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易代小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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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代小說大體上經歷了“廢”——“興”——“廢”——“興”的主題演變過程。元末明初產生的易代小說，突出大一統王朝的覆亡，體現了一種濃重的歷史興亡感。明嘉靖至萬歷年間，易代小說總體上突出新興王朝之開國，充滿建功立業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際，不論是“歷史”小說還是時事小說，都有著濃烈的亡國之音。“康乾盛世”后，僅有的易代小說重新敷演鼎舊革新的開國故事，歌頌新興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說逐漸走向衰亡。

關鍵詞：易代小說：流變：興廢

易代小說就是以易代之際為主要敘事時間，以主宰王朝興亡的歷史人物為描寫對象，以易代“興廢爭戰之事”為主要內容，以興衰為敘事線索與情節模式，有著強烈興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長篇章回歷史小說。易代小說自元末明初至清中葉，大致經歷了“廢”——“興”——“廢”——“興”的主題演變過程。這種發展軌跡，與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際、清初中葉的歷史時期相適應。

一、元末明初

在元末明初的亂世環境中誕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說——《三國志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隋唐兩朝志傳》描寫了中國歷史上東漢末至西晉、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這三個著名的由統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統一的時代，且重點突出了漢末三國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遞嬗。在易代興廢的主題中，《三國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著眼于統一王朝的崩潰，如《三國演義》始于東漢的“亡”、經歷了近百年的大混戰，形成了三國定鼎的格局，但紛爭仍未停止，最終三家歸晉，天下一統。但這種一統的結局似乎并沒有彌補整部小說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劇氛圍。《三國志演義》中的正統觀雖然不如毛宗崗《三國演義》評本強烈。但毫無疑問，“擁劉貶曹”的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論是從儒家的倫理道德出發，還是就皇室血統而言，以“興復漢室”為己任的劉備無疑成為拯救大漢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漢也被視為大漢王朝的延續。因此，從歷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漢止，漢末三國的易代就已經演述完畢，但從小說的具體處理而言，劉備、諸葛亮、姜維等蜀漢的君臣還在為興復漢室進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到劉禪的最后投降，大漢王朝才真正滅亡。因此，雖然三家歸晉，天下從此結束了分崩離析的局面，但結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歸結為“天數茫茫不可逃”。

黃巢起義導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離析，梁、唐、晉、漢、周如同“傳郵”般迭相更替。《殘唐五代史演義》在描述此段歷史時，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黃巢、朱溫的“滅唐”與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為貫穿全書的主線。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視為大唐王朝的延續，真正的唐王朝的滅亡，也就是后唐的滅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滅亡已是五十回。寫完了后唐的滅亡(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唐王朝的滅亡)后，作者僅僅用了十回篇幅分別寫了劉知遠建漢，郭威建周，趙匡胤建宋。因此，趙景深曾說：“大約寫書的人寫到唐，便沒有耐心再創造出英雄來；連劉知遠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話》《劉知遠諸宮調》《白兔記》均有詳敘)都來不及加進去了。”作者之所以沒有興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殘唐五代史演義》雖曰“五代史演義”，但其中心卻在唐之覆亡，這個“唐”不單純指大唐王朝，還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續——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畢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僅草草了事。

《隋唐兩朝志傳》雖日兩朝演義，實際上自隋煬帝荒淫誤國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際的歷史，展現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圖。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記唐高宗至僖宗數朝歷史，因此褚人獲批評其“前多闕略，厥后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而孫楷第更是推測此數回內容“當即萬歷間商賈所為”。九十一回之前的內容，也非僅為李唐一方，小說家在重點突出李淵、李世民的同時，對其他亂世豪杰著墨也不少。因而歐陽健評價說：“事實充分表明，《隋唐兩朝志傳》的主體仍在隋朝之‘廢’與群雄之‘興’”。但這種“廢”“興”的重心在“廢”而不是“興”，與《英烈傳》等開國建朝作品的基調有所不同。

