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文化傳播體系的建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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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主義”是隨著西方現代文明的全球性擴張性活動而生根萌發的，它最初源于西方啟蒙思想家對歷史的多視點書寫，這種社會思潮在新的歷史時期仍以不同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文學、史學和影視文化等。尤其在影視文學方面，對傳統文化和歷史進行了解構，有意無意地迎合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不良傾向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對歷史的肆意篡改、過度戲說與消費、對經典的不當解讀和對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極力追捧等。為此，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依然存在的全球化語境下，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提升文化軟實力，正視我國當前影視文化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對傳統文化的皈依與接續

近幾十年來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之聲不絕于耳，但也很難也迅速扭轉西方人對東方文明與文化的無視與偏見。在這樣一個全球文化多元性共存的時代，“西方中心主義”思潮的流行無異于“殖民主義”在文化領域的變相實踐。雖然所謂的反“西方中心主義”者也注意到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的事實，但是這種文化交流的想象性行為是以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進一步完善提供的可資借鑒的“他者”形象為前提的。周寧在對唐納德F•拉赫與埃德溫J•凡•克雷的鴻篇巨著《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的解讀中提到：他們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思潮的同時還在建構并不斷重建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一種相反相成的文化詭計，‘反寫’的結果是‘正寫’”，同時指出了西方文化對異域知識的熱情，不僅是西方擴張的文化動機，而且促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超越。由此可見，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我反思不僅無助于削弱其影響反而進一步肯定了其兼容并蓄的優越性，加劇了對東方文明主體性地位的無視。

東方文明或者說中國傳統文明中的燦爛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都優越于西方，“從蒙元世紀到啟蒙運動的五個世紀，亞洲對歐洲的文化影響遍及器物、制度、觀念等不同層面”，歐洲文明也只是在近代以來暫時性地領先于世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視和割裂，將會和“全盤西化”一樣導致文化上的虛無主義，這是不能夠代表先進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也無力引導中國走向強盛。在“他者”與“自我”、“他救”與“自救”中，我們應該側重于后者。對于當前的影視文化建設而言，傳統文化是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一座精神上的富礦，我們理應善待之，善用之，影視文化欲求發展必須植根于其上。立足于傳統，就是要求影視作品的創作要尊重歷史，科學地、藝術地解讀和書寫歷史，正視傳統文化中的積極性元素并能動地選擇合適的手法進行大眾化傳播，引導觀眾重塑傳統倫理價值觀，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近來，熒屏上深受好評的影視節目大多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踐行這種理念。如張國立執導的電視劇《原鄉》，它講述了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里的一群身在臺灣、香港地區的老兵歷盡周折返鄉省親的故事，是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孝道、鄉情、血親、人倫和“仁義中和”觀念的形象詮釋，恰到好處地撩起了觀眾心中那塵封的感情記憶；《大河兒女》中塑造了一群性格鮮明、率真、耿直的人物形象，譜寫了一曲河南人民的奮斗史，多視點地描繪出了一幅厚重的中原文化圖像；紀錄片《河源》唯美地展示了西部地區的燦爛文明，以影視紀錄的筆法重新書寫了那一段段歷史；《舌尖上的中國》通過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飲食文化反映出了社會轉型時期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命運的變遷，以特殊的方式記錄下了對當前社會的思考，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了東方的古老文化，這些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曾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這話雖是在闡述一個民族歷史的重要性，然而這對傳統文化而言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如果在文化繼承上與傳統因素決然割裂，卻又不能建構新的文化體系，那么我們將會尷尬地被懸置于文化的“虛空”狀態之中，重新回到蒙昧、黑暗的時代。當國外的影視文化產品裹挾著“西方中心主義”思潮洶涌襲來之際，我們應致力于對民族文化的內核傳播，只有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皈依與接續基礎上的文化構建，才能夠進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現代化建設。

