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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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研究中部地區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定量關系，更好地促進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發展，分別建立了兩個子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求得各個子系統的綜合得分，再結合協調發展度模型計算2008～2015年各省的協調發展度。研究結果表明:2008～2015年中部地區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是不斷增加的，其中湖北省的漲幅最大，為66．24%，山西省的漲幅最低，為30．08%;從兩個子系統的相對情況來看，二者之間的同步發展程度還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可為中部地區今后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關鍵詞:城市化;生態文明建設;熵值法;協調發展度;中部地區

城市化速度的提高會帶來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但卻會對環境造成破壞，因此，怎樣把握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使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能夠互相促進，從而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是當今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Grossman和Krueger運用計量方法推導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認為生態環境會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呈現倒“U”型的變化趨勢［1］。ImbeM等認為城市化與城市的水資源需求增加、工業廢水和污水的過量排放、不透水地面的增加以及水量的減少、綠化面積的縮小等現象存在直接的關系［2］。Kim等基于生態響應和城市空間結構的視角來評價城市化的質量［3］。Li等以連云港為研究區域，運用耦合模型研究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4］。Maryam將美國作為研究區域，研究城市化和水環境質量之間的相互影響［5］。黃金川、方創琳推導得到曲線函數用以解讀城市化和生態環境的關系，并把浙江省的數據代入加以證實［6］。宋建波、武春友也用定量方法探討二者關系，并將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作為研究區域［7］。張子龍、陳興鵬、逯承鵬等通過計量方法分析出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不具備互動作用，但會導致環境壓力的擴大［8］。王長建等將烏魯木齊作為研究區域，用計量方法測算得到烏魯木齊的城市化水平會對其生態環境產生脅迫作用，并且前者對后者表現出先阻礙后促進的作用［9］。學術界對于城市化和生態文明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很少。姚曉娜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分析了綠色城市化的理念與挑戰［10］。宋正站在生態文明的角度，探討了工業化與城市化具有的問題以及怎樣加強二者的協調共進［11］。學者們對于二者關系的研究更偏向于理論角度，而本文站在實證角度，以中部地區為研究區域，定量分析二者的協調發展度，針對各省的情況進行具體討論。

1研究區域和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區域是中部地區，該地區人口規模較大，自然資源也較多，包括水、土地和植被等各類資源，經濟發展很快，三產比重逐漸提高，屬于經濟發展的第二隊列。近年來，中部地區的城市化速度越來越快，經濟發展也在逐步崛起，并且愈加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相關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的統計年鑒、其他各類統計年鑒和政府公開的網站及文件。

2研究方法與過程

2．1指標體系的構建

城市化發展涵蓋人口、經濟、社會與空間4部分。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2－15］，并結合中部地區的實際情況，按照系統性、科學性、可獲得性的原則，基于人口、經濟、社會和空間4個準則層，共16個指標來表征城市化水平(見表1)。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歸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使其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同步發展。因此，本文借鑒這一總體布局及已有研究成果［16－20］，結合中部地區的實際情況，基于生態經濟、環境、人居、文化與制度這5個準則層，共30個指標來衡量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見表2)。

2．2指標標準化與權重的確定

由于不同指標的單位不一致，在后續計算中會對結果造成影響，為便于不同指標對比，并能消除指標正負的干擾，應首先把收集到的數據標準化，對于方向相反的指標有著不同的計算方法，具體公式如下。使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具體過程如下。

2．3協調度模型

協調度用以評價兩個系統的關聯度，通過它能夠判斷兩個系統是否協調，并根據值的大小進行分類判斷兩個系統的融洽程度的高低，并為今后二者的發展提出對策。根據已求出的指標權重，計算兩個系統的綜合得分并計算其協調度，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按照如下方式計算［21－22］:式中，Fx為城市化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Fy為生態文明建設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協調度模型［21－22］的計算公式為式中，k為調節系數，k≥2，因為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兩個子系統，所以令k=2。

2．4協調發展度模型及判別標準

為了進一步研究近8年中部地區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程度及類別，本文使用協調發展度模型及判別標準［21－22］來進行詳細分析。協調發展度的計算公式為式中，T=αFx+βFy，α和β分別反映兩個子系統的重要度，一般將二者看作同等重要，所以α=β=0．5。基于已有研究［21－22］，按照D的數值把二者的發展關系劃分為30個基本類型，具體分類標準見表3。

