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詩經》的歷史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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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以極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是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淀。因此，筆者不僅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去認識其偉大，更是從整體上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蘊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關鍵詞

遠古文化、農業生產、宗族倫理、宗國精神、以人為本。

緒論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地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仆仆風塵的役夫征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等等。可以這樣說，《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著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淀。因此對于《詩經》，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士情蘊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據考古發掘，早在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便已開始了農業種植活動。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種較發達的定居農耕文化遺存，主要栽培粟、黍”。

（一）從出士的甲骨卜辭記載中可知，農業已經是商代社會的主要生產。卜辭中多次出現黍、禾、麥、稻等農作物名稱，農業生產的好壞乃是殷民族最為關心的大事。從土質豐厚的黃土高原的富饒的渭河流域發祥的周民族，更是一個專事農業生產的農業民族。

《詩經》是具有濃重的鄉土之情的藝術。且不說十五《國風》散發著濃郁的各地鄉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頌》的抒情詩中，也莫不沉潛著植根于農業文化的深深情蘊。這不僅僅表現為周人對農事的關心，對農神的崇拜和農事詩的創作，而且表現為體現在《詩經》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戀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來，從人類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講，眷戀鄉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馬史詩《奧德修記》中的希臘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戰爭結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歷盡千辛萬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鄉，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可是，以農業生產為根基建立起來的周代社會，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產生古希臘社會的對外擴張冒險精神。他們立足于自己腳步下的這片熱土，靠的是勤勞的雙手去創造自己的財富與文明。他們從來不愿意離開生其養其的土地，眷戀的是和平安適的田園生活，沉醉于濕馨的鄉土之夢。周人歌頌他們祖先后稷，是因為后稷教會了他們如何稼穡；歌頌他們的創業之祖公劉，是因為公劉帶領他們躲開了戎狄的侵擾，選擇了豳這塊適宜于農業生產的土地；周人歌頌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樣是因為他們再次躲開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飴”的周原，并且領導他們驅除了外患；周人歌頌武王，是因為武王革除了殘暴的君主紂王之命。一句話，周人對他們祖先英雄的歌頌，道德就在于這些祖先英雄們為他們創造了和平安穩的農業生活環境，而決不是這些英雄們在對外擴張中掠奪了多少財富和奴隸。

《詩經》是植根于中國農業文明的藝術，農業社會塑了中國人的農業文化心態。從一定意義上說，《詩經》就是我國一部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業文化精神的詩集。這不獨表現為在思想情感上濃厚的鄉土情蘊，還表現在創作態度、表現方式、寫作目的、審美觀念等各個方面。農業勞動對象在大自然中豐富活潑的生命形態刺激了“觸景生情，感物而動”的直覺感發式的創作沖動；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的依賴關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態，并決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現方式；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目的影響了傳統詩歌樂志暢神、自適自足、重在表現自身價值的寫作目的；農業社會人們效法大自然的和諧的節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為美的審美觀念；農業的周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中滋養了尚古意味和靜觀情趣。所有這些得到農業社會集體文化心理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創作與鑒賞的審美規范，并構成傳統詩歌農業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

（二）在《詩經》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正是這些，使《詩經》不但在作品題材內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為后世中國詩歌創作的楷模與典范，成為中國人讀來最親切因而也最喜愛的作品。

二、以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來是文化的主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都是人的創造，文學作品豐富的內容以人為中心得以表現，應該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學，尤其是古希臘文學傳統中，人的生活卻往往通過神的主宰來實現。在古希臘人眼中，上帝創造了人，神主掌握著人的命運。因此，人在世間的一切活動，都是一種神意的安排，古希臘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據說是盲詩人荷馬創作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是以歌詠氏族部落和過去歷史事實為基礎的。“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

（三）古希臘人在公元前12世紀初遠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進行了十年戰爭，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所寫的正是這個“英雄時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歷史，可是有荷馬史詩中，戰爭的起源卻因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愛與美之神阿芙羅狄蒂三個爭奪那個由專管爭吵的女神厄進而斯丟下的“引起爭執的金蘋果”而起。在古希臘戲劇中，像埃斯庫羅斯的《奧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戲劇的形式來描寫沒落的母權制跟發生于英雄時代并獲得勝利的你權制之間的斗爭”。

