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課程的國家意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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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偉光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比較文學的主體意識往往指的是比較文學研究者個體的學科主體意識,研究者的個體意識因受到經歷、愛好和研究方向的制約,往往注重比較文學學科本身的性質和學理結構,而忽視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必須面對的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實際上,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的構建,對于厘清比較文學學科理念中的主體性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比較文學學科定位來看,比較文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它就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也必然與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國家立場和態度緊密相關,它企圖通過比較文學的學理基礎、學科性質和科研成果達到某一國家特定的文化交流和傳播目的,因而其國家觀念要遠遠大于其學科觀念。本文基于上述思考,試圖從民族和國家主體意識的立場來探討當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基礎和性質,以期對中國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作出一個較切合實際的探尋。
一、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俄蘇學派中的國家主體意識
從國外已有的比較文學學派的發展歷程來看,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俄蘇學派的建構過程都與自己國家的發展需要緊密相關,表現出很強的國家意識,它們的學科內涵都蘊含著濃厚的國家主體意識和使命意識;這些學派之間轉換的頻繁性和研究范圍的暫時性從根本上來說也是由于比較學者的國家觀念的影響所導致的。法國學派的誕生與當時法國文化在歐洲國家的文化傳送者的地位密切相關,法國學者意在通過比較研究以突顯他們在歐洲文化上的優越感,因而提出影響研究來確立他們的文化在歐洲的中心地位。而德國學者比如歌德則提出世界文學的理論來對抗法國文化中心論,德國浪漫主義也以其強烈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統一的理念來消解法國文化對德國文化的壓抑;但德國學者提出世界文學理論卻不能由此構建起一個有影響力的比較文學學派,主要是因為它當時還沒有法國那樣的文化影響,但德國學者提出的世界文學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他們的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主性,使得德國文學的國家意識進一步突顯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的國家力量在歐洲各列強中崛起,伴隨著美國政治霸權主義和軍事力量的擴張,其文化上的擴張性也日益突顯出來。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提出平行研究理論來反對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這種理論的提出雖然有拓展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圍的合理性因素,但在這種合理的學科理論背后卻蘊含著美國文化擴張的國家意識,因為像美國這樣的歷史短暫的國家只有回避歷史短暫的不利因素才能確立自己在歐美乃至整個世界文化上的優越地位。而美國學者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的方式就是通過比較文學理論的創新來顛覆原有的學科理論。理論創新具有前瞻性,其文化吸引力和統帥力與向歷史回溯尋求優勢的方式可以起到同樣的效果。俄蘇學派的誕生同樣也是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他們提出以歷史詩學為俄蘇學派的基本學科理論,同時大力倡導研究東方學和斯拉夫學為這個學派的主要研究內容。這是由于前蘇聯時期,西方國家在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諸領域都與其形成全面的對抗關系,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體系,蘇聯學術界先后嚴厲批判了形式主義理論和世界主義傾向,從而使前蘇聯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純粹的文學關系或聯系的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對抗美國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所推行的非民族化擴張策略;另一方面,從前蘇聯自身的意識形態來說,為了確立自己在世界反資本主義中心的地位,同時也是為了樹立自己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心地位,他們特別強調俄國)蘇聯文化與東歐及東方國家文化的聯系和它的輻射作用,因而大力倡導研究東方學和斯拉夫學。這種研究雖然也是在比較文學學科范圍內的專業研究,但這種研究的學科理念在客觀上張揚了俄國)蘇聯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至少是在其加盟共和國的中心地位,這與俄國)蘇聯的國家利益無疑也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學派對比較文學學科研究范圍的規定和學科理論的探討,從其本身來說是清晰明確的,也具備系統性,但從比較文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則每一種學科理論都是為自身學派而設的,因而具有暫時性和功利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比較文學(包括大陸、港澳臺和海外華人從事的比較文學)的繁榮,歐洲和美國比較文學在近期世界比較文學影響力的減弱,各種“危機說”、“死亡說”和各種類型的文化研究、翻譯研究、區域研究、全球化研究以及最近的星球化研究理論相繼出現。這種不斷變化的研究范圍和學科理論雖然有拓展比較文學研究空間、推進比較文學研究內容的不斷更新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背后卻蘊涵著西方學者們對當前國際比較文學的態度,并企圖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掌握比較文學發展方向的潛在話語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即使真的存在所謂的比較文學“危機”和“死亡”,那也是那些學者站在他們國家或者民族文化角度發表的見解,也許這些見解適應于他們國家的比較文學實際情況,但卻未必適應當前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實際情況,如果簡單地照搬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見解,并強行把它運用于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那就勢必造成其他國家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死亡”。因此,如果沿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去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總是以西方的比較文學理論前沿為準繩,跟在他們的理論后面走,不僅不能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而且還會葬送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前景。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國家觀念,使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狀況相適應。