3結果分析

3．1中部地區現狀分析

3．1．1城市化水平現狀分析2015年，河南省的城市化水平得分最高，社會準則層得分較高，該省的大學生眾多，且平均每萬人中的上網人數很多，帶動了該省的社會進步，進而提高其城市化速度。湖北省的城市化水平也較高，不難發現，該省的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處于較高水平，經濟城市化準則層得分位居第一，說明該省城市化速度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安徽省的城市化水平位居第三，空間城市化水平也排名第一，這主要是由于該省的人均建成區面積、住房面積和道路面積均處于較高水平，說明該省城市化速度的提升是由土地空間增大引起的。山西省城市化水平位居第四，其經濟準則層得分排名第二，但其他3個準則層得分均處于中下游位置，故而拉低了其城市化水平。該省經濟發展位居前列，得益于其工業產值的增加和服務業占比的不斷提高。江西省的城市化水平排名第五，經濟準則層得分處于中下游水平，社會準則層得分倒數第一，但其人口城市化水平排名第一，這是因為該省二、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在中部地區是最高的。湖南省的城市化水平最低，其人口、經濟準則層得分都是最后一名，這是由于該省從事工業、服務業的人員較少，人均工業總產值和每萬人的上網人數均處于較低水平。

3．1．2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現狀分析2015年，湖北省的生態文明建設水平位居第一，生態經濟和人居這兩個準則層的得分也是最高，該省的人均GDP較高，城鎮居民獲得的能夠自由支配的收入較多，醫療條件較好，擁有較多的衛生技術人員，同時單位GDP所損耗的能源較少，具有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山西省排在第二位，其生態文化與制度準則層得分均為第一，主要是因為該省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都比較重視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資，在文體娛樂方面的花費較多，且政府也不斷加強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治理強度，愿意將更多的錢花在工業污染治理、固體廢棄物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湖南省排名第三位，其生態文化與生態制度準則層得分均為第二。該省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較高，且都比較注重教育和文化投資，文教娛樂項目消費比重較大，且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投入了較多資金，生活垃圾處理效率較高，在治理工業廢水方面也具有較強的能力，有利于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偏高，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江西省的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排名第四，生態經濟水平和生態制度水平得分較低，但是生態環境水平位居第一，這得益于該省良好的綠化環境以及不斷擴張的綠化面積。安徽省排名第五，生態經濟、生態環境準則層得分卻位居第二，這是因為該省二氧化硫排放量較少，且對于固體廢棄物和污水施以較強的治理，治理效率在不斷提升。但是該省生態人居排名倒數第二，生態文化水平和生態制度水平均是中部地區最低的。中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最低的是河南省，其生態文化水平的得分較低，生態環境在中部地區處于最低水平，究其原因，發現河南省的環境指標都處于較差水平，尤其是化學需氧量排放過多。

3．2中部地區協調發展度分析

根據公式計算出中部6省每年的協調發展度，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根據圖1能夠發現，每個省的協調發展程度存在一定差異，變化趨勢也不一樣。不過總體來說，在這8a間，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不斷融合，聯系密切，二者的協調度也在逐年提高。

3．2．1縱向比較:各省協調發展度變化趨勢2008～2015年，中部各省的協調發展度在逐步提高，所屬類型也在向良好態勢發展。河南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2008～2015年間不斷增加，由0．4665增加至0．7232，漲幅為55．03%。該省的協調發展度類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008年為瀕臨失調衰退類城市化損益型，城市化水平相對落后，而于2015年變成中級協調發展類生態文明建設滯后型。但是河南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中部地區并不處于靠前的位置，在2010，2011，2012年和2014年均排名第五，2009年排名第四，其余3a為第三。山西省在這8a間的協調發展度為逐年提高，2008年為0．5738，2015年提高至0．7464，漲幅是30．08%。2008年，該省僅屬于勉強協調發展類城市化滯后型，而在2015年成為中級協調發展類城市化滯后型，這8a間該省生態文明建設水平一直領先于城市化水平。不難發現，該省的協調發展度得分排名靠前，2008～2013年均為第一，2014年以來位居第二。湖北省的協調發展度2008年是0．4630，逐年提高至2015年的0．7697，增長率為66．24%，漲幅很大。該省在2008年為瀕臨失調衰退類城市化損益型，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不夠融洽，而在2015年演變成中級協調發展類生態文明建設滯后型，從原先的城市化相對滯后變成如今的相對領先。湖北省的協調發展度處于相對靠前的位置，在2008年為第四，在2009年排名第三，在2010～2013年排名第二，僅次于山西省，但其在2014，2015年都優于山西省，位居第一。安徽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2008～2015年期間也是逐步提高的，由0．4547提高至0．7149，漲幅較大，為57．22%。該省在2008年屬于瀕臨失調衰退類城市化損益型，二者的作用較弱，到2015年變成中級協調發展類生態文明建設滯后型。從2008～2010年，該省的城市化水平相對落后，2011年以來，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且超過了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安徽省的協調發展度處于相對靠后的位置，在2010年排名第三，2011～2014年間為第四名，在2008年和2015年排名第五，在2009年是第六名。湖南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整體上也表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由0．4440增加至0．6942，上升了56．35%，上升幅度較大。該省在2008年為瀕臨失調衰退類城市化損益型，到2015年變成初級協調發展類城市化滯后型。湖南省這兩個子系統的波動較大，有時城市化水平低于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有時前者卻高于后者。該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中部地區處于最低水平，其排名除在2009年為第五名之外，其他年份均排名第六。江西省的協調發展度逐年提高，在2008年為0．4968，2015年提高到0．7185，提升幅度為44．63%。該省在2008年屬于勉強協調發展類城市化滯后型，2015年演進成中級協調發展類城市化滯后型，兩個系統的關系不斷改善，但城市化水平一直處于相對滯后的位置，在2008～2015年期間始終低于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從整體上來看，江西省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度在中部地區處于中等水平，在2008，2009年排名第二，在2011，2012年和2014年位居第三，在2010，2015年是第四名，在2013年為第五名。