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說，整體展現了三個歷史時期的易代畫卷，在興廢的遞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統王朝的覆亡，突出亂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戰，體現了一種濃重的歷史興亡感。

二、明中后期(嘉靖——萬歷朝)

此時期社會總體上較為穩定，雖然社會政治出現了許多危機，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數民族叛亂、滿族勢力的潛長等。這些民族矛盾對明代社會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可是對明王朝來說，還不足以撼動其政權和損傷其漢民族的尊嚴。又如政治危機加深：劉瑾亂政、武宗昏聵、寧王叛亂、世宗不理朝政、嚴嵩專權、萬歷怠政、朝野黨爭日漸激烈等。這些問題確實也危機了中央政權。但對于高度中央集權，穩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來說，還不足以使其頃刻崩潰而覆亡。雖然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亡國的危險，但普通民眾仍然沉靜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氣象之中。

在這種“繁華與危機的雙重刺激”下出現的易代小說，凸顯的是開國帝王的赫赫功勛，而不重視舊王朝的覆亡。此時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開運英武傳》。《皇明開運英武傳》乃郭勛編撰(或授意其門人編撰)，其寫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學創作，而純粹出于政治目的。鄭曉《今言》、陳建《皇明從信錄》、沈德符《萬歷野獲編》都載有此事，茲不贅述。郭勛的目的在于稱頌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廟。因此，此書的讀者或者聽眾是當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勛在此書中大肆稱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勛。但從易代小說的流變而言，《皇明開運英武傳》成為一個信號或標志，即易代小說對于易代的書寫，已經從重舊王朝之覆亡轉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從重“廢”轉移到重“興”。繼它之后的易代小說幾乎都以開國建朝為主題。如《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重點演義李世民君臣開大唐基業事，其內容與《隋唐兩朝志傳》大體相同，但編撰心態則異。《隋唐兩朝志傳》自隋煬帝荒淫誤國始，寫隋末天下大亂，竇建德、楊玄感等人相繼起兵。而《唐書志傳》則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鐘谷子《述古風》一篇，單揭唐創立之有由”，接著錄下了此篇總結隋覆亡的長詩。此詩《隋唐兩朝志傳》也有，但并未有“單揭唐創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國開篇，一開國開篇、且強調“揭唐創立之有由”，二書的編撰目的大體已定。而《大唐秦王詞話》更是歌頌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勛，因而稱“秦王演義傳”。《南宋志傳》敘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幾乎就是接《殘唐五代史演義》中的后唐覆亡而來。雖大體演述五代到宋初的歷史，可叫五代史志傳或五代演義，但約一半以上寫趙匡胤的故事，一直寫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傳》主要敘述的是大宋開國的歷史。《兩漢開國中興志傳》演西漢之開國及其東漢之中興，《西漢通俗演義》主要“發明楚漢相爭事”，《東漢通俗演義》則主要敷演劉秀二十八宿中興東漢的故事。因此，嘉靖至萬歷年間，易代小說的總體傾向，就是注重新興王朝之開國，而不在意舊王朝之覆亡。這種傾向，自然消解了濃烈的興亡之感，更少亡國之音。

當然，此時期的易代小說傾向雖相似，前后期的創作心態則不同。具體而言，嘉靖時期至萬歷前期(萬歷二十年)，小說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發自內心地謳歌開國君臣(尤其是明王朝的定鼎者)的英雄業績；萬歷后期，小說家則主要是出于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深憂患，借歷史上的開國中興帝王以警醒當朝。表達王朝中興之夢。

三、明清鼎革之際(明崇禎至清順治朝)

“世道之變，文亦因之。”天啟以前，國家內亂不止，但彼時國家還未到覆亡的時刻，亡國的危機主要被部分有識之士所察覺，尚未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共識。此時期的易代小說主要借歷代開國中興故事來表達中興之夢，以此激勵或勸誡當局。但至天啟、崇禎朝，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國勢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勢。此時期的散文詩歌，多以救亡懷故為主題，即郭預衡先生所稱的“易代之文”、“易代學人之文”。