二、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國家主體意識的確立
有自覺意識的中國比較文學實踐是從晚清學者開始,一直發展至今天。其學科發展的基本形態可描述為: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一種以影響研究、接受研究和闡發研究為特征的學科理念和方法論體系。這一學科體系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受西方文化強勢沖擊的影響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主動向西方文化學習的歷史過程相一致,因而產生出與西方文化相對應的中西文學和文化的影響研究、接受研究和闡發研究(雙向闡發也是這種學科趨勢的一種延伸),應該說,這種研究狀況真實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積弱貧困的歷史狀況,向西方學習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優秀成份客觀上也有利于中國社會努力與西方文化的學習、交流和接軌。但是,這種研究不能算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主要標志,它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走向自立的一個階段而已。但有學者就以此為據設想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我認為這是言之過早。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逐漸增強和中國國家主體意識的逐漸強化,這種總是向西方國家學習,以西方思想或理論來闡釋中國本土文化的狀況并不符合當今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從根本上說,這個時期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的國家主體意識仍然沒有確立起來,它還只是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下進行的學科研究活動,雖然最近30年有許多學者如范存忠等先生發掘出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以期通過這種研究提振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但其背后仍然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心理壓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設,最根本的是要確立該學科的國家主體意識和使命意識,因為比較文學學科在建立的時候起就沒有自己獨立和恒定的學理基礎和研究范圍,它是通過比較研究的具體實踐來確立自己的學科性質和身份地位的。因此,中國比較文學的關鍵就在于研究主體要樹立國家主體意識的地位,只有明確比較文學研究主體是在為誰服務的,文學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比較研究才有意義,否則,只能在比較過程中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從1985年中國大陸比較文學學會成立以來,中國大陸、港澳臺以及海外華人學者雖然都在尋求和試圖確立自己的主體身份和地位,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較多地關注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的建設,而缺乏明確的國家主體意識和能夠反映獨立國家主體意識的研究成果。缺少鮮明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觀念的比較文學,只能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對西方學者的理論亦步亦趨。殊不知西方學者是從他們的立場和他們的比較文學研究現狀得出的結論,他們也是從自身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去探索比較文學的未來走向的。如果我們一味地跟著西方的理論走,這不但不符合我們國家比較文學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這種傾向將會喪失中國比較文學在國際比較文學中的身份和應有的地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前國家文化發展的需要和未來發展方向,這樣才能確保中國比較文學這一相對特殊的學科具有自己的存在意義。其實,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國家觀念的樹立,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萌芽,海外學者李達三、余國藩等人提出的中國學派的建議,就具有國家觀念的萌芽。李達三首先確立了民族性在構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重要性,他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首先從民族性的自我認同出發,逐漸進入更為廣闊的文化自覺;然后與受人忽視或方興未艾的文學聯合,形成文學的-第三世界.;進而包含世界各種文學成為一個整體;最后)))盡管這種理想是多么難以企及)))將世界所有的文學,在彼此復雜的關系上,作整體性的統合。中國學派并非試圖擅居領導地位,或另起爐灶,成立東方的文學集團,以吸收對美國學派及法國學派產生幻滅的學者加入陣容。相反地,中國學派只是在提供自身的經驗與見解,以作為有助于形成個人比較文學觀的一種可能范例。”¹老一代學者楊周翰、季羨林和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等前輩在表述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性質時都有較強的國家意識,如季先生說:“總之,我們研究比較文學,不要怕人說-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干一件事情有時候必須考慮一下實用、考慮一下功利。”º當國內外有些學者提出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時,他除了對此表示肯定外,還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說:“我完全同意這個呼吁。但什么叫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呢?這個學派的特點何在呢?,,我個人認為,我們目前先不要忙著下定義,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做些切切實實的工作。”»樂黛云先生也提出過比較文學要有使命意識,她甚至認為比較文學研究可以與社會實際相結合,達到影響現實社會走向的目的,“如果比較文學定位于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溝通的最前鋒。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進文化溝通,避免災難性的文化沖突以致武裝沖突,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這種21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來比較文學的靈魂。”¼雖然這些前輩學者的語意指向性有少許差別,但他們都非常明白地闡述了中國比較文學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緊密關系,因而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所有這些表明,前輩學者已經意識到中國比較文學中樹立國家觀念的重要性,這些學者的努力和號召昭示著中國比較文學國家意識確立的先聲。當前,在比較文學界普遍討論“死亡”、“危機”和“轉向”的時刻,我們從國家意識出發思考中國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應該是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本身存在價值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三、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國家主體意識的基本設想
