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文化差異對檔案事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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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形成類型的單一與多樣

1.專制王權與宗教教權統治階級的差異造成檔案類型的單一與多樣。

自然環境在中西方檔案事業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政治因素同樣在檔案事業的發展中有著巨大的影響。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專制王權使中國檔案的形成領域狹小單一，在中國三千年的檔案工作史上檔案主要形成于官府，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才是使用檔案的唯一合法者。在中世紀，西方的政治制度較之中國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這也是構成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統治階級上這種宗教教權和西方王權是分庭抗禮的，這就產生了為不同統治階級服務的檔案，進而增加了檔案、檔案館的類型。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宗教文化始終處于專制王權的陰影之下，很難獲得自由發展空間，無論何種宗教都難以操控主宰中國人信仰與精神活動的統治權。中國的宗教文化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直被邊緣化。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絕對的超越尺度，世俗的王權勢力在社會價值體系中不可能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反而在世俗的統治中一再受到教會的制約和挑戰”。在西方社會中就形成了王權與教權分庭的現象，作為同樣具有統治權力的宗教勢力自然會產生維護自身統治的檔案。西方社會除了有為維護皇權而建立的皇帝檔案館外，教會檔案館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小覷，主要包括教皇檔案館、主教檔案館和修道院檔案館，這些檔案館的出現增加了檔案類型，擴大了利用檔案人群的范圍，盡管檔案的利用還跳不出統治階級的禁錮，但檔案館類型的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檔案來源的多樣性。

2.農耕經濟與商業經濟的差異造成檔案類型的單一與多樣。

中西方地理條件的差異形成了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西方的商業文明，而兩種文明不同的生產方式促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國經濟長期停留在以農業和依附農業的家庭手工業結合為一的男耕女織模式，再加之中國封建社會歷朝統治者大都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即使開展對外貿易其目的也不是為謀求經濟利益，而多屬于政治需要，這樣的政策顯然抑制了大規模的私營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從而無法打破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難以形成在經濟上獨立于鄉村的工商業中心城市。農耕經濟對檔案的依存程度小，再加之檔案一直處于統治者專制保存狀態，民眾無法利用檔案。在整個社會的生產實踐中檔案的價值沒有顯現出來，社會需要程度低，主動形成檔案的意識未在社會中出現，民間形成不了有別于官府的檔案，更無法形成大量檔案的聚集地和一定規模的檔案館。在西方出現的相對集中的商品生產和經營打破了家庭的傳統體制，形成了以城邦為獨立自治的共同體。這種模式成為后來城市形成的原始狀態，到了封建社會中期，西歐的社會生產力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生產力的普遍增長促使手工業和農業分離。“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后，交換隨之發展，在交通要道、關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集市逐漸興起。許多行商成為了坐商，手工業者也聚集其地。這樣便出現商業和手工業日趨活躍的城市。隨著城市的出現，城市檔案館也出現了”。從城市興起之時起，為了避免外來的和內部的互相競爭，保證產品出售和不受封建主迫害，城市手工業者就聯合組織了各種不同行業的行會，這些行會和商業公會在長期活動中，自然形成了自己的檔案和檔案館。

二、禮制與法治觀念的差異導致檔案利用的不同

“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典賦予了統治者最大的個人權力，他擁有全國的土地財產和人民，他可以任意地決定國家、人民的命運。而人民的權利則在對君主的絕對服從中消亡，因此我們看不到封建法律對民眾有任何參政權、議政權和監督權的規定，也沒有結社、言論甚至思想的自由權利。”與中國情況不同，無論是古希臘還是羅馬在有限的民主政治中都公開宣稱法律應體現公民的意志。法律效率的支持是推動公民利用檔案的保障，而中國的法典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從未出現過公民權這樣的蛛絲馬跡，大量的法典內容打壓遠遠多于鼓勵。西方法律對民權的認可為民眾利用檔案提供了合法性，不管檔案的公開程度如何，利用程度如何，至少在法律保障范圍內可以促成利用檔案的動機。中國的國家組織機構和政治體制是以家族宗法原則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百姓使用檔案得不到任何的理由和依據，而宗法家長制的管理體制又進一步阻礙了檔案的利用。中國歷來奉行家長制，對家中長者之言言聽計從，家長的話就是真理，祖宗的祖訓就是法律，而國家的統治者皇帝就是對這種禮制的最高監管者。在整個社會中對于違反了綱常倫理的事無需求助于官府就可在鄉里族長的主持下依照所謂的“禮制”即國家道德解決，而不是依靠國家專政機關的強制保障執行，即“民不舉，官不糾”，這種沒有法律約束的約定俗成的文化繼承，削弱了官府中文書檔案對老百姓的影響，大大擠壓了檔案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致使百姓對檔案證據性價值的忽視。希臘的民主政治和羅馬法律原則的確立為檔案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民眾在利用檔案時就有了社會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西方社會早期就已經利用檔案審理案件。例如“，在埃及人（嚴格地說埃及不屬于西方，但地中海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麥斯的墓里發現有訴訟銘文。麥斯幼年喪父，由母親管理他的財產，親屬們想瓜分這份財產，寡婦為了證實兒子的財產權，要求查看檔案，檔案證實了麥斯的財產權。”檔案證據性價值是檔案利用中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禮制觀念阻礙了檔案在社會法律范圍內價值的實現，檔案的價值僅僅體現為“維護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多用于文獻編纂、編史修志、教化民眾，檔案的政治性價值空前。社會大眾既沒有民權，又在禮制的約束下喪失了與檔案接觸的機會，導致整個社會檔案意識淡薄，檔案的社會性價值缺失嚴重。而西方個人權利在法律上受到保護，其利用檔案的合理、合法性毋庸置疑，進而加深了對檔案的認識和利用，圍繞檔案工作、檔案理論活動的展開更是順理成章的事，后來在西方國家掀起一系列檔案工作改革的高潮有其歷史必然性。歷史推進到今天帶來了一場席卷全球的信息技術革命，無論中西，世界各地的檔案事業都在經歷著科技浪潮的洗禮。檔案事業在科技文化的作用下中西差異的界限會變得越來越模糊，中國與西方站在了一個共同的檔案現代化的起跑線上。

三、總結

歷史面向未來，擺在中國檔案事業發展面前的當務之急是抓住信息技術的機遇，推動中國檔案事業在新的歷史進程中得到發展。在數字化時代到來的新背景下，中國的檔案事業可以借助這樣的信息技術革命為未來的檔案事業做好鋪墊，也許借助于新載體的數字化、網絡化檔案就是中國與西方檔案事業縮小差距的最佳途徑，更是中國檔案事業得到騰飛的舞臺。

作者：劉榮單位：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