謂的“煩”，而是把外在生活與內在生活統一，讓內在生活通過外在生活實現超越。孔子講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借助日常生活進行心靈反省。梁漱溟便認為孔子的“所謂的學問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處，只在生活上?！薄八膶W生所以值得贊嘆，也是因為生活美善?！?5)王守仁把“良知”這個抽象的道德本體的超越性與先驗性，落實在內在性與經驗性之中，《別諸生》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因此中國人教育孩子成人首先要從生活做起，正如明朝朱伯廬《治家格言》所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第三，生活基于日常又超越日常。中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是在日常中有日新。生活與時間有關，生活就是過日子。近代社會以前，中國人的生活時間觀是一種循環論的時間，日出日落，四季更迭，“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但循環的日常中又有超越，《尚書•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受進化論影響，進化論的時間觀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線性的日新代替了循環的日新。中國人開始在過去、現在、將來的維度上建構“明天會更好”的生活夢想。第四，個體生活與群體生活相融合。個人與群體始終聯系在一起。《大學》中“三綱八目”之關系主要論述個體生活與群體生活之聯系。“三綱領”為“道”，是生活的目標；“八條目”是生活路徑，是自內向外、由個體向群體的生活修為的統一。清人劉蓉講“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國為”，很清楚地講出了個體生活與全體生活的關系。進入20世紀以來，“生活”成為一個內涵日趨豐富、具有現代性的總體性概念。它連同“時代”“現實”“社會”等幾個總體性概念的出場，搭建了中國現代性思維和語言興起的某些方面的基本框架。它既指日常生活，也可以指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等領域的實踐活動。我們之所以進入這個現代的社會，正是依賴于像生活、社會、現實、時代，這樣幾個總體性的詞匯，才得以描述現代語境，確認我們和事物的內涵與邊界?，F代語境中的生活行為是在現代社會的權利、價值、生存狀態、發展訴求等現代性尺度的影響下而發生的行為，因而具有了現代性的意義。在現代文化語境下，生活已經被賦予了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意義，甚至具有了現代性改造功能。20世紀20年代末，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將培育現代中國人的路徑從抽象的知識引入生活實踐。在30年代“新生活運動”中，力圖從日常生活習慣建設國民。發明的勞動改造也是依托勞動生活，改造人的某種文化侵入，使知識分子脫胎換骨。

二、生活意識形態的回歸

近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有一個從民族國家化到生活化的過程。民族國家化的意識形態是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獨立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在不同社會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辛亥革命至1949年，受啟蒙和救亡的時代主題的影響，形成了由啟蒙與革命話語主導的意識形態，其內部也具有復雜性和矛盾性，處于多聲合唱、此起彼伏的狀態。但無論是三民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都是要完成一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這種意識形態是一種宏大敘事，以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階級斗爭等政治話語為主要內容。1949年以后，國家的意識形態仍然是民族國家話語的延續，只是在內部體系上變得一元化。意識形態成為一個由階級話語和國家話語構成的思想烏托邦。1978年以后，國家的意識形態出現了民族國家化向生活化的轉型，這種轉型則是當代中國的國家意志、精英意識、大眾訴求借助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形成的一種生活協商共謀的結果。首先，就國家層面而言，表現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活化，也就是說當代中國政治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指向現代日常生活的政治。隨著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新時期的基本路線，黨和國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同志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1978年以后，中國發展路線的轉變標志著中國由階級斗爭的政治向生活的政治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生活話語，成為中國新的社會動員內容。新時期以來，現代生活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和表達形式，現代生活不單是一種經濟基礎，而且是一種精神建筑。其次，就大眾層面而言，大眾文化、大眾傳媒正將大眾的現代生活訴求意識形態化。大眾不僅是國家意識形態的簡單、被動的接受者，也是意識形態的參與者和生產者。大眾在以經濟為中心的生活中獲益，形成日趨強烈的生活意識，大眾的生活意識通過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形成社會互動，形成一種以生活為核心的公共的民間意識形態。同時，大眾作為意識形態的接受者，同時也在生產著意識形態。他們把主流意識形態的象征形式進行生活化的理解。另外，國家意識形態要想發揮作用，也必須找到一個恰當的中介載體，才能進入大眾觀念世界。因此，主流意識形態與大眾意識形態以現代生活為共同話語實現對接和融合。第三，就知識界層面而言，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生產日趨市場化、傳媒化。精英知識分子一方面生產著精英知識、精英文化，另一方面面對文化市場化、傳媒化的背景，他們的身份也逐漸成為一個現代生活意識形態象征形式的重要生產者。啟蒙意識甚至精英意識逐漸瓦解，面對無孔不入、鋪天蓋地的大眾文化，他們由對抗到迎合，文化的傳播形式就是現代媒體，因此文化生產無可回避地要面對主旋律和市場問題，而文化精英在自身和主旋律及市場中間找的易于接受的中介就是生活。

