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人際關系的調查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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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所謂人際關系，一般是指人與人在相互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心理關系。人際關系的質量如何，直接影響著個體對社會的適應性程度，是個體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前導性因素之一。大學生正處于真正進入社會之前的學習和準備階段，心智發展逐漸穩定，對社會生活的認知、情感、行為反應方式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征。探討大學生的人際關系狀況，不僅有助于幫助大學生進一步明確自身在人際交往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其有可能的改進措施，形成更加深入的自我反思、自我教育意識和能力，完善自我發展；更能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有關大學生人際關系狀況的一般規律，發現問題、尋找對策。

正是因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人際關系的討論一直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中心話域之一，大學生人際關系狀況的分析也較為多見。但是，直接以少數民族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卻數量較少。在筆者查閱的文獻中，黃竹以少數民族大學生為被試進行調查，有因人際關系，影響學習或生活經歷的占被調查總人數的21．5％，且低年級學生的人際交往問題比高年級突出；柳萍、馬玲以甘肅非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為被式進行研究，在交談、交際、待人接物、異性交往四個維度上存在一般困擾的比例為55.22%、49.39%、20.12%、29.28%，存在較嚴重困擾的比例為6.71%、9.15%、6.10%、6.71%。另有楊曉萍、趙郝銳對民族院校大學生的人際關系調查顯示，32％較少困擾，34％存在一般困擾，32％存在較嚴重困擾；李銳等對云南民族地區大學生人際關系狀況調查顯示，其人際狀況不良數據為64%；周鵬生認為民族院校多數大學生人際困擾程度較嚴重。但后幾例研究并非直接以少數民族大學生為被試，且所使用的調查問卷不統一，其結果有待進一步討論。

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且呈現明顯的多民族混居、雜居、共居特征，多個民族往往共生共存。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各少數民族之間語言文字、文化傳統、節日習俗、衣著服飾相通、相近的情況多有發生，各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文化、心理、生活習慣等精神追求和物質生活方面也大多相互交融。在這樣的背景下，云南省少數民族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是否有其自身的規律，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應關注的問題。

二、過程與方法

1、被試：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選取了云南不同區域的11所大學的916名少數民族大學生為被試。其中女生699人，男生219人，彝族學生291人，占樣本容量31.77%，白族學生108人，占樣本容量11.79%，壯族學生78人，占樣本容量8.52%，回族學生74，占樣本容量8.08%，其余各少數民族人數較少，共計涉及11個少數民族，占樣本容量的39.85%。2、測量工具：研究以鄭日昌編制的《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為工具進行測量。該量表共28個項目，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量表涉及被試在交談、交際與交友、待人接物、與異性朋友交往等四個維度。量表為自陳式問卷，采用“是、否”兩點計分，答“是”計1分，答“否”計0分。3、數據的收集與處理：問卷集中發放、當場施測、當場回收，共發放問卷916份，回收916份，問卷回收率為100%。所有數據資料使用Spss11.5軟件進行描述及方差分析。

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被試的人際關系現狀總體良好經統計分析發現，樣本被試在《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交談”維度平均分為1.90，“交際與交友”維度平均分為2.54，“待人接物”維度平均分為0.92，均未超過臨界值（M＝6），“異性朋友”維度平均分為1.33，未超過臨界值（M＝5）。問卷總分平均分為6.70，人際關系狀況總體良好，只存在較少困擾（0<M<8）。但樣本中仍有5.57%的被試的人際關系存在較為嚴重的困擾，0.98%的被試人際關系困擾非常嚴重，在后續的診斷和干預中應引起注意。

（二）各少數民族被試的人際關系困擾程度不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的分析中，考慮到多個少數民族樣本人數過少，不適宜進行分析，課題組選取了樣本中人數最多的壯、回、彝、白四個少數民族進行了單因素方差統計，結果發現，各少數民族被試的人際關系困擾不存在顯著差異。經過調查走訪，研究者認為，這一結果的出現，原因可能有幾個方面：首先云南省各少數民族之間長期混居、共居、雜居，彼此之間較為熟悉，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均差異不大；其次，多數被試長期接受漢族文化教育，自中學階段起便長期在漢族集中的城鎮或城市生活，日常生活均與漢族沒有重大差異，各少數民族間的差異也不明顯；第三，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相較于少數民族身份，被試更多考慮的是交往對象是否真誠、友愛、相互幫助、雙方個性是否相互適合等普適性問題。

（三）被試在人際關系困擾方面的差異多與年齡、性別、專業有關，且多集中于待人接物和交際交友兩個維度與各少數民族被試的人際關系不存在顯著差異不同，課題組的分析發現，不同年齡的被試在《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上的總得分（sig=0.002）及交際交友（sig=0.006）、待人接物（sig=0.010）、與異性相處（sig=0.010）各維度上的得分都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性別被試在交際交友（sig=0.000）、待人接物（sig=0.026）兩個維度上的得分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專業被試得分只在待人接物一個維度上出現差異（sig=0.001）。研究者認為，這一結果與現實情況是相吻合的。不同年齡階段的被試，在生活閱歷、心智發展等方面均有不同，不同性別的被試有其不同的性別角色社會化要求，而被試的不同專業不僅意味著不同的專業課程學習，其在進行專業選擇時往往還會有意無意地考慮與自身性別的吻合度；這些因素，都很可能是影響被試人際關系一般狀態的重要原因。