二、文化現代性的自覺構建

影視文化傳播體系的建設既不能是夜郎自大式的固步自封，也決不可毫無節制地“全盤西化”。我們既要讓西方先進的文化走進來，也要讓我們的優秀文化走出去，在雙向的文化的互動交流中以開放的姿態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基于國家的總體外交戰略方針，中央在1980年就成立了“中央對外宣傳小組”，主流媒體也著手構建大外宣格局，并不斷地進行對外宣傳的理論建設和實踐嘗試［3］。全球化的東方文化的傳播路徑的構建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傳播內容的建設與設計。影視文化的現代性或者說現代化建構應該是對傳統中國文化的一個發展，是著眼于現在，放眼于未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中的重要一極。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離不開文化的現代化。影視媒介對文化現代化建設的意義不僅僅表現為傳播內容中的文化品格的提升，有時候這種傳播活動本身就是一個建設性的行為。

對現代性文化內涵的科學詮釋是影視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表征。社會主義的文化應該是植根于大眾、面向大眾的。影視作品的創作要緊跟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的發展進程，加大對先進的、科學的文化研究成果的熒幕轉化率，將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優秀成果藝術地播撒于觀眾之中。影視文化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種大眾媒介的日常化的書寫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它與其他文化類型（比如精英文化）是完全割裂的，他們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的和可轉化的。影視文化的鏡像能夠讓我們看到精英文化的影子，并能夠對其進行普適性的闡釋和傳播，影視文化也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文化的現代性轉向。影視文化的現代性還體現為對現代性的文化環境的培育。大眾媒介對社會生活的介入和干預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環境的變化并進而決定人的行為和表現。麥洛維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媒介即情景”觀點就指出了：新媒介－新情景－新行為之間的事實性關系［4］，說明了媒介對環境的塑造和社會行為的影響。影視媒介不但能夠直接對社會現實環境的形成和改變進行干預而且還會營造出一個熒屏上的“擬態環境”。開明、公正、有序的現實環境固然是推動社會文明前行的必要條件，虛擬輿論場的構建也必不可少。影視文化的現代性最終表現為人的現代化，公眾的現代化人格和理念的養成。在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隨著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人的重要性，人的現代化轉型將是社會現代化推進的核心要素。大眾媒介文化的繁榮為公眾現代意識的啟蒙拓展了一個新的渠道、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堅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時展對影視作品創作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影視文化的現代性建設歸根到底應落實到對受眾現代化意識的引導上，在正視到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在多元中立主導，關注于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致力于民族文化自我意識的重建。

三、審美價值觀的理性引導

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就針對影視文化產業的價值取向從作為文化工業視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啟蒙還是欺騙”的質疑，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影視文化在市場主導和消費刺激下所具有的對受眾的迎合性特征。同時大眾媒介的特性也賦予了它與意識形態之間具有的天然的親近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生產的影視文化產品負載著的文化理念和審美價值觀肯定會對處于“異域”中受眾的固有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沖擊、消解還是融合則不一而足。媒介產業的發展為媒介文化的形成和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新媒介與傳統媒介共存的現實語境催生了當前審美價值的多元化景觀。針對社會轉型期對民眾造成的“心理震蕩”和“失衡”現象，胡占凡在《新形勢下主流媒體如何有效引導輿論》一文中明確提出：“主流媒體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主旋律、主流聲音，理直氣壯地堅持正確的導向和健康的價值取向。”［6］面對新形勢和新變化，我們的文藝創作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引下，堅持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的創作方向，將藝術造詣與價值理性的追求和諧統一起來，自覺擔負起以優秀的作品引領時代文化健康前行的重任。

四、結語

影視媒介對文化的傳播以藝術形象的感染力和形象示范力，迥異于哲學、史學、倫理學的哲理思辨性作用。它在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國家形象的塑造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推動力。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語境下建構我們的影視文化傳播體系，一方面是基于對國內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仍然存在的客觀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構建主流媒體的大外宣格局的需要。西方文化借助大眾媒介的強勢輸出態勢，勢必擠壓我們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生存空間。對傳統倫理解構的同時需要對新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否則我們將會使處于“懸空”狀態的大眾無所適從。社會轉型期的“陣痛”的社會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藍圖的實現都要求我們必須要正視影視文化在撫慰大眾、建構社會主義文化框架、塑造國家形象中的巨大作用。因此，當前影視文化傳播體系的構建應該著眼于提升文化軟實力，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目標，主要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正視與接續，對文化現代性的自覺重建，對觀眾審美價值觀的理性引導，在繼承傳統和對外借鑒的基礎上，科學地、理性地架構我們的影視文化傳播體系。

作者：孫建禮 單位：聊城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