此時期的易代小說不再沉湎于開國中興之夢，開始直接面對王朝之覆亡。小說家起初僅借歷史上著名的亡國史事，來表達一種亡國的情緒。接著，明清鼎革時事成為易代小說的主要內容。小說家出于對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的怨恨、仇視，因而編撰了剿闖系列小說；滿清鐵騎的惡行，又促使了《七峰遺編》、《海角遺編》等作品的產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義》等作品問世。

此時期的易代小說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歷史”小說，包括《隋煬帝艷史》、《隋史遺文》、《有夏志傳》、《有商志傳》。這些小說都有濃厚的亡國之音，如《隋煬帝艷史》“雖窮極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語，與夫詩詞之類，皆寓譏諷規諫之意。使讀者一覽，知酒色所以喪身，土木所以亡國，則茲編之為殷鑒，有俾風化者豈鮮哉!”委蛇居士也認為作者之意在：“要知極張阿摩之侈政，以暗傷隋祀之絕，還以明彰世人之鑒見。”作者開篇則感嘆隋煬帝將一座錦繡江山、金湯社稷，為了兩堤楊柳、幾只龍舟喪盡。而《隋史遺文》同樣充滿著強烈的借隋煬帝亡國事以諷喻時事的特點。如：“官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說苑囿，不過是略取點綴，可以適情而已，著甚要緊。定要移山換水，迭異徵奇。初時把一塊荒榛衰草之地，變換作錦繡園林。到后來錦繡園林，仍舊還做了荒榛衰草。一段乾忙，許多花費，都在那里。況且不知拆了多少房產，成得一兩座亭館；毀了多少田園，成得一兩座池臺；多少人兒啼女哭，博得個一院笙歌；多少人百結懸鶉，博得個滿身羅綺；多少人鳩形枵腹，博得個食前方丈。卻只是侈心不歇，這便是真正大癡人了。”

一類為時事小說，包括《剿闖小說》、《定鼎奇聞》、《鐵冠圖全傳》、《末明忠烈奇書演傳》、《海角遺篇》、《七峰遺編》、《樵史通俗演義》。這些小說較之“歷史”小說更充滿了強烈的亡國情緒。大明覆亡、崇禎自殺，在小說家看來，是“壬申三月之變，天摧地裂，日月無光。”悲慟之余，他們哀嘆道：“嗚呼!痛哉!以亙古未有之奇禍，加于明朝；以三百年無缺之金甌，墮于彼賊。誠使天崩地裂，鬼泣神號，異兆臣民，無依無怙。”小說家寫魏忠賢誤國事，是“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對導致大明王朝崩潰的罪魁禍首李自成、張獻忠等更是深惡痛絕，于是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國家之事，下不與謀。天不共戴，則除兇雪恥之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憂世之情郁。于是乎聞賊之盛則怒，聞有絀首拜賊之人則愈怒；聞賊之衰則喜，聞有奮氣剿賊之人則愈喜。怒則眥裂發豎，恨不得挺劍而椹其胸；喜則振足揚眉，恨不得執鞭而佐其役。”面對清兵大肆屠殺的暴行，小說家表現了無奈與屈辱，因而曰“滿洲服飾滿洲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胡人滿眼淚，滿腔心事滿腔愁。”而對于其中的失節之人，則更是嗤之以鼻，大加嘲諷，如題《西江月》詞罵錢謙益降清：“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龍。詩書萬卷貫心胸，表表東林推重。南北兩朝元老，清明二代詞宗。貪圖富貴興偏濃，遺臭萬年何用!”(《海角遺編》第三回)對于南明政權，無疑又寄托了中興之夢，因此曰“今日商盤再奠，漢鼎重光，必至誠深求，大創一番。”而最終中興無望，成為遺民的小說家選擇了“日存山中，量晴較雨，或亦負薪行歌”的生活，雖然“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失，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況敢問時代之興廢哉?”但興亡之感又豈能轉瞬即逝?