當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國家意識的確立要把握兩方面的基本形勢,第一,從近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發展脈絡:14至16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是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人掀起了持續幾個世紀,影響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人文主義思想的傳播是其主要貢獻;17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轉移至荷蘭,在那里荷蘭人思考并制定了有秩序和有尊嚴的現代資本主義經營模式和經濟制度;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中心移至英國,在那里英國人進行了以機械工業為基礎的工業革命;2”世紀資本主義的中心轉移至美國,美國人對世界的貢獻則是促進了世界性的信息革命;從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來看,21世紀的中國是否能夠成為新的世界市場和經濟中心?21世紀的中國及其財富的增長又能夠為世界貢獻出什么樣的先進文化?我覺得在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觀念時必須考慮這些問題,這樣才能夠為未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發展提出明確的方向。第二,從中國比較文學近30年發展和國際比較文學的處境來看,中國比較文學從接受和模仿西方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歷史詩學理論,到跨越西方中心論開始的中西文學與文化比較,再到中國、印度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比較學者呼吁回歸東方文化,都給我們重要的啟示,這就是國際比較文學的中心已經逐漸轉移至東方,而從中國比較文學在東方的實際狀況和發展態勢來看,它具有成為東方比較文學中心的天然優勢,也就是說,中國比較文學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比較文學的中心。中國當代也有著名學者如王向遠先生曾經提出過比較文學中心在中國的觀點,我是非常贊同他們具有前瞻性的聲音的。因此,中國比較文學只有站在這樣的高度,對自己國家所處的地位有一個清醒而自信的認識,才能夠提出明確的國家觀念和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中國比較文學的國家觀念的形成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既要從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發掘文化大國的內在動力,又要從近百年的中國比較文學實踐中總結經驗,還要進行大膽的創新以彰顯當代中國文化的巨大力量和吸引力。在這些基本原則的指導下,中國比較文學的國家觀念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第一要從當前及今后較長時間的國家利益出發,建構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和發展方向。當今中國比較文學界最應該解決的問題就是學科方向的迷失,方向的確立首先要有價值座標,而中國的國家利益則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價值座標,確立了這樣一個價值座標,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和內容就有清晰的方向;當自己有一個明確的大方向以后,任何人的“焦慮”論、“危機”論和“死亡”論都不會動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任何的翻譯理論、全球化理論和星球化理論都只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理論參考。在確立國家利益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學科研究范圍才能是切實可行的。第二是要重新發掘、整合和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為建設中國的文化大國戰略發揮比較文學學科的獨特優勢。從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與西方學者努力進行宗教改革和從古希臘和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獲得精神動力密切相關,因而很值得中國當代學者作為域外之借鑒。我覺得我們主要應該從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的比較研究中,發掘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輝煌事跡,突顯中華民族文化那種“文化”天下的強大力量和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而這種力量的根源就在于中華文化傳統中的核心價值。這種核心價值既包括哲學層面的,又包括社會實踐層面的,哲學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和理解,但社會實踐層面的價值應該進行更細致深入的研究。我們知道,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不僅有漢族統治者采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力量統治的事實,還有元朝和清朝等幾個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局面,但站在長遠的歷史長河角度來看,不管是漢族統治者還是少數民族統治者,他們都是以“文化”天下的治國手段來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贏得長治久安,都對漢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季羨林先生提出要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也納入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就具有很強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中國比較文學現任會長樂黛云也非常支持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和中國多民族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這些著名學者的指點無疑是富有遠見卓識的,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出現了許多優秀科研成果,但站在大國地位進行研究的目的性不夠明確。我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應該從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關系的研究中突顯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巨大“文化”力量和內在魅力,尤其要對中國歷代政權中形成的“德治”傳統進行深入研究,總結并提取這種傳統力量,以期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強盛產生激勵和促進作用,并努力使這種文化力量在全球化過程中產生影響。第三是從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各文明主體的交流中,吸收他們的優秀文化因素,總結交流經驗,為建設“文化大國”積蓄力量。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大的方向,一是總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吸收和消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基本經驗和特點;中華民族文化在吸收和融合這些宗教文化時是如何進行中國化的?