四、討論

（一）多民族雜居、混居、共居狀態，以及長期接受以漢文化為主體的普通學校教育，應成為考察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人際關系時的重要著眼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位研究者發現，由于少數民族個體特殊的生活背景和各自傳統文化的長期浸潤，在進入以漢文化為主體的異域環境時，少數民族大學生往往需要一個明顯的適應、調整、融合階段，較多個體均可能在心理和行為反應上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沖突狀態，影響其人際交往的質量，帶來人際關系方面的較多困擾。其中，柳萍、馬玲的研究認為，語言是少數民族個體人際關系狀態的重要影響因素，正是由于語言不通、或者語言交流方面的障礙，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交談”維度上檢出了較高的困擾率。但在此次研究中，被試在總分和各個維度上的得分均未達到量表達定的陽性特征臨界值，“交談”維度的平均分更是僅為1.90分，遠低于臨界值6分，與以往部分研究的結論并不吻合。研究者認為，這與云南省少數民族與漢族長期雜居、混居、共居有密切關系。云南與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邊疆地區，在多個縣市均設有多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但是，從一般狀態上看，云南多數少數民族從歷史上既已形成了多民族雜居、混居、共居狀態，多個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往往相互通婚，共享節日，在語言文字、服裝服飾、傳統習俗、耕作方式、生產生活等多個方面均有相近和共通之處。在民族地區，能使用其生活區域內二至三種民族語言進行日常溝通和交流的少數民族被試也并不罕見。多名被試在訪談中也談到，在自己生活和成長的村落，往往漢彝雜居、漢傣雜居、或漢回雜居，等等，自己對共生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觀念即便談不上熟悉，但也決非陌生，在與少數民族相互交往時，在基本的價值理念上也并無沖突。而且，此次研究的調查對象是大學生，已經接受多年的學校教育，并且大多已經離開自己出生的少數民族村落，較長時間生活在以城鎮、城市文化為主體的地州或中等城市，事實上已經在漢文化中浸潤良久，在心理和行為模式上與漢族大學生差異并不顯著。在談及語言和交談問題時，多位被試表示，自進入小學開始，就開始接受漢語的教育，即便是曾經有過雙語學習的經歷，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受到考試制度的影響，民族語言也往往非常邊緣，大多僅在極少的課堂、以及課后才有機會使用。進入中學、大學以后，課堂教學語言更是完全為普通話，課后生活也以漢語方言為主，只有在老鄉聚會、與長輩通話、或是特定民族傳統儀式上才會使用民族語言。因此，在與漢族大學生、或者其他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人際交往和互動時，一般情況下均是以漢語進行，并不存在、或是較少存在因語言障礙帶來的人際關系困擾。基于此種情況，如果再考慮到當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式微、漢族文化（或者現代文化）日漸強勢這一時代特征，云南省少數民族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程度較少、與漢族學生無顯著差異這一結論似乎并不難理解。這也提示我們，未來在開展云南省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領域的相關研究時，應當更加關注其與各民族共同生活、以及長期接受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學校教育這一特定因素，而不是單純強調其少數民族身份。

（二）對少數民族大學生人際健康教育的工作方向似應有所調整和側重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位研究者認為，因其文化或心理上的沖突，少數民族大學生在人際關系上一般均會出現較為明顯的困擾。但從此次研究的結果來看，樣本被試的人際關系狀況總體較為良好，量表總平均分僅為6.70，低于量表“困擾較少”的檢出值“8”，“困擾較嚴重”和“困擾很嚴重”的總檢出率僅為6.55%左右，與之前的研究并不完全吻合。但研究者認為，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樣本被試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發展健康，狀況良好。從實際的調查過程來看，除上述討論過的多民族雜居、及被試長期接受漢文化為主的學校教育等因素外，這一結果的出現，還與調查所選用的量表有關。與研究目的相一致，此次調查選擇了鄭日昌編制的《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作為測量問卷。此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較高，有較好的信、效度，在人際關系領域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采用。從設計上看，為了實現對個體人際關系狀況的“診斷”，量表的每一項目主要要求被試陳述自身在人際間交談、交際交友、待人接物、與異性交往等四個方面是否存在明顯的心理和行為困擾，對被試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的態度體驗、價值觀判斷、心理模式、行為特征、影響因素等更深層次的問題并沒有涉及。但在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調查走訪、以及對調查對象的正式訪談中，研究者均發現，受到當前時代精神和社會不良文化的總體規約，包括少數民族個體在內的部分地方高校大學生都存在人際交往功利化傾向，對為什么要與人交往、怎樣選擇朋友、與朋友如何相處、大學生是否應該戀愛、可否同居、是否容忍婚前性行為等多方面的問題均存在價值判斷、態度傾向、心理體驗、以及行為反應等多個層面上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上未被診斷出陽性特征，并不一定意味著被試有良好和健康的人際關系，而只是意味著被試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沒有明顯困擾或困擾較少。當然，這樣的結果也提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應對包括少數民族個體在內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問題時，不僅應當考慮《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的篩查結果，更應當在此結果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搜集和參考其他信息，對被試進行深入的診斷、教育和干預，促進其人際能力健康發展。

作者：王晶晶 殷素梅 趙琳 單位：云南玉溪師范學院教育學院 云南師范大學成人繼續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