（四）但是，故事卻以“命運“和“神的判決”的方式來實現其最終結局。總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認為上帝和眾神永遠控制著人類的生活與命運，并且以這種觀念和情感進行藝術創作，是古代西方文學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國文化中，卻沒有一個像西文基督教那樣創造了宇宙和人類，而且一直干預并指導人類生活的“上帝”。中國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對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出現，而不是有意志的神發號施令，人的命運主要由人自己來把握。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種所謂“天命”的東西，但是這種“天命”決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運”，更不是神的預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惡之行的必然結果。這種觀念在周人那里已經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在周以后的中國人看來，盡管黃帝、顓頊、堯、舜、禹、成湯、周文等傳說中的“明君圣王”都發跡于“天命”的眷顧，但“天命”眷顧他們的原因卻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們自身的努力獲得的。人的命運，或者是國家的命運靠人自身來爭取，正因為具有這種面對人類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國文化才真稱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國文學才真正稱得上是人的文學而不是神的文學。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詩集，表現出鮮明的以人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頌玄鳥》這兩首詩在寫到商周祖先降生時略具有神話因素沉積外，其他作品都沒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這里我們看不到眾神的足跡，也看不到神對人事的判決和預言。即使在《詩經》中保存下來的商代頌詩里，“天命”所以垂顧商人，如《長發》詩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這百樣的好運歸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結果。而商的中興則由于天子能禮賢下士和伊尹的幫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長發》）。《周頌》、《大雅》中描寫周人受命于天的發跡過程，就是自后稷、公劉、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斷努力、進德修業的過程。如《皇矣》詩中所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反之，當宗周面臨崩潰之時，盡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兇象，詩人仍不上戰戰兢兢禱告上天，而照樣認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對國家的興亡從人事上尋找最終的原因，并且把它訴諸詩的創作，這是周人以人為本的哲學、政治思想在文學中的最鮮明體現。

三、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

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宗法制下濃重的倫理情味和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詩經》創作的現實主義態度。

“現實主義”本是我們借用西方的名詞，它最早在文學領域里的出現是在席勒的《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1794-1796年）這篇論文里。在這里，席勒是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對立提出的。作為一種現實主義創作潮流，它又特指產生于19世紀中葉，以暴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為主要特色的面對現實的創作，又被人們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點為“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地它進行比較寬泛的理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寫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創作，由此他們認為《詩經國風》里有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但我們這里借用“現實主義”這一名詞來概括《詩經》的創作傳統，并不僅僅止于《國風》的一些創作，而是從民族文化的傳統出發，看整部《詩經》的創作者們如何立足于社會現實，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觀察生活，描寫生活，抒發情感和表現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學創作精神的。

首先，我們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指《詩經》是直面現實的藝術。以農業生產為根本的周民族，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務實的民族。他們根據四時節令的變化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國家。這使他們很早就認識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觀規律性，從而擺脫了自然泛神論觀念的束縛，以更實際的態度來看生活。現存《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一篇，相傳是夏代遺書。《史記夏本紀》中說：“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不管這話是否則可靠，但《夏小正》無疑是產生極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歷順序，詳細記載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應的變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對時令氣候的比較科學的觀察與認識。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古老的反映農事生活的詩篇《豳風七月》，最鮮明地表現了周人由農業生產實踐而產生的面對現實的創作態度。《詩經》是面向現實的藝術。這不僅表現為農事詩的描寫，面向現實的生活觀念使周人把詩的創作看成對自己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是現實主義的眼光使詩人對社會生活具有了最為敏銳的觀察能力，使詩人能夠把握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素材，對各種生活現實進行深刻的提示與描寫。大至國家的宗廟祭祀、軍事戰爭、宴饗朝會、政治變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蠶桑耕耘、屯戍徭役、婚喪嫁娶、娛樂游觀，都是《詩經》所要描寫表現的對象。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使《詩經》具有寫實和樸真特征，具有生活的親切感，從而引導人們去關注現實，熱愛生活，批判社會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激發人們對于理想生活進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為一部生活的教科書，具有巨大的社會教育力量。

其次，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指《詩經》直面現實的情感抒發。中國很早就有“詩言志”的傳統，把詩歌看作表達詩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藝術形式，這也使抒情詩很早就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樣式，使中國成為抒情詩的國度。按黑格爾的話說，抒情詩和史詩不同，“正式史詩只能出現于原始時代，而抒情詩卻在民族發展的任何階段中都可以出現。”十五《國風》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經是下層貴族的表達個人情感的抒情創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絕大部分抒情詩都是各級貴族的有目的的創作，他們都已經屬于黑格爾所說的“最卓越的抒情詩人”，他們的創作，已經標志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處于很高階段，周代詩人已經是有著高度文化教養的詩人，他們已經在個體的抒情詩來表現我們民族的現實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總之，詩人在直面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各各樣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詩中得到表現。

總結

以上，我們從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等三個方面對《詩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實，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遠不止此。《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和藝術的升華，它生成于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關于它的文化意蘊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