在把這些宗教文化進行中國化的過程中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主導地位的?二是總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對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的文化影響,尤其是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及中華文化對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三是總結自宋朝以來的海外華人與所在國居民友好相處,傳播中國優秀文化,實現與所在國文化有機融合的經驗,并進行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著眼于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較少研究海外華人在異域環境中傳播中華文化,與所在國文化進行融合的艱苦歷程和巨大貢獻。當前,我們正在用國家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傳播漢語和中華文化,但我們也不該忽視已經在海外生活的華人對傳播中華文化,實現與所在國文化進行融合的有利條件和不可取代的優勢,因此,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用海外華人的力量去傳播中華文化,且應樹立無論人種、膚色,只要他認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中華文化最好的傳承者的基本理念。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中國大陸與港澳臺文化和文學關系研究;其次是中國主體文化和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化和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再次是中國主體文化和文學與歐美華文文化和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等等。這些設想僅僅反映了筆者從國家意識的立場進行的一種較粗淺的學術規劃,還遠遠不能體現其涵蓋的全部內容,它所起的作用也僅僅是拋磚引玉。總之,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應該改變用單純學科理論去思考學科問題的思路,而應該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提出和解決當前及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的問題。比較文學的價值不在于維護其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存在價值,而是要從國家利益出發,提出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文化價值的理論和觀點,而在此基礎上創建起來的學科理論和具體的比較文學實踐才是構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最堅實的學科體系。
四、正確處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國家主體意識與“文學性”的關系
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念中的國家意識,是否可以成為當前中國比較文學的變革方向,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當前國內學者由于受到國外學者的“危機論”、“死亡論”、“星球化”等觀念的干擾,因而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更多地關注其“文學性”,以為比較文學失去“文學性”就會導致該學科性質的改變,并最終導致該學科的解體。這種擔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也正確反映了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內在邏輯性和它在學理上的必然要求。但如果我們把比較文學的“文學性”問題放在國際比較文學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那就會發現比較文學的“文學性”也是有功利性和暫時性特點的,如法國學派倡導“文學性”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法國文學確實主導了歐洲文學的發展軌跡,形成了以法國文學為放送者的傳播關系,它選擇法國文學與歐洲其他國家文學關系的研究有利于凸顯法國文學和文化的主導地位,但顯然法國學派有意忽視了文學本身問題的探討,從而使它的“文學關系論”變成了純粹實證性研究;美國學派反對法國學派實證性的影響研究,卻沒有反對其對文學性的強調,是因為美國學派的研究主體開始轉移到文學作品本身,并沒有擴展到文學以外的領域,美國學派要借助文學的美學觀念和形式實現其平行研究的學科需要,并最終達到美國多元文化融合統一的基本理念。俄蘇學派則直接從其政治利益出發進行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它沒有強調文學性,而是根據其需要研究問題,目的是與美國相抗衡并彰顯其社會主義的大國地位。而中國比較文學一開始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為研究主體的學科為研究方向,因此在這一語境下,堅持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性質的“文學性”就無法涵蓋該學科研究的全部內容;況且在當前文學本身的影響力日趨下降而文化交融日益繁盛的時代,如果仍然堅持比較文學的“文學性”就很難促進中國比較文學向更深層次的拓展,反而會阻礙它的發展。香港學者周小儀、童慶生在其5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意識形態功能6中曾明確指出:“如果比較文學面臨變革,需要克服自身危機的話,那么思維方式的轉變是必要的前提。而超越-文學性.,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領域,則是比較文學的必然趨勢。”¹因此,是否堅持比較文學的“文學性”成為中國比較文學思維方式轉變的必要前提。作者在此基礎上重申和明確前輩學者已經提出的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念中的國家意識,正是出于上述對比較文學堅持“文學性”的理解和隱憂。因此,中國比較文學是否存在危機暫且不論,但從中國比較文學在國際比較文學的特殊地位來看,我們都應該勇敢地走出“文學性”的狹隘圈子,而要站在國家利益和中國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高度,自覺地把比較文學研究者個體的主體性與國家和民族主體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國家觀念融匯在比較研究者個體的主體意識中,從而建構起具有時代特征的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念。當然,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念中的國家意識自然會延伸出某種政治傾向性和功利性,但這種延伸并非要倡導比較文學學科的政治化,而是必須明確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和學科定位。在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國家意識時會涉及到學科的政治傾向性問題,我們也絲毫不回避這種政治傾向性,相反,我們旗幟鮮明地提出這種政治傾向性,就是要在現實地思考中國比較文學的生存和發展價值的同時,倡導一種斯皮瓦克所謂的“未來的友誼政治”:他是這樣說的:“我不是在倡導學科的政治化。我在倡導一種對敵意政治的去政治化,而走向一種未來的友誼政治,以這樣一種負責任的嘗試思考比較文學的作用。”º這種友誼的政治表明了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自覺地對學科定位和具體研究過程中所涉及的國家利益的關切,我們不回避它,就是要在明確表達這種關切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比較文學學科的純潔性和作為一門學科的尊嚴,從而更清晰地明確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在處理國家利益和進行學科研究之間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