3．2．2橫向比較:每年各省協調發展度對比總的來說，研究期間內各省協調發展度由高到低依次為山西、湖北、江西、河南、安徽、湖南。2008年，中部各省的協調發展度得分均很低，其中湖南省得分最低，山西省得分為第一名。2009年，各省的協調發展度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山西省還是第一，而排名最后一位的變成了安徽省。2010年，6個省的協調發展度均有明顯的增加，河南、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和江西的增長率分別是10．29%，7．99%，11．9%，12．23%，7．27%和7．77%。2011年，山西省的協調發展度仍位居第一，而湖南省仍是倒數第一，且山西省高出湖南省18．05%。2012年，除湖南省外，其他5個省的協調發展度均大于0．6，山西省最高，為0．7175。2013年，中部六省的協調發展度均大于0．6，山西省和湖南省仍然分別排名第一和第六。2014年，湖南省的協調發展度仍為第六名，湖北省位居第一，且比湖南省高13．09%。2015年，除湖南省之外，其他5個省的協調發展度均大于0．7，都屬于中級協調發展類。

4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中部地區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2015年，各省協調發展類型均演進至中級協調發展類，擺脫了之前的瀕臨失調衰退類，但兩個系統未能同步。山西和江西的城市化水平始終比不上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因此需要加快其城市化速度，使其與生態文明建設同步。而對于河南、湖北和安徽這樣的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在近幾年落后于城市化水平的省份而言，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升生態文明質量是其主要發展方向。對于湖南省來說，生態文明建設與城市化的協調關系較弱，其協調度波動較大，今后應多注重協調發展。針對中部地區的未來發展提出3條建議。(1)將城市化和美麗鄉村建設相結合。城市化速度的提升給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城市和鄉村的環境質量因此而降低。鄉村的建設對于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具有促進作用，因此要實現鄉村的生態經濟、環境以及文化的共同發展以完善鄉村的建設。中部地區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到資源的循環利用，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農村人民在奮力打造美麗鄉村的同時也能夠享受到城鄉一體化帶來的好處。城市化建設與美麗鄉村建設的有機結合，有助于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生態文明的建設，從而使城市化建設不斷融入到生態文明建設中。(2)轉變政府職能，強化資源合理配置。我國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分配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和壟斷，導致大多數的有利資源流向城市，這會阻礙生態文明的進步，還會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拖油瓶。因此，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組織、規劃和調配作用，簡政放權，減少對資源的壟斷，將更多的資源用于生態補償制度的落實和生態資源的修復，加快生態文明制度的建設，為城市化進程的綠色化、生態化提供有力支持，使生態文明建設與城市化同步發展。(3)提倡綠色科技，注重循環經濟的推進。經濟增長無法與科技發展相脫離，科技發展過程中如果注重綠色元素的引進，將有利于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因此，需要大力發展綠色科技，同時將科學技術的研發與生態保護結合起來，使用節能環保材料，把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量最小化，發揮綠色科技的優勢，將生態經濟推到一個愈加規范的道路上。同時要發展循環經濟，兼顧資源節約循環高效利用，有利于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實現城市化與生態文明建設齊頭并進、良性互動。

作者：傅春 趙雪茹 歐陽歡蕤 單位：南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