綜上所述，此時期易代小說普遍具有強烈的亡國情緒，不論是明亡之前的殷商之鑒、隋之教訓，還是亡國具體畫面的再現，亦或是亡國后的悲慟與反思，都蘊涵著親歷易代的士人痛入骨髓的悲哀。同時，這種悲哀隨著大清王朝的定鼎，又自覺不自覺地走向抑制，甚至有對新王朝的接受與歌頌。這種矛盾心態一直延續到了康熙年間，影響了易代小說第四階段的創作。

四、清初中葉(康熙至嘉慶朝)

此時期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康熙年間，一是雍乾之后。

順治初年到康熙中葉，是清朝統治比較寬松的時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對一些著名的抗清遺民并未加以懲治，如對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未加禁錮；對于征召不至者，也未加治罪。因此，這一時期的一些遺民學者，講學著書，“眾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魯迅語)，也無甚顧忌。一般文人的言論著作，也比較自由。因此，康熙年間的易代小說，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崇禎、順治年間的易代之思。如毛宗崗《三國演義》評定本、褚人獲《隋唐演義》等。這些小說，無疑延續了前一時期小說對興亡的感慨，有著沉重的歷史感。但隨著時局的發展，小說家對易代興亡的感慨逐漸不如前一時期的深切與強烈，而更多的是一種置身事外的理性思考。如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的《隋唐演義》雖然素材還是以往的素材，但作者卻已在此間充入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且認為隋唐兩朝的覆亡根源是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貴妃兩世姻緣的輪回。

康熙后期，一方面明末遺民大都自然消亡，清王朝的統治已經相當鞏固；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通過鎮壓、羈縻的雙重策略，加大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信號。“《南山集》一案，對于一代文章甚有影響。這不僅因為名世之死，可為鑒戒；更因為方苞被赦，可為楷模。”雍正統治其間，文字獄迭興，其政令之嚴，也甚于前代帝王。乾隆為政，頗似康熙，在位其間，文治武功，號稱極盛。通過這幾代帝王的勵精圖治，大清王朝也迎來了它的“康乾盛世”。如此盛世光景，勢必增強民眾對王朝的認同感，也勢必催生盛世之文。因此，飽含滄桑感慨的易代文學逐漸不合時宜，《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以《外史》觸時忌”，搬演“兒女之情”、“興亡之感”的洪升、孔尚任也相繼被黜，易代小說也逐漸走向衰弱。正如陸機《辯亡論·下》所說：“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字，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盛世光景下僅有的易代小說的主題又再一次發生了改變，即開始重新敷演鼎舊革新的開國故事，歌頌新興王朝的定鼎。因此，清中葉(主要是乾隆朝)的歷史小說“不再像人清不久時的作品主要是在抒發亡國之痛，而是著重渲染開國之興，歌頌唐宗宋祖等應天順人，澄清海宇而得有天下的‘真命天子’。”這類作品以《飛龍全傳》為代表，此書敷演宋太祖趙匡胤怎樣由“潛龍”變成“飛龍”的過程，歌頌的是趙匡胤的俠義風范以及為開創大宋天下，還民以太平的赫赫功勛。雖然此書寄托了作者的“郁結之思”，但這種“郁結”主要體現為對世道人情的感慨與個人的失意，而不是亡國之悲。《北史演義》敘事自北魏末年始，至隋文帝統一天下。其中尤其突出北齊的立國故事以及北齊的開國帝王高歡。這些小說從素材而言，無疑都有亡國之要素，然而，小說家無一例外都忽略了此要素，而看重新興王朝的定鼎。因此，作品充滿了建功立業的豪氣，而無王朝覆亡的感傷。

縱觀元明清朝的易代小說，其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廢”——“興”——“廢”——“興”的發展演變過程。那些抒發濃烈興亡感或亡國之音的作品，是易代小說的代表；而歌頌真命天子定鼎寰宇的易代小說，則更多地失去了歷史的厚重感，其藝術感染力也難以望前者之項背。