現代生活意識形態被逐漸建構出來也有其歷史的必要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逐漸分層，出現了不同利益群體，同時也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國外各種文化觀念也不斷涌入，因此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逐漸多元化。因此，一種單一、純粹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已經不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正是在這種時代的語境中發生著讓步、轉型和整合。正如湯普森所言，“意識形態不是簡單的‘社會膠合劑’，……沒有理由認為復雜的工業社會的穩定要求并依靠對特定價值觀與規范的一種共識。只要我們社會有‘穩定的’社會秩序，這種穩定同樣很容易來自信仰與價值觀的多樣性、個人、團體之間不斷增加的分歧、反對態度可能被變成的政治行動共識。”(6)而就日趨發展進步的中國社會而言，這種政治行動的共識恰是以一種“生活”的協商和共謀實現。物質生活的富裕構建了社會穩定的基礎，精神生活的文明促進了社會的理解和融合，政治生活的民主和法制加強了社會的和諧，生活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國家意志、精英意識、大眾訴求等之間的共謀中逐漸建立，成為社會的共同價值協商域和凝聚力?，F代生活意識形態在其本質上當然離不開社會政治的淵源，但它又不同于后現代語境中的“生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思路，把生活意識形態理解為一種國家統治的微觀控制，而應當回到中國具體的現代化的時空語境，把它理解為一種國家意志、精英意識和大眾訴求的融合。21世紀的中國社會，富裕、自由、平等、正義、尊重等現代性政治價值正逐漸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社會共同理想，而要實現這個理想則需要宏觀和微觀兩種政治策略的結合。在宏觀策略上，且出于以“和平”“和諧”主題的時代訴求，國家自然把一種“革命式”的話語和行為變為一種“改革式的”話語和行為，實現一種“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漸進性的完善；而在微觀策略上，國家則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宏大背景下，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發展中，逐漸實現一種自由、平等、正義等現代性政治價值建構。因此，中國現代政治，是一種把宏大的政治敘事轉變為一種“日常生活敘事”的“中國式的生活的政治”。而且這種“現代生活的政治”和市場經濟、消費社會、大眾文化、現代傳媒相結合，通過一種文化的方式逐漸建構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一種合理的意識形態與大眾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對立與統治的關系，更是一種融合和共謀。

三、現代生活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本質

由于社會和歷史的復雜構成，社會的意識形態自然也是一條由主流、各種支流、潛流匯聚而成河流，但任何時代社會成員對基本生活理解和訴求形成的生活意識形態之流應一直綿延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意識形態演進之河中，在不同歷史階段，它有不同的內容和表征，并處于國家整體意識形態河流中的不同位置。近現代中國社會開啟以來，伴隨中國社會大眾對于一種現代生活的訴求，逐漸建構起一種現代生活意識形態。但由于啟蒙、救亡和革命思想主潮的影響，現代生活意識形態被遮蔽，沒有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一種主導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后，在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背景下得以凸顯，并逐漸成為新時期和新世紀的主流意識形態?，F代生活意識形態正是以現代生活為本體，經國家意志、精英意識、大眾訴求的協商共謀，融通傳統生活價值資源，融合當下有關現代社會生活價值，借助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由現代生活話語構成的觀念形態。借鑒馬克思對生活的基本領域的分類，我們把生活分為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四個相互交織的領域。社會生活，在此主要指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組織的公共活動領域以外的社會日常生活方面，生活具有整體性，社會日常生活本身也涵蓋和交織著其他三個方面。因此，現代生活意識形態是以社會日常生活為依托，由三個層面的社會意識交織而成，即關于現代生活的物質層面、關于現代生活的精神層面、關于現代生活的政治層面。關于現代生活的物質層面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走向富裕的生活；關于現代生活的精神層面，強調個體生活欲求與生活理性的統一，強調生活的真善美價值，強調生活的時尚和創新，強調生活的幸福和個體價值的實現；關于現代生活的政治層面，強調民主、法制和權力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活意識形態不是一種政治烏托邦，而是一種理想與現實相統一的社會共同意識，是一種將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融于日常的一種生活協商與共謀。生活意識形態可以在中國人的生活理解、生活內容、生活方式中得以見證?，F代生活意識形態是與生活現代性相伴產生的，現代生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就是生活現代性的追求。誠如一些學者所論，生活現代性是與啟蒙現代性、民族國家現代性并生的一種現代性，三者互動共生、此消彼長構成中國現代社會一種復雜的總體現代性景觀。生活現代性是個體生活的現代性，它是以尊重個體物質需要和個體價值為前提的一種總體性生活的現代性。如果說啟蒙現代性致力于國民性改造，即“新民”；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致力于政治現代化；那么生活現代性，要旨在于民生的現代性，是一種基于日常生活的現代性。生活是普通人生活，生活的現代性首先關切的是“凡人的幸?！?，而不是精英的啟蒙理想和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

三種現代性雖然內涵有別，但聯系卻是密切的。首先，生活的現代性所包含的“國計民生”的要義，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任務，是國家政權和統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依據。其次，國計民生也是啟蒙現代性的重要維度。如果啟蒙話語、精英觀念不能最終落實在人民的生活中，那么就只能是空洞而虛幻的現代性方案。誠如羅崗所說：“無論是‘主體的誕生‘’個人的出場’，還是‘自我的覺醒‘’個性的解放’，都不僅僅是一種停留在紙面的力量，這些新思想、新觀念都要由‘語詞’滲透到‘經驗’、自‘精英’擴展至‘民間’、從‘觀念形態’轉化為‘日常生活’……唯有如此，特殊性理念才能普遍化為社會意識，乃至沉潛為社會無意識，從而在更廣大的領域中發揮效用。”(7)總之，生活的現代性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內在動力和重要奠基。現代生活意識形態的核心訴求就是生活的現代性，其本質就是以“現代生活”為載體的一種多元而統一的社會價值和思想的協商域。中國式生活意識形態下觀照的日常生活不同于西方日常批判理論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生活不是異化、控制和抵制，也不完全是一個角力場，而是一種協商共謀空間和行為，在生活中社會全體成員和各個層面經過協商共謀共同完成著生存發展的主題，社會正是在個體和群體的生活協商共謀中發展前進，而生活現代性正是當下中國人生活協商共謀的主題，也是現代生活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生活意識形態是一種建設視域下的意識形態。

作者：夏維波單位：吉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